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１９日，汪精衛夫婦、周佛海、陶希聖、曾仲鳴等一行十餘人，乘龍雲代為包租的
專機離開昆明，飛抵法屬殖民地越南的河內，邁出了和平運動的第一步。據說汪精衛在離
開重慶前，給蔣介石留下一封長信，信中最後寫道：“君為其易，我任其難”。在當時的
情況下，“主和”的道路要比“主戰”困難更多。
汪精衛“主和”難，日本的“主和派”也阻力重重。由於這次發表的聲明是正式聲明，需
要陸、海、外務三省協商後擬成正式文本，然而首先在最重要的參謀本部發生了意見分歧
，參謀本部的要員堅決反對明確指出日本撤兵的日期，聲稱戰勝國萬不可做出向戰敗國許
諾撤兵日期這樣有損於國家威嚴之事，這樣做太對不住前線浴血奮戰的士兵。最後近衛向
強硬派妥協，在聲明中刪去了“重光堂協議”中最為重要的日本撤兵一項。近衛在得知汪
精衛於１２月１９日到達河內後，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了第三次對華聲明。
日方和平運動的發起者之一犬養健在他的回憶中，評論近衛的第三次對華聲明時說：“不
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如果按照重光堂會議的精神發
表，確實會引起中國人的共鳴。可是，這次聲明竟把最為重要的撤兵約定忘得一乾二淨，
實在讓人擔心汪精衛和平運動會走上歧途，我深感失望。”日方和平運動的另一個發起者
西義顯聽到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後感嘆說：“日本把汪精衛欺騙了”，松
本重治對近衛的聲明內容也感到愕然：“感到和平運動的未來已經出現了暗影”。
汪精衛對近衛修改“重光堂協議”內容的聲明也深感不滿，但他親身體會“主和派”的艱
難，近衛發表這樣主和口氣濃厚的聲明，也一定有他的難處。雖然近衛聲明刪去了最為重
要的撤兵內容，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面基本
上符合“重光堂協議”，所以汪精衛決定按重光堂協議的規定，發表聲明響應近衛的和平
倡議。
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８日，汪精衛發出《致中央常務委員會國防最高會議書》，要求蔣介
石和國民政府認真考慮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議，其原文如下：
“茲有上中央一電，除拍發外，謹再抄呈一紙，以備鑑察。本月９日，銘謁總裁蔣先生，
曾力陳現在中國之困難在如何支持戰局，日本之困難在如何結束戰局，兩者皆有困難，兩
者皆自知之及互知之，故和平非無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協助，蘇聯之不反
對，德、意之不作難，尤期待日本之覺悟，日本果能覺悟中國之不可屈服，東亞之不可獨
霸，則和平終當到來。”
“凡此披瀝，當日在座諸同志，所共聞也。今日方聲明，實不能謂無覺悟。猶憶去歲１２
月初南京尚未陷落之際，德大使前赴南京謁蔣先生，所述日方條件，不如此明劃，且較此
為苛，蔣先生體念大局，曾毅然許諾，以之為和平談判之基礎。其後日方遷延，南京陷落
之後，改提條件，範圍廣漠，遂致因循。今日方既有此覺悟，我方自應答以聲明，以之為
和平談判之基礎，而努力折衝，使具體方案得到相當解決，則結束戰事以奠定東亞相安之
局，誠為不可再失之良機矣。”
“英、美、法之助力，今已見其端倪，惟此等助力僅能用於調停，俾我比較有利，決不能
用於解決戰事。俾我得因參戰而獲得全勝，此為盡人所能知，無待贅言。蘇聯不能脫離英
、美、法而單獨行動，德、意見我肯從事和平談判，必欣然協助，國際情勢，大致可見。
至於國內，除共產黨及惟恐中國不亡、惟恐國民政府不倒、惟恐中國國民黨不滅之少數人
外，想當無不同情者。銘經過深思熟慮之後，始敢向中央為此提議。除已另函蔣先生陳述
意見外，僅再披瀝以陳。伏望諸同志鑒其愚誠，俯賜贊同，幸甚，幸甚。專此，敬候公祺
。汪兆銘謹啟”
１２月２９日，汪精衛又發表了所謂的“艷電”。“艷電”這個詞並沒有什麼特殊的意義
，當時電報為了節省字數，把日期用一個字代替，１２月２９日的電報代號為“艷”字，
故稱之為“艷電”。汪精衛的“艷電”並不是宣布與日本“合作”的聲明，而是以公開向
國民黨中央黨部、國民黨總裁蔣介石、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會提出建議的形式發表的。“
艷電”的大致內容如下（手頭暫時查不到“艷電”的原文）：
近衛首相在最近的對華聲明中指出日本對中國無領土要求，尊重中國主權獨立，並提出了
“善鄰友好”、“共同防共”、“經濟合作”三原則，表明日方已有和談的誠意，希望蔣
介石和國民政府以近衛聲明為談判基礎，與日本政府交換誠意，以期恢復和平，汪精衛還
特地提出近衛聲明中沒有提到的日本撤兵問題。“艷電”說：“抗戰年余，創巨痛深，倘
猶能以合於正義之和平而結束戰爭，則國家之生存獨立可保，即抗戰之目的已達。”
汪精衛出走重慶後，不少外國電台報道說：汪精衛外出是代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與日本
談判和平問題。１２月２４日，蔣介石讓外交部緊急發表聲明：“汪兆銘無權和任何人談
判和平。”由於汪精衛在黨內的地位，蔣介石擔心汪精衛的出走影響人們對國民黨的信心
，最初只是對外聲稱汪精衛前往河內治病，為汪精衛返回重慶留下一條後路。
蔣介石先派正在河內洽辦武器運輸事務的外交部長王寵惠勸汪精衛回重慶，王寵惠說：“
委員長三番五次對人說，汪先生只是赴河內治病，現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順。”汪精衛回
答說：“謝謝重慶方面目前還給我留條退路。雖然這樣，我還是不能回去，為什麼呢？我
這次離開重慶，只是對政局有不同意見，並不夾雜其他任何個人意氣在內，這一點務請你
們轉告中央，請他們理解。在重慶，我要發表個人意見很不容易，我不離開重慶，這份艷
電就不能發出，和平工作就難以開展。我的和平主張能否採納，權操中央，我絲毫不勉強
。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變立場，我可以從旁做些協助工作，或者退隱山林不問國事都可
以，但如果政府不轉變立場，那我只能出面來談和了。”
汪精衛來到河內後，他的和平計劃遭到很大的挫折。第一是近衛食言沒有在聲明中公布撤
軍的許諾。汪精衛本想近衛也有困難，準備今後再繼續交涉撤兵一事，所以於１９３７年
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近衛聲明的“艷電”。沒想到近衛內閣又於５天后的１９３８年
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使汪精衛陷入十分被動的境地。第二是龍雲變心，沒有按照當初的
承諾發表對汪精衛和平運動的響應，迎接汪精衛在雲南建立新政府。汪精衛本來並沒有考
慮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所以龍雲的變心使汪精衛設想的和平運動完全泡了湯。
從汪精衛與日本人秘密和約的情況來看，並不是汪精衛一廂情願的對日投降，而是雙方都
有和平停戰意願的情況下達成的雙邊協議。在整個秘密交涉的過程中，汪精衛並非十分主
動，最初與日方進行接觸的董道寧和高宗武也並非汪精衛派出的使者。而日方卻比汪精衛
主動得多，日方主動提出汪精衛出馬的有利條件，汪精衛考慮再三後才答應的。而且汪精
衛在秘密協議中提出日本撤軍和建立統一中央政府的條件，都是對中國有利的。
如果日本當初不答應撤軍的話，汪精衛也不太可能會離開重慶另立政府。然而日方卻在汪
精衛離開重慶走上不歸路後，違背諾言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汪精衛的和平運動最能讓人諒
解的地方就在於日本撤軍這一條，沒有了日本撤軍的保證，汪精衛的和平運動自然成為賣
國投降行為。從這一點看，汪精衛也可以說是被日本人出賣了。但日方倒也未必是有意出
賣汪精衛，就象後來美國出賣對自己忠心耿耿的台灣國府與中共大陸建交一樣，國家之間
只有利益，卻沒有情誼，弱者總是處於被出賣的危險之中。
第三部分之五：汪精衛的成立南京政府計劃
汪精衛既沒有絕對效忠於自己的私家軍，也沒有掌握壟斷國家財政的命脈企業。汪精衛之
所以能夠在一無兵二無錢的情況下，在中國政治舞台上扮演頂峰人物，唯一依靠的就是他
的名望。汪精衛是國民黨的建黨元老，文才口才過人，是孫中山最為信任的左右手，加之
有曾經冒死刺殺滿清攝政王的英雄壯舉，這樣的輝煌資歷在國民黨中無人可比。更加重要
的是汪精衛擁有近似於完璧無瑕的正派人品，不貪污、不賭博、不吸毒、不近女色，這在
當時腐敗的中國政界是絕無僅有的高潔人物，汪精衛走到哪裡，哪裡的空氣就會變得清高
起來。汪精衛的政敵們雖然批評汪精衛的政治見解，但對汪精衛的人品都是非常敬服的。
汪精衛的唯一政治資本就是他的名聲，一旦名聲毀壞，汪精衛的政治生命也就完結了，這
和那些即使惡名昭著，也照樣執政掌權的軍事實力派完全不同。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１８日
汪精衛出走重慶搞“和平計劃”，是用他唯一政治資本的“名望”來背水一戰。但汪精衛
的和平計劃遭到了很大的挫折：汪精衛按照與日方達成的密約離開重慶前往河內，日方卻
違背密約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本來在汪精衛和日方代表秘密簽訂的“重光堂協議”中，日
方答應以“撤軍”來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如果當時日方不提出撤軍的承諾，汪精衛也
不會離開重慶。可是日本首相近衛在發表聲明時，忽然臨時刪去了有關撤軍的承諾。
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設想是建立在日方撤軍的基礎上，這樣的和平運動是有可能得到中國人
理解的。日方食言收回撤軍的承諾，就使人感到汪精衛等人是無條件地接受日方的“招降
”，這就完全毀壞了汪精衛的名聲，斷送了汪精衛的政治前途。雲南省政府主席龍雲等人
答應聲援汪精衛，也是把日本撤軍作為基本前提，在日本不撤軍的情況下搞“和平運動”
，自然要背上漢奸的惡名。龍雲等人見日本收回了撤軍的許諾，也就不再響應汪精衛的和
平運動，因為他們還有退路，不象汪精衛已經離開重慶出國，沒有退路了。
日本近衛首相在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２日發表的第三次對華聲明中，儘管沒有提到撤軍，
但在不要求領土、不要求賠款、歸還外國租界、撤銷治外法權等方面基本上符合“重光堂
協議”，所以汪精衛還是按照重光堂協議的密約，於１９３８年１２月２９日發表了響應
近衛聲明的“艷電”。但汪精衛萬沒想到近衛內閣居然在他發表“艷電”５天后的１９３
９年１月３日宣布總辭職，由於“重光堂協議”是汪精衛和近衛首相之間的密約，近衛辭
職就使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徹底流產。日方的和平運動參加者影佐幀昭等人也不滿近衛的做
法，影佐說：“近衛竟奇怪地干出這種事，他把汪先生這樣的中國元老拉到河內，自己卻
立即辭職，簡直沒有一點國際信義。”
答應支持汪精衛和平運動的近衛首相辭職後，汪精衛的和平運動一時間就象斷了線的風箏
一樣沒有著落。在國內則是一片譴責聲討汪精衛之聲，國民黨中常會於１９３９年１月１
日召開臨時會議，通過了永遠開除汪精衛黨籍，撤銷其一切職務的決議。形勢對汪精衛極
為不利，汪精衛曾一度產生退出政壇隱居歐洲的設想，但這次和他以前８次光明正大地前
往歐洲不同，將被人看作是國家的叛徒逃往歐洲，汪精衛對此計劃也非常躊躇。正在此時
，發生了高朗街暗殺事件。
汪精衛到達河內後，住在河內郊外一座位於小山上的避暑別墅中。１９３９年１月１６日
，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數人襲擊打傷頭部；１月１７日，親汪精衛的香港《南華日報
》社長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兩個大漢用斧頭砍傷頭部，幸虧一個外國船員發現出面制止，
林柏生才免一死；１月１８日，在澳門的汪精衛外甥沈次高被人開槍打死。１月２８日，
突然有十幾個身分不明的人從汪精衛住的山下向上攀登，汪精衛得報後緊急下山。此後汪
精衛搬入人口稠密的河內市內的高朗街２７號一幢西式三層洋樓居住，並向法國殖民當局
申請保護，但法國當局只是派一個警察在門外象徵性地站崗。
１９３９年３月２１日凌晨，四名暗殺者越牆攀上三樓走廊，劈開位於三樓正中的主臥室
之門，刺客在黑暗中對準睡在床上的一對男女亂打數十槍，以為汪精衛必死無疑。然而被
刺的不是汪精衛，而是汪精衛的秘書曾仲鳴。高朗街２７號洋樓的三樓有四個房間，汪精
衛夫婦、汪的女兒汪文惺與女婿何文杰、朱執信的女兒各住一間房，把最好的一間主臥室
讓給剛從郊外旅館搬來的曾仲鳴夫婦，沒想到這反而送了曾仲鳴的命。暗殺發生前的晚上
曾仲鳴曾對汪精衛說：“現在重慶方面正想從肉體上消滅汪先生。先生的身體是屬於中國
四萬萬人民的，請千萬珍惜。”
曾仲鳴早年留學法國，１９２５年回國後，在廣州中山大學任教。同年７月１日國民政府
成立時，汪精衛任主席，曾仲鳴任秘書，從此一直相隨左右。在槍擊中曾仲鳴腹部中了十
余彈，其妻方君壁也受重傷。曾仲鳴被緊急送往法國陸軍醫院搶救，汪精衛要去醫院看望
曾仲鳴，別人都說現在出門太危險，法國警察也勸汪精衛不要冒險去醫院。但汪精衛仰天
流淚說：“我是從小看著仲鳴長大的，又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結果汪精衛
乘坐曾仲鳴法國朋友的私人汽車到達醫院。
當汪精衛到達醫院急救室時，曾仲鳴已昏迷多次，他醒來時對汪精衛說：“我能代汪先生
死，死而無憾，國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沒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鳴臨死前又掙扎
起來，把以他的名義替汪精衛在國外銀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簽了字，為汪精衛盡了最後的
一份力。高朗街暗殺對汪精衛來說已是第二次遇刺了，但汪居然又大難不死，亦可謂天意
。
曾仲鳴死後汪精衛極度悲憤，親筆寫了悼念曾仲鳴的《曾仲鳴先生行狀》，又在３月２７
日的《南華日報》上發表了《舉一個例》的文章，作為對蔣介石暗殺行為的抗議。汪精衛
在《舉一個例》一文中，披露了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６日國防最高會議常務委員會的會議記
錄，這次會議聽取外交部次長徐漠的報告，討論德國大使陶德曼轉達的日方和平條件。陶
德曼在南京會見了蔣介石，轉達了日本的和談條件，蔣介石同意以日本的條件為基礎進行
和談。汪精衛用這個實例說明：與日本謀和並非自他開始，以蔣介石為首的領導集團早已
秘密進行了。
汪精衛在文中責問蔣介石：“主和是大家共同的主張，當時陶德曼大使奔走調停時，南京
尚未陷落，蔣介石認為和談可以進行，那麼在近衛發表第三次聲明後的今天為什麼和談就
不可以進行？而且還要對主和的人橫加誣衊，誣衊不足，還要奪其生命。再何況，一年多
前日本提出的和談條件十分苛刻，而蔣介石居然說不是亡國條件，同意作為談判的基礎，
而今天近衛聲明所提出的條件大大讓步了，卻為什麼不可以作為談判的基礎？”
近衛內閣倒台，繼任者平沼首相見汪精衛發起和平運動後，西南省份的中國軍政要人並沒
有象預計的那樣通電支持汪精衛，因此對汪精衛的號召力和影響力產生了懷疑，但他們忘
記了日方食言收回撤軍承諾對汪精衛個人威望的打擊。在１９３９年最初的幾個月裡，日
本方面對汪精衛相當冷淡。但是河內發生汪精衛暗殺事件後，因為汪精衛畢竟是響應日方
的和平號召才到河內的，日方召開了首相、陸相、海相、外相及藏相參加的“五相會議”
，研究決定派遣影佐禎昭、犬養健等人前往河內營救汪精衛，幫助汪精衛轉移到安全的地
方，汪精衛在日本人的保護下到達上海，暫時住在法租界。
在輪船尚未到達上海之時，汪精衛就對影佐禎昭和犬養健說：“到今天為止，我們的方針
一直是以國民黨為中心組織和平團體，用言論來揭露、指責重慶政府對日抗戰的錯誤，宣
傳中日和平以拯救中國、拯救東亞，擴大和平運動的陣營，從而使重慶政府改弦易轍。原
來設想在西南日軍未占領的地區建立一個和平運動基地，但自從我離開重慶後情況發生了
變化。現在我的想法也有了改變，我想不如推進百步，索性建立一個和平政府，通過日本
政府對中國和平的誠意，用事實來證明抗戰已毫無意義，從而促使重慶政府轉向和平路線
，這樣比較適當。”
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一事大出影佐等人的意料之外。當時日本政府只是吩咐影佐幫助汪精
衛建立一個“反共救國同盟會”的民間組織，並沒有設想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所以
影佐為難地說：“誠然，這也確是一個好辦法。但是事實上我們只是受命專來幫助先生轉
移到安全的地點而已。關於現在您所說的話，在公務上我沒有答覆您的資格。不過作為和
平運動的同志，我還是發表我的意見。我認為，首先要看日本政府是否徹底實行近衛聲明
，這是前提條件。假如日本政府在這個態度上有所改變的話，那麼先生的這個新建議將會
完全失敗的。我作為一個日本人說這樣的話，不免有些奇怪，但這的確是一個需要慎重行
事的事。”
汪精衛說：“我也有同感。比如說，重慶政府還不信任貴國，他們認為日本嘴上說得好聽
，實際上心中所想的卻完全相反。各地希望和平的同志如今躊躇不前，也是出自同一理由
。近衛聲明是否實行，這是我們和平運動的分歧點。”
犬養健問：“不知汪先生在組織新政府時要向帝國政府提出什麼要求？”
汪精衛說：“主要是希望日本政府堅持實行近衛首相的聲明，如果不能踐行聲明，我必將
遭到國人的譏笑，認為我是受日本的欺騙而離開重慶的。重慶方面也更不會相信日本政府
，認為貴國口是心非，不守諾言。”汪精衛還說：“倘若將來貴國政府要利用我們新政府
的兵力，把我們看作日軍的一翼，讓我們與重慶軍隊作戰的話，勢必會引起內戰，造成同
民族間的流血犧牲，這是絕對要避免的。我們的最終目的，並不是要打倒重慶政府，而是
在可能的情況下與之合作。這一點與所謂的反蔣運動有本質的區別。”
汪精衛又說：“對於中國人來說，抗日論也好，和平論也好，都是愛國心的表現，都是以
不同的形式熱愛國家。從另一方面來說，抗戰論總容易讓一般的中國人接受。與之相比，
和平論幾乎就等於賣國論，是很難讓人接受的。從現在中國國民的心情來講，哪怕是內地
的一、兩個省份因抗戰而生存下來，人們也會確信，它將來必定成為國家振興的根據地。
這種主張最容易使血氣方剛的中國青年熱血沸騰。但是倘若青年們沒有這樣旺盛的精神，
中國的將來和亞洲的將來也就令人擔心了。由於這些緣故，在我們和平運動的征途上會遭
受到相當的責難，要經常不斷地被罵為賣國賊、漢奸，但我已做好挨罵的思想準備。我所
盼望的只有一件事，就是日本的政策能按照與我們約定的那樣在中國廣泛宣傳，到那時我
們所經歷的苦難，才會放射出異彩。我們在那個時候才能與抗日的青年們見面，互相笑著
說明以前各自所走的不同的道路。”
影佐禎昭被汪精衛的話深為感動，在他的回憶錄《曾走路我記》中，給予了汪精衛最高級
的讚詞：“汪氏的行動表現出他對支那、對東亞的熱愛和赤誠，其崇高的精神、高潔的人
格連鬼神都會為之感動。我除了真正地敬服感佩以外還能有什麼呢？”
不管怎樣，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主動出擊”，使日本政府一時感到為難。日本對中國
的方針原來是分而治之，因為一個統一的大中國對日本總是一個威脅。日本於１９３７年
１２月在華北製造了一個以王克敏為首的北平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再於１９３８年４月在
長江下游地區製造了一個以梁鴻志為首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日本並不打算在日占區
建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所以對汪精衛提出在日軍占領區建立政府的計劃並不感興趣。
但汪精衛畢竟是中國政壇上的超重量級人物，日方還是認真考慮了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
。
１９３９年５月２６日，汪精衛在上海召集高級幹部會議，研究向日本政府主動提出“建
立政府”的計劃問題，參加會議的有周佛海、陶希聖、高宗武、梅思平等人。會議經過三
天的討論，擬訂出了《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準備以書面形式提交日方，汪精衛親
赴日本和日方談判。《關於收拾時局的具體辦法》提出：先召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
，修改黨章，重新制定政綱及政策，授權汪精衛組織中央政治會議，負責改組國民政府以
及“還都南京”。該文件還規定：在“國府還都”南京的同時，王克敏的北平中華民國臨
時政府和梁鴻志的南京中華民國維新政府自動取消，並宣布重慶國民政府為非法政府，其
對國內發布的法令、對外締結的條約協定一律無效。
１９３９年５月３１日，汪精衛、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等十一人，在影佐偵昭和犬養
健陪同下秘密飛往東京。日方儘管對汪精衛的來訪並沒有多大熱情，但還是給予汪精衛很
高的禮遇，前首相近衛文呂和外相有田八郎親往機場迎接。為了對外保持秘密，汪精衛被
安排住在東京郊外的一所高級私人別墅。對汪精衛的來訪，新任首相平沼騏一郎召開政府
首腦緊急會議，討論汪精衛提出在南京組建政府的要求，平沼說：“原來我國政府鼓勵汪
氏出逃重慶是為了促進重慶政府內部分化而與帝國政府議和，這樣戰事就可能更加順利一
些。原先我們只是計劃在經濟上支持汪氏進行和平運動，現在汪氏要求我國政府支持他在
南京組織中央政府，這是我們未曾想過的。”
日本政府內部對汪精衛提出建立政府的設想意見很不一致，經過激烈的爭論後，日方終於
統一意見，同意汪精衛建立新政府。１９３９年６月５日，日本內閣五相會議擬出一個《
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該方針規定：１、中央政府由汪精衛、吳佩孚、臨時政府、維
新政權共同組成，吳佩孚主軍，汪精衛主政；２、新建中央政府根據《調整日華新關係的
方針》與日本建立調整國交；３、中央政府必須具備一定的號召力，成立日期由日本決定
；４、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關係，以分治合作為原則；５、關於國民黨和三民主義，在
不妨礙親日、滿和反共的原則下，可允許存在。日方以《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針》為原則
和汪精衛進行談判，但日方的建立政府方針和汪精衛的建立政府設想相去甚遠。
６月１０日，汪精衛首先與平沼首相會談，但沒有什麼實質內容。第二天與陸軍大臣□垣
的會談，是這次談判的最主要重頭戲。□垣先提出陸軍不贊成汪精衛在南京建立政府的意
見，□垣說：“難道除了南京，汪先生沒有考慮設法在其它地方建立新政權嗎？譬如在皇
軍占領區以外。”汪精衛回答說：“原來我也是這樣考慮的，只是形勢發生了變化，才作
出還都南京的決定。”□垣又說：“南京已經有了維新政府，再由汪先生建立一個新政府
，不是好辦法。”汪精衛回答說：“我們不說在南京建立新政府而是說還都南京。因為國
民政府原在南京，重慶被稱為陪都。還都能使重慶方面產生一種衝擊力和向心力，使國內
一切愛好和平之國民思和之心凝聚於故都南京。南京和平政府將是一個獨立自主的中央政
權，目前北平和南京的臨時、維新兩個政權應加以撤銷，或自行解散，使之在中央政府統
一領導下。”□垣聽後反論說：“分治合作是五相會議決定的原則，臨時、維新兩政府經
過與汪先生協商可以考慮廢除名義，但不能取消其內容及已形成的事實。”汪精衛則反論
說：“閣下的意思似乎與五相會議提出的內政問題交給中國方面的原則有了距離，如果只
廢除臨時、維新兩個名稱而照舊保留其實體，要我出來收拾時局實感困難。因為中央政府
有名而無實，勢必會發生中央與地方之間的權限之爭。這樣的中央政府實在不是我們所設
想成立的獨立自主政權，如果閣下要堅持，我只有退讓或延期組織政府。”最後□垣作出
一些讓步，說只要汪精衛能夠說服王克敏、梁鴻志自願放棄政府，日方也不反對。
日本原指望汪精衛在日軍占領區之外建立政府，分化瓦解中國的抗日力量。至於在日軍占
領區之內建立傀儡政府，王克敏、梁鴻志這樣的人更加可靠。平沼內閣對汪精衛的建立政
府計劃很不積極，所以汪精衛這次秘密訪日並沒有太大收穫。汪精衛回國後，曾走訪王克
敏、梁鴻志，試圖說服兩人同意放棄地方政府，支持成立統一的中央政府。但王、梁兩人
均支支吾吾，沒有表示出願意放棄地方政府的意思，這樣汪精衛在日占區建立政府的計劃
又瀕臨死路。
汪精衛在河內發表“艷電”時，吳佩孚曾表示支持汪精衛的和平運動，吳給汪去信說：“
中日輔車相依，為友為敵，利害本昭然，但目前危亡抗戰之中，更須化敵為友，因有史以
來，從無久戰不和之理。故自蘆溝橋變起，身居故都，一直以啟導和平為信念。”但汪精
衛到北平約見吳佩孚時，吳佩孚態度很傲慢，結果會談沒有實現，不過不久吳佩孚忽然急
病而死。
１９３９年８月，平沼內閣倒台，原陸軍大將阿部信行出任首相。阿部上台後，開始積極
支持汪精衛，同意取消臨時、維新兩個政府而由汪精衛領導成立一個統一的中央政府。１
９４０年３月３１日，汪精衛才正式“還都南京”，在日占區成立了一個統一的“國民政
府”。
如果說日本人扶持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一個傀儡政府，倒不如說這個傀儡政府是汪精衛盡
力“爭取”而來，而且是來之不易。日本人一方面懷疑汪精衛搞和平計劃是中國人的詭計
，試圖以此來緩解日本的軍事壓力。另一方面，日本也懷疑汪精衛等人對日本的忠誠，盡
管重慶開除了汪精衛等人黨籍職務，但汪等原國民黨人與重慶國民政府的高級官員仍有各
種難於切斷的千絲萬縷聯繫，日本人擔心汪精衛等人會在關鍵的時候反叛，會把日本的軍
事機密傳遞給重慶。事實上抗戰期間重慶政府正是通過汪精衛政府獲得了大量的軍事情報
。
日本人要在日占區建立一個傀儡政府，最重要的考慮之一就是傀儡政府對日本的忠誠可靠
程度。從這方面來講，王克敏、梁鴻志等人顯然比汪精衛更加可靠。日本從剛開始就沒有
考慮過讓汪精衛在日占區成立政府，只是希望汪精衛在日軍未占領區成立政府。多虧影佐
偵昭等和平運動發起人盡力奔走，向日本領導層說明汪精衛的誠意，最後日方才同意汪精
衛成立政府的要求。
汪精衛本來性格清高，對金錢權力看得並不是很重，自動放棄了多次爭奪權力的機會。但
這次汪精衛卻一反常態，竟然“別人不請我自來”，爭著在日本人手下作一個傀儡政府的
領導人，讓人感到有些不可思議。難道汪精衛真是出於一種責任感，怕別人“賣國”把國
家賣完，自己親自來搞有限度的賣國？汪精衛的確說過：“別人去送國還不如我汪某去送
。別人送國是沒有限度的，而我送國則有限度，不能讓他們把國都送完。”
不過從另一方面來看，汪精衛也許因為被人們所誤解而難過。蔣介石不採納他的和談建議
，他不得不出走重慶，在中國人的土地上建立一個新政府，和日本達成和平撤軍的協議，
救百姓於戰火之中。這本來是一個可行的計劃，他本人也不會因此被人們恥為賣國求榮的
漢奸。可是沒想到日本人臨時變卦，收回了撤軍的承諾，把汪精衛推進了漢奸的行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