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5日星期五15時擬稿

在知名的中國政治家中，自古以來，只有孫中山與日本建立了無人可比的不解之緣。但是，當孫中山第一次主動向日本政府求助之時，他曾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絕。關於此事的來龍去脈，中國史學界的許多人非常清楚。例如以下三種敘述：

（1）2005年7月28日《南方周末》刊載的《何為民族主義，我們應該怎樣愛國？——楊奎松教授訪談錄》中，北京大學歷史系楊奎松教授說：“熟悉近代史的讀者都知道，孫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後所做的第一件轟轟烈烈的事情，就是1894年的廣州起義。問題是，這次起義的背景是什麼？是中國正經歷着中日戰爭史上的第一次慘敗，國家面臨被瓜分的危機。而且，孫中山不僅選擇這個時候發動起義，他還想利用敵國日本的幫助，來實現推翻滿清政府的設想。結果，這邊日本正在北方進攻中國的海軍和海防，鄧世昌等愛國將領壯烈犧牲，那邊孫中山卻在廣州幾度秘密求見日本領事，要求日本給中國革命者提供武器幫助。儘管日本政府這時沒有理會孫中山的請求，孫所發動的起義沒有成功，但是這件事無疑留給後人一個頗多困擾的問題：如果我們相信那個時候鄧世昌他們更愛國的話，那麼，孫中山他們的行為又該如何理解呢？”

（2）南開大學歷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導師、中國史學會理事、中國日本史學會顧問俞辛焞先生在《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一書說，中日甲午戰爭時期，“在前方戰事危急之時，孫中山於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見中川恆次郎領事。此後數次去日領館。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日本對廣州起義的直接支持。中川領事於3月4日和4月17日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據該函稱，孫中山對中川說明康祖詒、吳漢濤、曾紀澤之子等四人在廣州舉義，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之意圖，並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槍、1000支短槍。（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原敬關係文書》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第392—393、395—397頁）日本沒有答應孫的要求。但孫的此舉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孫中山與日本領事的秘密往來在廣東有所泄露。據中川領事4月17日致原敬函稱，當時在廣州有日軍計划進攻廣東和孫中山在日人參與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華人對日人的敵意。（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原敬關係文書》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第395頁）這反映了廣東民眾警惕日本入侵，反對孫中山求援於日本，說明孫中山求助日本的舉動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說，甲午戰爭時期孫中山求助於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錯誤的根源在於置甲午戰爭使民族空前嚴重的實際情況於不顧，……。”（《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4頁）俞辛焞先生說：“中川領事在致原敬函中稱，起義領導人沒有才幹和威信，各派之間的聯絡不充分，起義準備也不足，孫所稱兩廣獨立後建立共和國之說為‘空中樓閣’（原敬文書研究會編：《原敬關係文書》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協會1984年，第393、396頁）。這樣斷言舉義無法成功，自然也就不願予孫以支持。”（《孫中山與日本關係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6頁）

（3）以陳錫祺先生為主編，由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邱捷、桑兵、李吉奎、段雲章、林家有、郭景榮、周興梁七位學者合作編撰的的《孫中山年譜長編》，在該書“編後附記”中說：“《孫中山年譜長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教育委員會哲學社會科學重點項目，由中山大學孫中山研究所承擔，得到國家教育博士基金和廣東省高等教育局科研基金的資助。”該書寫道：1895年3月1日，孫中山主動跑到日本駐香港領事館，“與日本駐香港領事中川恆次郎會晤，請其援助起義。”此後，孫中山又多次跑進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會談。（《孫中山年譜長編》，中華書局1991年8月出版，第81—83頁）

《孫中山年譜長編》說：“據中川3月4日致原敬函：‘本月1日，經朋友介紹，清國人孫文（西醫）來館。該人如前日所報，正是欲傾覆現政府，他與晚大致同齡，懂英語，可能是耶穌教徒。據稱他打算於去年北洋艦隊大演習後，立即舉事，不慎失去機會。然而時至今日，特別是在廣東省，徒黨受到嚴重監視，不易舉事。而更重要的是當前缺乏武器，需要步槍25000枝，手槍1000枝，欲求為之籌措。

晚答以本人職務只注意通商貿易之事，與政治之事完全無關，故甚困難。然足下等人的意圖可嘉，衷心襄贊。首先想知道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該人答曰：其黨稱為興中會，即振興中國之會。其中有哥老會員，黨員人數難以明言。……然而，當問道成功時誰為總統時，答曰尚未及考慮。如允諾給與前述武器，當即往各處招募黨員。

今日清國民間人士稍受教育，並了解國外事情者，對現政府施政，尤其是官吏腐敗必然十分不滿。但該人主張尚可懷疑。假設該人所說屬實，然而，其統領的才幹、經歷和人望等，皆很不夠，而且各派間的聯絡也不暢通，因此即使舉事的步驟和手段已經定下，其舉事能否成功，尚有懷疑。……考慮到像孫文這樣壯年人，毫無經歷，難以令人放心。’”（《原敬關係文書》，日本1984年出版）（轉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81—82頁）

中川恆次郎在報告中說：“總之，我國並無到處擴張勢力之餘地，如果說該人等舉事使內地開放，我國人也不能充分擴大通商，享其權益……”“若使清國兵力多聚於北方抵抗我，他們在南方舉事，可使之有後顧之憂，是為削弱其勢力之一策也。”（《原敬關係文書》，日本1984年出版）（轉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82頁）

4曰17日，中川恆次郎在給原敬的報告中說：“其後，孫文仍時時來館，提出務欲我國予以聲援，但從來與我方並無關係，且不說內部事宜，亦不談黨員人數，又無勃興之準備。孫文說已制定由碼頭附近運入武器的計劃，只要我國給予一些聲援，即可充分行事。……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原敬關係文書》，日本1984年出版）（轉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82—83頁）

以上三種敘述分別出自北京大學、南開大學和中山大學三所中國名牌大學的史學家之口或者之筆。他們的敘述沒有分歧之處，他們對於所敘述之事的認識，還有一個共同點：即他們都沒有斷然否定和批判孫中山求助日本政府的舉動！他們更沒有認為孫中山的此舉就是賣國！

在此，我要補充敘述的情況如下：

此前，我在本博客發表的文章中已經指出，1894年11月24日成立的檀香山興中會，當選的13位檀香山興中會領導成員分別是：劉祥、何寬、黃華恢、程蔚南、許直臣、李昌、鄭金、鄧松盛、黃亮、李祿、李多馬、鍾宇、林鑒泉。其中，並沒有孫中山。因此可以肯定地說，孫中山不是檀香山興中會的領導人。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僅僅兩個月後，即1895年1月26日，孫中山從檀香山乘船經日本後，抵達香港。與孫中山同行的有：鄧蔭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早、陳南及歐美技師等數人。孫中山以及與其同行的人中，沒有一位是檀香山興中會的領導成員。孫中山到達香港之後，與香港輔仁文社進行聯繫，謀求建立新的團體。在徵得香港輔仁文社負責人楊衢雲等人的同意後，於1895年2月21日召開了香港興中會成立會議，會議推舉原香港輔仁文社成員黃詠商為臨時主席。同年10月10日，香港興中會召開幹部會議，選舉原香港輔仁文社成員楊衢云為會長。為了爭奪會長的職務，孫中山、楊衢雲兩派在會議上爭奪得十分激烈。孫中山的親信鄭士良甚至向孫中山表示，要殺了楊衢雲，被陳少白勸阻。據原香港輔仁文社成員謝纘泰說：“楊衢雲當選總理，孫逸仙博士大不高興。這事常使他耿耿於懷。”（《興中會革命秘史》，引自《孫中山年譜長編》第91—92頁）楊衢雲自1895年10月10日當選為香港興中會的主要領導人之後，至1900年1月，始終是香港興中會的主要領導人。

由上可見，1895年初，孫中山跑到香港進行活動，並不能代表檀香山興中會。香港興中會的成立是以香港輔仁文社為基礎，與檀香山興中會並無瓜葛。黃詠商、楊衢雲先後出任香港興中會領導人的事實，表明孫中山在當時的香港興中會內沒有實力，沒有控制興中會的能力。

1895年3月1日，孫中山前往日本駐香港領事館的時候，他根本沒有幾個人，沒有在廣州發動騷亂的實力。孫中山是趁中國甲午戰敗之際，妄圖投靠與中國作戰的日本，依靠與中國為敵的日本，在中國的南方實行武裝割據，建立所謂的“獨立國家”。中國人如果像楊奎松教授那樣肯定孫中山此舉，那麼，又如何評價當時抵抗日軍的中國軍隊？如何評價舉世震驚的“公車上書”？！

再有，1921年3月13日，中國的兩個蒙古族青年——26歲的蘇黑巴托爾和25歲的喬巴山，就是投靠蘇聯，憑藉蘇聯軍隊在外蒙古宣布“獨立”的！如今，西藏的達賴喇嘛和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也流亡在國外，仍在積極勾結外國勢力，妄圖憑藉外國的干預，實行分裂國家的罪惡勾當。台灣的陳水扁之流更是張牙舞爪，妄圖將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黑巴托爾、喬巴山、達賴喇嘛、陳水扁的所作所為，與孫中山的上述舉動，都是分裂我們祖國的罪惡之舉，都必須加以堅決地否定！決不能用實用主義或者用此一時彼一時的標準來判斷歷史和現實！我們中國人千萬不要自己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千萬不要為心懷叵測之人製造的分裂謬論所蒙蔽！我們應該清楚地看見，中國依然存在被割裂的危險！我們要特別注意維護各民族之間的團結，要特別鞏固各民族之間的血肉之情！

1895年，孫中山幾次跑進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求助，故弄玄虛，編造了許多謊言，迫不及待地要求日本政府向他提供步槍25000枝，手槍1000枝等資助。日本領事又不是白痴，中川恆次郎通過幾次交談，便發現孫中山的言談舉止“可疑”，“其統領的才幹、經歷和人望等，皆很不夠，”所謂“起義”並“無勃興之準備”等等。中川恆次郎在給日本政府的報告中說：“總之，孫文等所說的要在兩廣獨立成立共和國，只不過是空中樓閣而已。”據此，日本政府對孫中山的要求當然予以拒絕。但是，日本政府又覺得孫中山的活動，對日本極為有利，還是非常欣喜的。中川恆次郎在給日本政府的報告中說：“若使清國兵力多聚於北方抵抗我，他們（即孫中山）在南方舉事，可使之有後顧之憂，是為削弱其勢力之一策也。”日本人在這裡說得明明白白，孫中山在香港、廣州的活動，起到了牽制中國軍隊，削弱中國抵抗日本入侵的作用！

最後，我還要說的是，所謂的1895年“廣州起義”之說，史學界不能按照孫中山的旨意修史，不能把三合會、三點會、哥老會等遍及中國民間的秘密結社組織，統統歸結為孫中山的隊伍！所謂的1895年“廣州起義”究竟在哪裡？難道僅用“流產”兩個字，就能掩蓋住孫中山根本沒有發動武裝割據的實力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