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給方石先生
(博訊 boxu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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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論壇 2007-10-10 新聞與評論”中，看到署名方石的一篇《悲劇人物宋慶齡——閱讀相關材料有感》，因為我剛剛在台灣《傳記文學》2007年8月號發表過一篇封面文章《宋慶齡與共產國際》，自然對於方石先生所說的“相關材料”抱有興趣。令我感到遺憾的是，方石先生僅僅依據他自己幾次重讀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內容提要》，就極其肯定地給出了道德層面的正面評判：

“宋慶齡是個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國的政治活動家，本可大有作為；可惜後期誤上賊船，成了毛記封建專制王朝的政治飾品。她無法解脫，悔恨不已，臨終前說：‘請不要把我和國父放在一起。我不夠格的。’她痛感作了錯誤選擇，愧對中山先生。其實，她不必如此自責。她從未違背自己的政治良心。是中共利用她的理想主義和政治責任感，使之充當了助毛反蔣的政治工具；後來又因為她不肯違背政治良心‘跟黨走’，毛對她越來越不耐煩。……我不由大膽設想：如果中山先生不死，可能也會上當的。”

且不說宋慶齡是不是當真“正直、勇敢”；所謂的“一心想救中國的政治活動家”，本身就是以特殊材料自居的黨人所習慣的一種極其原始野蠻的價值判斷。中國是所有中國人的國家，每一個中國人都擁有一顆自救救人的腦袋，憑什麼宋慶齡就是“一心想救中國的政治活動家”呢？有哪一個中國人通過程序正義優先的選舉程序或授權程序給予宋慶齡“救中國”的特殊材料之權力了呢？！

筆者細讀了方石先生提供的“1994年11月，書記處審查通過了黨支部委員會整理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從中確實發現了宋慶齡晚年“無法解脫，悔恨不已”的一些人性火花。

諸如55年11月她給毛寫信：

“我很不理解提出對工商業的改造，共產黨曾向工商界許下長期共存、保護工商業者利益的諾言。這樣一來，不是變成自食其言了嗎？資本家已經對共產黨的政策產生了懷疑和恐懼，不少人後悔和抱怨。”

諸如57年她又寫信給黨中央：

“黨中央號召大鳴大放，怎麼又收了？共產黨不怕國民黨800大軍，不怕美帝國主義，怎麼會擔心人民推翻黨的領導和人民政府？共產黨要敢於接受各界人士的批評，批評人士大多是愛國愛黨的，一些民主黨派人士為新中國的解放，作出了家庭、個人名利的犧牲，一些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怎麼可能一天就變成反黨反社會主義分子？我很不理解這個運動，我想了兩個多月，還是想不通，有這麼多黨內黨外純粹的人會站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對立面？要推翻共產黨？”

諸如宋拒絕出席一些節日活動和招待會：

“我參加會傷感，還是不參加，參加一次，回來就要進醫院。另外，我也不想做政治上的點綴。”

然而，這一切並不足以證明宋慶齡“是個正直、勇敢，一心想救中國的政治活動家，……從未違背自己的政治良心。”

中國古人早就知道“知人論世”，評論宋慶齡這個人，自然需要知道她公開的和秘密的政治身份。方石先生所提供的《關於宋慶齡建國後32年經歷的材料內容提要》的第一段是這樣的：

“宋1950年3月給黨中央寫信要求入黨，52年10月再次給毛澤東寫信提出要求。毛對宋說：‘你在政治上完全夠格，在革命戰爭的歲月，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今後還有許多工作需要你做。有些事我們做不好，你做合適。我在黨內說了：黨的高級幹部還要向你學習，學習你的革命堅定性，對新中國革命的貢獻，你的作用比李濟深、沈老還要大。所以還是留在黨外好。’”

所謂“實際已是黨的優秀領導者之一”，指的是宋慶齡在中國共產黨的母黨即蘇聯第三國際（共產國際）中擔任秘密成員的那段歷史。

1982年5月29日，廖承志在《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紀念文章《我的回憶之二》，其中介紹了他自己於1933年5月被保釋出獄之後，在他的母親何香凝家中與宋慶齡的一次秘密對話：

“我是代表最高方面來的。”她說。

“最高方面？……”我想知道。

“國際！”她只說兩個字，隨後又補充說：“共產國際。”

“啊！”我幾乎叫出來。

“冷靜點”她說。“只問你兩個問題。第一，上海的秘密工作還能否堅持下去？第二，你所知道的叛徒名單。”

我本人在明鏡出版社2004年出版的《民權保障同盟的暗箱黑幕》一書中，還引用過伊羅生的一段回憶：1934年，一心為中國的共產主義事業獻身的美國年輕記者伊羅生，在遭受周恩來等共產黨人的排擠打壓之後，不得不選擇離開上海。他在與共產國際秘密成員宋慶齡告別時，宋慶齡特別提醒他要注意安全：“我不是指國民黨。”伊羅生問：“你是說共產黨？”宋慶齡回答說：“是的，不錯。注意安全。你不了解這些人，他們什麼事情都做得出來。”

宋慶齡在孫中山、蔣介石等人的中國國民黨與更加邪惡的蘇聯共產國際之間自願選擇後者而不是前者，是基於她與鄧演達、陳友仁想依靠蘇聯人的財力和武力重新奪取政權的政治野心的。把這樣一個甘心投靠蘇聯帝國主義的女人連同她的更加不擇手段的丈夫孫中山神聖化，與把毛氏偉人神聖化一樣，是基於一種政教合一的邪教心態。宋慶齡在公共事務及私人生活方面的某些不可告人的人性污點，才是導致她死心塌地地與狼共舞的最為直接也最為根本的原因，單純解釋為她被騙上了“賊船”，無論如何是講不通的。退一步說，一個長腦袋的人被另一些同樣長腦袋的人欺騙了，除了譴責騙子們缺乏良知和道德之外，總還需要追問受騙人：“你對得起自己長的那顆腦袋嗎？你自己難道不該承擔屬於自己的那一份責任嗎？！”

單從學術上講，方石先生僅僅看了官方的一份內部資料就草率寫作，是很不負責的一種寫作態度。兩年前有一位叫葛陵元的朋友抄錄了一大堆二手資料，然後一再質問我寫歷史為什麼非要查第一手文獻資料，問得我哭笑不得。我想方石先生不會是又一個葛陵元吧？

寫歷史當年要刨根問底去尋求歷史真相。歷史真相只存在於一系列最為原始的第一手材料所形成的證據鏈條之中，而不是存在於以論傳訛的傳奇演義之中。文化大革命中數億中國人眾口一詞高喊偉大領袖毛主席萬歲，偉大領袖當真萬歲了嗎？數億中國人異口同聲惡罵劉少奇是“叛徒、內奸、工賊”，劉少奇當真是所謂的“叛徒、內奸、工賊”嗎？！

學術研究與體育比賽一樣是講究公平競爭也就是魯迅所堅決拒絕的費厄潑賴（fair play）的。所謂費厄潑賴（fair play）的前提條件就是程序正義優先的比賽規則。在體育場上，一個重量級的拳擊手是不會與輕量級的拳擊手浪費時間的，一個足球健將也不會與花樣滑冰的選手同台比賽的。這就是我一直對葛陵元先生不予理會的原因所在。

2007年10月11日於北京家中。 _(博訊自由發稿區發稿) (博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