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戊戌變法”，是指清朝光緒皇帝於1898年在中國進行的政治改革活動。這次政治改革活動，自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發“明定國是”的命令開始，至同年9月21日慈禧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止，前後共計103天。因此，中國史學界又把戊戌變法稱作“百日維新”。中國史學界對戊戌變法在中國歷史發展中的積極作用，有各種各樣的評價，數不勝數。其中，關於戊戌變法最大成果是什麼的議論，好像始終是各執一詞，莫衷一是。本人則認為，戊戌變法的最大成果是：中國自那時起就從法律上認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認可和保障公民參政議政的權利。

早在1895年“公車上書”之時，康有為、梁啓超為了阻止清政府與日本政府簽訂《馬關條約》，不顧清政府的種種清規戒律，冒着殺頭坐牢的風險，把甲午戰敗和朝廷欲割地賠款的消息進行傳播，動員各省來京應試的考生起來進行阻撓。聚眾集會，開會討論，形成統一意見，再形成統一的決議——請願書，自願簽名，集體列隊遊行示威，到中央官府衙門遞交請願書，等等。整個活動從頭至尾，有條不紊，其做法與當代各國公民的請願活動，基本一樣，沒有區別。問題是：對於實行專制制度已有2000多年的中國來說，過去一直不許公民議論國事和政事、不許公民集會、不許公民遊行示威、不許公民搞請願活動！而“公車上書”則置中國曆朝歷代沿襲下來的種種清規戒律於不顧，在關乎國家生死存亡和涉及國家大政方針的問題上，中國的普通公民也開始運用舉行集會、發表演說、進行討論或爭論、少數服從多數、形成統一意見、集體做出決定、公開發表自己的政治主張、舉行遊行示威活動、舉行請願活動、向政府遞交請願書等等一系列方式方法，表達自己的意願或主張！“公車上書”給所有中國人做出了表率，樹立了榜樣，開創了普通公民組織起來參與國家事務的先河！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由梁啓超和孺博二人執筆撰寫、1300多名各省考生簽名的、給光緒皇帝的請願書，直言犯上，抨擊朝綱、抨擊文武大臣、抨擊皇帝本人！他們在請願書中把矛頭直指皇帝，大膽要求光緒皇帝頒發“罪己之詔”，即要求光緒皇帝向全國人民公開作自我批評，檢討自己對甲午戰敗應該承擔最主要的領導責任；他們要求皇帝頒發“明罰之詔”，嚴懲對甲午戰敗負有直接責任的文臣武將。請願書的文筆流暢，言辭犀利，內容更是煥然一新，字字鏗鏘有力，句句振聾發聵，震動了朝野，震醒了沉睡已久的中國大地，使光緒皇帝和文臣武將的威嚴掃地。

按照中國專制制度的以往慣例，“公車上書”是大逆不道的犯罪之舉，完全可能遭受到來自清政府的血腥鎮壓。但是，清政府沒有這樣做，光緒皇帝沒有這樣做。光緒皇帝不僅沒有指責“公車上書”活動，也沒有把對他的尖銳批評扣上“攻擊”、“誣陷”、“大不敬”的罪名而加以追究，相反，光緒皇帝從“公車上書”事件中汲取了新思想、新觀念，從中受到了啟迪和鼓舞，並千方百計地衝破來自皇室和守舊大臣的阻撓，積極聽取康有為、梁啓超等立憲派的意見，並設法接見了康有為、梁啓超等人，抓緊運籌帷幄，籌辦改革變法。

正是在光緒皇帝的庇護和支持下，立憲派的活動在全國迅速發展擴大起來。據統計，“公車上書”之後興辦的學堂185所，報館64個，書局10餘個，學會103個。這些新興的學堂、報刊、出版社和學會，介紹西學，抨擊弊政，為實行改革變法而搖旗吶喊，大造輿論。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頒發了“明定國是”的命令，開始在中國進行改革變法。胡繩先生說：“在四月二十三日（即公曆1898年6月11日）的明定國是詔以前，光緒皇帝已經頒發過若干屬於‘行新政’的詔書。在這以後，這一類的詔書又陸續不斷地大量發出，甚至一日數令，傾泄而下。這些詔書屬於政治方面的主要有：廣開言路，提倡官民上書言事；准許自由開設報館，學會；……”這樣一來，“在光緒皇帝廣開言路的號召下，呈遞給皇帝的條陳紛至沓來。”（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538——540頁）

史遠芹、曹貴民、李玲玉三位合著的《中國近代政治體制的演變》一書說：“在封建君主專制制度下，一切乾綱獨斷，除中央六部堂官和地方督撫等大員可以向皇帝奏事外，其餘的人沒有參與國事的權利。新政允許臣民上書言事，規定各部司員的條陳交各部堂官代奏，士民上書交都察院呈遞。還准許民間辦報館、立學會，從而使人民得到了一定的言論、集會、結社、出版的自由。這就改變了以往人民無權過問政治的局面，提高了民權，在獨裁的封建專制主義的體制上打開了一個缺口。”（史遠芹、曹貴民、李玲玉合著：《中國近代政治體制的演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8月出版，第74—75頁）

汪伯岩先生編著的《中國近代史講話》一書說：“在這短短103天時期中，光緒帝一連下了幾十項變法的政令，”“關於建立新政的部分，主要有下列幾項”，其中包括：“（五）准許自由開設報館，自由組織學會；”“（七）廣開言路，不論官民，都可以上書議論政事”。（汪伯岩編著：《中國近代史講話》，山東人民出版社1957年出版，第139—140頁）

我們知道，光緒皇帝頒布的詔令，就是當時中國的法律。本人由於條件所限，沒有查閱到光緒皇帝關於這方面改革內容的詔令原文。但是，以上三本書所介紹的這方面內容，基本一致。鑑於上述三本書的作者、出版社以及出版年代，再加上其他眾多書刊文章的類似論述，我相信光緒皇帝當年的改革詔令中確有上述內容。

此外，還有一個光緒皇帝確保言論自由的具體事例。據台灣“三軍大學”歷時16年、於1972年5月完成編纂的《中國歷代戰爭史》一書說：1898年“七月十九日（即公曆9月4日——楊傳新注釋），帝革斥禮部六堂官。此事因禮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言事，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等阻隔之，不為代奏，王照面責彼等違背帝旨，因此堂司交鬨。帝知之，亦欲藉此罷斥若干守舊大臣，以示改革之決心，遂將懷塔布、許應騤，及該部侍郎堃岫、傅頲、徐會灃、曾廣漢六堂官予以革職，而賞王照三品頂戴，以四品京堂候補。”（台灣三軍大學編纂：《中國歷代戰爭史》第17—6244頁）光緒皇帝的此舉震駭朝野。此事表明，光緒皇帝堅決維護言路暢通，堅決鼓勵和保護“上書言事”！

我認為，所謂“廣開言路，提倡官民上書言事；准許自由開設報館，學會”；“新政允許臣民上書言事，規定各部司員的條陳交各部堂官代奏，士民上書交都察院呈遞。還准許民間辦報館、立學會”；“准許自由開設報館，自由組織學會”；“廣開言路，不論官民，都可以上書議論政事”等等上述所述，換成現代的語言表述，就是：清政府從法律上認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認可和保障公民參政議政的權利。

光緒皇帝的上述所作所為表明，戊戌變法期間，清政府就實現了從法律上認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認可和保障公民參政議政的權利。

儘管戊戌變法只持續了103天，但是，光緒皇帝的上述所作所為，意義重大，影響深遠。

第一，它表明中國歷史上曾經出現過這樣的現象：即自戊戌變法起，國家即從法律上認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認可和保障公民參政議政的權利。

第二，戊戌變法期間出現的上述這種現象，是“公車上書”以來立憲派努力奮鬥的結果；它又為立憲派以後的鬥爭打下了基礎，創造了條件。戊戌變法失敗之後，清政府並沒有全面否定光緒皇帝的一系列改革措施，其中包括沒有再行取消“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正因為如此，才有了以爭取立即召開國會、制定憲法為目標的立憲運動，才有了立憲派前仆後繼、越斗越勇、規模越來越大的大發展，才有了立憲派能夠與清政府分庭抗禮，不斷掀起席捲全國的種種波瀾，最終在辛亥革命中起到中流砥柱的作用，埋葬了清王朝！

第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這種現象，自戊戌變法之後，在中國持續存在了很多年，例如：1908年8月27日清政府頒布的《憲法大綱》、1912年3月11日，孫中山頒布的由南京臨時參議院制定的《中華民國臨時約法》、1913年10月31日中華民國國會憲法起草委員會擬定的《天壇憲法草案》、1914年5月1日袁世凱任總統時頒布的《中華民國約法》、1923年10月10日曹錕任總統時中華民國國會頒布的《中華民國憲法》，都繼承和維護了光緒皇帝制定的上述規定，並且使這一規定表述的更加準確、明確和完善！直到以蔣介石為首的國民黨執政之後，遵照孫中山的遺訓，倒行逆施，在中國實施所謂的“訓政”，又使中國倒退至獨裁專制時代。

總之，戊戌變法的最大成果是：中國自戊戌變法起，即實現了從法律上認可和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結社自由，認可和保障公民參政議政的權利。這也是光緒皇帝對中華民族、對我們祖國的最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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