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公博生於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志源。陳志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敗後入獄
。此後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後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１９１４年陳公博考
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１９１７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老師陳獨秀的教導下，接受
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後，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校任教。１９２０年陳獨秀到廣東任
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組織：社會主義青年
團。１９２１年，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加中共的“一大”。陳
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１９２３年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後，宣
布脫離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
位。１９２５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後
來又被汪精衛看中，１９２５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公博擔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在
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黨
內鬥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專權
”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只是同情改組同志會，並
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神領袖”。改組派以
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民黨內實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
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和香港，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
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曾多達萬餘人。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
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幾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３月１１日，陳公博、顧盂余、何香凝、王樂平等第二屆中央執監
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勝利以後，黨中
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而萬民所望之黨的‘
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為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
本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棋瑞之善後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
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
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
勿聞。為此，對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反對或不滿蔣介石的大會代表也提出辭
呈表示抗議。３月１４日，中央大學學生、國民黨員吳健帶動一批黨員到南京市黨部請願
，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大”代表的問題，人們高呼：“反對蔣委員
長陰謀篡黨奪權！”，“堅決反對蔣委員長包辦操縱大會代表！”。南京市黨部被迫同意
在夫子廟大禮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大會由吳健主持，全市十個區黨部的代表都參加
了會議，在會議通過《反對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案》後，忽然一群暴徒沖向主席台
毆打吳健和其他主持人，緊接著大批軍警趕來衝進會場，大打出手，打傷多人，並當場逮
捕代表七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一四”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於是他們
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部聯合辦事處
”，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鬥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北伐勝利時，國民
革命軍共有８４個軍，２２０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張學良的數十萬東北軍。如此龐大的軍
隊，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對中國近代化構成嚴重的影響。當時中國的年度財政
收入約４億５千萬元，除去１億元用於償還各種外債以外，實際可以動用的財政約３億５
千萬元，其中３億元為軍事費用，占政府支出的８０以上。所以蔣介石在北伐勝利後提出
裁軍，本來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劃，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制，因為蔣介石要搞的裁軍只裁
旁系部隊，卻不裁他的直系部隊。北伐時國民革命軍有四個集團軍，除了第一集團軍是蔣
介石的嫡系部隊以外，第二集團軍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三集團軍是閻錫山的晉軍，第四
集團軍是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部隊。此外張學良的東北軍，張發奎的粵軍，唐生智
的川軍，以及一些地方上的雜牌軍，都是非嫡系的旁系部隊。這些旁系部隊並非絕對服從
於蔣介石，對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顯然是一種潛在的威脅，於是蔣介石想通過裁軍來除掉
不聽從他命令的旁系軍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石首先拿
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於１９２９年２月私
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之前，白崇禧又宣布辭職抵
制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系和蔣介石直接對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１９２９年３月１５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
全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石之人的決議案。
蔣介石在主席團報告中說：“今日討伐叛徒，以國家論，是為討伐叛將；以黨論，即為討
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黨分子，應由大會開除其黨籍。”結果大會通過李宗仁、白崇禧等
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永遠開除黨籍，顧孟余開除黨籍
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面警告的處分，處分汪精衛的理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
共變”。
在“三大”結束後，蔣介石於１９２９年４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西，與桂軍
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系軍大敗，６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蔣桂戰
爭結束。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卻進一步陷入眾矢之的。
１９２９年５月，以改組派為核心、聯合其他國民黨的反蔣派別，在上海成立了“中國國
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張發奎、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代表參加，閻錫山、馮玉
祥也與之建立聯繫。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籲恢復黨權，“剷除叛徒蔣中正的一切勢力
”，“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
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尊遠在法國
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黨”，組織護黨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
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１９２９年９月１７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討蔣宣言
》，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之影響尤為重大。
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在這種情況下，汪精衛決
定回國抗蔣。臨行前他與陳公博等人聯名發表一篇《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會最
近對時局宣言》，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於專制，私利是圖，首內啟本黨之糾紛，
復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嘯聚群小，把持政權，摧殘民眾，排除異己……”
。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
蔣介石包辦的“三大”以及會上通過的一切決議案，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
秘密文件。汪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常厚主勢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
身於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爭。胡
適在１９２９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的文章
，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違反了人民的基本
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政治，建立一個“以
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制。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局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制擁護派
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鳴，國民黨內
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放棄國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
方式的多政黨體制。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１９２９年１０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
精衛曾經在１９２７年帶頭反對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有很
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汪精衛回國後，以“中國國
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軍”發出委任狀
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生智、石友三、胡宗鋒
、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軍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
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隻七拼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衛的六
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失敗，但北方
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眾，而具有相當的戰
鬥力。１９３０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１９３０年４月１日，
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
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七十餘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面
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改組派
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議”，汪精衛
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是勢不兩立的對頭，
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只有團結一致，才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
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１９３０年８月７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
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人的軍
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宣布成立國民
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政，閻錫山和馮玉祥
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３０余萬人傷亡，為中華民
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加入哪個陣
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拉攏張學良，閻錫山
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了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
數百萬元巨款匯至瀋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１９３０年９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９月１７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
南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等地
，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１１月４日，閻錫山、馮玉祥見大勢已
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後，１９３１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並準備宣布解散改組派
，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任行政院長，獨攬
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又引起了全國範圍的反蔣
大潮。
胡漢民本是與汪精衛一起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元老，但胡在１９２５年的廖仲愷被刺案中，
因涉嫌而被迫出國。胡漢民回國後寓居上海“閉門讀書”，不直接參與國民黨的政事。１
９２７年４月蔣介石請胡漢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漢民欣然同意，第一次與蔣介石
合作。１９２７年４月１８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胡
漢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關鍵時刻幫了蔣介石的大忙，替他
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面，與當時武漢的汪精衛正統國民黨中央相對抗。１９２７年
８月蔣介石下野後，胡漢民由於不願和汪精衛合作，隨之也辭職出國考察。
１９２８年９月胡漢民回國後，再次與蔣介石合作。１９２８年１０月，胡漢民幫助蔣介
石組成了五院制的國民政府，尊蔣介石為主席，自己當立法院長。此後胡漢民在新國民政
府的建設上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幫了大忙，在這段時間胡漢
民和蔣介石的合作比較密切。然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後，越來越不尊重胡漢民這
位“老前輩”，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漢民常對人說：“我在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
機器罷了。”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又設想招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舉總統，
用法律程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此時胡漢民也開始反對蔣介石的
獨裁，堅決反對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總統制，也不同意制定“約法”，從而發
生蔣胡的“約法之爭”。１９３１年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名，將胡漢民騙到
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
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墅軟禁。
胡漢民被扣壓一事，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１９３１年３月１４日，汪精衛在香
港發表了《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責蔣介石“一面擺酒請客，一面拔槍捉人，以國
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１９３１年
４月３０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古應芬、林森等人，發表了《彈劾蔣中正提案》的
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製造獨裁，要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５月３日，兩廣將領陳
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要求釋放胡漢民
，蔣介石下野。
１９３１年５月２７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
開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
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贊成反蔣者（共產黨員除外），
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衛出任領袖，在汪精衛
的主持下，於５月２８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合法性。
本來胡漢民和汪精衛在孫中山逝世後就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到上海胡漢民
府上登門求見，胡漢民竟拒之門外。然而這次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兩人又重新合作。汪
精衛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之所以能專橫跋扈，就
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萬一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
在一起去跳。”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組派和西
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後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蔣隊伍。但派別越
多，派系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
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發動了
“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對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１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鬥爭的歷史，國共兩黨的歷史
書都有所曲解。由於台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台灣的歷史書把１９２７年到１９３
１年的反蔣鬥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系鬥爭；大陸共產黨的歷史書，也把
這一段反蔣鬥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鬥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當時國民
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鬥爭。儘管這場反蔣鬥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權力鬥爭的因素，
但後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
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石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
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應該屬於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必能維
持很久。如果歷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為袁世凱那樣搞
復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蔣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
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
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三部分之一：從主戰派到主和派的轉變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獨裁的傾向越發明顯化，以前支持他的國民黨元老胡漢民等人
也轉而加入了反蔣的戰線。１９３１年２月蔣介石將胡漢民軟禁，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
然大波，又引發了另一次反蔣高潮。１９３１年５月，改組派、西山會議派、胡漢民派、
林森和孫科派、以及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在廣州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
監委員非常會議”，打出“打倒獨裁”“護黨救國”的旗號，在香港的汪精衛應邀出任廣
州“非常會議”政府的領袖。１９３１年９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
。正在此時，９月１８日在東北爆發了“九一八”事變。
１９２７年國民革命軍進行北伐時，發生了武力強行收回英國租借和打殺外國人的南京事
件。在這種情況下，日本政府於１９２７年６月２７日到７月７日，召開了“東方會議”
，討論對中國的對策。所謂“東方會議”，就是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這裡“東方”就是
指中國。雖然中國在地理上位於日本的西方，但日本卻把中國稱為東方，而自己稱為西方
，這看上去似乎有些矛盾，其實與當時日本人的脫亞入歐思想有關。當時日本人說：“日
本在地理上屬於東方，但在政治上屬於西方；日本人外表上看是屬於東方人，而在內心的
精神上卻是屬於西方人”。所以日本政府把關於中國問題的會議稱為“東方會議”。
在東方會議上，執政黨政友會的強硬派代表森格和關東軍的強硬派，提出了滿蒙分離，武
力解決滿洲的主權問題。但田中義一首相和外交部強烈反對，認為這樣明顯地違反了九國
條約，對中國進行露骨的侵略，勢必在國際上引來巨大的麻煩（九國條約是１９２２年日
本和英美法列強與中國簽訂的條約。條約規定九國共同保證中國的領土完整，但也要求中
國承認和保證現有的外國租界及特權）。在會上雙方爭執不下，最後達成協議：萬一中國
的內戰波及到滿洲，危及日本在滿洲的特殊利益時，日本將採取“自衛的措施”。
現在有一種說法：在召開“東方會議”時田中首相曾向日本天皇上奏說：“欲征服中國，
必先征服滿蒙……”，這就是所謂的“田中奏摺”。但現在已經證明，這份田中奏摺是偽
造的，二戰後盟軍收繳了日本的全部檔案，既沒有發現田中奏摺，也沒有發現與田中奏摺
有關的資料。現在有證據顯示蘇聯的情報機關偽造了田中奏摺，欲挑起中日戰爭，因為蘇
聯最願意看到中國和日本這兩個鄰國相互火併。儘管日本的軍政界高層在“東方會議”上
商討過滿蒙分離問題，但並沒有制定一個征服滿蒙的計劃，也沒有制定征服中國的計劃。
東方會議以後，一些日本少壯派軍人不滿日本政府的優柔寡斷政策，希望挑起事端，找借
口武力解決滿蒙問題。１９２８年張作霖戰敗後，以關東軍參謀河本大作為主謀，策劃了
鐵路爆炸事件，炸死了當時的東北軍閥張作霖。河本大作本想張作霖一死會引起東北的內
亂，關東軍可以用東北內亂為藉口出兵滿洲。但張作霖死後長子張學良平安接班，關東軍
並沒有找到出兵的藉口。後來日本軍部以河本大作違紀私自挑發事端為由，將河本解除了
軍職。
不過河本大作卻說：他很愛中國，也很愛中國人。他所痛恨的是中國那些欺壓民眾的軍閥
土匪，他只與中國的軍閥土匪為敵，從來不與中國人民為敵。河本還說他最大的願望就是
死後化為中國之土。河本大作出身於日本貴族家庭，解職退伍後在滿洲鐵路公司作理事，
河本在大連郊外修建的高級住宅現在還被用作高級賓館。日本戰敗後，河本大作並沒有回
國，而是到山西的閻錫山那裡作高級顧問。
１９４８年到１９４９年解放軍攻打太原的太原戰役中，河本大作作為老兵又重新拿起了
槍，參加了閻錫山的太原保衛戰。閻錫山出逃太原時，曾經邀請河本一起走，卻被河本拒
絕。太原戰役中共有１１００余名原日本兵參戰，戰死７００餘人，４００餘人被俘。河
本大作被俘後，被關在太原戰犯管理所。中共知道他曾經是策劃張作霖爆炸事件的主謀，
希望他寫一些回憶資料，但被河本拒絕了。１９５３年８月河本在太原戰犯管理所病死，
屍體埋在太原城外的無名墳地，實現了他死後化為中國之土的念願。
張作霖原來是東北的土匪，在奉天附近的新民屯搶奪富豪趙氏的女兒為妻，１９０１年生
下了長男張學良。後來張作霖率部歸順了清政府，在日俄戰爭中因為幫助日本軍隊得到了
日本人的賞識，和當時的作戰部主任田中義一成為好友。田中義一當首相後不久張作霖就
被日本人謀殺，田中也頗為傷心，特地給張學良打電報安慰。
張學良卻是一個放蕩公子，張學良接班後，生活更是放蕩。在張學良掌權的３年期間裡，
對政事並不專心，每日沉溺於酒色之中。張學良尤其好色，和父親張作霖有妻妾６人不同
，張學良對女色採取“用完就扔”的方法。張學良的近側們投其所好，爭相進獻美女來討
好張學良，朱鐵生將自己的姐姐和妹妹獻上，晉升為張學良的副官；朱光沐將自己的女兒
獻上，當上了總務長；沈熊毅提供自己的妻子，當上財務局長；奉天省長翟文選的妹妹被
張學良強姦，翟文選敢怒而不敢言，只好出家作了和尚。
張學良曾說：“自古英雄愛美人，不愛美人不英雄。我雖不是英雄，但在愛美人方面和英
雄一樣”。１９２８年底張學良易幟後，經常走訪南京。張學良走訪南京的目的不是和蔣
介石商談政事，而是愛上了當時外交部長王正廷的妹妹，最後王正廷只好將妹妹進呈。張
學良最荒唐的事是將當時的電影明星胡蝶誘拐到北京，電影公司向張學良提出抗議，結果
張學良乾脆出１０萬元將胡蝶買了下來，可謂驕橫之極。張學良因“九一八”事變後退避
不戰而被迫辭職出國時，首先做的事卻是向他的諸位愛妾一一告別，被當時的報紙責罵為
“嬌妾重於國土”。
張學良如此揮金如土的生活，當然經常感到錢不夠用，除了加收各種苛稅外，還通過其它
渠道搞錢，特別糟糕的是盜賣故宮的珍寶。張學良掌管北京期間，從故宮搬出數百箱珍寶
運到上海拍賣，其中有一些極為珍貴的文物流失海外，比如英國圖書館以１２萬英鎊購入
了“王右軍快雪時晴圖”，美國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６５萬美元購入了“唐寅踏雪尋樓圖
”。
誰是故宮寶物的所有者呢？從法律上講故宮中的一切財物均為末代皇帝溥儀私人所有，這
是中華民國政府正式簽訂的清帝退位條約中所規定的。然而中國人並不重視法律條文，不
知什麼時候故宮中屬於清帝的私人珍寶已變成國家所有，卻忘記了在法律上廢除承認清帝
財產權的優待條約。
１９３０年張學良在中原大戰中加入蔣介石一側，出兵占領了北京天津等華北地區。但也
正是因為張學良把東北軍的主力部隊都開進了關內，使關外兵力空虛，日本關東軍才有機
可乘發動“九一八”事變，並在一個月內占領東北全境。張學良的關東軍沒有進行任何抵
抗，就將整個東北讓給了日本。雖然一些資料說張學良不抵抗是執行蔣介石的命令，但這
並不符合當時的情況。當時張學良的東北軍並沒有必要無條件地執行蔣介石的命令，而且
張學良本人也從來沒有執行蔣介石命令的先例。如果張學良決心向日軍開戰的話，蔣介石
根本不可能阻止。蔣介石下野後，汪精衛曾代表國民黨中央多次下令張學良對日出兵，收
復東北失地，張學良均拒不執行。可見張學良的不抵抗只不過是為了保存實力，而並不是
為了執行國民黨中央的命令。
不過“九一八”事變並不是日本政府策劃的，而是日本關東軍的少壯派將校獨自策劃的。
少壯派將校們策劃“九一八”事變的原因很多，其中一個原因就是日本政界高層的受賄。
因為當時中國政界行賄成風，中國軍政要人也經常向外國政界要人行賄，來換取對自己的
支持。一些日軍少壯派將校懷疑日本政府的高層被中國行賄收買，才不願對中國採用強硬
政策，因此私自策劃了“九一八”事變。“九一八”事變後，關東軍從張學良的保險柜中
搜出５３張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單，最巨額的是政友會主要幹部床次竹二郎５０萬元。日
本政界要人的腐敗受賄醜聞引起了日本國民的極大反感，軍人們乘勢發起打倒腐敗政黨政
治的軍人奪權運動。當時日本社會輿論普遍傾向於軍人，聲稱“寧要清廉的軍人，不要腐
敗的政治家”，這是日本走向軍國主義的開始。
關東軍侵占東北後，激起了全國人民，特別是熱血青年學生們的激忿。學生們對蔣介石政
府的不抵抗政策非常憤怒，自９月下旬起，上海、北平、天津、廣州等地的學生舉行大規
模的示威活動，抗議日軍入侵和政府的對日不抵抗。當時學生們認為外交部長王正廷是不
抵抗方針的責任者，南京中央大學的學生沖入外交部將王正廷毆打至重傷，王正廷被迫辭
職。１２月初，各地學生來到南京請願，抗議蔣介石政府的畏縮政策，指責蔣介石患有“
恐日病”，要求蔣介石親自率領中央軍北上抗日。１２月５日，政府派軍警逮捕學生１８
５人，即所謂“一二五”事件。為抗議政府的暴行，１２月１４日，各地學生再次進京，
打砸外交部，毆打了出來講話的蔡元培等人。１７日，一萬多學生包圍國民黨中央黨部，
搗毀《中央日報》報社，受到了軍警武力鎮壓，在珍珠橋附近打死、打傷學生３０餘人，
逮捕數百人，製造了“珍珠橋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