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0月30日星期一上午12時45分擬稿
主題詞：立憲派 立憲運動 辛亥革命 湯化龍發表的通電

我在10月29日發表的《孫中山不是辛亥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一文中，已經明確地指出，孫中山不是辛亥革命的發動者和領導者。那麼，人們不禁要問，辛亥革命是誰發動起來的？又是誰來領導的呢？我的研究結論是：辛亥革命是中國爭取立憲制度無望，清政府激起民變，立憲派積極引導和發動武裝反抗清政府的結果。立憲派是辛亥革命洪流中真正的中流砥柱！

辛亥革命爆發以前，清政府就已經處於風雨飄搖之中。其中，農民起義此起彼伏，從未間斷；各種反清組織層出不窮，暗殺與暴動頻頻發生。然而，包括太平天國運動在內的各種反清鬥爭，都沒有推翻清政府，埋葬清王朝。與以往的反清鬥爭不同，辛亥革命是中國社會各種反清力量交匯在一起，聯合起來的大爆發。這場社會大變革的中堅力量，則是主張實行立憲制度的中國立憲派。

1890年前後，以康有為為代表的維新派人士，明確提出了學習西方、召開國會、制定憲法、變封建君主專制制度為君主立憲制度等政治主張。1895年5月2日，康有為率領各省進京應試舉人1300多人，發動了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大規模地請願，請求光緒皇帝實行“變法”。在維新派的推動下，光緒皇帝經過幾年的醞釀和準備，於1898年6月11日，毅然頒布了“明定國是”的詔令，實行維新變法（史稱“戊戌變法”），進行改革。不幸的是，同年9月21日，慈西太后發動政變，囚禁光緒，斬殺譚嗣同等6位維新派人士，廢止了變法。

戊戌變法雖然失敗了，但是，變法和反變法的尖銳鬥爭，激發起了中國人關心國事的政治熱情，強烈要求變法的思想迅速蔓延開來，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的各個階層。戊戌變法的主要倡導者康有為和梁啓超逃亡日本後，依然宣傳他們的主張，與國內遙相呼應，緊密配合，繼續推進立憲運動。康、梁及其追隨者所積極進行的思想啟蒙活動，培養、教育和影響了那個時代的眾多知識分子，其中的一些志士仁人從而成長為辛亥革命的骨幹。

1904年，日俄戰爭在我國的領土上爆發，以俄國失敗和日本獲勝而結束，此戰對中國政局產生了極其重大的影響。當時，許多朝野人士一致認為，沙皇俄國敗就敗在實行專制制度上，日本勝則勝在實行立憲制度上；小國戰勝大國的實質是：立憲制度戰勝了專制制度。很多有識之士意識到，中國應該引以為鑑，儘快實行立憲制度。一時間，全國上下關於立憲的呼聲日益高漲，就連王公大臣也紛紛相繼奏請朝廷“變更政體，實行立憲”。例如，駐法公使孫寶琦、兩江總督周馥、湖廣總督張之洞等先後奏請皇帝，要求實行立憲。

1906年9月1日，清政府頒布了預備立憲的詔書。不論其動機如何，在客觀上則促使立憲運動愈演愈烈。各地請願活動頻頻發生，紛紛要求儘快召開國會，制定憲法。

清政府迫於壓力，於1908年9月頒布了《欽定憲法大綱》；1909年10月，各省諮議局宣告成立，清政府設立的資政院也同時開院。各省設立的諮議局，是以官僚、士紳及社會名流為代表的地方民意機關，選出來的議長如江蘇省張謇、湖北省湯化龍、湖南省譚延闓、四川省蒲殿俊等人，大多是立憲派的代表人物。各省諮議局的成立，使立憲派獲得了進行合法鬥爭的場所。各省諮議局隨即又聯合起來，組建了“國會請願同志會”，有組織、有計劃地派出一批又一批的代表到北京請願，要求清政府立即召開國會。資政院則是一個中央諮詢機關，其議員的產生，既有各省諮議局推選出來的，也有皇帝指派的。由各省諮議局推選的資政院議員，又組織了一個全國性的團體“憲友會”；這個全國性的團體在各省諮議局都相應地成立了“憲友會支部”，形成了從中央到地方的立憲派組織網絡，承擔起組織、協調和指揮全國的立憲運動。因此說，“憲友會”才是第一個在近代中國出現的全國性政黨（儘管它還處於雛形狀態）。

1910年冬，立憲運動在中國形成了一股強大的歷史洪流，連資政院和各省督撫也都被卷了進來，紛紛加入敦促清政府立即召開國會的行列。

1911年4月，清政府被迫宣布設置立憲形式的內閣。這個內閣的總理大臣奕劻卻是皇室成員；內閣的13位成員有7位來自皇族，掌握着軍政、民政和財政的大權；四位漢族成員僅僅是個點綴。對此，立憲派迅速作出反應，強烈要求予以變更。立憲派的請求遭到了清政府的拒絕和斥責，在以宣統皇帝名義頒布的“上諭”里竟然宣稱：“組閣為皇帝特權，非議員所能干預”！這清楚地表明，清政府根本不準備真正實行立憲制度，全國性的立憲運動已經走到了盡頭。立憲派對清政府的倒行逆施，已經到了一忍再忍、忍無可忍的地步。

也正是這個時候，即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頒布了所謂“鐵路國有”的法令。按照這個法令及安排，此前經清政府批准由民間自行籌措資金修築的鐵路，一律上繳國家；爾後，再由清政府與列強各國簽訂喪權辱國的借款合同，按照列強各國的要求來修建這些鐵路。這一赤裸裸地損害國民利益和出賣國家主權的政策，急劇激化了清政府與全國民眾之間的矛盾，人民被逼無奈，不得不走上集會、遊行示威、罷市、罷課、抗捐、抗稅等和平反抗的道路。

湖南、湖北、四川、廣東四省率先行動起來，反對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很快，四省的舉動波及到全國，形成了一場大規模地保路鬥爭，史稱“保路運動”。在這場鬥爭中，許多省的諮議局積極參與，並領導了保路運動。例如：1911年5月9日，清政府頒布“鐵路國有”政策的當天，湖北省諮議局立即召集軍、商、學各界一千多位人士，開會研究對策，諮議局議長湯化龍帶頭反對“鐵路國有”；5月14日，湖南省各界一萬多人在長沙集會，強烈反對清政府的“鐵路國有”政策；16日，湖南各團體舉行遊行示威，揚言罷市、罷課、抗稅，以示抗議；6月17日，四川鐵路公司召開大會，決定成立四川保路同志會，推舉四川省諮議局議長蒲殿俊、副議長羅倫為正、副會長。四川保路同志會成立後僅20餘天，據該會出版的機關刊物《四川保路同志會報告》公告說：“會員名冊不下十餘萬眾”。在很短的時間內，四川全省各地建立了58個分會，參加保路同志會的人員遍及社會各個階層，範圍之廣，前所未有。

直到此時，清政府對全國反對“鐵路國有”的呼聲，依然置若罔聞，而且還一意孤行，採取了強行壓制、甚至血腥鎮壓的手段。6月3日，清政府頒發的政令中把民眾誣陷為“匪徒”，聲稱“如有匪徒暗中鼓動，致生事端，着即從嚴懲辦”。清政府還下令把不執行“鐵路國有”政策的四川總督王人文撤換，而新任四川總督趙爾豐剛剛上任，就立即強行收繳川漢鐵路宜昌至萬縣段的路權。消息傳開，激起了四川民眾的堅決反抗。8月24日，數萬民眾在成都集會，決定全省罷市、罷課、抗捐、抗稅。9月7日，趙爾豐下令關閉了四川鐵路公司，逮捕了諮議局正、副議長蒲殿俊、羅倫等保路運動的領導人，並下令開槍鎮壓前來總督府請願的民眾，打死30多人，傷者不計其數。成都血案的發生，進一步激起了四川民眾大規模的武裝反抗，形成了民眾武裝抗暴的政治局面，許多縣紛紛宣布獨立，保路運動漸漸演變成了反對清政府的武裝鬥爭。10月9日，清政府再次下令給湖北總督瑞澄，要求從湖北繼續抽調兵力，加強四川的血腥鎮壓。駐武漢清兵的驟然減少，為武昌起義提供了難得的機遇。

1911年9月24日，武漢的秘密反清團體“文學社”和“共進會”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於10月6日（農曆八月十五中秋季）發動起義。不料，意外的事情一再發生，密謀泄露，湖北總督瑞澄加強了防範，並開始進行大搜捕。密謀組織武裝起義的主要人物彭楚藩、劉復基、楊宏勝被捕、被殺，孫武受傷，蔣翊武僥倖逃脫捕捉。策划起義的領導者及其骨乾死的死、逃的逃、傷的傷，打亂了整個起義計劃，恐怖氣氛籠罩着武漢的各個軍營。

10月10日晚7時，工程第八營士兵程定國在拒捕時被迫開槍。就是這一聲槍響，無意之中成了武昌起義的動員令。霎時間，原來已經做好起義準備的各營官兵聞聲而動，迅速占領了作為軍火庫的楚望台。時間不長，集聚到楚望台的起義官兵越來越多，群龍無首，秩序相當混亂。此時，“守台的隊官吳兆麟響應起義，大家就推舉他為革命軍的臨時指揮。”（陶菊隱：《北洋軍閥統治時期史話》第一冊第58頁）在臨時推舉出來的領導者吳兆麟的指揮下，11日天明，起義官兵攻占了總督府，瑞澄逃跑，各處清兵停止了抵抗，武昌城內的戰鬥基本結束。11日上午，起義人員聚集到省諮議局開會。經過與會人員的討論，一致決定建立軍政府，推舉黎元洪為都督，湯化龍為民政總長。

黎元洪時任清軍第21混成協協統（相當於旅長），在湖北新軍中很有威望。保路風潮期間，他以軍界代表的身份毅然簽名，參加了鐵路協會，支持赴京請願。因此，推舉黎元洪出任軍政府都督，是各方面都能夠接受的合適人選，他的出任不僅穩定了武漢的民心，而且得到了各國外交使團的承認，積極影響了其他各省。軍政府成立後，立即決定將國家的名稱改為中華民國，將國家的政體改為五族共和，制定和頒布了一系列的政令，並將這些決定通電各省、照會各國領事等等。

在此，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武昌起義面臨着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湖北省諮議局議長湯化龍起了極其重大的積極作用，其豐功偉績不可埋沒。湖北省軍政府成立後，湯化龍立即以諮議局的名義通電全國各省，其全文如下：

“清廷無道，自招滅亡，化龍知禍至無日，曾聯合諸公奔赴京都，代表全國民意，籲請立憲，乃偽為九年之約，實無改革之誠。溥儀堅子黃口，攝政愚謬昏庸，兵財大權，存亡所系，而竟摒棄漢人，悉授親貴，溥淪、載濤、童騃兒戲，分掌海陸軍部，載澤貪狠，管領度支，意在鉗制漢人，強恃專制，維新絕望，大陸將沉，吾皇神明之裔，豈能與之皆亡，楚雖三戶，誓必亡秦，非曰復仇，實求自救，武漢義旗一舉，軍民振臂一呼，滿酋瑞澄，倉皇宵遁，長江重鎮，日月重光，立乾坤締造之丕基，待舉國同心之響應，特此通電告慰，望即不俟劍履，奮起揮戈，還我神州，可不血刃。諸公久立懸崖之下，同懷伐罪之忱，必當見義勇為，當仁不讓，立舉義旗，爭先恐後，友邦鄰館，來問宗旨，告以政治革命，極表同情。中外歡騰，大勢已定，一髮千鈞，時機不再，佇候佳音，無任激切，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暨全體同人叩。”（朱育和、歐陽軍喜、舒文《辛亥革命史》，人民出版社2001年3月出版，第346頁注釋）

湯化龍發表的這份通電，是公開討伐清政府的戰鬥檄文，表達了全國的民意，發出以後，立即得到全國絕大多數省諮議局的積極響應，紛紛宣布獨立，打出反對清政府的旗幟。一些省的巡撫、都督、將軍及官僚們在諮議局的帶動和影響下，也仿效湖北，改弦更張，宣布獨立。各省諮議局的聯合行動，從根本上改變了全國的政治局勢，促使孤立的武昌起義和各省分散的武裝鬥爭，迅速轉變為全國性的辛亥革命，形成了公開與清政府分庭抗禮的政治局面。同盟會的許多成員乘機行動起來，並控制了個別省份。歷史的真實情況是，各省諮議局在辛亥革命的關鍵時刻，擔負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成為推翻清政府的決定性力量。

湖北諮議局議長湯化龍發表的這份全國通電，是號召全國起義的總動員令。他的一聲令下，全中國立即行動起來，猶如翻江倒海，分散在各地的零星武裝起義，一下子演變成了以武昌為核心的中國革命洪流。只是從這時起，包括武昌起義在內的各地分散的武裝鬥爭，真正轉變成了改天換地的辛亥革命！不論湯化龍先生後來如何，都不應該淹沒湯化龍先生的這一舉動具有扭轉中國歷史乾坤的性質，都不應該淹沒湯化龍先生的豐功偉績！中國史學界更不應該張冠李戴，把立憲派的豐功偉績安在孫中山的頭上，還極力地貶斥立憲派，致使中國立憲派至今還蒙羞恥辱。我們中國人愧對他們，也愧對他們的後人。在此，我向中國的立憲派先驅們表示崇高的敬意，向中國立憲派先驅的後人們表示謝意！同時，希望中國史學界認真進行反思，還歷史的真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