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文

最近，好多人，甚至包括一些民運人士，都在為林彪打抱不平，要為林彪翻案。更有解放軍國防大學的某黨史專家曾傾盡生命的餘暉，為林彪索屍招魂，鞠躬盡粹，死不瞑目。林彪究竟為我們這個民族帶來過什麼好處，值得這麼多人又來為他抱屈鳴冤，大肆炒作呢？

鄉下農民對如何相人有個非常通俗的說法，叫做“三歲定八十”，也就是說，一個人，從小形成的性格將決定他的一生。林彪是跟着朱德，陳毅上井岡山與毛澤東會師的。從他與共產黨的關係來看，這時他還是個相當於三歲的娃娃。他在共產黨內部不停的權力鬥爭中，形成了決定他一生命運的拜權教惡習，還在井岡山的山溝溝里就表現出趨炎附勢，唯權是瞻的習性。

當時，為了生存，朱德和毛澤東根據當地土匪的游擊經驗，總結出一套游擊戰術。這套戰術被事實證明是可行的。但是，共產國際看不起朱毛的這套非正統馬克思主義的不倫不類的土戰術，派博古，李德和周恩來等人，奪了毛澤東的權，搞出一套拒敵於根據地之外，以陣地戰對陣地戰的軍事原則。這一套根本行不通，根據地越打越小，人越死越多。當時，彭德懷就不信這一套，不僅暗中抵制，而且在戰場上大罵李德。林彪本來是靠執行朱毛的游擊戰術起家的，但此時看到朱毛風光不再，博古，李德大權在手，竟然置戰士和根據地人民的生命財產於不顧，轉而投靠博古，李德，極力推行這種脫離實際的教條。並且還著文<<論短促突擊>>從理論上為博古，李德鼓吹造勢。現在，有人認為，林彪在這裡僅僅是表達了與朱毛的一種不同看法，並無大錯。當時，如果林彪只是紅軍大學的校長或教員，可以認為是無知或是一種不同的看法，但是，身為紅一軍團的軍團長，天天在前線打仗，親眼目見一批批戰士在上級的瞎指揮下倒了下去，卻無動於衷，不惜用戰士的鮮血去討好掌權的博古和李德，用人頭和鮮血來保全自己的權利和地位，這就不是看法，而是人格的問題了。

解放後，毛澤東搞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使工農業生產受到毀滅性的破壞，已出現了經濟危機。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拍案而起，為民請命，要毛澤東反省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的錯誤。起初，一些高層官員和毛澤東身邊的秘書們都認為彭德懷的意見提得很好，會上出現了糾正毛澤東公社化和大躍進錯誤的聲勢。毛澤東以小人之心來揣測彭德懷的意見，感到自己的威信受到了挑戰，威脅參會的大員們，如果解放軍也不聽他的，要重上井岡山打游擊，並搬出在家養病的林彪上山助陣。林彪在真理和權勢的面前，再一次置人民的痛苦和死亡於不顧，拜倒在毛澤東的權力之下。他一發言就把調子定得很高，歷數彭德懷的罪行，從抗日戰爭時，自作主張，搞百團大戰，不把毛澤東放在眼裡，到反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一貫對毛主席不忠，論定彭德懷是個頭上長了反骨的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林彪處處以毛澤東個人的意見和喜好作為區分真理與錯誤的標準，令毛澤東感到無比欣慰。

作為對林彪的犒賞，會後，林彪被毛澤東委任為國防部長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日常工作，並肩負起清理彭德懷死黨的重任。在林彪的授意下，軍隊中對彭德懷反黨集團，展開了一輪又一輪的批判和清理，任何將領，只要稍微表示對彭德懷和黃克誠的同情，馬上就會遭到整肅。像萬毅，洪學智，鄧華，鍾偉就是在批判會上發表了一點不同看法，被撤職查辦的。

林彪在廬山會議前雖掛有政治局委員和國務院副總理的頭銜，但並沒有實際參與政治活動，他在韜光養晦，窺視風向，尋找適合自己出山的時機和更高的位置。在廬山會議上，毛澤東給了他一個機會。他也看出毛澤東特別喜好，同時也迫切希望有人對他進行肉麻的吹捧，來掩飾他的烏托邦式幻想的荒唐。

彭德懷雖然自認是個粗人，但他對毛澤東始終保持清醒的認識，反對肉麻的吹捧和神化毛澤東。他當國防部長時，學毛著只是做做樣子，他不相信那幾本書有什麼萬能的作用。林彪當上國防部長後，開始在軍隊中狂熱地開展造神運動。強調在一切工作中用毛澤東思想掛帥。1960年2月，還把毛澤東在對抗大的題詞：“堅定正確的政治方向，艱苦樸素的工作作風，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和“團結，緊張，嚴肅，活潑”這三句話八個字串聯在一起，叫“三八作風”，並將這種個人題詞，定為軍隊必須具備的作風。連毛澤東的親信，總政治部主任譚政都覺得這種不倫不類的東西太拿不出手，不同意這種提法。由此他也遭到林彪的痛恨，先是被撤職，後在文革中被整死。

林彪在廬山會議上助紂為虐的結果是毛澤東的公社化運動的錯誤沒能得到及時的補救。隨之而來的全國性饑荒，幾千萬人被活活餓死。當年在對待“彭，黃，張，周反黨集團”問題上，不敢支持正義，態度曖昧，明哲保身的劉少奇，彭真，鄧小平，陳雲以及中共的許多的其他領導人，也感到了問題的嚴重性。劉少奇曾對毛澤東說，：“餓死這麼多人，歷史要寫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書的！”在無情的事實面前，毛澤東不得不在1962年1月的中央工作會議上以退為進，言不由衷地檢討自己的失誤，並藉機測試與會者對他的態度和看法。

儘管如此，劉少奇，彭真，鄧小平和薄一波等人還是想利用這次機會，從饑荒着手，否定毛澤東最得意的大作：總路線，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彭真在會上挑起對毛的批評：“我們的錯誤首先由中央書記處負責。包括不包括主席、少奇和中央常委同志? 該包括就包括，有多少錯誤就是多少錯誤，毛主席也不是什麼錯誤都沒有。”劉少奇，鄧小平，薄一波等人也一起呼應，挑起與會各級領導發泄對毛澤東瞎指揮的不滿。大會的氣氛對毛澤東極為不利，毛澤東遇到了比廬山會議還要嚴重的危機。毛澤東後來曾說過，他受了一肚子窩囊氣。然而，林彪不失時機地跳出來講話，幫了毛澤東的大忙。他掂量出，即使毛澤東在黨內高層失去了人心，但仍然牢牢掌控着軍權，任何人也奈何他不得。他又一次站到了權力的一邊。他說：

在困難的時候，我們應該更加依靠、更加相信黨的領導，中央的領導，毛主席的領導，這樣，我們才更容易克服困難。而且事實證明，這些困難，在某些方面，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由於我們沒有照着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的警告、毛主席的思想去做。如果聽毛主席的話，體會毛主席的精神，那麼，彎路會少走得多，今天的困難會要小得多。

我感覺到，我們同志對待許多問題，實際上經常出現三種思想：一種是毛主席的思想，一種是“左”的思想，一種是右的思想。當時和事後都證明，毛主席的思想總是正確的。可是我們有些同志，不能夠很好地體會毛主席的思想，把問題總是向“左”邊拉，向“左”邊偏，說是執行毛主席的指示，實際上是走了樣。

我深深感覺到，我們的工作搞得好一些的時候，是毛主席的思想能夠順利貫徹的時候，毛主席思想不受干擾的時候。如果毛主席的意見受不到尊重，或者受到很大的干擾的時候，事情就要出毛病。我們黨幾十年來的歷史，就是這麼一個歷史… …。

會後，毛澤東稱這是一篇很有分量的馬列主義的講話，建議發至全黨學習。還用譏諷的口氣問羅瑞卿是否能作得出這種水平的報告。可見，當時公認很能投毛澤東所好的大警衛都趕不上林彪的特快列車了。
　　
62年中央擴大會議後，毛澤東與劉少奇越走越遠。劉少奇取消公社食堂，推行三自一包等寬鬆的經濟政策，很快就收到了明顯的效果。毛澤東不僅看到自己推行的那一套遠遠比不上劉少奇的辦法行之有效，而且發現，沒有他對各路諸侯的打點，劉少奇照樣可以把各項工作抓的井井有條。社會經濟形勢與公社化和大躍進運動時相比，有了天壤之別。劉少奇卓有成效地治理了自己甩下的爛攤子，並在各級領導中樹立了良好的形象。他感到自己在政治局，甚至在中央委員會，成了孤家寡人，全國三分之一的權力，已失去控制。他已經有了搞掉劉少奇，奪回掌握在劉少奇及其追隨者手中的權力的打算了。

林彪受到讚揚和慫恿後，更加有恃無恐，近乎瘋狂的把對毛澤東吹捧和討好上升為超出人類範疇的神化。他認為只要投毛澤東所好，緊跟毛澤東就有希望取代劉少奇，成為毛澤東的親密戰友和接班人。

從他取代彭德懷主持軍委工作時到文革開始的幾年裡，他和他在軍隊中的同夥為幫毛澤東實現由人到神的轉化做了別人不敢想，也做不出的奇蹟：1. 把毛澤東本人捧為當代最偉大馬克思列寧主義者，是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 是中國幾千年，世界幾百年都不曾出過的天才；2. 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是檢驗正確與錯誤，革命與反革命的試金石；3. 編輯毛澤東語錄（紅寶書），強制國人讀毛澤東的書，聽毛澤東的話，照毛澤東的指示辦事；4.推行急用先學，活學活用，立竿見影的學習方法，高速為毛澤東打造成千上萬既無知，又虔誠的信徒。

後來，在文革中廣為流行的“三忠於，兩祝願，”每天早晚必須站在家裡或工作單位設立的忠字攔和寶書台前，揮動紅寶書，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林副主席身體健康，以及跳忠字舞等一系列讓人哭笑不得的既幼稚，又荒唐的舉動，都與林彪及其追隨者的推波助瀾有着密切關係。當時，還流行着這樣一個笑話：公安截獲情報，從廣州到北京的火車上，混入了兩名台灣特務。沒人知道這兩名特務長得啥樣，但無論如何要在火車到北京之前，把這兩名特務抓獲。廣州公安的一個偵察員想出了一個好辦法。命令所有的顧客下車跳忠字舞，結果大家都會跳，只有這兩個特務傻乎乎的站着不知所措，當場被抓獲。當時，對毛澤東迷信的普及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在中共歷史上，劉少奇，周恩來，賀龍, 甚至可以說每個高級領導人都在不同程度上吹捧和討好過毛澤東。劉少奇在延安時就為創造毛澤東思想一詞，並為確立毛澤東思想在中共的主導地位作過貢獻。周恩來曾把毛澤東稱之為中國革命的皇帝。賀龍雖然在理論上幫不上忙，但經常搞些毛澤東喜歡的臘肉，熏魚來表示忠心，據說，一次，賀龍搞到兩斤水果糖自己都捨不得吃，趕忙給毛澤東送了過去。江青喜歡的大青馬，也是賀龍送的禮物。儘管這些吹捧和討好都有很強的封建色彩，但是，它們有特殊歷史背景。當時，強調用毛澤東思想統一全黨的思想，是為了使各地擁有武裝的諸侯不至於個自為王，不聽調遣，以保證中共的勝利。同時，毛澤東與共產國際派來的王明相比，也確實要務實和高明許多。中共在毛澤東的領導下，確有很大的發展。這種吹捧和討好，有的是基於中共利益的需要，有的確實是對毛澤東很欣賞，當然也有的是想從中得利。從解放後劉少奇等人逐漸與毛澤東產生的種種分歧和這次中央工作會議前後的講話來看，他們當中不少人已經意識到把毛澤東捧的太高的危害性，並試圖制約毛澤東個人迷信有可能對社會造成進一步的危害。

林彪在廬山會議跳出來，打擊彭德懷，吹捧和討好毛澤東，是在毛澤東胡作非為，給國家和人民帶來沉重的災難的境況下。1962年中央工作會議時，饑荒已經出現，幾千萬人被活活死。對此，連劉少奇都害怕要上史書，而林彪不僅對已經發生的這一切，熟視無睹，反而顛倒黑白，混淆是非，昧着良心地吹捧和神化毛澤東，用整個民族的痛苦和災難與毛澤東作政治交易，拜倒在毛澤東的獨裁和霸權之下，連起碼的人格和人性也已喪失。

三年全國大饑荒後，毛澤東在民眾中已逐漸失去了往日的光環，在中共高層也被孤立疏遠。如果沒有林彪 不擇手段的神化毛澤東，把一切功勞都算到他的名下，把一切錯誤都歸為沒按毛澤東的指示辦事，用栽贓的方式，讓毛澤東錯誤的反對者為毛澤東背黑鍋，民眾很難忘卻公社化餓死人的慘痛，也不可能在文革開始時，又陷入迷信的陷阱。林彪對毛澤東的這種神化，以及與毛澤東無原則的勾結，促長了毛澤東的勢力，促成了毛澤東發動文革的決心。再次把國家和人民推入深重的災難之中，而且長達十年之久。

林彪對毛澤東的吹捧和神化的動力來源於對權利的強烈欲望。強烈的權欲導致他失去理智。在對毛澤東的吹捧和神化過程中，表現出與他的政治家和軍事家的頭銜極不協調的粗俗和無所顧忌。他對毛澤東的和毛澤東思想的提法，即使在當時，只要稍有點常識的人都可看出其中的荒唐，讓人感到肉麻。在中共歷史上，為了權力巴結，討好，吹捧毛澤東的人不少，但是還沒人像林彪一樣能把這麼荒唐和粗俗的東西，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推向全國的每一角落，每一家庭。即使四人幫也要甘拜下風，他們畢竟還要裝出點文人的理性和清高。

現在有人寫文章說，林彪在解放後不問政事，有隱退的打算。他後來出山，對毛澤東的吹捧和神化，是受毛澤東的脅迫，為求自保而不得已的行為。還有人試圖用吳法憲等人的回憶錄，否定葉群在廬山召開的中共九屆二中全會前夕說過，不設國家主席，林彪往哪擺的話，來證明林彪沒有要當國家主席的欲望，沒有對權利的野心。

如果林彪沒有強烈的權利慾望，59年毛澤東請他出山，他完全可以以身體不好的理由拒絕。當年抗美援朝，林彪曾用這個理由拒絕過毛澤東要他赴朝指揮志願軍的要求。62年的中央工作會議，本來中共的寫作班子，已幫他寫好了稿子，是他自己拋開講稿，主動討好和吹捧毛澤東。如果沒有個人目的，他完全可以照本宣科，走走過場。

中共九屆二中全上林彪即使沒有當國家主席欲望，也不能說明林彪從59年開始無原則的神化和支持毛澤東胡作非為，不是為了個人的權欲。況且，當時這麼多人參加會議，吳法憲，陳伯達等人的發言都有白紙黑字的記錄，陳伯達還因此被毛澤東打入地獄。沒有林彪的旨意，他有必要跳出來折騰嗎？林彪想當國家主席或想爭取更大的權利並不可恥，也無錯誤，他的無恥與錯誤在於以國家和人民的災難為代價，與毛澤東作交易！

林彪一生既得利於趨炎附勢，也毀於趨炎附勢。當他所依附的勢力不再需要他時，
他的末日就來臨了。還在林彪當紅的時候，張國燾就曾對司馬璐說，林彪不是塊料，毛澤東不當上皇帝他是不甘心的。從後來毛澤東交給張玉風和姚文元等人的有關他身後的中共政治局名單來看，他就是要建立以江青為黨主席的毛家天下。事實上，當林彪把神造起來，幫毛澤東打倒對手，度過難關後，毛澤東覺得林彪已無利用價值了，留着會對江青和毛家造成威脅。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和林彪在國家主席問題上的爭論，是毛澤東烹狗毀弓的開始。

林彪最後的結局，當他鼓吹“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時就已預示了。他死在自己一輩子都在瘋狂地吹捧，討好，支持的革命之神的恐怖之中。這也是他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的另一種方式。對他而言，可謂種瓜得瓜，因果報應！實在想不出，他有什麼冤，有什麼屈？真正有冤，有屈的是被他和因他助紂為虐，被餓死，整死以及被折騰得死去活來的那一代忠厚樸實的民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