錢三強三次受挫:原子彈升空後三天即被下放改造

　本文作者春江曾與著名科學家錢三強有過幾年的密切接觸。對黨一向忠誠並對中國科學事業有過重大貢獻的錢三強，在幾十年的工作中，曾遭受過幾次挫折。從這些痛苦的經歷中，他深深地感覺到，做好黨的領導工作是非常不容易的，許多問題的解決也需要時間。

　　因寫作《裂變之光》，我與錢三強有過一段密切接觸。1986年春，當書稿在中國青年出版社發稿以後，我向他提出：“你是對黨忠誠、有重大貢獻的科學家，幾十年來，你認為我們黨還存在哪些弱點、問題，存在哪些亟待解決的弊端？你對黨的感情很深，意見會更有價值，如果你願意談，我很想聽聽。”

　　老科學家是一位很豪爽也很嚴謹的人。可能由於幾年來多次交心，他對我有了一點信任，就熱情地和我談了兩個多小時。

　　他談到，黨的有些領導人認為手中掌握了馬列主義，往往過分自信。因此，強調統一，強調服從，厭煩批評，容不下不同意見。雖然有時也提出批評與自我批評，但是一旦有人提出尖銳的意見，就容易變臉。而知識分子，一般都是追求真理，獨立思考，喜歡提出不同意見的。黨的有些領導人接受不了這些意見，往往認為這些有獨立見解的知識分子對黨不忠，甚至認為是反黨。歧視，打擊，便自然產生。有的被戴上右派帽子，劃入另類，受盡折磨。而唯唯諾諾者往往受表揚，說假話、討領導喜歡者往往得到重用。

　　談話結束了，我又回到合肥。

　　1987年2月6日，錢三強給我寫來短信說：你寫作這部書稿的時候，正是中國現代史的轉折階段。希望今後，犯錯誤的機會少一點。他約我儘可能來京，“等你來時見面再談。”

　　不久我趕到北京，老科學家和我熱情地談了六次，每次約三個小時。這是他最後的歲月，他誠懇地講出了一些真心話，為自己所熱愛的共產黨把脈，特別對知識分子政策問題提出了善意的批評和建議。

　　第1次提出建議惹來一場風雨

　　1956年，錢三強帶領40多名科學工作者在蘇聯實習考察。著名物理學家錢學森從美國回國，也來到蘇聯和錢三強一同考察。錢三強熟悉法國和西歐的情況，錢學森熟悉美國的情況，兩人一見面，互相交流信息，更增加了對開展科學事業的信心。

　　1950年，毛澤東對戲劇界提出“百花齊放，推陳出新”。1956年在討論怎樣領導科學工作時，毛澤東又提出：“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科學和藝術界的思想開始活躍。

　　1957年，全黨開始整風。國內各機關團體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向黨提意見，幫助黨整風。這場運動，轟轟烈烈，震動了全國。

　　這時，駐蘇大使劉曉奉命來找錢三強、錢學森兩位科學家，徵求對黨內整風的意見。談到當時的情景，錢三強說：“學森剛從美國回國不久，對情況不夠了解，就沒有談什麼意見”。這時的錢三強，已經參加工作9年，入黨也已經3年了。他很深沉地說：“我自認為，黨對我十分信任。我既然參加了這個組織，就應該愛護這個組織。黨要求我幫助黨整風，又派人來徵求意見，我應該講出真心話。當時，滿腔熱情，沒有任何顧慮。”

　　他向劉曉談出了心裡話。他談到法國和蘇聯的科學工作的管理和領導狀況，第一次對黨的領導工作提出建議：法國的科學家，每年有固定的經費，研究項目，由科學家徵求各方面的意見自己來制定計劃，政府在一般情況下不過問，科學院的管理工作由科學家自己來管理和領導。蘇聯從彼得大帝時期，就吸收法國的經驗；在斯大林時期，黨組織在科學院也只是做思想工作和後勤工作，一切由科學家自己來管理和領導。

　　因此，錢三強提出建議：“中國應該吸收法國、蘇聯這方面的經驗，改進體制，充分信任知識分子，讓他們有職有權，業務和行政工作可以由科學家自己來負責，黨的工作可以抓思想教育，協助科學家搞好工作。”並且還提出具體建議：“如果體制上不好馬上動，可以先選拔幾位有才幹的科學家到領導崗位上來，參加領導工作，這會很有力地推動科學事業的發展。”

　　錢三強是坦率的、真誠的。他自認是一位忠誠的共產黨員，是在為改進黨風獻計獻策。可是，他提出的建議，仍然被一些領導人認為是不尊重黨的領導，實質上是取消黨的領導，是反黨言論。

　　早在反右派運動前，錢三強就感到科學院裡有種不太協調的氣氛。二機部直屬於國務院第三辦公室領導。第三辦公室則由一位資格很老、威望很高、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老革命領導。

　　1955 年，二機部有一位部長，另外還有幾位副部長。在領導班子中只有錢三強一個是科學家。部長是來自晉察冀的老幹部，高中文化水平。他懂得搞科學研究不能離開知識分子，但是，在思想深處他則堅信知識分子是屬於資產階級的，必須脫胎換骨。他帶來一位得力助手擔任原子能研究所黨委書記。這個年輕人也來自晉察冀。反右派運動一開始，他就表現出一副敢沖敢闖的架式。有一次黨內開會，他發言很激動：“什麼你公、我公的？資產階級思想泛濫……”

　　錢三強講到此處搖了搖頭：當時大家都互稱“錢公、李公……”表示尊重。這位助手認為這就是資產階級風氣。當時國務院第三辦公室副主任宋任窮也參加了會議，這位老革命對那個年輕助理說：“你這話過火了。那不過是一個尊敬的稱呼，怎麼能這樣認識？”

　　助理臉紅了：“我是想改變一下空氣，橫掃一切污泥濁水。”

　　宋任窮說：“你還年輕了一點，不要過火。過火了就不那么正確了。”

　　雖然有宋任窮那樣的老革命尊重知識分子，但是，在那種緊張的政治空氣里，許多人都變了，瞪大眼睛找資產階級。而且，時隔不久，宋任窮又被調出二機部。這股歧視知識分子的風越來越盛。

　　錢三強建議要增加幾位科學家進二機部的領導班子，這應該說是合理的。但在當時，這就變成了外行不能領導內行的右派觀點。錢三強這樣的思想、這樣的觀點，能不引起注意嗎？

　　領導們都知道，錢三強在法國讀書時就參加了地下黨活動；畢業後放棄了法國優厚的待遇，毅然回到祖國；回國以後，國民黨要員誘以高官厚祿，他都不為所動。他是如此衷心擁護黨，怎麼可能反黨呢？但是，災難仍然罩在頭頂。反右派運動中幾十萬知識分子被戴上右派分子帽子，接受勞動改造。錢三強的右派問題也提到了議事日程，但由於毛澤東、周恩來和聶榮臻的保護，他才僥倖沒有被扣上“帽子”。

　　第2次委婉批評招來巨大災難

　　反右派運動以後，原子科學的大發展仍然繼續前進，而且在不斷加快步伐。

　　1958 年2月11日，中央決定將第三工業部改為第二工業部。7月1日，錢三強領導的物理研究所改為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所，由二機部和科學院雙重領導，所長仍然是錢三強。研究所由5個研究組擴大為8個研究室和兩個工程技術單位。錢三強推薦物理學家鄧稼先參加核武器研究所。

　　9月27日由蘇聯援助我國建設的第一座實驗性原子反應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產。

　　1959 年6月20日，蘇共中央拒絕向我國提供原子彈模型和技術資料。中共中央決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發展原子能事業。錢三強領導原子能研究所轉入為核工業服務的軌道，承擔了科技攻關和培訓幹部的任務，同時還選派成批的優秀科技幹部輸送到核工業的有關院、所和工廠，負責科技工作。錢三強推薦有組織能力的實驗物理學家朱光亞擔任核武器研究所的副所長。

　　1960年7月18日，毛澤東在北戴河會議講話：“要下決心搞尖端技術。赫魯曉夫不給我們尖端技術，很好�犎绻�給了，這個賬是很難算的。”

　　錢三強知人善用，積極引薦。在他的帶領下，經過了1958年大躍進，浮誇風，經過了多災多難、忍飢挨餓的1960年，原子科學事業始終在艱難地前進着。

　　1962年，中央在北京召開七千人大會，毛澤東在會上做了檢討，讓劉少奇、周恩來等人來負責第一線的領導工作。1962年在廣州召開的知識分子會議上，周恩來興高采烈宣布“知識分子已經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陳毅元帥為知識分子脫帽加冕，行鞠躬禮。這次會議很有影響，在知識分子中間喚起了一股熱情。

　　在錢三強的腦海里，毛澤東和周恩來總是意見一致的。這一次周恩來沒有請示毛澤東，大膽地在知識分子這個問題上另闢蹊徑了。錢三強從內心裡贊成周恩來的觀點。他認為，前幾年，黨的政策出了一些問題，現在應該積極支持周恩來扭轉這一局面。

　　錢三強在回科學院傳達會議精神的時候，心情激動，聯繫實際，他講了這樣一段話：

　　聶榮臻元帥說：他要當科學家的後勤部長。我們有些支部書記不是這樣。他們不積極幫助科學家解決困難，只知道看檔案、抓批判、搞運動，實際上是起了阻礙作用。

　　錢三強此話一出，引起了很大的震動。散會以後，原子能研究所的一位黨支部書記、副所長李壽南就直接找錢三強提意見：“你怎麼能夠這樣說，你叫支部書記今後還怎樣去進行工作？”

　　錢三強冷靜思考以後，主動向李壽南認錯：“我的講話，有片面性。”

　　很快，毛澤東批評了周恩來的講話，說知識分子仍然是資產階級的，仍然要脫胎換骨，說全黨開展反右傾。全國的政治形勢急轉直下，周恩來做了檢討，錢三強當然也要檢討。

　　但錢三強的檢討並沒有得到寬容，由於他是在大會上公開講這類話的，這比反右派運動時的錯誤還要嚴重。有人認為，錢三強是更加露骨地反對黨的領導，認為他不能留在二機部領導崗位。此外，還有一條理由：錢三強在國外有不同尋常的關係，不利於做好保密工作，他不能再參加原子科學的攻關活動。

　　經過十多年的嘔心瀝血、艱苦奮鬥，各部門已經大體上做好了準備，國防工業辦公室向黨中央寫出了《關於自力更生建設原子能工業情況的報告》，計劃在1964年把第一顆原子彈試爆成功。在這樣的時刻，把錢三強調出去，已經不會太大地影響這項工程的進度了。

　　事情鬧到這一步，周恩來派人來了解情況，二機部副部長、黨委副書記劉偉同志就說：“調走三強同志這個報告是誰搞的？我為什麼不知道？這種行動符合黨的原則嗎？對一位對黨忠誠的同志，能夠這樣隨便懷疑嗎？”

　　1978年秋，我去全國人大辦公廳拜訪劉偉同志時，他仍在憤憤然為錢三強鳴不平：“這樣一位對黨忠誠的科學家，是我們的國寶，為什麼要懷疑、打擊？黨內有一股不正的風氣呀！”

　　為了弄清問題，周恩來親自到二機部聽了一天情況匯報，因為有外事活動，又派聶榮臻副總理來繼續聽匯報。摸清情況以後，聶榮臻元帥代表周恩來總理宣布說：“你們連錢三強也不相信，你們還能相信誰？”

　　周恩來批評了二機部的有關領導人（當然也批評了錢三強對黨的領導不夠尊重的言行），調出錢三強的計劃也就沒實施。談到這段經歷，錢三強對周恩來、聶榮臻是充滿感激的。

　　第3次遣往農村遭受沉重打擊

　　1963年周恩來曾經提出：二機部的工作要有高度的政治思想性、高度的科學計劃性、高度的組織紀律性。也就是有名的“三高”原則。這幾項原則，實際上是整個黨組織的政治原則和紀律。根據這樣的原則，二機部的領導人對錢三強的教育和要求，也在進行。

　　調動不成，思想教育還是要進行的。這一次教育，對錢三強來說，是無法忘記的。

　　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時，中國人自己設計製造的原子彈勝利升空。錢三強為之奮鬥數十年的強國夢就要實現了。全國人民歡欣鼓舞，揚眉吐氣，全世界愛好和平的人民為之歡呼慶賀。

　　二機部的領導，卻要錢三強在這天晚上7時參加一個批判會，聽取大家的批評和意見，然後去河南農村參加“四清”運動。三天后，也就是10月19日，他踏上了去河南信陽的列車。

　　北京在開慶祝會，二機部幾位領導人都參加了，還照了相，只有錢三強這位原子科學的研究專家、開創事業的帶頭人、二機部的副部長，銷聲匿跡，默默無聞。

　　這時的錢三強已經來到河南省信陽地區一個偏僻的農村，正在用他那善於攻克量子力學、科學難關的大腦，計算生產小隊幹部多吃多占的簡單數字。

　　這種安排，當然是一些領導經過細心研究的。在他們看來：錢三強從1957年以來，從未作過觸及靈魂的檢討，思想問題越來越嚴重，總是強調科學，不尊重黨的領導，忽視政治；總是有自己的見解，不願做馴服工具，理應遭到這種待遇。他們認為，這是為了教育他、幫助他、挽救他。

　　從青年時期就立志報國，遠渡重洋到法國讀書，四十多年，嘔心瀝血，披肝瀝膽，廢寢忘食，就是為了“兩彈一星”上天。結果卻得到這樣的下場。但是錢三強堅強地忍受着。當別人問他：“照片上為什麼沒有你？”錢三強坦然回答：“有幾個做代表就行了，缺一個兩個不算什麼。”

　　回憶這段經歷，錢三強專門給我寫過這樣一段文字：

　　1964年，原子彈上天。上午通知我，聽聽廣播。5點到7點開會，對我提意見，把我送下鄉搞“四清”運動。後來他們照了很多相，好像一切都是他們幾個搞的。

　　這使我想起，十年前（1954年）入黨的時候，總支書記（一位長征幹部）說的一段話：“三強：你可能認為，入了黨就一片光明。實際生活是複雜的。將來你會知道，黨內也還有鬥爭。”當時，我還不理解。十年後，我才理解了這句話的意義。

　　但在支持國家大事，我仍然是積極努力的。我現在認識到：現在改革正在進行，我們每個人都“新”“舊”共存，因此，我也有“舊我”存在。這有待於在自己與同志們的督促下改進。

　　錢三強從來不會為個人利益去找領導人訴苦、辯白。他沒有這樣的時間和精力，也羞於啟齒。即使在他向我介紹這段生活時，也儘量談得平靜，他怕有損於黨的威信。

　　□摘自《炎黃春秋》2007年第7期春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