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６年２月２６日，日本發生了軍人暴動的“二二六”事件，此後日本政府基本被軍
人所控制。日本“二二六”事變以後，一些軍國主義狂熱分子又開始策劃“華北分治運動
”，試圖將華北五省也納入日本的勢力範圍內。五屆二中全會後的南京政府，在華北問題
上以不妥協的強硬姿態和日方進行交涉，１２月３日雙方的談判決裂。正在這時，發生了
西安事變。
“九一八”事變的最大“受害者”是張學良，《塘沽協定》又使張學良軍完全失去了自己
的地盤。１９３３年４月到１９３４年１月，張學良週遊歐洲各國，張回國後被任命為西
北剿匪副司令，東北軍移駐西北，執行剿滅共產紅軍的任務。張學良在失去地盤後，一改
過去的對日妥協政策，成為堅決的抗日者。張學良不滿蔣介石“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
要求蔣介石停止對共產黨紅軍的圍剿，聯共一致抗日。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１２日，張學良
等人在西安武力扣留了蔣介石，試圖以“兵諫”的方式來迫使蔣改變“攘外必先安內”的
政策。
當時國內的許多人雖然對蔣介石的對日妥協政策不滿，但也不贊成張學良以武力對國家元
首進行逼迫的作法。除共產黨以外的各路軍閥和各地實權者紛紛通電支持蔣介石，社會輿
論也基本站在蔣介石一邊。南京政府更是採取了對張學良堅決不讓步的政策，包括蘇聯在
內的各國也督促張無條件釋放蔣介石，使張學良處於十分為難的處境。蔣介石開始拒不接
受張學良的建議，後來在周恩來的說服下，口頭答應：“準備向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方
向努力”，但沒有簽署任何有文字的文書。
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２６日，蔣介石返回南京，象凱旋的英雄一樣受到國民政府官員、各路
軍閥的代表、以及數以萬計市民的盛大歡迎。１２月２８日，蔣介石以自己要對西安事變
負責為由提出了辭呈，被中央政府慰留。１２月３１日，在南京的軍事法庭以反亂罪對張
學良判刑１０年，但隨後蔣介石提出對張學良進行特赦，１９３７年１月４日軍事法庭對
張學良進行了特赦，此後張一直被軟禁。張學良的東北軍失去領導人後發生了內訌，被中
央軍改編接收。
西安事變大大提高了蔣介石的威信。在西安事變中，包括以前和蔣有很深恩怨的各路軍閥
將領都以國家利益為重，一致表示無條件支持蔣介石。同時中共在西安事變中許諾接受蔣
介石的領導共同抗日，表面上也是蔣的勝利。此外國共合作對於南京政府和蘇聯改善關係
也有重要作用。為了爭取日本之宿敵蘇聯的幫助，蔣介石調整了以往反蘇反共的政策，１
９３６年初開始試探和蘇聯改善關係。由於與蘇聯改善關係的關鍵在於中國共產黨問題，
西安事變後的國共合作，消除了蔣介石和蘇聯改善關係的難點。反共的南京政府和蘇聯改
善關係的結果，使蔣在後來的抗日戰爭中，得到了蘇聯多方面的援助。
西安事變後汪精衛從歐洲回國，不過由於身體原因，汪精衛並沒有在政府內任職。此時國
民黨三巨頭之一的胡漢民已經病逝，留下汪、蔣兩巨頭。儘管汪精衛不擔任政府職務，汪
仍為國民黨最高決策機關的中央政治會議主席，在政治上還在蔣介石之上，對國民黨的方
針政策仍有極大的影響力。
１９３７年以後，南京政府開始採取強硬的姿態對待“華北自治政權”。１９３７年２月
國民黨召開五屆三中全會時，要求華北五省的領導人也出席。閻錫山和韓復渠同意出席，
而宋哲元以立場特殊為由要求不出席會議，但蔣介石卻給宋發出必須出席會議的強硬電報
，宋只好派他的副手秦純德代理出席。此後宋哲元頗受日本和南京的兩面挾板之苦，１９
３７年５月１０日，宋乾脆回山東老家，不問華北政事來迴避責任。６月２１日，南京政
府向冀察政務委員會發出二十九路軍實行國軍化，以及停止使用河北省貨幣等強硬命令。
１９００年義和團事變後，清政府承認八國聯軍可以在北京有一定數量的駐軍。此後日本
一直在北平附近維持數千人規模的條約駐軍，日本將其稱為“天津軍”。此外在１９３７
年，英國和法國也在北平附近派有駐軍。由於日本“天津軍”和二十九軍同駐一處，磨擦
頗多。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在北平附近進行演習的“天津軍”，在蘆溝橋附近與二十九
軍發生了軍事衝突，引發了中日全面戰爭。
１９３７年的蘆溝橋事變和１９３１年的“九一八”事變，在性質上是完全不同的。由於
日本是戰敗國，戰前的檔案已全部公開，“九一八”事變是關東軍策劃的陰謀已毫無疑問
，但現在仍找不到日本人首先挑發蘆溝橋事變的證據。在戰後遠東國際法庭上明確判定“
九一八”事變是由日本人所挑發，但並沒有斷定蘆溝橋事變是日本人挑發的。近年日本一
些學者的研究認為，蘆溝橋事變是隱藏在二十九軍中的共產黨間諜首先向日軍開槍而引發
的，因為從動機上來看共產黨最希望發生中日戰爭。特別是中共中央在蘆溝橋事變發生數
小時後就發出了號召全面抗戰的《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讓人感到似乎中共已經預知
蘆溝橋事變的發生，所以才會這麼迅速地作出反應。
日本方面對蘆溝橋事變的記載是：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晚，一個小隊的日軍在北京蘆溝橋
附近進行演習。突然響起了一陣槍聲，日軍小隊長立即進行點名，發現少了一名士兵。日
軍小隊長聯想到剛才的槍聲，以為該士兵已在剛才的槍聲中被打死，於是小隊長下令向中
國軍隊進行還擊，形成了軍事衝突。但不久那個失蹤的士兵又回來了，說當時因為鬧肚子
去解手而沒有趕上點名。
蘆溝橋事變發生後，日本國內的社會輿論對蔣介石一片惡罵，指責蔣介石有意挑起事端，
應該對蔣以及他領導下的南京政府進行軍事懲罰。但在軍部內卻分成“事變擴大派”和“
事變不擴大派”，兩派進行了激烈的爭論。不擴大派的代表人物就是“九一八”事變的主
謀石原莞爾少將作戰部長，他根據“勝利的極限點”的理論，堅決反對日本“得隴望蜀”
，再繼續向華北進出。石原認為一旦和中國發生全面戰爭，日本將陷入無法自拔的戰爭泥
潭，絕無取勝的希望。而軍部中的大部分卻是事變擴大派，他們無視中國團結一致抗日力
量的形成，認為中國軍隊會象以往一樣一打就跑。他們提出“對支那一擊”論，以為只要
給中國一個強大的打擊中國政府就會屈服。
盧溝橋事變發生時，蔣介石和汪精衛等正在廬山邀請政府要員和社會名流召開國事座談會
。盧溝橋事變發生後，１９３７年７月１７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了著名的“最後關頭”
演說：“我們既是一個弱國，如果臨到最後關頭，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國家生存
，那時節再不允許我們中途妥協，須知中途妥協的條件，便是整個投降，整個滅亡的條件
。如果戰端一開，只有犧牲到底。那就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
之責任，皆應抱定犧牲一切之決心。”
蔣介石離廬山回南京進行軍事部署後，由中政會主席汪精衛繼續主持會議，汪精衛發表講
話說；“犧牲兩個字是嚴酷的，我們自己犧牲，我們並且要全國同胞一齊犧牲。因為我們
是弱國，我們是弱國之民，我們所謂抵抗，無他內容，其內容只是犧牲，我們要使每一個
人，每一塊地，都成為灰燼。我們如不犧牲，那就只有做傀儡了。歷史上的元滅宋、清滅
明，這兩次被外族侵略而亡，不是侵略者能使我們四萬萬人被殺盡，能將我們的土地毀盡
，而是我們死了幾個有血腥的人之後，大多數沒有血腥的人，將自己的身體連同所有的土
地，都進貢給侵略者，以為富貴之地。所以我們必定要強制我們的同胞一齊犧牲，不留一
個傀儡的種子。無論是通都大鎮，無論是荒村僻壤，必使人與地俱成灰燼。我們犧牲完了
，我們抵抗之目的也達到了。”汪精衛的話很不動聽，但他講的卻是實話：中國是弱國，
絕無打敗日本的可能，所以中國的抗戰結局只能是兩條路，犧牲和投降。如果後來沒有美
國參戰，中國和日本進行單獨較量的話，結局只能是犧牲和投降兩條路。在抗戰的開始階
段，西方列強對中日戰爭大都持旁觀態度，只有德國願意出面調停。中國要求《九國公約
》的簽字國開會討論制裁日本違反《九國公約》的侵略行為。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３日，《
九國公約》簽字國在比利時的布魯塞爾舉行會議，會議特邀的蘇聯代表表示支持中國，主
張各國對日本進行集體制裁。但美國代表卻說：“既然日本政府已由德國出面調停，美國
政府認為中國代表的態度不要偏激，以免影響調停，刺激日本。”美國代表還建議中國應
該：“公開宣布消除抵制日貨，保護日僑生命財產，與日本進行經濟合作，避開談論恢復
戰前國土原狀的問題，前景還是樂觀的。”
英國代表表示：“英國政府將與美國採取完全一致的步調。”意大利代表則公然為日本辯
護：“在戰事發生中，很難確定誰開的第一槍，這個責任便屬誰的問題，意大利打算譴責
衝突的任何一方。”最後會議僅通過了一份宣言，指責日本在華行動違反了《九國公約》
，建議日本停止軍事行動，但只是一紙空文，毫無任何制止日本侵略的措施。所以當時汪
精衛對抗戰的悲觀看法並不太離譜，中國抗戰勝利不過是趕上運氣好的險勝，在１９３７
年的時候，誰又能預測到八年後中國會沾美蘇之光成為戰勝國呢？
汪精衛還有一些話不便公開講，他私下說：別看現在全國一致高喊“徹底抗戰，犧牲到底
”的口號，實際上真的準備為國家犧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幾？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犧牲，但他
們內心裡犧牲的概念是讓別人去犧牲，而並不是自己犧牲。為什麼大部分人不肯講出不願
犧牲的老實話？是因為他們害怕賣國的罪名，害怕承擔亡國的責任。中國後來抗戰的結果
，的確應驗了汪精衛的分析，大多數人都以保全身家性命為第一目標，真正勇於流血犧牲
的人是極少數。
中華文化的特徵之一就是“不准投降”，中國人可以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卻絕不原諒向
敵人投降的降兵，這與西方國家正好相反。在西方國家中可以原諒向敵人投降的降兵，卻
絕不原諒臨陣脫逃的逃兵。西方人認為在無力抵抗的情況下向敵人繳槍投降，也算盡到了
軍人的責任，不算什麼可恥之事。而臨陣脫逃則是逃避軍人的責任，是軍人最大的恥辱。
二次大戰中西方戰場上降兵很多，逃兵卻很少；而中國戰場上降兵很少，逃兵卻很多，這
也反映出東西文化的差別。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不可能打敗日本，只有藉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但藉助外國軍
隊打日本也是非常危險的一步棋，這就是所謂的“引虎趕狼”，外國軍隊不會無償幫助中
國打仗，其索要的代價可能也非常高昂。後來蘇聯出兵東三省幫中國趕走了日本人，但作
為代價中國不得不將外蒙古交給蘇聯，外蒙古獨立也正是蔣介石藉助第三國抗日所付出的
代價。
現在看來，中國和日本主和派的下場都不妙，在日本，主和的犬養毅首相被殺，後來還陸
續有多位主和派高官被殺；在中國，主和的汪精衛被刺幾乎喪命，主和派的唐有壬等人也
遭暗殺。在當時的情況下，對於一個高官來說，做少數的主和派要比做多數的主戰派需要
更大的勇氣。因為主戰派高官們號召別人流血犧牲，自己並不需要直接上戰場，並沒有什
麼生命危險，而做主和派卻要冒被狂熱主義者暗殺的生命危險。
日本在戰爭時，也是一片主戰的狂熱叫囂，但主戰派儘管主張戰爭，卻不能保證戰爭的勝
利。日本戰敗遭到割地賠款的苛刻制裁後，主和派方得以“平反”。人們才開始後悔當時
沒有聽從主和派的勸告，才開始批判當年那些不負責任的主戰言論。由於中國有幸成為戰
勝國，現在我們可以輕鬆地批評當年主和派的賣國求榮，可是我們如果理解當時主張和解
妥協甚至要冒生命危險的話，我們也許就不會輕易批評他們主和是為了賣國求榮了。
第三部分之三：和平運動的開始
蘆溝橋事變後，日軍向中國發動了全面進攻，但這種進攻又顯得毫無戰略章法，不禁使人
懷疑到日本發起侵華戰爭的目的究竟是什麼？李宗仁在回憶錄中這樣寫道：“侵華戰事既
已發動，而日本人又沒有氣魄來大舉稱兵。等到中國民憤達到最高潮，以致蘆溝橋“事變
”無法收場，大規模用兵勢在不免之時，日本又不願傾全國之師來犯。只是在華北、華東
用少數兵力與中國作戰，到兵力不敷時，才逐次增兵，深入作戰。這種“逐次增兵法”便
犯了兵家大忌……所以日本既處心積慮要征服中國，就應乘歐洲多事之秋，一舉把中國吞
下。日本平時國防軍有二十個師團，稍一動員便可遞增至四、五十個師團。如果蘆溝橋戰
事發動前夕，日本便動員全國，首批派遣三十個師團同時分途進犯……一舉而占領中國各
重要城市，將我方野戰軍主力摧毀，將零星游擊隊趕入山區，支解我們整體抵抗的局面，
陷全國於癱瘓狀態，並非難事。到那時，我政府只有俯首聽命。”
難道日本人的戰略眼光真的這麼差？連李宗仁所說的軍事常識都看不到？其實這裡面還有
另外一層原因。當時日本少壯派軍人發動侵華戰爭，似乎是把中國作為其敵人，然而少壯
派軍人真正想打倒的對手並不在中國，而在日本國內的官僚集團，中國被他們利用作為挑
戰日本官僚政權的工具。
１９２９年美國開始的經濟大恐慌很快就波及到整個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特別嚴重的
是美國和德國，日本也不例外，大恐慌後經濟也陷入極度的蕭條。經濟大恐慌使人們對自
由市場的資本主義體制失去信心，國家統治的計劃經濟被很多人看成是解決經濟危機的靈
丹妙藥。１９３０年代蘇聯計劃經濟的成功已經非常令人矚目，德國希特勒上台後搞准計
劃經濟的國家社會主義，也使德國在兩年之內就走出了經濟危機，這些都使人們更加懷疑
資本主義體制的後進性，蘇聯式的共產主義體制，德國式的國家社會主義體制，意大利式
的法西斯體制，都是作為取代傳統資本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試點”。
在這樣的國際大形勢下，日本軍中的少壯派們也提出要改變現有國體的設想。他們提出要
廢除以追求利潤為目的的資本主義型利益國家，建立一個人人滅私奉公的、盡忠報國的、
以道義而不是以利益為本的新型國家。當然日本國內的資本主義當權派不會輕易讓出他們
的政權，軍人們要想奪取政權，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海外製造軍事糾紛，使日本國內陷入非
常時期的戰時狀態，這樣軍人們就可以用軍事上必要為理由徵收個人財產，侵犯個人人權
，以國家大義為藉口堵住一切反對派的嘴，為改造國家體制創造必要的條件。儘管日本軍
人在戰時建立起來的國家資本主義體制沒有能使日本打贏戰爭，卻成為了戰後日本在國家
的主導下發展經濟的國家主導市場經濟體制的原型。
在這種改變國體的呼聲下，１９３７年６月４日近衛文呂（借字，原字上麻下呂）內閣成
立。近衛是一個完全新型的政治家，雖然出身於貴族家庭，但思想卻十分活躍敏捷；雖然
近衛是文人，但在軍人集團與文人政治集團發生衝突時，近衛對軍人持同情態度，所以近
衛內閣得到軍人和文人雙方的支持。近衛上台後，在開始著眼改革日本國體的工作，近衛
宣布他的政府方針時說：“要建立基於國際正義的和平，建立基於社會主義的施政”。此
後日本政府開始學習蘇聯搞國家主持的五年計劃，實施國家控制主要產品價格的統購統銷
戰時經濟制度，不久後又解散了所有政黨，試圖建立一個希特勒式的“舉國一致”獨裁內
閣。以上這些國體變革如果沒有中日戰爭作為藉口，在和平環境下是很難推行下去的。
但日本歷史上並沒有個人獨裁的傳統，一貫是集體領導體制，所以獨裁體制在日本頗難立
足，近衛也無法成為希特勒那樣的獨裁者。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二次世界大戰是民主陣營
對獨裁陣營的戰爭，但這並不準確，民主陣營的蘇聯中國都是獨裁國家，而獨裁陣營的日
本卻是民主國家。儘管在二戰期間日本軍人試圖建立一個獨裁國家，但並沒有成功，日本
一直沒有出現過一個稱得上獨裁者的人。有人試圖把日本的東條英機和希特勒、墨索里尼
並列成為獨裁者，這完全偏離了歷史的真實，東條英機實在無法算成是一個獨裁者。
近衛文呂上台才一個多月，就發生了蘆溝橋事變，成為近衛內閣的棘手問題。當時近衛本
想採用不擴大的方針，軍部作戰部長石原莞爾也積極鼓動近衛親自飛往南京和蔣介石“促
膝談心”，徹底解決中日間的糾紛。近衛對石原的設想有所動心，甚至準備了出訪的飛機
，但後來由於遭到日本軍方強硬派的反對而不了了之。近衛又派親中派國會議員宮崎龍介
乘船前往南京與蔣介石會談，但宮崎龍介在上船時被日本憲兵逮捕，強行送還東京，可見
當時日本軍方把首相的人都不放在眼裡。在這種情況下，近衛不得不向軍方妥協，採取了
對中國的強硬姿態。
蔣介石也明白中國獨自不可能打敗日本，必須藉助第三國的軍事力量對抗日本。蔣介石在
抗戰爆發不久就在上海主動向日本駐紮上海的海軍陸戰隊進攻，試圖使上海這個國際城市
陷於戰火而引起英美法各國列強的干涉。但英美法對中日戰爭的反應意外的冷淡，英法忙
於對付歐洲的希特勒，已無暇顧及遠東事務，而美國的民眾正處於嚴重的孤立主義中，不
願捲入外國的紛爭。如果沒有外援的話中國將必敗無疑，在中國軍隊從上海敗退後，蔣介
石也開始考慮在德國的調停下和日本進行停戰談判。
德國當時已與日本和意大利簽訂了三國條約，德國願意出面調停中日戰爭，其主要原因是
因為中國和日本都是德國的友好國家。當時歐美國家圍堵希特勒德國，德國在國際上朋友
不多，所以十分重視和蔣介石政府的關係。中國當時雖然沒有石油，卻是鎳等戰略金屬的
主要供應國，德國的戰略金屬主要依靠中國供應，而作為交換，德國以向中國借款的方式
，“借”給中國大量軍事裝備，這是抗戰初期蔣介石軍隊均為德式裝備的原因，也是蔣介
石聘用３０多名德國軍事顧問的原因。中日全面戰爭爆發後，日本以同盟國的身份向德國
提出抗議，要求德國停止向中國供應武器，召回在中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在日本的壓力下
不得已停供中國軍火併召回軍事顧問，但中德仍是友好國家，請德國出面調停，中國也比
較放心。
於是德國大使陶德曼擔任了調停的主角，陶德曼對中國人說：“中國到目前為止的抗戰已
經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國人的勇敢精神，現在應該到結束戰爭的時候了。第一次世界大
戰時，德國有好幾次講和的機會，但我們卻過分自信自己的國力，沒有走上講和的軌道，
後來德國無條件降服時，不得不悲慘地接受戰勝國的所有條件。”陶德曼希望中國人吸取
前車之鑑，不要象德國那樣搞到無條件降服的地步。１９３７年１１月５日，陶德曼向中
國方面透露了日本講和的條件：（一）內蒙成立自治政府；（二）華北非武裝區域擴大，
主權歸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國警察維持；（三）上海非武裝區域擴大，治安由國際警察管
理；（四）中國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減低日貨關稅；（七）尊重
外國人在華的權利。
１２月２日，蔣介石與顧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國民黨高級將領開會，徵求大家對陶德
曼轉達的日方和談條件的意見。與會者均認為日本沒要求成立華北自治政權，沒要求承認
滿洲國，也不要求賠款，條件不算苛刻，白崇椿甚至說：“如果條件只是這些，那為什麼
還非要打仗不可呢？”１２月２日下午，蔣介石會見陶德曼，表示中國願意接受德國的調
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條件作為和平談判的基礎，但華北的主權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談始
終由德國擔任中介人。蔣介石還說：假如他全部同意這些要求，中國就會被輿論浪潮衝倒
，中國就會發生革命。他要求德方、日方對談判一事嚴格保密。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汪精衛在漢口主持召開了國防最高會議常委會，討論陶德曼大使
轉達的日方停戰條件。與會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條件，在鄭州部署軍事的蔣介石打來電
話：和談可依照國防最高常務委員會議的決定，通過外交途徑進行。這暗示蔣介石不準備
直接主持和談，要把賣國的帽子扔給汪精衛。汪精衛倒是不怕漢奸帽子，他說：“現在是
抗戰時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願意聽的，因為講和的結果自然沒有勝利的
結果來得暢快。如今大家因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個滅亡，然後痛快，聽見
講和自然滿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眾如此是不足為怪的，但政府卻不可為一般民眾所轉移
。對於民眾同仇敵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勵，才不致一鼓作氣，再而三，三而竭。然
而政府更應注意虛驕之足以誤事。民眾儘管可以唱高調，而政府則必須把握現實，不得不
戰則戰，可以議和則和，時時刻刻小心在意，為國家找出一條生路，才是合理的辦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