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10日星期四擬稿

我在《也談孫中山第一次向日本求助碰壁之事》一文中談到，1895年，當孫中山第一次主動向日本政府求助之時，他曾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絕。然而，當日本政府需要孫中山的時候，派人專門尋覓他，雙方相見之時，則是一見如故，一拍即合，迅即開始了密切的合作。在此，本文就來談談日本朝野尋覓和收留孫中山的大致過程。

早在1895年中日甲午戰爭之前，日本已經在東亞悄然崛起，開始了對外擴張活動，吞併琉球，進攻台灣，覬覦朝鮮，目標直指中國的遼闊疆域。日本向中國大陸滲透和擴張的手段之一，就是積極利用中國的內部矛盾，其中，特別注意利用遍及中國各地的秘密團體。（孫中山把中國的這些秘密團體稱為“會黨”，更多的史書中稱為“秘密結社”或者跟隨孫中山也稱“會黨”。）

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顧問俞辛焞先生在《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一書中說：“日本在推行侵華政策時，總是謀求利用中國各地的會黨和秘密結社，以從背後牽制清廷。日本的這一企圖由來已久。據曾根俊虎稱，他於1884年—1885年在福建一帶與哥老會一道籌划起義，日參謀本部也曾派人在這一帶聯絡哥老會，企圖一舉占領福州。日本利用他們的反清活動擾亂清廷的後方，以牽制清廷抗衡日本侵略的力量。甲午戰爭前後，日本的意圖更是如此。這一時期，調查和研究會黨及秘密結社的著作在日本相繼問世。如宮內豬三郎著《清國事情探檢錄》（1894年9月出版）、小說《釋元恭》（1896年12月出版）等書都涉及哥老會等會黨，並提出了日本在侵略中國時可利用他們的意見。這種意見在甲午戰爭後很快反映到日本的對華政策之中。”（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7頁）

1897年，日本政府決定派遣非軍政人員前往中國內地，搜集有關中國的情報，尤其是調查了解中國秘密團體的情況。於是，外務大臣大隈重信（1898年出任日本首相兼外務大臣）從外務省的秘密經費中拿出一筆專款，交由犬養毅（日本眾議院議員、曾先後多次出任日本內閣大臣，並於1931年出任日本首相，當年發動中國東北“九一八”事變！）負責辦理此事。犬養毅則派遣宮崎寅藏（又名：宮崎滔天）、平山周、可兒長一等3個日本人進入中國從事這項間諜活動。

離開日本之前，宮崎寅藏等人專程到橫濱,拜訪了僑居在那裡的孫中山的好友陳少白。陳少白向宮崎寅藏等人介紹了中國秘密團體的概況，在介紹興中會的情況時，陳少白避而不談楊衢雲是興中會會長，卻謊稱孫中山是中國秘密團體的領袖。日本參謀本部少佐宇都宮太郎給平山周布置任務時也曾交待說，孫中山是中國南方秘密團體的領袖，要求他三人到上海以後，設法先與孫中山取得聯繫。（參見《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46頁）

據《孫中山年譜長編》說，平山周、可兒長一等人到達上海之後，“可兒在上海從《每日新聞》所載倫敦電訊見有‘中國興中會領袖孫逸仙目下在英京倫敦蒙難獲釋，不久他預備從倫敦出發，到日本旅行’的消息。於是調查先生（即孫中山）活動。後在書店偶見《倫敦被難記》，即將此書摘要譯成日文向犬養報告。到香港後，又從整理舊報中得知先生（即孫中山）生年、籍貫、學歷、經歷及近況。分四、五次報告犬養。（《追懷孫中山先生座談會》）”（《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48頁）

當這幾個日本人偵察到孫中山正從歐洲乘船前往日本途中的蹤跡後，他們喜出望外，按捺不住激動和興奮的心情，立即乘船返回日本。宮崎寅藏等人不顧旅途勞累，直奔橫濱，在陳少白的家中，終於見到了他們夢寐以求的孫中山。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與孫中山暢談良久，大有相見恨晚之感。宮崎寅藏在此之後的記述中說：“我們談到日本的政黨和人物，歐美的國是，中國的現狀，以及宗教哲學等。談愈深時，情亦愈濃，綿綿縷縷不知所窮。”宮崎寅藏興奮地寫道：孫中山“實在是東洋的珍寶。從這時起我已把希望完全寄托在他身上了。”（宮崎寅藏：《三十三年之夢》，花城出版社1981年出版，第116—124頁。轉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47—148頁）

宮崎寅藏與孫中山會晤後，迅速前往東京，向犬養毅報告關於孫中山的情況。犬養毅聽後興奮地說：“這是份大禮物，怎能不會他一面”？（轉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48頁）遵照犬養毅召見孫中山來東京會面的指令，平山周、可兒長一、宮崎寅藏三人再次前往橫濱，迎接孫中山來東京，直奔犬養毅的寓所。犬養毅與孫中山會晤之後，隨即指示宮崎寅藏，立即去見外務次官小村壽太郎，匯報此次中國之行和孫中山的情況；並對宮崎寅藏表示，他將親自向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匯報。（《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第260頁）宮崎寅藏立即到外務省，向外務次官小村壽太郎匯報說：“此次帶來了孫，這比中國秘密結社的千百份報告都要實在。若需要，明日即可陪他來，請儘速會見。”（《宮崎滔天全集》第1卷，平凡社1971年，第260頁）可是，“小村認為還未到會見孫的時機，指示宮崎將孫隱藏在橫濱附近。犬養聞訊大為生氣，趕至外務省遊說小村等”。（俞辛焞：《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7—348頁）最後，由犬養毅與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商議，大隈重信決定援引外國人居留地以外地，以特許聘用外國人的方式，辦理孫中山留居東京的問題。具體事項由外務省敕任參事官尾崎行雄與東京府知事久我通久商談。結果，將孫中山以“平山周的語言教師”的身份，安置在東京居住。孫中山及其隨同他居住的陳少白等二人的生活費用，由日本玄洋社首任社長平岡浩太郎提供。（《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50頁）

1898年2月3日，犬養毅在給日本東亞同文會骨幹分子陸實的信寫道：“拜啟：持呈此函之平山周氏現與孫逸仙同寓一處，最近，除孫外，尚有王陳二人（指：王質甫、陳少白）來此。彼等亦廣東革命黨員。弟刻下臥病中，諸事不能兼顧。與神鞭君磋商結果，務請吾兄代為照顧彼等一切。至於生活費用，由平岡浩太郎按月送上，他日當面謝平岡也。願吾兄將彼等掌握住，以備它日之用。但目下不一定即時可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自去歲以來，弟即暗中作此計劃矣。書不盡意。羯南志兄梧右。”（彭澤周：《犬養毅與中山先生》，《近代中日關係研究論集》第309—327頁）（轉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155—156頁）在犬養毅給陸實的這封信中，這位未來的日本首相已經說得明明白白：孫中山“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他們收留、供養和控制孫中山的目的就是“以備它日之用”！

綜上所述，日本朝野尋覓和收留孫中山的過程大致情形是：（1）1897年，日本政府決定搜集和了解中國秘密團體的情報；（2）由外務大臣大隈重信從外務省撥出專款，交給日本眾議院議員犬養毅組織實施；（3）再由犬養毅派遣宮崎寅藏、可兒長一、平山周三人進入中國，從事搜集中國秘密團體情報的間諜活動；（4）宮崎寅藏、可兒長一、平山周三人在中國搜集情報的過程中，尋覓到孫中山的情況及蹤跡，迅速向犬養毅做了多次匯報，並及時返回日本，在橫濱找見孫中山；（5）宮崎寅藏、犬養毅等人先後與孫中山會晤後，一致認定孫中山正是日本所需要的中國秘密團體的領袖人物；（6）於是，用犬養毅的話來說，為了“以備它日之用”，“彼等雖是一批無價值之物，但現在願以重金購置之。”由外務大臣大隈重信負責辦理孫中山留居東京的合法手續，由玄洋社首任社長平岡浩太郎提供資金，將孫中山“掌握”在東京，暗中控制起來。

從日本朝野尋覓和收留孫中山的過程，可以得出這樣兩點結論：第一，孫中山是日本朝野一致看中和收留在日本的；第二，孫中山是作為中國秘密團體的“領袖人物”，被日本朝野看中和收留的！

此時的孫中山，用他自己的話來說：“由乙未（即1895年）初敗以至於庚子（即1900年），此五年之間，實為革命進行最艱難困苦之時代也。蓋予既遭失敗，則國內之根據、個人之事業、活動之地位與夫十餘年來所建立之革命基礎，皆完全消滅，而海外之鼓吹，又毫無效果。”（《孫中山全集》第六卷第233頁）他是既無人力，又無財力，幾年來一事無成，正處於“山窮水盡疑無路”之際。而日本朝野對他的器重、呵護和資助，恰恰是孫中山自1895年以來就夢寐以求的事情，如今如願以償，真是天賜良機，“柳暗花明又一村”，何樂而不為！孫中山心安理得地接受了日本朝野的安排。從此，開始了孫中山與日本的密切合作！

對於這一段歷史，孫中山本人曾經回顧說：“倫敦脫險後，則暫留歐洲，……時歐洲尚無留學生，又鮮華僑，雖欲為革命之鼓吹，其道無由。然吾生平所志，以革命為唯一之天職，故不欲久處歐洲，曠廢革命之時日，遂往日本，”“抵日本後，其民黨領袖犬養毅遣宮崎寅藏、平山周二人來橫濱歡迎，乃引至東京相會。一見如舊識，抵掌談天下事，甚痛快也。時日本民黨初握政權，大隈（重信）為外相，犬養為之運籌，能左右之。後由犬養介紹，曾一見大隈（重信）、大石（正巳）、尾崎（行雄）等。此為予與日本政界人物交際之始也。隨而識副島種臣、及其在野之志士如頭山（滿）、平岡（浩太郎）、秋山（定輔）、中野（德次郎）、鈴木（五郎）等，後又識安川（敬一郎）、犬冢（信太郎）、久原（房之助）等。各志士之對於中國革命事業，先後多有資助，尤以久原、犬冢為最。其為革命奔走始終不懈者，則有山田兄弟（即山田良政、山田純三郎）、宮崎兄弟（即宮崎彌藏、宮崎寅藏）、菊池（良一）、萱野（長知）等。其為革命盡力者，則有副島（種臣）、寺尾（亨）兩博士。此就其直接於予者而略記之，以志不忘也。其他間接為中國革命黨奔走就盡力者尚多，不能於此一一悉記，當俟之革命黨史也。”（《孫中山全集》第六卷，中華書局1985年3月出版，第232—234頁）

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顧問俞辛焞先生是一位極力為孫中山種種行為進行辯解的歷史學家。即使這樣，俞辛焞先生談論到孫中山的這一段歷史時，也不能不說：從這時起，日本人“讓孫居住東京，直至1903年。孫在日的活動是為了革命，日本卻企圖利用孫為其侵華政策服務。在一定程度上來說，孫中山在日的活動為日本所利用，客觀上有利於日本的侵華政策。孫中山這時與日本的關係是甲午戰爭時期與日本關係的繼續，是其革命活動的副產品。這一副產品一直伴隨着孫的革命活動。……對中國人民反對日本侵略起了一定的消極作用。”（《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第347—34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