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5月5日星期五15时拟稿

在知名的中国政治家中，自古以来，只有孙中山与日本建立了无人可比的不解之缘。但是，当孙中山第一次主动向日本政府求助之时，他曾遭到日本政府的拒绝。关于此事的来龙去脉，中国史学界的许多人非常清楚。例如以下三种叙述：

（1）2005年7月28日《南方周末》刊载的《何为民族主义，我们应该怎样爱国？——杨奎松教授访谈录》中，北京大学历史系杨奎松教授说：“熟悉近代史的读者都知道，孙中山自走向革命道路之后所做的第一件轰轰烈烈的事情，就是1894年的广州起义。问题是，这次起义的背景是什么？是中国正经历着中日战争史上的第一次惨败，国家面临被瓜分的危机。而且，孙中山不仅选择这个时候发动起义，他还想利用敌国日本的帮助，来实现推翻满清政府的设想。结果，这边日本正在北方进攻中国的海军和海防，邓世昌等爱国将领壮烈牺牲，那边孙中山却在广州几度秘密求见日本领事，要求日本给中国革命者提供武器帮助。尽管日本政府这时没有理会孙中山的请求，孙所发动的起义没有成功，但是这件事无疑留给后人一个颇多困扰的问题：如果我们相信那个时候邓世昌他们更爱国的话，那么，孙中山他们的行为又该如何理解呢？”

（2）南开大学历史研究所日本史研究室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史学会理事、中国日本史学会顾问俞辛焞先生在《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一书说，中日甲午战争时期，“在前方战事危急之时，孙中山于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见中川恒次郎领事。此后数次去日领馆。其目的是为了争取日本对广州起义的直接支持。中川领事于3月4日和4月17日两次致函外务省通商局长原敬，报告孙来访之事。据该函称，孙中山对中川说明康祖诒、吴汉涛、曾纪泽之子等四人在广州举义，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之意图，并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枪、1000支短枪。（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第392—393、395—397页）日本没有答应孙的要求。但孙的此举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孙中山与日本领事的秘密往来在广东有所泄露。据中川领事4月17日致原敬函称，当时在广州有日军计划进攻广东和孙中山在日人参与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华人对日人的敌意。（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第395页）这反映了广东民众警惕日本入侵，反对孙中山求援于日本，说明孙中山求助日本的举动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说，甲午战争时期孙中山求助于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错误的根源在于置甲午战争使民族空前严重的实际情况于不顾，……。”（《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4页）俞辛焞先生说：“中川领事在致原敬函中称，起义领导人没有才干和威信，各派之间的联络不充分，起义准备也不足，孙所称两广独立后建立共和国之说为‘空中楼阁’（原敬文书研究会编：《原敬关系文书》第2卷，日本放送出版协会1984年，第393、396页）。这样断言举义无法成功，自然也就不愿予孙以支持。”（《孙中山与日本关系研究》，人民出版社1996年8月出版，第346页）

（3）以陈锡祺先生为主编，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邱捷、桑兵、李吉奎、段云章、林家有、郭景荣、周兴梁七位学者合作编撰的的《孙中山年谱长编》，在该书“编后附记”中说：“《孙中山年谱长编》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教育委员会哲学社会科学重点项目，由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承担，得到国家教育博士基金和广东省高等教育局科研基金的资助。”该书写道：1895年3月1日，孙中山主动跑到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与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会晤，请其援助起义。”此后，孙中山又多次跑进日本驻香港领事馆会谈。（《孙中山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8月出版，第81—83页）

《孙中山年谱长编》说：“据中川3月4日致原敬函：‘本月1日，经朋友介绍，清国人孙文（西医）来馆。该人如前日所报，正是欲倾覆现政府，他与晚大致同龄，懂英语，可能是耶稣教徒。据称他打算于去年北洋舰队大演习后，立即举事，不慎失去机会。然而时至今日，特别是在广东省，徒党受到严重监视，不易举事。而更重要的是当前缺乏武器，需要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欲求为之筹措。

晚答以本人职务只注意通商贸易之事，与政治之事完全无关，故甚困难。然足下等人的意图可嘉，衷心襄赞。首先想知道足下等人的目的方法。该人答曰：其党称为兴中会，即振兴中国之会。其中有哥老会员，党员人数难以明言。……然而，当问道成功时谁为总统时，答曰尚未及考虑。如允诺给与前述武器，当即往各处招募党员。

今日清国民间人士稍受教育，并了解国外事情者，对现政府施政，尤其是官吏腐败必然十分不满。但该人主张尚可怀疑。假设该人所说属实，然而，其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而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畅通，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考虑到像孙文这样壮年人，毫无经历，难以令人放心。’”（《原敬关系文书》，日本1984年出版）（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1—82页）

中川恒次郎在报告中说：“总之，我国并无到处扩张势力之余地，如果说该人等举事使内地开放，我国人也不能充分扩大通商，享其权益……”“若使清国兵力多聚于北方抵抗我，他们在南方举事，可使之有后顾之忧，是为削弱其势力之一策也。”（《原敬关系文书》，日本1984年出版）（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2页）

4曰17日，中川恒次郎在给原敬的报告中说：“其后，孙文仍时时来馆，提出务欲我国予以声援，但从来与我方并无关系，且不说内部事宜，亦不谈党员人数，又无勃兴之准备。孙文说已制定由码头附近运入武器的计划，只要我国给予一些声援，即可充分行事。……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原敬关系文书》，日本1984年出版）（转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82—83页）

以上三种叙述分别出自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和中山大学三所中国名牌大学的史学家之口或者之笔。他们的叙述没有分歧之处，他们对于所叙述之事的认识，还有一个共同点：即他们都没有断然否定和批判孙中山求助日本政府的举动！他们更没有认为孙中山的此举就是卖国！

在此，我要补充叙述的情况如下：

此前，我在本博客发表的文章中已经指出，1894年11月24日成立的檀香山兴中会，当选的13位檀香山兴中会领导成员分别是：刘祥、何宽、黄华恢、程蔚南、许直臣、李昌、郑金、邓松盛、黄亮、李禄、李多马、钟宇、林鉴泉。其中，并没有孙中山。因此可以肯定地说，孙中山不是檀香山兴中会的领导人。檀香山兴中会成立仅仅两个月后，即1895年1月26日，孙中山从檀香山乘船经日本后，抵达香港。与孙中山同行的有：邓荫南、宋居仁、侯艾泉、李杞、何早、陈南及欧美技师等数人。孙中山以及与其同行的人中，没有一位是檀香山兴中会的领导成员。孙中山到达香港之后，与香港辅仁文社进行联系，谋求建立新的团体。在征得香港辅仁文社负责人杨衢云等人的同意后，于1895年2月21日召开了香港兴中会成立会议，会议推举原香港辅仁文社成员黄咏商为临时主席。同年10月10日，香港兴中会召开干部会议，选举原香港辅仁文社成员杨衢云为会长。为了争夺会长的职务，孙中山、杨衢云两派在会议上争夺得十分激烈。孙中山的亲信郑士良甚至向孙中山表示，要杀了杨衢云，被陈少白劝阻。据原香港辅仁文社成员谢缵泰说：“杨衢云当选总理，孙逸仙博士大不高兴。这事常使他耿耿于怀。”（《兴中会革命秘史》，引自《孙中山年谱长编》第91—92页）杨衢云自1895年10月10日当选为香港兴中会的主要领导人之后，至1900年1月，始终是香港兴中会的主要领导人。

由上可见，1895年初，孙中山跑到香港进行活动，并不能代表檀香山兴中会。香港兴中会的成立是以香港辅仁文社为基础，与檀香山兴中会并无瓜葛。黄咏商、杨衢云先后出任香港兴中会领导人的事实，表明孙中山在当时的香港兴中会内没有实力，没有控制兴中会的能力。

1895年3月1日，孙中山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的时候，他根本没有几个人，没有在广州发动骚乱的实力。孙中山是趁中国甲午战败之际，妄图投靠与中国作战的日本，依靠与中国为敌的日本，在中国的南方实行武装割据，建立所谓的“独立国家”。中国人如果像杨奎松教授那样肯定孙中山此举，那么，又如何评价当时抵抗日军的中国军队？如何评价举世震惊的“公车上书”？！

再有，1921年3月13日，中国的两个蒙古族青年——26岁的苏黑巴托尔和25岁的乔巴山，就是投靠苏联，凭借苏联军队在外蒙古宣布“独立”的！如今，西藏的达赖喇嘛和新疆的民族分裂分子也流亡在国外，仍在积极勾结外国势力，妄图凭借外国的干预，实行分裂国家的罪恶勾当。台湾的陈水扁之流更是张牙舞爪，妄图将台湾从祖国分裂出去。黑巴托尔、乔巴山、达赖喇嘛、陈水扁的所作所为，与孙中山的上述举动，都是分裂我们祖国的罪恶之举，都必须加以坚决地否定！决不能用实用主义或者用此一时彼一时的标准来判断历史和现实！我们中国人千万不要自己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千万不要为心怀叵测之人制造的分裂谬论所蒙蔽！我们应该清楚地看见，中国依然存在被割裂的危险！我们要特别注意维护各民族之间的团结，要特别巩固各民族之间的血肉之情！

1895年，孙中山几次跑进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求助，故弄玄虚，编造了许多谎言，迫不及待地要求日本政府向他提供步枪25000枝，手枪1000枝等资助。日本领事又不是白痴，中川恒次郎通过几次交谈，便发现孙中山的言谈举止“可疑”，“其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所谓“起义”并“无勃兴之准备”等等。中川恒次郎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总之，孙文等所说的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据此，日本政府对孙中山的要求当然予以拒绝。但是，日本政府又觉得孙中山的活动，对日本极为有利，还是非常欣喜的。中川恒次郎在给日本政府的报告中说：“若使清国兵力多聚于北方抵抗我，他们（即孙中山）在南方举事，可使之有后顾之忧，是为削弱其势力之一策也。”日本人在这里说得明明白白，孙中山在香港、广州的活动，起到了牵制中国军队，削弱中国抵抗日本入侵的作用！

最后，我还要说的是，所谓的1895年“广州起义”之说，史学界不能按照孙中山的旨意修史，不能把三合会、三点会、哥老会等遍及中国民间的秘密结社组织，统统归结为孙中山的队伍！所谓的1895年“广州起义”究竟在哪里？难道仅用“流产”两个字，就能掩盖住孙中山根本没有发动武装割据的实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