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談1895年來的中國史之三

2006年7月26日13時07分修改定稿

本人在7月24日發表的《讀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一文中已經指出，孫中山一貫宣稱他自1885年開始從事反清鬥爭。然而，事實並非如此！有確鑿證據表明：直到1894年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時，孫中山依然是一個擁護和熱愛清政府的普通百姓。並且不止於此，孫中山還於1894年6月專程由廣東跑到天津，向清政府北洋大臣、直隸總督李鴻章呈遞《上李鴻章書》（即相當於現在上訪人員向政府呈遞的“人民來信”），滿腔熱忱地向清政府、向光緒皇帝積極獻計獻策。從孫中山呈遞的《上李鴻章書》中，人們看到的孫中山，是一幅令人驚愕的形象！

打開宋慶齡題寫書名、中華書局1981年8月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頁，就是孫中山於1894年用近半年時間精心撰寫的著名大作《上李鴻章書》。

在《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寫道：“當今風氣日開，四方畢集，正值國家勵精圖治之時，朝廷勤求政理之日，每欲以管見所知，直陳時事，上諸當道，以備芻蕘之采。嗣以人微言輕，未敢遽達。比見國家奮籌富強之術，月異日新，不遺餘力，駸駸乎將與歐洲並駕矣。快艦、飛車、電郵、火械，昔日西人之所恃凌我者，我今亦已有之，其他新法亦將接踵舉行。則凡所以安內攘外之大經，富國強兵之遠略，在當局諸公已籌之稔矣。又有軺車四出，則外國之一舉一動，亦無不周知。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頁）孫中山為了討好李鴻章，還在這封信中吹捧道：“伏維我中堂佐治以來，無利不興，無弊不革，艱巨險阻猶所不辭。”（《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8頁）

從《上李鴻章書》中可見，孫中山對於清政府和當時的中國社會，大加讚美，大唱頌歌，說什麼社會“風氣日開”、“朝廷勤求政理”、“勵精圖治”、“奮籌富強之術”、“無利不興，無弊不革”、國家發展“月異日新”等等，等等，把清王朝描繪成令中國老百姓“逖聽歡呼、聞風鼓舞”的太平“盛世”。孫中山萬分慶幸、感激涕零地說：“草野小民，生逢盛世，惟有逖聽歡呼、聞風鼓舞而已”！

在8000餘言的《上李鴻章書》中，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出一幅誠惶誠恐的奴才相！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徹底地戳穿了“從1885年開始革命”的謊言！

更加令人吃驚的是：

1894年6月，孫中山呈遞《上李鴻章書》；

1894年10月、11月，孫中山通過《萬國公報》發表了《上李鴻章書》；

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突然跑到國外，參與組建了以反對滿清為宗旨的檀香山興中會。

孫中山對清政府從完全擁護到勢不兩立，這樣兩個極端立場的轉變過程極為短暫，幾乎是在瞬間完成。

對於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著名歷史學家胡繩尖銳地指出：“孫中山的上書也顯然決不是為了革命，而是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胡繩：《從鴉片戰爭到五四運動》，人民出版社1981年6月出版，第671—672頁）胡繩這裡所說的“如同從來的讀書人一樣——求知於當道”，其含義就是：讀書為了做官！孫中山呈遞《上李鴻章書》，也是為了做官！

孫中山對清政府從完全擁護到勢不兩立的轉變過程，極為短暫，幾乎是在瞬間完成。對於這一突然的變化過程及其發生的原因，筆者進行了研究，現將自己的研究成果述說如下：

孫中山，1866年11月12日生於廣東省香山縣翠亨村的農民家庭，原名孫文，後來又先後取名為孫逸仙、孫中山等等。在其一生中，他經常變換使用孫文、孫逸仙、孫中山這三個名字。五十多年來，生活在大陸的中國人都習慣稱呼他孫中山。

孫中山自幼生活在翠亨村，到了1879年6月，13歲的時候，就跟隨他的母親離開了中國，前往檀香山，依附他的哥哥孫眉生活，他進了那裡的學校讀書。1883年7月，17歲的孫中山企圖加入基督教，遭到孫眉的強烈反對和責罵，並且一怒之下把他趕回國內。孫中山回國之後，立即轉往香港，進入英國人辦的拔萃書室讀書，很快加入了基督教，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九年之後，即1892年7月，26歲的孫中山在香港西醫書院畢業。畢業後，孫中山不願意行醫，一心渴望踏入仕途，鑽進清政府里當官做老爺。

孫中山從香港西醫書院畢業時，正值十九世紀末。此時，昏昏欲睡、自以為是的中國，正遭受英國、法國和俄國等歐洲強國的侵略、瓜分和蹂躪。清政府及其滿族皇室的腐敗墮落，進一步加劇了滿族與漢族之間原有的矛盾，加劇了國內的動盪不安，廣大民眾饑寒交迫，顛沛流離，整個中國社會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儘管如此，清政府對於各級官吏的管理，早已經形成了一整套必須遵守的規章制度；其中，官吏的選拔主要是通過科舉制度。

所謂科舉制度，就是通過公開考試的方式選拔人才、分派官吏的制度。這一制度的最大特點是，把讀書、考試與做官三者緊密地聯繫起來。這種制度的實行，為當時的中國知識份子提供了一條進入仕途的門徑。因此，這一制度對於那個時代的知識分子來說，具有極大的誘惑力。不過，科舉考試比現在的公務員考試，要嚴格的多！僅科舉考試的程序就分為：童子試、鄉試、會試和殿試三級四種。童子試要經過5場縣試、2場府試和5場院試，共計12場考試，成績都合格者，才能取得“秀才”的頭銜，有資格參加鄉試。鄉試在省城舉行，每3年一次，要考3場；成績合格者取得“舉人”的頭銜，有資格參加全國性的會試。會試在京城舉行，也是每3年一次，安排在鄉試的次年，同樣考3場；成績合格者為“貢士”。貢士還要參加複試，成績合格者才可以參加殿試。殿試由皇帝親自主持，在保和殿舉行，只考1場時務策，依據成績分出名次；所謂的狀元、榜眼、探花及“進士及第”、“進士出身”、“同進士出身”等頭銜，均是殿試的結果。此外，各場考試所作的文章，都必須遵循一定的格式，必須包括8個組成部分——即破題、承題、起講、入手、起股、中股、後股、束股，也就是所謂的“八股”；所作的詩賦，同樣有嚴密的格式要求，等等。

清政府的科舉制度對於做夢都想當官的孫中山來說，是一道無法逾越的屏障。他自幼生活在國外，在國內期間也沒有認真接受嚴格的私塾教育，因此，根本不具備這方面的才能。對此，孫中山本人非常清楚。不過，孫中山還很清楚，除了科舉制度之外，另有其它的途徑照樣可以做官，其中之一，則是“薦舉”。所謂“薦舉”，就是現在所說的推薦。自下而上的推薦人才，提供皇帝選用，是清政府選拔官員的手段之一，從皇太極開始，就採用這種方法，一直沿襲下來。孫中山獨具隻眼，選擇了這樣一條謀取官職的途徑。他於西醫書院畢業時，就開始朝這方面努力，為謀取官職，曾經通過關係拜託香港總督羅便臣，將自己舉薦給清政府直隸總督李鴻章。僅僅因為經驗不足，忽視了疏通地方官員，才招致了失敗，沒有成功。

1892年12月，孫中山前往澳門行醫；1893年末，輾轉到廣州，與他人合資開辦了一個診所。但是，僅僅經營一個月，到了1894年1月，診所就難以為繼。

對於瀕臨破產的經營局面，孫中山索性全然不顧，轉而全力以赴、專心致志地開拓“舉薦”的途徑。他依然選擇李鴻章作為自己依靠的對象，進而研究謁見李鴻章的途徑，以便得到李鴻章的賞識和重用。經過一番努力，他煞費苦心地做成了兩件事情：第一，用了近半年的時間起草了給李鴻章的信件，即舉世聞名的《上李鴻章書》；第二，尋找到了通向李鴻章的路徑。

關於《上李鴻章書》，孫中山從1894年1月開始動筆擬稿，“先後經陳少白和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王韜等作文字上潤色”（《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8頁注釋），前後歷經近半年的時間，進行精雕細鏤，反覆推敲修改，直到1894年6月定稿。

對於費盡心思撰寫《上李鴻章書》的動機，孫中山當時曾向其好友陳少白自鳴得意地說：“如此項條陳得鴻章採納，則藉此進身”！（轉自陳錫祺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8月出版，第69頁）在《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向李鴻章懇求說：“惟深望於我中堂有以玉成其志而已。”即直截了當地要求李鴻章能夠賞賜一官半職，安排他做個官。這種所作所為，用今天的話來說，是典型的跑官要官！

《上李鴻章書》寫成之後，孫中山並沒有貿然去天津拜訪李鴻章。26歲的孫中山才智過人，非常清楚中國官場上的套路：不通過一定的關係，一個普通的老百姓是無法與李鴻章取得聯繫的。為了打通謁見李鴻章的路子，他四處活動，利用各種能夠利用的關係，通過各種關係的關係再找關係，尋找投靠李鴻章的途徑。俗話說“功到自然成”，孫中山居然幾經周折，打通了三條謁見李鴻章的路徑：

其一，懇求曾經擔任過澳門海防同知的魏恆寫信，將他推薦給盛宙懷；再懇求盛宙懷寫信給其堂兄、李鴻章的親信、當時在天津任海關道的盛宣懷，請盛宣懷將孫中山推薦給李鴻章。

其二，為了保險起見，孫中山通過關係找到盛宣懷的親信、招商局幫辦鄭觀應，懇求鄭觀應給盛宣懷寫了推薦信。

其三，懇求上海格致書院院長王韜，給在李鴻章府邸工作的羅豐祿、徐秋畦二人寫信，拜託他們給孫中山提供幫助。

孫中山充分做好了上述準備之後，便懷裡揣着《上李鴻章書》和幾封推薦信，拉上他的朋友陸皓東作陪，信心十足地踏上了直奔天津的路程。1894年6月，孫中山到達天津後，首先找到羅豐祿、徐秋畦。羅、徐二人很是幫忙，將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呈遞給了李鴻章。

長話短說，孫中山的此次天津之行，最終的結果是：李鴻章沒有接見孫中山，而是委派羅豐祿為孫中山辦理了一個“出國護照”，交給了孫中山。盛宣懷閱讀盛宙懷、鄭觀應二人給他的信函後，僅在信封上面批示“孫醫士事”四個字，（陳景華：《盛宣懷》，哈爾濱出版社1996年3月出版，第551頁），就置之不理了。這樣的結果，完全出乎孫中山的想象，令孫中山萬分沮喪。

孫中山從天津返回廣東後，在最初的一些日子裡仍不死心，還抱有僥倖的心理。他把《上李鴻章書》作為稿件，投寄到上海的《萬國公報》。《萬國公報》是一份月刊，由僑居在上海的英、美、德等外國僑民創辦發行。該報於當年10月和11月，分兩次刊發了孫中山的《上李鴻章書》。然而，就在此時，對仕途感到絕望的孫中山在人生的軌道上，遽然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變，從完全擁護滿清政府、積極向滿清政府獻計獻策，轉而變成完全反對滿清政府、誓與滿清為敵，由奴才突然變成了叛逆！他耿耿於懷地離開了中國，三赴檀香山。孫中山到檀香山後，立即於當年11月24日參與組建了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為宗旨的興中會。

關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含義，孫中山至死都始終堅持不懈地進行宣傳解釋說，就是將滿族人從中國趕出去，重新建立漢族人的國家！

總而言之，1894年11月，是孫中山一生中的重大轉折點。在《上李鴻章書》中，孫中山對清政府歌功頌德，大唱讚歌；而當《上李鴻章書》公開發表、墨跡未乾之時，孫中山又突然宣布“驅除韃虜”，誓與清政府勢不兩立！這一正一反的180度變化，猶如兒戲，竟然發生在眨眼之間！對於這種出爾反爾的急劇變化，在中外政治活動家中，大概只有孫中山一個能夠做到如此出神入化、爐火純青，真可謂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空前絕後，絕無僅有！

造成上述變化的直接原因是：孫中山走後門當官不成，失敗之後，便惱羞成怒，一怒之下，走上了反清的道路！因此，孫中山的這一抉擇，絕對不是出於為國為民，絕對不是出於公心，而是出於他個人的私心和野心，完全是為了個人出人頭地！

《上李鴻章書》是一份及其珍貴的歷史資料，是孫中山曾經擁護和熱愛清政府的重大歷史證據，是包括孫中山在內的任何人都無法否認的歷史事實，它無論過去、現在、或者未來，都將永遠見證孫中山走上反滿之路的真實動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