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戊戌变法”，是指清朝光绪皇帝于1898年在中国进行的政治改革活动。这次政治改革活动，自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的命令开始，至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止，前后共计103天。因此，中国史学界又把戊戌变法称作“百日维新”。中国史学界对戊戌变法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数不胜数。其中，关于戊戌变法最大成果是什么的议论，好像始终是各执一词，莫衷一是。本人则认为，戊戌变法的最大成果是：中国自那时起就从法律上认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认可和保障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早在1895年“公车上书”之时，康有为、梁启超为了阻止清政府与日本政府签订《马关条约》，不顾清政府的种种清规戒律，冒着杀头坐牢的风险，把甲午战败和朝廷欲割地赔款的消息进行传播，动员各省来京应试的考生起来进行阻挠。聚众集会，开会讨论，形成统一意见，再形成统一的决议——请愿书，自愿签名，集体列队游行示威，到中央官府衙门递交请愿书，等等。整个活动从头至尾，有条不紊，其做法与当代各国公民的请愿活动，基本一样，没有区别。问题是：对于实行专制制度已有2000多年的中国来说，过去一直不许公民议论国事和政事、不许公民集会、不许公民游行示威、不许公民搞请愿活动！而“公车上书”则置中国历朝历代沿袭下来的种种清规戒律于不顾，在关乎国家生死存亡和涉及国家大政方针的问题上，中国的普通公民也开始运用举行集会、发表演说、进行讨论或争论、少数服从多数、形成统一意见、集体做出决定、公开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举行游行示威活动、举行请愿活动、向政府递交请愿书等等一系列方式方法，表达自己的意愿或主张！“公车上书”给所有中国人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榜样，开创了普通公民组织起来参与国家事务的先河！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由梁启超和孺博二人执笔撰写、1300多名各省考生签名的、给光绪皇帝的请愿书，直言犯上，抨击朝纲、抨击文武大臣、抨击皇帝本人！他们在请愿书中把矛头直指皇帝，大胆要求光绪皇帝颁发“罪己之诏”，即要求光绪皇帝向全国人民公开作自我批评，检讨自己对甲午战败应该承担最主要的领导责任；他们要求皇帝颁发“明罚之诏”，严惩对甲午战败负有直接责任的文臣武将。请愿书的文笔流畅，言辞犀利，内容更是焕然一新，字字铿锵有力，句句振聋发聩，震动了朝野，震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国大地，使光绪皇帝和文臣武将的威严扫地。

按照中国专制制度的以往惯例，“公车上书”是大逆不道的犯罪之举，完全可能遭受到来自清政府的血腥镇压。但是，清政府没有这样做，光绪皇帝没有这样做。光绪皇帝不仅没有指责“公车上书”活动，也没有把对他的尖锐批评扣上“攻击”、“诬陷”、“大不敬”的罪名而加以追究，相反，光绪皇帝从“公车上书”事件中汲取了新思想、新观念，从中受到了启迪和鼓舞，并千方百计地冲破来自皇室和守旧大臣的阻挠，积极听取康有为、梁启超等立宪派的意见，并设法接见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人，抓紧运筹帷幄，筹办改革变法。

正是在光绪皇帝的庇护和支持下，立宪派的活动在全国迅速发展扩大起来。据统计，“公车上书”之后兴办的学堂185所，报馆64个，书局10余个，学会103个。这些新兴的学堂、报刊、出版社和学会，介绍西学，抨击弊政，为实行改革变法而摇旗呐喊，大造舆论。

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发了“明定国是”的命令，开始在中国进行改革变法。胡绳先生说：“在四月二十三日（即公历1898年6月11日）的明定国是诏以前，光绪皇帝已经颁发过若干属于‘行新政’的诏书。在这以后，这一类的诏书又陆续不断地大量发出，甚至一日数令，倾泄而下。这些诏书属于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这样一来，“在光绪皇帝广开言路的号召下，呈递给皇帝的条陈纷至沓来。”（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538——540页）

史远芹、曹贵民、李玲玉三位合著的《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一书说：“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一切乾纲独断，除中央六部堂官和地方督抚等大员可以向皇帝奏事外，其余的人没有参与国事的权利。新政允许臣民上书言事，规定各部司员的条陈交各部堂官代奏，士民上书交都察院呈递。还准许民间办报馆、立学会，从而使人民得到了一定的言论、集会、结社、出版的自由。这就改变了以往人民无权过问政治的局面，提高了民权，在独裁的封建专制主义的体制上打开了一个缺口。”（史远芹、曹贵民、李玲玉合著：《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74—75页）

汪伯岩先生编著的《中国近代史讲话》一书说：“在这短短103天时期中，光绪帝一连下了几十项变法的政令，”“关于建立新政的部分，主要有下列几项”，其中包括：“（五）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自由组织学会；”“（七）广开言路，不论官民，都可以上书议论政事”。（汪伯岩编著：《中国近代史讲话》，山东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139—140页）

我们知道，光绪皇帝颁布的诏令，就是当时中国的法律。本人由于条件所限，没有查阅到光绪皇帝关于这方面改革内容的诏令原文。但是，以上三本书所介绍的这方面内容，基本一致。鉴于上述三本书的作者、出版社以及出版年代，再加上其他众多书刊文章的类似论述，我相信光绪皇帝当年的改革诏令中确有上述内容。

此外，还有一个光绪皇帝确保言论自由的具体事例。据台湾“三军大学”历时16年、于1972年5月完成编纂的《中国历代战争史》一书说：1898年“七月十九日（即公历9月4日——杨传新注释），帝革斥礼部六堂官。此事因礼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言事，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阻隔之，不为代奏，王照面责彼等违背帝旨，因此堂司交哄。帝知之，亦欲借此罢斥若干守旧大臣，以示改革之决心，遂将怀塔布、许应骙，及该部侍郎堃岫、傅颋、徐会沣、曾广汉六堂官予以革职，而赏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台湾三军大学编纂：《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7—6244页）光绪皇帝的此举震骇朝野。此事表明，光绪皇帝坚决维护言路畅通，坚决鼓励和保护“上书言事”！

我认为，所谓“广开言路，提倡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新政允许臣民上书言事，规定各部司员的条陈交各部堂官代奏，士民上书交都察院呈递。还准许民间办报馆、立学会”；“准许自由开设报馆，自由组织学会”；“广开言路，不论官民，都可以上书议论政事”等等上述所述，换成现代的语言表述，就是：清政府从法律上认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认可和保障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光绪皇帝的上述所作所为表明，戊戌变法期间，清政府就实现了从法律上认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认可和保障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尽管戊戌变法只持续了103天，但是，光绪皇帝的上述所作所为，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第一，它表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这样的现象：即自戊戌变法起，国家即从法律上认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认可和保障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

第二，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上述这种现象，是“公车上书”以来立宪派努力奋斗的结果；它又为立宪派以后的斗争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戊戌变法失败之后，清政府并没有全面否定光绪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没有再行取消“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正因为如此，才有了以争取立即召开国会、制定宪法为目标的立宪运动，才有了立宪派前仆后继、越斗越勇、规模越来越大的大发展，才有了立宪派能够与清政府分庭抗礼，不断掀起席卷全国的种种波澜，最终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埋葬了清王朝！

第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这种现象，自戊戌变法之后，在中国持续存在了很多年，例如：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颁布的《宪法大纲》、1912年3月11日，孙中山颁布的由南京临时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1913年10月31日中华民国国会宪法起草委员会拟定的《天坛宪法草案》、1914年5月1日袁世凯任总统时颁布的《中华民国约法》、1923年10月10日曹锟任总统时中华民国国会颁布的《中华民国宪法》，都继承和维护了光绪皇帝制定的上述规定，并且使这一规定表述的更加准确、明确和完善！直到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执政之后，遵照孙中山的遗训，倒行逆施，在中国实施所谓的“训政”，又使中国倒退至独裁专制时代。

总之，戊戌变法的最大成果是：中国自戊戌变法起，即实现了从法律上认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结社自由，认可和保障公民参政议政的权利。这也是光绪皇帝对中华民族、对我们祖国的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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