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30日星期一上午12时45分拟稿
主题词：立宪派 立宪运动 辛亥革命 汤化龙发表的通电

我在10月29日发表的《孙中山不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一文中，已经明确地指出，孙中山不是辛亥革命的发动者和领导者。那么，人们不禁要问，辛亥革命是谁发动起来的？又是谁来领导的呢？我的研究结论是：辛亥革命是中国争取立宪制度无望，清政府激起民变，立宪派积极引导和发动武装反抗清政府的结果。立宪派是辛亥革命洪流中真正的中流砥柱！

辛亥革命爆发以前，清政府就已经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其中，农民起义此起彼伏，从未间断；各种反清组织层出不穷，暗杀与暴动频频发生。然而，包括太平天国运动在内的各种反清斗争，都没有推翻清政府，埋葬清王朝。与以往的反清斗争不同，辛亥革命是中国社会各种反清力量交汇在一起，联合起来的大爆发。这场社会大变革的中坚力量，则是主张实行立宪制度的中国立宪派。

1890年前后，以康有为为代表的维新派人士，明确提出了学习西方、召开国会、制定宪法、变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君主立宪制度等政治主张。1895年5月2日，康有为率领各省进京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地请愿，请求光绪皇帝实行“变法”。在维新派的推动下，光绪皇帝经过几年的酝酿和准备，于1898年6月11日，毅然颁布了“明定国是”的诏令，实行维新变法（史称“戊戌变法”），进行改革。不幸的是，同年9月21日，慈西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斩杀谭嗣同等6位维新派人士，废止了变法。

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了，但是，变法和反变法的尖锐斗争，激发起了中国人关心国事的政治热情，强烈要求变法的思想迅速蔓延开来，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各个阶层。戊戌变法的主要倡导者康有为和梁启超逃亡日本后，依然宣传他们的主张，与国内遥相呼应，紧密配合，继续推进立宪运动。康、梁及其追随者所积极进行的思想启蒙活动，培养、教育和影响了那个时代的众多知识分子，其中的一些志士仁人从而成长为辛亥革命的骨干。

1904年，日俄战争在我国的领土上爆发，以俄国失败和日本获胜而结束，此战对中国政局产生了极其重大的影响。当时，许多朝野人士一致认为，沙皇俄国败就败在实行专制制度上，日本胜则胜在实行立宪制度上；小国战胜大国的实质是：立宪制度战胜了专制制度。很多有识之士意识到，中国应该引以为鉴，尽快实行立宪制度。一时间，全国上下关于立宪的呼声日益高涨，就连王公大臣也纷纷相继奏请朝廷“变更政体，实行立宪”。例如，驻法公使孙宝琦、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先后奏请皇帝，要求实行立宪。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颁布了预备立宪的诏书。不论其动机如何，在客观上则促使立宪运动愈演愈烈。各地请愿活动频频发生，纷纷要求尽快召开国会，制定宪法。

清政府迫于压力，于1908年9月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1909年10月，各省咨议局宣告成立，清政府设立的资政院也同时开院。各省设立的咨议局，是以官僚、士绅及社会名流为代表的地方民意机关，选出来的议长如江苏省张謇、湖北省汤化龙、湖南省谭延闓、四川省蒲殿俊等人，大多是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各省咨议局的成立，使立宪派获得了进行合法斗争的场所。各省咨议局随即又联合起来，组建了“国会请愿同志会”，有组织、有计划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代表到北京请愿，要求清政府立即召开国会。资政院则是一个中央咨询机关，其议员的产生，既有各省咨议局推选出来的，也有皇帝指派的。由各省咨议局推选的资政院议员，又组织了一个全国性的团体“宪友会”；这个全国性的团体在各省咨议局都相应地成立了“宪友会支部”，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立宪派组织网络，承担起组织、协调和指挥全国的立宪运动。因此说，“宪友会”才是第一个在近代中国出现的全国性政党（尽管它还处于雏形状态）。

1910年冬，立宪运动在中国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历史洪流，连资政院和各省督抚也都被卷了进来，纷纷加入敦促清政府立即召开国会的行列。

1911年4月，清政府被迫宣布设置立宪形式的内阁。这个内阁的总理大臣奕劻却是皇室成员；内阁的13位成员有7位来自皇族，掌握着军政、民政和财政的大权；四位汉族成员仅仅是个点缀。对此，立宪派迅速作出反应，强烈要求予以变更。立宪派的请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绝和斥责，在以宣统皇帝名义颁布的“上谕”里竟然宣称：“组阁为皇帝特权，非议员所能干预”！这清楚地表明，清政府根本不准备真正实行立宪制度，全国性的立宪运动已经走到了尽头。立宪派对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已经到了一忍再忍、忍无可忍的地步。

也正是这个时候，即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了所谓“铁路国有”的法令。按照这个法令及安排，此前经清政府批准由民间自行筹措资金修筑的铁路，一律上缴国家；尔后，再由清政府与列强各国签订丧权辱国的借款合同，按照列强各国的要求来修建这些铁路。这一赤裸裸地损害国民利益和出卖国家主权的政策，急剧激化了清政府与全国民众之间的矛盾，人民被逼无奈，不得不走上集会、游行示威、罢市、罢课、抗捐、抗税等和平反抗的道路。

湖南、湖北、四川、广东四省率先行动起来，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很快，四省的举动波及到全国，形成了一场大规模地保路斗争，史称“保路运动”。在这场斗争中，许多省的咨议局积极参与，并领导了保路运动。例如：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颁布“铁路国有”政策的当天，湖北省咨议局立即召集军、商、学各界一千多位人士，开会研究对策，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带头反对“铁路国有”；5月14日，湖南省各界一万多人在长沙集会，强烈反对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16日，湖南各团体举行游行示威，扬言罢市、罢课、抗税，以示抗议；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召开大会，决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会，推举四川省咨议局议长蒲殿俊、副议长罗伦为正、副会长。四川保路同志会成立后仅20余天，据该会出版的机关刊物《四川保路同志会报告》公告说：“会员名册不下十余万众”。在很短的时间内，四川全省各地建立了58个分会，参加保路同志会的人员遍及社会各个阶层，范围之广，前所未有。

直到此时，清政府对全国反对“铁路国有”的呼声，依然置若罔闻，而且还一意孤行，采取了强行压制、甚至血腥镇压的手段。6月3日，清政府颁发的政令中把民众诬陷为“匪徒”，声称“如有匪徒暗中鼓动，致生事端，着即从严惩办”。清政府还下令把不执行“铁路国有”政策的四川总督王人文撤换，而新任四川总督赵尔丰刚刚上任，就立即强行收缴川汉铁路宜昌至万县段的路权。消息传开，激起了四川民众的坚决反抗。8月24日，数万民众在成都集会，决定全省罢市、罢课、抗捐、抗税。9月7日，赵尔丰下令关闭了四川铁路公司，逮捕了咨议局正、副议长蒲殿俊、罗伦等保路运动的领导人，并下令开枪镇压前来总督府请愿的民众，打死30多人，伤者不计其数。成都血案的发生，进一步激起了四川民众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形成了民众武装抗暴的政治局面，许多县纷纷宣布独立，保路运动渐渐演变成了反对清政府的武装斗争。10月9日，清政府再次下令给湖北总督瑞澄，要求从湖北继续抽调兵力，加强四川的血腥镇压。驻武汉清兵的骤然减少，为武昌起义提供了难得的机遇。

1911年9月24日，武汉的秘密反清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举行联席会议，决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中秋季）发动起义。不料，意外的事情一再发生，密谋泄露，湖北总督瑞澄加强了防范，并开始进行大搜捕。密谋组织武装起义的主要人物彭楚藩、刘复基、杨宏胜被捕、被杀，孙武受伤，蒋翊武侥幸逃脱捕捉。策划起义的领导者及其骨干死的死、逃的逃、伤的伤，打乱了整个起义计划，恐怖气氛笼罩着武汉的各个军营。

10月10日晚7时，工程第八营士兵程定国在拒捕时被迫开枪。就是这一声枪响，无意之中成了武昌起义的动员令。霎时间，原来已经做好起义准备的各营官兵闻声而动，迅速占领了作为军火库的楚望台。时间不长，集聚到楚望台的起义官兵越来越多，群龙无首，秩序相当混乱。此时，“守台的队官吴兆麟响应起义，大家就推举他为革命军的临时指挥。”（陶菊隐：《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第一册第58页）在临时推举出来的领导者吴兆麟的指挥下，11日天明，起义官兵攻占了总督府，瑞澄逃跑，各处清兵停止了抵抗，武昌城内的战斗基本结束。11日上午，起义人员聚集到省咨议局开会。经过与会人员的讨论，一致决定建立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汤化龙为民政总长。

黎元洪时任清军第21混成协协统（相当于旅长），在湖北新军中很有威望。保路风潮期间，他以军界代表的身份毅然签名，参加了铁路协会，支持赴京请愿。因此，推举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是各方面都能够接受的合适人选，他的出任不仅稳定了武汉的民心，而且得到了各国外交使团的承认，积极影响了其他各省。军政府成立后，立即决定将国家的名称改为中华民国，将国家的政体改为五族共和，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的政令，并将这些决定通电各省、照会各国领事等等。

在此，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武昌起义面临着何去何从的关键时刻，湖北省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起了极其重大的积极作用，其丰功伟绩不可埋没。湖北省军政府成立后，汤化龙立即以咨议局的名义通电全国各省，其全文如下：

“清廷无道，自招灭亡，化龙知祸至无日，曾联合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国民意，吁请立宪，乃伪为九年之约，实无改革之诚。溥仪坚子黄口，摄政愚谬昏庸，兵财大权，存亡所系，而竟摒弃汉人，悉授亲贵，溥沦、载涛、童騃儿戏，分掌海陆军部，载泽贪狠，管领度支，意在钳制汉人，强恃专制，维新绝望，大陆将沉，吾皇神明之裔，岂能与之皆亡，楚虽三户，誓必亡秦，非曰复仇，实求自救，武汉义旗一举，军民振臂一呼，满酋瑞澄，仓皇宵遁，长江重镇，日月重光，立乾坤缔造之丕基，待举国同心之响应，特此通电告慰，望即不俟剑履，奋起挥戈，还我神州，可不血刃。诸公久立悬崖之下，同怀伐罪之忱，必当见义勇为，当仁不让，立举义旗，争先恐后，友邦邻馆，来问宗旨，告以政治革命，极表同情。中外欢腾，大势已定，一发千钧，时机不再，伫候佳音，无任激切，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暨全体同人叩。”（朱育和、欧阳军喜、舒文《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第346页注释）

汤化龙发表的这份通电，是公开讨伐清政府的战斗檄文，表达了全国的民意，发出以后，立即得到全国绝大多数省咨议局的积极响应，纷纷宣布独立，打出反对清政府的旗帜。一些省的巡抚、都督、将军及官僚们在咨议局的带动和影响下，也仿效湖北，改弦更张，宣布独立。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行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全国的政治局势，促使孤立的武昌起义和各省分散的武装斗争，迅速转变为全国性的辛亥革命，形成了公开与清政府分庭抗礼的政治局面。同盟会的许多成员乘机行动起来，并控制了个别省份。历史的真实情况是，各省咨议局在辛亥革命的关键时刻，担负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为推翻清政府的决定性力量。

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发表的这份全国通电，是号召全国起义的总动员令。他的一声令下，全中国立即行动起来，犹如翻江倒海，分散在各地的零星武装起义，一下子演变成了以武昌为核心的中国革命洪流。只是从这时起，包括武昌起义在内的各地分散的武装斗争，真正转变成了改天换地的辛亥革命！不论汤化龙先生后来如何，都不应该淹没汤化龙先生的这一举动具有扭转中国历史乾坤的性质，都不应该淹没汤化龙先生的丰功伟绩！中国史学界更不应该张冠李戴，把立宪派的丰功伟绩安在孙中山的头上，还极力地贬斥立宪派，致使中国立宪派至今还蒙羞耻辱。我们中国人愧对他们，也愧对他们的后人。在此，我向中国的立宪派先驱们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中国立宪派先驱的后人们表示谢意！同时，希望中国史学界认真进行反思，还历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