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8日星期三21時20分擬稿

1894年11月，孫中山惱羞成怒地離開中國，跑到檀香山，剛剛到了那裡沒有幾天，就於當年11月24日參與組建了興中會。該團體的宗旨非常明確，就是：“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創立合眾中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頁）自那時起至今，100多年以來，我國的大多數史學家們一直對“驅除韃虜，恢復中國”的政治綱領加以肯定和頌揚，而實際的歷史情形並非如此。“驅除韃虜，恢復中國”，是一個製造國家分裂的政治綱領，它險些導致中國自行解體！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一個多民族的國家，而且是主要以漢民族的一部分人執掌國家政權為特點。漢代以來，只有蒙古族和滿族這兩個民族的一部分人執掌過中國的國家政權，即史學界所稱呼的“元朝”、“清朝”。

數百年來，在漢民族中廣泛流傳着一個極其錯誤的觀念：即把滿清入關，滿族人執掌國家政權，視為異族入侵。孫中山深受這一觀念的影響，形成了孫中山的反滿理論，並且加以有計劃、有組織地進行渲染，在國內外大肆挑起漢民族對滿族的仇恨。

“驅除韃虜，恢復中國”，有時又被孫中山稱作：“驅除韃虜，恢復中華”，二者含義相同，毫無矛盾之處。關於“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含義，1906年，在孫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內，有專門的論述和非常明確的說明，其原文如下：

“一、驅除韃虜 今之滿洲，本塞外東胡。昔在明朝，屢為邊患。後乘中國多事，長驅入關，滅我中國，據我政府，迫我漢人為其奴隸，又不從者，殺戮一萬。我漢人為亡國之民者二百六十年於斯。滿政府窮凶極惡，今已灌盈。義師所指，覆彼政府，還我主權。其滿洲漢軍人等，如悔悟來降者，免其罪；敢有抵抗，殺無赦；漢人有為滿奴以作漢奸者，亦如之。

二、恢復中華 中國者，中國人之中國；中國之政治，中國人任之。驅除韃虜之後，光復我民族的國家。敢有為石敬瑭、吳三桂之所為者，天下共擊之！”（《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96—297頁）

孫中山與同盟會的這一政治綱領非常明確，就是把鬥爭的矛頭直接指向我國的滿族同胞，把他們誣衊為“韃虜”、“東胡”“韃子”、“異胡”、“異族”、“野番賤種”等等，視滿族同胞為他們的頭號敵人！孫中山與同盟會的所謂“革命”，就是反滿、排滿！本人僅僅瀏覽了由宋慶齡題寫書名、中華書局於1981年8月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就發現其中內容充斥着反滿、排滿的火藥味，現只摘錄其中的部分言論如下：

（1）1894年11月24日，孫中山在興中會成立會議上立下的“盟書”：“聯盟人某省某縣人某某，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倘有貳心，神明鑑察。”（《檀香山興中會盟書》《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頁）

（2）1900年7月10日，孫中山在新加坡接受英國殖民地官員斯韋頓漢等三人訪問時，明確宣稱：“不錯，我志在驅逐滿洲人”！（第195頁）

（3）1903年12月13日，孫中山在檀香山正埠利利霞街戲院發表演說中說：“深信不久漢人即能驅逐滿人，恢復河山。”“我們一定要在非滿族的中國人中間發揚民族主義精神；這是我畢生的職責。”（第226——227頁）

（4）1903年12月，孫中山在《敬告同鄉書》中以極端鄙視的語言大聲疾呼：“夫滿洲以東北一游牧之野番賤種，亦可享有皇帝之權，吾漢人以四千年文明之種族，則民權尚不能享，此又何說？”聲稱：“如冰山之難持，滿漢之不容，二百六十年亡國之可恥，四萬萬漢族之可興，則宜大唱革命，毋惑保皇，庶漢族其有豸乎！”（第232——233頁）

（5）1904年8月31日，孫中山在《中國問題的真解決——向美國人民的呼籲》中說：“中國現今正處在一次偉大的民族運動的前夕，只要星星之火就能在政治上造成燎原之勢，將滿洲韃子從我國的國土上驅逐出去。”（第254——255頁）

（6）1904年，孫中山在《“太平天國戰史”序》中寫道：“朱元璋、洪秀全各起自布衣，提三尺劍，驅逐異胡，即位於南京。……”（第258頁）

（7）1905年8月20日，在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上，孫中山主持通過的《中國同盟會總章》明確規定：“本會以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第284頁）

（8）1906年9月26日，孫中山在《致蘇漢忠函》中寫道：“現在是中國國民驅逐衰落的征服者之時機，若失此機會，中國將迅即瓦解。我們的事業重大，但並非難以完成，因為滿族已在衰落和死亡之中。他們將不能久留在中國。我們如不急起驅除之，外國列強則將在不久替我們趕走滿族。那麼，我們將成為另一統治民族的奴隸。”（第284頁）

（9）1906年，孫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國同盟會革命方略》中明確提出：“中國亡於滿洲已二百六十餘年，我國民而有愛國心者，必當撲滅滿洲已恢復祖國；倘反為滿洲盡力，是甘事仇仇而與祖國為敵也。”“漢人不起義則已，苟其起義，必非滿人所能敵，亦至明矣。”（第311——312頁）

（10）1906年12月2日，孫中山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演說，對他的“三民主義”進行解釋時說：“那民族主義，卻不必要研究才會曉得的。譬如一個人，見着父母總是認得，決不會把他當作路人，也決不會把路人當作父母；民族主義也是這樣，這是從種性發出來，人人都是一樣的。滿洲入關到如今已有二百六十多年，我們漢人就是小孩子，見着滿人也是認得，總不會把來當作漢人。這就是民族主義的根本。”（第324頁）孫中山在這個演說中把他的民族主義理論發揮到淋漓盡致的地步，公然宣稱說：“因為我漢人有政權才有國，假如政權被不同族的人所把持，那就雖是有國，卻已經不是我漢人的國了。我們想一想，現在國在哪裡？政權在哪裡？我們已經成了亡國之民了！”（第324頁）孫中山說：“到了今日，我們漢人民族革命的風潮，一日千丈。”“我們總要把民族革命的目的認得清楚，如果滿人始終執迷，仍然要把持政權，制於漢族，那就漢族一日不死，一日不能坐視的！想來諸君亦同此意。”（《在東京“民報”創刊周年慶祝大會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25頁）

（11）1910年2月28日，孫中山在舊金山麗蟬戲院，就所謂“革命”問題作專門的演說。孫中山說：“今日所欲與諸君研究者，為革命問題。‘革命’二字，近日已成為普通名詞，弟恐諸君以為革命為不切於一己之事而忽略之，而不知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家、救性命之唯一法門。……我中國已被滅於滿洲二百六十餘年，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無國家之保護，到處受人苛待，同胞之在南洋荷屬者，受荷人之苛待，比諸君在此之受美人苛待尤甚百倍。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滅韃虜清朝，光復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故曰革命為吾人今日保身家性命之唯一法門，而最關切於人人一己之事也。”（《在舊金山麗蟬戲院的演說》，《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41頁）

（12）1910年5月4日，孫中山在給同盟會會員梅培的信中寫道：“檀埠加盟者現已達八百多人，不日當可過千矣。人心思漢，天意亡胡，於此可見一斑矣！”（《復梅培函》，《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57頁）

（13）1911年7月21日，孫中山在《洪門籌餉局緣起》中寫道：“茲當人心思漢，天意亡胡，所以各省義師連年繼起。然尚未能一戰成功者何也？豈以人才之不足、戰陣之無勇耶？皆不然也。……其故安在？實財力不足、布置未周之故也。”“我洪門創設於美洲已數十年矣，本為合大群、集大力，以待時機而光復也，所謂‘反清復明’者此也。今時機已至，風雲亦急，失此不圖，則瓜分之禍立見矣！本總堂茲承孫大哥指示，設立籌餉局於金山大埠，妥訂章程，務期完善無弊，以收效果。捐冊寄到之日，切望各埠手足，竭力向前，踴躍捐資，以助成革命大業，則洪門幸甚！中國幸甚！”（第527頁）

（14）1911年11月21日至23日，孫中山在法國巴黎逗留期間，與《巴黎日報》記者談話時宣稱：“此次革命主因，須於民間不平之點求之。滿洲入關，***殘酷，其恨蓋二百六十餘年如一日也。如以滿人皆享特權，遂至懶不事事，吸漢人之膏血，不工作而生活，精神形體兩不發達，至今皆成廢棄。民間以種恨之深，秘密結社極多，要以滅清復明為唯一之目的。近二十年，革黨始起，而與各種秘密結社聯合其力，為潰決而不可當。”（《與巴黎“巴黎日報”記者的談話》，《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62頁）

（15）1911年12月30日，孫中山主持制定的《中國同盟會意見書》開宗明義地宣告：“本會以異族僭亂，天地黲黷，民不聊生，負澄清天下之任，使囊者朱明之緒無絕，太平之師不熸，則猶是漢家天下，政由己出，張弛自易。”（第577頁）

從上述引言可以清楚地看到，孫中山自1894年11月24日在興中會成立會議上宣誓“驅除韃虜，恢復中國”，到1911年12月29日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之後，始終堅持反滿、排滿的鬥爭目標，他在這個問題上是始終如一，堅定不移的。

1912年2月15日，孫中山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身份，在南京舉行民國統一大典，親自率領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各部部長及部分將校軍官拜謁明孝陵，隆重祭祀明太祖朱元璋。孫中山在祭文中：“從此中華民國完全統一，邦人諸友，享自由之幸福，永永無已，實維我高皇帝光復大義，有以牖啟後人，成茲鴻業。文與全國同胞，至於今日，始敢告無罪於我高皇帝”（《孫中山全集》第二卷，中華書局1982年出版，第95頁）

所謂“我高皇帝光復大義”，就是朱元璋所提出和堅持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1367年，朱元璋為了推翻以蒙古族人為核心的元朝統治者，提出了“驅除胡虜，恢復中華”的政治綱領，從而發動和團結了漢族民眾追隨他朱元璋，參與了推翻元朝的農民戰爭，取得了勝利，建立了明朝政權。不錯，元朝政權是蒙古族入侵中原的結果，是外族入侵。因為在蒙古族入侵中原之前，漢族人與蒙古族人從來沒有生活在一個國家內，這兩個民族各自屬於不同的兩個國家。而且，雙方基本上沒有往來。因此，朱元璋提出的“驅除胡虜，恢復中華”，是抵抗外來侵略的政治綱領，無可非議。問題是孫中山堅持繼承朱元璋的衣缽，卻是全然錯誤，而且是大錯特錯了！

清軍入關，滿族人當皇帝，統治全中國，根本不是什麼外族入侵，這與當年蒙古族入侵中原並不一樣，是性質完全不同的兩回事！滿族是由女真族發展演變而來的。到了明朝時期，女真族內部分成建州女真、海西女真、東海女真和黑龍江女真四支，生活在黑龍江流域和蘇子河流域。滿族則是建州女真人在發展擴大的過程中，逐步演變而來；滿族人不單純是原來的女真人，它還包含着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在不斷征戰的過程中，收編的蒙古族、漢族、達斡爾族、錫伯族、朝鮮族等眾多民族，組成了一個以建州女真為核心的新的民族共同體。例如：人們所熟悉的大清“八旗”，實際上是24旗，即滿洲八旗、蒙古八旗、漢軍八旗。這24旗是大清入關的基本武裝力量，其中包括蒙古族人、漢族人組成的軍隊。1635年農曆10月13日，皇太極發布詔書宣告，將女真族的名稱改為“滿洲”，從這時起，滿洲族（簡稱：滿族）的名稱才正式出現。1636年農曆4月11日，皇太極將國號“大金”改為“大清”。也正是努爾哈赤、皇太極父子審時度勢，即使地吸收了包括漢族、蒙古族、達斡爾族、錫伯族、朝鮮族等眾多民族，組成了一個以建州女真為核心的新的民族共同體，才使得大清帝國迅速崛起和壯大起來，才有了入關、統治中原，才有了征服蒙古、新疆、西藏，才有了後來的尼布楚條約，等等。因此說，滿族人中包含着轉化過去的漢族人。

再則，大清帝國的創始人、清太祖努爾哈赤，生於1559年，努爾哈赤的祖先早已經歸順了明朝，並且接受了明政府的冊封。其祖父覺昌安、父親塔克世都是明政府委任的地方官員，不幸於1583年被明政府軍隊所殺。明政府察覺失誤之後，沒有繼續加害努爾哈赤，而是委任努爾哈赤為建州左衛都指揮使，努爾哈赤本人接受了這一職務。1589年，明政府又委任努爾哈赤為都督僉事；1591年，明政府提升努爾哈赤為左都督；1595年，明政府為表彰努爾哈赤的功績，晉封他為龍虎將軍。（楊東雄、楊少波主編：《大清帝國三百年戰爭風雲錄》，中原農民出版社1998年出版，第1——4頁）上述這些情形表明，努爾哈赤在起兵反抗明政府之前，努爾哈赤是明政府的地方官員和將領，努爾哈赤所管轄的地域，自然是明朝的領土；努爾哈赤所管轄的居民，自然是明朝的國民。1616年，努爾哈赤公開與明政府分庭抗禮，不再服從明政府的管轄，建立起“大金”政權，自稱可汗。但是，在明政府被推翻之前，努爾哈赤建立的“大金”政權，與李自成建立的“大順”政權、張獻忠建立的“大西”政權一樣，究其政權的性質，都屬於中國內部地方勢力的武裝割據。

綜上所述，大清入關與當年忽必烈率領的蒙古大軍入主中原，實際上是性質根本不同的兩回事。大清入關屬於內爭，忽必烈入主北京則是入侵！毋庸贅言，朱元璋提出“驅除胡虜，恢復中華”，是抗擊外敵入侵的政治綱領；而孫中山模仿朱元璋提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則是極端的大漢族主義的表現；堅持反滿、排滿，堅持建立單一的漢民族國家，就是搞民族分裂，就是妄圖肢解我們這個多民族的國家！身為中華民國的臨時大總統，剛剛任職就以國家元首的身份隆重舉行祭祀大典，祭拜漢族的封建皇帝朱元璋，此舉清清楚楚地表明：孫中山的所謂“革命”，就是反滿、排滿，並不是建立真正的民主法制制度！不然，他決不會祭祀封建勢力的代表人物朱元璋！

辛亥革命前，以梁啓超為代表的立憲派堅決反對孫中山一派的排滿主張。為此，圍繞中國那時的當務之急是排滿還是爭取立憲的問題，曾經展開過一場激烈的政治論戰，梁啓超是堅持民族大團結、主張實行立憲制度的傑出代表！辛亥革命爆發後，日本、沙皇俄國、英國利用中國內亂，積極進行肢解和瓜分中國的活動。日本與俄國密謀瓜分東北和蒙古（包括內蒙古和外蒙古）；俄國與英國密謀瓜分新疆和西藏；這些國家乘機唆使某些少數民族的分裂分子宣布所謂的“獨立”。而主張民族和解的蒙古族、藏族和其他少數民族同胞，對於孫中山大搞大漢族主義的種種行徑，感到憂心忡忡，惶惶不安。此時，是中國立憲派和袁世凱為代表的政治勢力，堅決抵制了孫中山的分裂活動，是原同盟會的少數代表人物主動放棄排滿，並採取一系列措施，安撫了蒙古族、藏族的上層代表人物，團結了我國的少數民族同胞，維護了國家的統一，從而粉碎了日本、沙皇俄國、英國等列強國家肢解和瓜分中國的陰謀，使我們中國避免了一場國家解體之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