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29日星期二7時45分

由孫中山領銜呈遞的《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又稱《致港督卜力書》，是孫中山乞求英國政府顛覆中國政權的一封信。關於此信的寫作時間，據我查閱有三種說法：

其一，由宋慶齡題寫書名，由廣東省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中華民國史研究室、中山大學歷史系孫中山研究室三家合編，並由中華書局於1981年8月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認定是：“一九OO年六七月間”。其理由是：“底本說明此件寫於香港舟中（七月中旬），而《支那革命黨及秘密結社》日文本原文則謂在此之前，因酌定為六七月間。”（《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1頁注釋）

其二，由李敖撰寫、並由李敖出版社於1987年9月出版的《孫中山研究》一書認定是：“1900年7月24日”。（李敖：《孫中山研究》，李敖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0頁）

其三，由陳錫祺先生主編、由中華書局於1991年8月出版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則認定是：1900年“8月上中旬（約七月中旬）”。其理由是：“上書時間有多種說法。細繹《上卜力書》及《平治章程》文義，該件與孫李合作無涉，且完成時間，應在8月中旬以後。陳少白記該上書之作系‘際此中央無主’，則旁證上書卜力是在8月15日北京淪陷、兩宮出走之後。”（《孫中山年譜長編》第227頁）

對於以上三種認定，我覺得李敖先生所說的1900年“7月24日”，較為準確。但是，李敖所說的“7月24日”，是中國的農曆，而不是公曆。因此，把這個農曆日期轉換為公曆，其時間則是：1900年8月18日。這與陳錫祺先生主編的《孫中山年譜長編》所作的認定，不僅不相矛盾，而且一致。其理由有三：第一，宋慶齡題寫書名的《孫中山全集》出版在先，而後出版的《孫中山研究》和《孫中山年譜長編》，都否定了《孫中山全集》中所作的認定。此舉對於編撰《孫中山年譜長編》的陳錫祺先生等學者來說，肯定經過一番考究後才作的認定。第二，《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的起草人陳少白說，此信是寫於“中央無主”之時，而兩宮出走的時間是1900年8月14日（即農曆七月二十日）黎明；北京完全陷落的時間是1900年8月15日（即農曆7月二十一日）。第三，此時，正是孫中山與日本人發生意見分歧之時，孫中山轉而乞求他在香港醫科學校讀書時的老師、現任香港總督卜力，是大有可能的。

1900年8月18日，由孫中山領銜、陳少白起草、何啟英譯，由孫中山、楊衢雲、陳少白、謝纘泰、鄭士良、鄧蔭南、史堅如、李紀堂八人聯名致香港總督卜力的這封信，其標題為《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並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全文如下：

“竊某等十數年來，早慮滿政府庸懦失政，既害本國，延及友邦。倘仍安厥故常，保守小節，禍恐靡既。用是不憚勞悴，先事預籌，力謀變正，以杜後患。不期果有今日之禍。當此北方肇事，大局已搖，各省地方勢將糜爛，受其害者不特華人也。天下安危，匹夫有責，先知先覺，義豈容辭。某等觀此時艱，亟思挽救，竊恐勢力微弱，奏效為難；政府冥頑，轉圜不易；疆臣重吏，觀望依違；定亂蘇民，究將誰屬？深知貴國素敦友誼，保中為心；且商務教堂，遍於內地，故某等不嫌越分，呈請助力，以襄厥成，願借殊勛，改造中國，則內無反側，外固邦交，受其利者，又不特華人已也。一害一利，相去如斯，望貴國其慎裁之！否則恐各省華人望治心切，過為失望，勢將自謀，禍變之來，殆難逆料，此固非某等所願，當亦非貴國之所願也。時不可失，合則有成。如謂滿政府雖失政於先，或可補救於後，則請將其平素之積弊及現在之凶頑，略為陳之：朝廷要務，決於滿臣，紊政弄權，惟以貴選，是謂任私人。文武兩途，專以賄進，能員循吏，轉在下僚，是謂屈俊傑。失勢則媚，得勢則驕，面從心違，交鄰慣技，是謂尚詐術。較量強弱，恩可為仇，朝得新歡，夕忘舊好，是謂瀆邦交。外和內狠，匿怨計嫌，釀禍伏機，屢思報復，是謂嫉外人。上下交征，縱情濫耗，民膏民血，疊剝應需，是謂虐民庶。鍛煉黨罪，殺戮忠臣，杜絕新機，閉塞言路，是謂仇志士。嚴刑取供，獄多瘐斃，寧枉毋縱，多殺示威，是謂尚殘刑。此積弊也。至於現在之凶頑，此後尚無涯涘，而就現在之己見者，則如妖言或眾煽亂危邦，釀禍奸民，褒以忠義，是為誨民變。東亂既起，不即剿平，又借元兇，命為前導，是為挑邊釁。教異理同，傳道何罪，唆聳民庶，屠戮逞心，是謂仇教士。通商有約，保護宜周，乃種禍根，盪其物業，是謂害洋商。睦鄰遣使，國體悠關，移炮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書未絕交，使猶滯境，圍困使署，囚禁外臣，是謂背公法。平匪全交，乃為至理，竟因忠諫，慘殺無辜，是謂戮忠臣。啟釁貪功，覬覦大位，不加誅伐，反授兵權，是謂用僨師。裂土瓜分，群雄眈視，暗受調護，漠不知恩，是謂忘大德。民教失歡，原易排解，偏為挑撥，遂起禍端，是謂修小怨。凡此皆滿政之的確罪狀，苟不反正，為禍何極？我南人求治之忱，良為此矣。某等深知今日中外安危之所關，滿漢存亡之所系：是用力陳利弊，曲慰同人，南省亂萌，藉知稍緩，事宜借力，某戒輕心，上國遠圖，或蒙取錄。茲擬平治章程六則呈覽，懇貴國轉商同志之國，極力贊成，除去禍根，聿照新治，事無偏益，利溥大同。惟是局緊機危，時刻可慮，望早賜復，以定人心。不勝翹企待命之至。

計開

一、 遷都於適中之地。

如南京、漢口等處，擇而都之，以便辦理交涉及各省來往之程。

二、於都內立一中央政府，一總其成，於各省立一自治政府，以資分理。

所謂中央政府者，舉民望所歸之人為之首，統轄水陸各軍，宰理交涉事務。惟其主權仍在憲法權限之內。設立議會，由各省貢士若干名以為議員，以駐京公使為暫時顧問局員。所謂自治政府者，由中央政府選派駐省總督一人，以為一省之首，設立省議會，由各縣貢士若干名以為議員，所有該省之一切政治、徵收、正供皆有全權自理，不受中央政府遙制。惟於年中所入之款，按額撥解中央政府，以為清洋債，供軍餉及宮中府中費用。省內之民兵隊及警察部隊，俱歸自治政府節制，以本省人為本省官，然必由省議會內公舉。至於會內之代議士，本由民間選定；惟新定之始，法未大備，暫由自治政府擇之，俟至若干年始歸民間選舉，以目前各國之總領事為暫時顧問局員。

三、 公利於天下。

如關稅等類，如有改增，必先與列國妥議而行。又如鐵路、礦產、船政、工商各業，均宜分沾利權；教士、教堂、旅店，一律保護。

四、增文武官俸。

內外文官廩祿從豐，自能廉淺持躬，公忠體國。其有及年致士者，給以年俸，現在官之久暫，定恩額之多少，若為國捐軀，則撫養其身後。

五、平其正刑。

大小訟務，仿歐美之法，立陪審人員，許律師代理，務為平允，不以殘刑致死，不以拷打取供。

六、變科舉為專門之學。

如文學、科學、律學等，俱分門教授，學成之後，因才器使，毋雜毋濫。”（李敖：《孫中山研究》，李敖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0——94頁）

中華書局出版的《孫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1至194頁也刊載了這封信的全文。兩本書刊載的全文，僅有個別文字不同，內容完全一樣。本人對於此信的評價，在以後的文章自然要談。此時，公布此信的目的，在於讓讀者目睹歷史真相，再進行獨立的思考，得出自己的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