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景揭秘：劉伯承與彭德懷的一生恩怨 zt

二十年代初期，劉伯承與其母親合影

解放後，人們大多以為在“廬山會議”上敢於說真話為民“鼓嚨胡”的彭德懷元帥是第一個中箭落馬、含冤蒙塵的老帥。其實不然，中國十大元帥在和平年代裡第一個受到錯誤批判的人，竟然是一心撲在軍事教育事業上的老帥——劉伯承。

虎踞鐘山。解放初期，劉伯承埋頭致力於軍事教學，一心要全力打造一所“東方的伏龍芝”、“東方的西點軍校”。然而，不曾料到，一場浩劫不期而至，他毫無思想準備地捲入了一場“反對教條主義”的鬥爭中，且首當其衝地受到了批判，軍事學院也被彭德懷主持的國防部定為“教條主義的大本營”。

後人哀之而不鑒之，亦使後人而復哀後人也。在這場所謂反教條主義鬥爭中，劉伯承和彭德懷這兩位開國元帥誰也不是贏家。具體作為急先鋒指揮這場鬥爭的彭德懷，當時是主持軍委日常工作的國防部長，正是他的錯誤引導和極力打擊，軍內在1958年颳起了這股“反教條主義”鬥爭之風，揪出了一個所謂以國防部副部長兼訓練總監部部長蕭克上將為主帥、訓練總監部副部長李達上將為副帥的“反黨宗派集團”，一批高級將領和高中級幹部被打成了“反黨分子”。所幸，不與爭鋒的劉伯承因“檢討深刻”，得以逃過劫難。

可能因為彭德懷元帥在一年後的“廬山會議”上為民請命被撤職，最後被迫害致死，加上他在被“撤職”後對黨內民主制度的破壞、政治生活的不正常有了清醒的認識，有了遠遠多於常人的切膚之痛，由此對1958年的反教條主義事件作了自責，後人“為尊者諱”，“為尊者隱”，故沒有過多指責劉伯承挨整的肇始者——剛腸惡疾、內無陽秋、外有臧否的彭德懷元帥。

當時，劉伯承正在青島養病，得知南京軍事學院和軍委訓練總監部被說成是教條主義的“大本營”和“司令部”後，曾名義上擔任過第一任訓練總監部部長(未到職，葉劍英代理)的他，遙領南京，仍是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自然無法迴避。他只得抱病進京接受批判，住在醫院，冒着眼睛失明的危險寫檢討，在別人挽扶下，邁着蹣跚的步子走上前台深刻檢討，並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被迫辭去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的職務，由此悄然淡出軍界中樞。

今天，兩位老帥俱已去世多年，彭德懷生命結局的變數，令後人灑淚感喟，他的高風亮節、正直品性早已蓋棺論定。但是，在當年那場有關“軍事教條主義”的是非紛爭中，彭德懷是應負主要責任的。這並不有損和貶低他的光輝形象。識了廬山真面目，前事不忘，後事之師，對歷史對當事人，都是一個實事求是和科學的評判。

無可否認，縱觀劉伯承與彭德懷長達幾十年的革命征程與職業軍人生涯，今天再來探究，他們間其實存在着鮮為人知的誤會，這種是非曲直並非出於彼此間的私心雜念或者個人利益，最主要是緣於軍事理念上的歧見。這種歧見在戰爭年代各據一方的情況下，互不搭界，也無大的衝突。一旦江山鼎定後，隨着軍隊任務發生了霄壤之變，黨內一些優良傳統被破壞，最高決策人的個人專斷作風漸生，歷史上兩位老帥的這種誤會勢必會帶入彼此的工作中，由此而產生激烈的衝突。同是“塞上長城”，劉伯承和彭德懷究竟有什麼誤會呢?

1938年，劉伯承（左三）、左權（左二）和部隊文工團團員合影。

歷史的暗角依然是1933年2月開始的紅軍第四次反“圍剿”。

毛澤東在寧都會議被解職後，劉伯承升任紅軍總參謀長，協助接替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政委的周恩來以及朱德具體指揮紅軍實施第四次反“圍剿”戰役。

此前，關於毛澤東的去留問題，寧都會議上曾發生激烈爭吵。林彪、彭德懷、朱德等極力主張毛澤東仍留在前方指揮軍事，博古、張聞天、王稼祥等洋派主張毛澤東去職。爭論中，劉伯承投了洋派一票。隨即，他又發表了針對毛澤東、彭德懷等關於“游擊主義”戰術的理論文章，批評他們的右傾傾向，指斥他們在戰略上存在着不能打正規戰、大兵團集群戰的弱點。

林彪、彭德懷讀到文章後，對劉伯承認識偏頗脫離實際的軍事觀點頗為不滿。尤其是彭德懷深以為惱，不滿地說：“按他劉伯承的說法，我們這幾畝田早賣光了。”“其他人不行，就他行。”林彪也說：“我們的游擊戰為什麼不好哇，打正規戰，哪么子打?他劉伯承一個人去打就行了。”

此時，劉伯承剛從蘇聯伏龍芝軍事學院歸來，是蘇區惟一一個喝過洋墨水的“軍事科班生”。由於資歷老，經歷豐富，指揮過南昌起義，因此，擔任過中共長江局軍委書記的劉伯承在上層一直有“黨內的孫武”之稱。剛進蘇區，鑑於“立三路線”的教育，劉伯承努力想保持低調，不願出頭。但洋派的教條主義者在軍事上一竅不通，他們需要同樣從蘇俄歸來的劉伯承，並引為軍事上的依靠，以圖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山溝里的馬列主義”相抗衡。

可以說，劉伯承身不由己地捲入了“土洋”之爭，並作為洋派軍事上的“旗幟”被推在了前列。

可是，洋派在第四次反“圍剿”的戰略指導思想上卻犯了不顧實際的兵家大忌。

1933年2月4日，蘇區中央局作出了“書生決議”，命令紅軍實施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實行進攻作戰擊潰敵人，並命令紅一方面軍首先圍攻蘇區大川邊的橋頭堡——南豐。

南豐城東臨撫河，位於南北狹長的贛東南平原中，地勢開闊，便於集結部隊，實施集群作戰，因此國民黨軍將此作為進攻中央蘇區的重要據點。紅一方面軍領導人朱德、周恩來不願強攻南豐，但蘇區中央局的作戰命令已下，他們只得執行。

擔任主攻南豐任務的是紅三軍團第三師。守衛南豐的則是國民黨軍毛炳文第八師六個團。雖然攻守雙方都是以師的建制相對，但家底不大的第三師滿打滿算不過兩千人馬，國民黨軍第八師則有近萬人馬。時任紅三軍團軍團長的彭德懷接令後大為不滿，他在電話中向朱德、周恩來請求道：“這是哪個的鬼主意，蠢嘛!南豐易守難攻，敵我力量懸殊，又占據了有利地形，這樣硬攻下去對我們是不利的，真是亂彈琴。”

1947年12月，劉伯承在幹部大會上作總結報告

朱德有苦難言，只得勸道：“老彭，中央的命令都下達了，進攻吧!”

果然，事情完全如彭德懷所預料的那樣，進攻南豐並不順利。2月12日黃昏，紅三軍團第三師向南豐發起了猛攻。激戰一晝夜，僅奪取了城西南、西北的外圍工事。清點戰場，紅軍殲敵不足一個營，損失卻有三百餘人。不要小看這三百人，這可是第三師經不住的損耗。敵人據城固守待援，構置了強大的火力網，封鎖住了城外那片開闊地，紅軍根本無法接近城牆。

彭德懷接到第三師的急報，急忙趕到前線。見此情景，不禁火冒三丈：“這樣打下去連我們三軍團的老家底都要打完。啥子正規戰?主動出擊?全是劉伯承在瞎參謀。他這樣弄下去，打得贏個鬼。”

實際上，彭德懷並不知道，劉伯承從一開始就不贊成強攻南豐。今見南豐不易攻取，敵軍又固守待援。經過反覆思量，劉伯承斷然提出佯攻南豐，圍城打援。遺憾的是，由於戰事緊張，兼之個性殊異，他和彭德懷沒能就此坐下來心平氣和地溝通一下，尋求共識。

歷史的機緣就此錯過。

彭德懷固執地將中央局包括南豐攻城在內的一系列軍事戰略的計劃與實施，都記在了劉伯承的賬上。因為在大家看來，中央局那些洋派們在軍事上主要依靠劉伯承。

事後，傳話的人又傳走了樣，劉伯承頗為不滿地反駁道：“紅軍本來就存在着游擊主義嘛!老彭的紅三軍團也需要在戰術上提高一下。”話又傳回去，剛直易怒的彭德懷是何種反應，可想而知。

其實，兩位老帥有着太多相似的人生經歷：同是出自貧寒的農家，同是起於行伍，早年分別投身川軍和湘軍，有過舊軍人的軍旅生涯。他們分別參加了黨內武裝割據鬥爭中頗具代表性的南昌起義與平江起義，共同投身到共產黨領導下的革命營壘中。作為開國元帥、偉大的軍事家，劉伯承大智大勇中多了幾份儒雅，彭德懷大智大勇中多了幾分孔武。但由於個性、文化素養、生活閱歷的差異，他們在軍事理念上又表現出了一定的歧見。

1950年10月1日，劉伯承出席重慶市慶祝建國一周年大會

劉伯承一貫主張部隊要有正規的戰略戰術素養，要有不斷發展創新的軍事理念。他在認識到自己早年對“游擊戰”的偏頗觀點後，能反躬自省，認真討教毛澤東，活學活用，變中求變，將胸中韜略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際結合起來。共產國際顧問李德來到蘇區後，他不參不謀，認識到了自己過去對游擊戰的片面理解，反而抓緊時間致力於游擊戰術經驗的總結和推廣。1934年5月10日，他發表《現在游擊戰要解答的問題》，主張用深入敵後的辦法來打破“圍剿”。9月10日，他又發表《到敵人後方展開游擊戰爭的幾個教訓》，進一步闡述了上述主張，並從理論認識上升華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他已理解和掌握了毛澤東的作戰原則和指導方針，為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形成貢獻了自己的智慧。

遺憾的是，彭德懷對此卻不那麼認為，他始終走不出當年劉伯承認識有誤的那筆歷史舊賬，以致於兩人間杯葛漸起。

抗戰爆發後，國共捐棄前嫌，一致對外，並建立了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紅軍接受蔣介石國民黨名義上的領導，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彭德懷任八路軍副總司令，劉伯承擔任了下屬的一二九師師長。

這一次，他們二人在角色上同紅軍時期相比，恰好進行了一次置換。劉伯承領兵於外，彭德懷作為主帥統全局於內。期間，彭德懷多次到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檢查指導工作，傳達部署黨中央八路軍總部的指示、方針和對敵軍事戰略。

1940年3月至9月，彭德懷領導了打破日軍“囚籠”政策的百團大戰，一舉殲敵四萬三千餘人，拔除據點千餘個。這裡面擔任主要作戰任務的部隊便是一二九師。這一時期，他們的配合還算是默契的，沒有傳出什麼不和諧之音。

1943年9月，中央發來通知，令劉伯承與彭德懷雙雙返回延安參加第二期整風運動。劉伯承夫婦先期來到了山西太谷縣的一個秘密交通站，這裡是太行根據地通往晉綏和延安的西線地下交通線。幾天后，彭德懷風塵僕僕地趕來。他與劉伯承會合後，由西線的同蒲支隊派出一個連護送。因要通過敵占區，彭德懷和劉伯承都化了裝。雖然換上了農民的衣服，頭上包了條白毛巾，但兩人的氣質和舉止讓人看着不大像農民。護送連的連長為了安全起見，安排夜間行路，白天隱蔽休息。

一天，到了同蒲路東邊的一個村子裡，住下來做過路準備。忽然情報人員來報告，說附近炮樓的日軍要到村里來，連長連忙安排兩位領導人到村外青紗帳里躲避一下。彭德懷一聽生了氣，說：“我走我的路，老這麼東躲西藏幹什麼!”連長無法，只好向劉伯承報告。劉伯承帶着連長來到彭德懷的住處，說：“彭總，在這裡他們是指揮員，得聽他們指揮。叫我們去躲一下，我們就去吧。”一直板着面孔的彭德懷笑了，對連長說：“你把劉師長搬來，我只好服從。”就這樣，兩位元帥一路夜行曉宿，來到了延安。

1949年10月，劉伯承司令員（右）、鄧小平政委（左）、張際春副政委（中）在第二野戰軍指揮部。

次年4月，毛澤東在延安高級幹部會上作了《學習和時局》的報告，開始按地區和軍隊系統召開座談會，總結歷史經驗，檢討工作，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4月30日，在晉冀魯豫區和相關軍隊系統的座談會上，劉伯承作了《晉冀魯豫抗日民主根據地現狀的報告》，全面、系統地總結了晉冀魯豫地區抗戰七年來的工作。

這個報告猶為敏感的是，它無可避免地提到了至今仍在爭論不休的“百團大戰”問題。

劉伯承的報告肯定了成績，也毫不諱言地指出了缺點。他認為百團大戰前後，由於對“從內戰轉到抗日游擊戰之舵掌握不緊，過分強調正規軍，犯了編並與放任地方武裝的錯誤”，一度影響了根據地的建設。同時，他還指出，百團大戰總的來講是一場打了勝仗的大戰役，但存在着不少戰略戰術上的錯誤，如敵眾我寡之下，沒有以弱示敵，過早暴露了我們的真實實力；沒有充分發揚正規戰與游擊戰相結合的傳統優勢，有些倉促上陣的意味，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響甚至矯枉過正。

劉伯承提出這些問題，並未針對彭德懷，他只是對自己執掌的一二九師和晉冀魯豫根據地的工作作了自我批評。

他的報告一出，便引起了延安主要領導的共鳴。歷來主張獨立自主地開展山地“游擊戰”的毛澤東覺得劉伯承對百團大戰失誤的認知是準確和恰如其分的。以八路軍的實力來看，打一個這樣的大戰未免太過冒險，同時，至關重要的也是毛澤東一直憂慮的一點，是過早暴露實力會引來國民黨蔣介石的忌憚。此外，他對彭德懷在百團大戰上的臨機專斷是有不同看法的。隨即，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把劉伯承的那份報告交與大家討論，這就有了百團大戰以後糾纏不清的爭論。

打了勝仗的彭德懷對此當然想不通，也完全沒有思想準備。後來，他還是就百團大戰的戰略戰術作了一些檢討和認識，中央對此也未有什麼異議。誰知，到了1959年“廬山會議”上，這成了清算彭德懷一貫反對毛主席的一大罪狀。

事關“百團大戰”的問題原本是一場普通平常的工作總結，可在兩位老帥中間經此風波，卻有了“剪不斷、理還亂”的東西摻雜其間。大家就此以訛傳訛，眾說紛紜，黨內一度盛傳二人不和，實際上除了理念歧見，並無其他。至少在公共場合，兩人誰也沒有指責對方的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