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首次懸賞 追捕“二王”秘聞

來源: 三聯生活周刊

“二王”案

“滿大街都張貼着‘二王’照片，中國人第一次看見懸賞通緝令。”1983年，從大年三十在瀋陽持槍殺4人開始，全國流竄，殺人搶劫，直到中秋節被圍捕。7 個月零6天，困擾着中國人的問題是:“二王到底到哪兒了？”“這個問題到現在都是個謎。”“二王案”當年前線總指揮、前公安部刑偵局局長劉文說，“因為抓到時候已經死了，沒人能說清，他們到底去過哪些地方，哪些案子是他們幹的。”作為“文革”結束後第一起惡性暴力犯罪，王宗和王宗瑋，這對來自瀋陽一個教師家庭的兩兄弟，面對的是當時相對純淨的治安環境和薄弱的刑事偵查力量，“懸賞通緝、特警、巡警、道路檢查點和 ‘110’，這些中國的刑偵網絡是從‘二王’開始建立”。

“有一個武警戰士叫吳增興，犧牲了。其實事後調查，王宗根本不會開槍，也沒打死過人，他只放了一槍，而吳增興身上有5個彈孔。”

活捉王宗瑋:一條狗和一個馴犬員

5萬人的搜山進行到第4天，謝竹生帶着警犬衛南時不時需要停下來休息。同來的另13條警犬第一天就已經全部累趴下了，12條被人背下了山，1條脫水死亡。 “9月13日，發現‘二王’的第一天，搜山的每人發了8個硬皮月餅，像包子似的，一點點餡，其他的進口警犬連聞都不聞，只有衛南，和我分吃一塊。”所有被山民發現“有情況”的地點，謝竹生都要帶衛南首先趕到，“但是臨時組織起來的2.5萬名民兵，素質有限。指導員說‘搜！’鳴了一下槍，結果山民們四處逃散，都躲得不見人影”。

4天裡不斷接到情況，謝竹生帶着衛南和王宗瑋的一隻鞋，來到每一個可疑地點。“但是衛南一直沒反應，領導都問我，能不能確保‘二王’進山？”謝竹生說， “是山民們立功心切，我的衛南是中國最好的警犬。”用50年代蘇聯送的東德母警犬，和1980 年剛從西德進口的公警犬配種，“中國要培養第一批自己的警犬”。江西廣昌地區寧都縣公安局刑偵科的謝竹生接了這個任務，“生了9條小犬，8條一個月大就死了，只剩下了衛南”。

是衛南第一個發現了“二王”。“9月18日凌晨接到山民報告，說自家廚房的飯和醃菜被偷吃了，還找到一隻鞋。衛南一聞鞋，一下子‘放線’了，兩隻眼睛發亮，尾巴繃直了，和身體成了水平線。”隊伍開始在衛南指引下搜尋，除了警犬是技術條件，搜山只剩下了人海戰術。“我和衛南各走一個山坳，相隔幾米遠。從山頂到山腳下，1米1人，排成一條線。”約2.5萬名武警戰士，夾雜七八百江西廣昌的公安民警。命令是:“向左移動。” 隊伍像梳子一樣在南坑山上尋找，“衛南不斷發現王宗瑋28厘米長的腳印，我們倆的速度比其他人都快”。到一個岔路，衛南忽然奔跑起來，謝竹生說他沒來由的心裡一陣空虛。“無名的緊張，我刑偵考試門門第一，向來打衝鋒，那天前後看看就我一個，覺得心涼。”“衛南回來！”謝竹生大喊，過了七八分鐘後面的人才趕到，“王宗瑋就在衛南那條道上，‘二王’是向右移動，我要是自己往裡走就完了！”

到下午16點多，謝竹生的前方突然響了一槍。“剎那間，整個現場沒有一絲動靜。”停頓了幾秒鐘，謝竹生大喊一聲“是二王！”這時山上山下的槍全響了，“我帶着衛南就往裡沖！”他先鬆開了衛南的牽引帶。“跑着，我左上方就出現了戰士甘，他中槍了，再往前還是戰士鄭，我問他‘二王’呢？他說跑了，往山下走了！”“幾步就看見王宗瑋正要抓着一根毛竹往下跳，我離他只有幾米，衛南的訓練是‘動哪咬哪’，它一下子就撲上去咬住了王宗瑋抓毛竹的左手。”王宗瑋右手拿着槍，“我猛地抱住了他”。兩個人帶一條狗，一起往山下滾去。“他1.85米，我1.73米，但他已經筋疲力盡了。”後來屍檢發現，“二王”胃裡只有一點山上產的蓮子的渣。

“我扳過他的左肩死死卡在地上，一看，都是血。子彈從左肩貫穿從左下顎打出，不是致命傷。” 衛南還死死咬住王宗瑋的左手，“我說:你老實點！他說:我是好人。”謝竹生現在想起來還要冷笑，他回問:“你還是好人哪？”謝竹生在王宗瑋口袋裡搜出20 多發子彈，1把匕首，“腳上綁了個救命包，有1萬塊錢和他美國姑父的地址”。謝竹生和衛南一路把王宗瑋拖下了山，“又來了3個戰士，一起拖”。把王宗瑋拉到路邊上，一直坐鎮的江西省公安廳楊廳長也來了:“抓到哪一個？”謝竹生說:“個子很高，可能是王宗瑋。”大家一翻他的嘴:“兩邊都是假牙，是王宗瑋！” 楊廳長大聲指示:“馬上匯報！我們已經活捉了王宗瑋！活的！”謝竹生到現在都記得躺在地上的王宗瑋的眼神，“那應該就叫兇殘吧！他誰都看，但一句話不說”。

“有很多人上來圍觀，楊廳長說‘堅守崗位，還有一個王宗’。”哥哥王宗只有1.65米，不會用槍，就在謝竹生抓王宗瑋的平行過去8米遠的地方。“太陽已經快下山了，但還能看見王宗的人影。”武警的槍齊齊掃射過去，10分鐘後王宗被幾個武警抬下山，謝竹生說，“從脖子以下到大腿根部，整齊的9個彈孔，是一梭子彈打死的”。楊廳長雖然下命令不許圍觀王宗瑋，但是武警戰士都沖了上來。“有一個武警戰士叫吳增興，犧牲了。其實事後調查，王宗根本不會開槍，也沒打死過人，他只放了一槍，而吳增興身上有5個彈孔。”謝竹生說，“我下來的時候還有武警對我說，我可沒朝你開槍啊！”謝竹生當時穿着公安的白色制服，“我愛漂亮，這也保護了我”。

“武警戰士們都是二十來歲的孩子，當時情緒特別激動，開始打王宗瑋。”謝竹生此後的敘述在24年後變得異常珍貴，因為所有當時報道都說“‘二王’被當場擊斃”。謝竹生完全理解戰士們的情緒，“那麼多人4天在深山老林里摸索。‘二王’多壞啊！”大家都處於興奮期，“勝利了！”的歡呼響徹山谷。“要是派我們公安民警，而不是武警戰士，我想就不會出這樣的事，那是案件現場，不是戰場，但戰士們沒有區分。”

“一號”追緝令:劉文和刑偵隊伍的組建

“我們的基礎工作薄弱，隊伍素質差，才被‘二王’逼出了懸賞通緝令。”2月12日瀋陽案發， 3月劉文被公安部指派做“二王”案總指揮。3月底他來到武漢的岱山派出所時，“二王”剛剛打死3名警察，並搶劫槍支逃跑。“我到的時候，正有一幫群眾，圍住了派出所，他們說，公安局乾脆換牌子，改叫糧食局算了！”劉文心裡特別不是滋味。80年代初中國公安，所謂刑事科，15塊錢以上的事全管，“沒有應對暴力犯罪的經驗”。“文革”結束後，社會治安和風氣都有所變化，現在正編寫《中國刑偵史》的劉文說，“‘二王’是一個轉折點”。

“二王”案時間之長、地域之廣、投入之大，從新中國建立以來前所未有。“到現在，我們還是沒有對‘二王’的活動做出準確判斷。瀋陽連殺4人後，能夠肯定的是‘二王’的4次露頭，從北京開往廣州的47次列車上開槍，湖南衡陽打死1人，湖北岱山、武漢打死4人，安徽淮陰搶劫 2.1萬元，一直到江西廣昌被擊斃。”劉文說，“而且都是因為打了遭遇戰。我們的人開了3槍，一槍沒中，還被人家給打死了。”“二王”案結束以後，劉文說自己情緒完全提不起來，“7個月才破案，應該吸取教訓！有什麼英雄可言？”同年夏，鄧小平在北戴河召開會議，第一次做出了“嚴厲打擊刑事犯罪”的指示。

2月至4月，公安部門的壓力越來越大。5月，懸賞2000元的通緝令一夜間貼滿了大街小巷。劉文至今還保存着這張發黃的通緝令。除了“二王”的相貌特徵，背面還印着“只許張貼，不准廣播登報”。“當時害怕影響不好，通緝令也來不及讓各地去印，只好我們印好，派飛機運往全國各地。”新中國成立後從沒懸過賞，劉文曾仔細研究了香港、台灣地區，清朝和民國時代的“懸賞通緝”。“我當時對領導說，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這不該是封建主義、資本主義的專利。”劉文笑着說，現在懸賞50萬元的多了。當時送到，批示“同意”，但是獎金從5000元”改為了“最高 2000元”。

此後劉文背着一台十幾斤重的電話，跑遍了廣東、安徽、江蘇、湖北、河南、陝西和河北。“那個電話是最高級的了，瑞典的。還帶着個電台。”因為還沒有專車，劉文去很多發現線索的邊遠地區都要坐公共汽車。“當地的公安局給我們開個證明，說有兩個警察同志要坐車，麻煩保留兩個座位。”劉文還特地買了100件防彈背心，“200塊錢一件，到一個地方只發一件”。劉文說到自己走過的每一處，都會激動地站起來講，“我們在廣東白雲山也是圍堵了，武漢還調動了軍用直升機，還是沒逮到”。80年代公安的裝備也很落後，沒有 110報警電話、巡警、特警和檢查點。“連傳真機也是為了‘二王’買的，好趕緊把照片傳往全國。”只有公安部有自己的特警隊，“特警隊當時的待遇和空軍一樣，要吃空軍灶”。因為江蘇等地警力不足，民警的槍法不准，劉文被特批可以帶10名特警前往協助。“我專門找了人，給他們做飯，每頓都有肉，還有巧克力和水果。特警們看到我吃普通灶很不好意思，招呼我一起吃，我說自己帶着糧票哪。”

當時全國各地都出現線索，“每天都有電話來說，‘一高一矮又來了’，搞得上上下下都緊張，但經查證，都是假的。特別是出現了很多‘假二王’，冒充‘二王’ 到處作案，我在大連圍堵了半天，抓到了一高一矮，他們還‘承認’自己是二王呢！”特別是懸賞通緝令發布後，提供線索就可以獎勵1000元，查實的獎勵 2000元。劉文說，“和現在動輒50萬元懸賞捉拿在逃犯可不一樣，有人說公安無能，拿錢買人民的自尊，也有人說這樣省警力、省經費”。

關鍵還是當時公安辦案的方法太落後。“我們還習慣於，先偵查現場，再找出證據，再追捕犯人。”但通緝令帶來的問題是，劉文說，“等我們找到證人要描述人家的長相，人家早回家拿了錢和地址跑了”。除了群眾路線，最有效的方針是:“我們必須迅速主動出擊，設包圍圈，大、中、小3個。”江西廣昌最後的圍堵正是如此，“我自己當時參加了6次大圍堵。此後應對暴力犯罪有了經驗”。

“二王”的父母

2007年9月21日晚，距1983年“二王”被擊斃24年零3天，瀋陽市一幢老樓里，當了一輩子中學教師的王家林和王春芳接受了採訪。年過80歲的老夫妻倆已經很少走出這套70平方米的老房子。20多年來，他們主要依靠王春芳的幾百元退休金維持生活，不過門口還是掛了兩個訂報箱。

1983年2月12日下午15點左右，王宗和王宗瑋在463醫院開槍殺人後，騎車回到父母家，家裡有姥姥、父母、王宗4歲的女兒梅梅和王宗瑋的未婚妻小李。兄弟倆噔噔跑上樓，一進門就喊，“我倆出事了，通行證被扣了”。“老三(王宗瑋)上午還在家，不過讓他去接下二哥(王宗)、二嫂回家吃年夜飯，幾小時就出了這事。”王家林以為兒子跟人打架，氣得發抖:“大過年的，你們盡給我惹事！你們太不讓人省心了。”王家林說當時記者寫他自己給的兒子手錶，兄弟倆說 “去東西南北中”，其實都沒有採訪過，“當時宗說，‘晚啦！說這個沒用！’小李嚇得蹲在地上哭，宗瑋趕緊去安慰。宗說，‘梅梅怎麼辦啊？’宗瑋跟他媽說: 媽，我餓。他面前的桌上就有糕點，他也沒去拿。他又問家裡地址，還是沒人回答”。

然後，王宗瑋打開臥室五斗櫃的抽屜，裡面放着家裡來往信件和家人的手錶，拿出一封美國親戚寄給家裡的信，又取起一塊手錶戴上。這塊表是王家林的，王家林說，“我後來才發現他戴錯了表，但我還是被認定為‘資助手錶、幫助外逃’，給判了刑”。前後不到5分鐘，兄弟倆匆匆走了，臨走王宗瑋還自言自語:“得全國通緝！”晚上23點，王家林和王春芳終於等來了警察，二人被帶到大東公安分局，知道了兒子在醫院連殺4人。“他們問我，為什麼不將他們扭送公安局？我說，我也不知道他們幹了什麼事啊？”大年初三晚上，老夫婦倆被放回家。後來王家林因包庇罪被判刑7 年。

王家林在獄中一天天數過兒子活着的日子，到第216天，瀋陽市公安局的人到他所在的大北監獄，“說你兩個兒子由於拒捕，在南方已經被擊斃了。我說:好，罪有應得”。在監獄養成習慣，王家林說話時仍把兩手放在膝蓋上，微駝的背也儘量挺筆直。 1989年，王家林提前出獄。在勞改隊的6年，他給犯人上課，每天早上4點多就起床跑步，平時有空就多散步，“我是無辜的，要好好鍛煉身體回去，所以身體反而比當老師時候要好”。

王春芳說，4個孩子都是姥姥帶大的，“文革” 時，“保皇派”和“遼瀋派”就在大院裡武鬥，動刀動槍甚至埋地雷，正是哥倆容易學壞的年齡。王宗和王宗瑋後來使用的槍就是1976年3月從瀋陽大北監獄偷的，那年王宗瑋才19歲。身高1.85米的王宗瑋因為打籃球的特長到內蒙古當兵，學會了打槍，當過班長，退伍後進入了瀋陽當時屈指可數的大廠724廠。 “看過那麼多報道，只有一個作家說過，‘二王’的產生有一定的歷史因素。我們覺得寫得真好。”今年81歲的王家林說，“以後身體好了，我想和老伴兒沿着我兒當年走過的路走一圈，看看我兒當年怎麼生活的，聽聽老百姓的反映，哪怕是要給人家賠禮道歉啥的，我都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