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分兩個時期，1937年至1940年主要依靠外部援助；1941年至1945年主要依靠邊區政府的各種稅收和公營企業的發展來提供。本文就這兩個時期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及與其相關的問題進行考查。

　　　　　　一、1937年至1940年的財政來源及1941年發生財政困難的原因

　　抗日戰爭開始後，中國共產黨的財政政策是力爭外援，休養民力，醫治創傷，積蓄力量，支持長期抗戰。這個政策的基本點是爭取外援。因此，在抗戰時期的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的財政來源主要是依靠外援。外援有兩部分，一部分是國民政府給八路軍的軍餉，一部分是海外華僑和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外援占邊區財政收入約50％到85％。1937年至1940年外援金額及占當年財政收入比率為（法幣）：1937年，4563.9萬元，占年財政收入77.20％；1938年，46.8萬餘元， 占年財政收入51.69％；1939年，566.4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85.79％；1940 年，755 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70％。（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除外援外，其餘的財政收入來源是少量的稅收和行政性收費（包括沒收款、罰款、土地登記手續費等）。這幾項收入缺1937年、1938年的資料。1939年稅收65.8萬餘元；沒收款9.5萬餘元；罰款近1.9萬元，土地登記手續費0.37萬元，雜項2萬餘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的9.17 ％。（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1940年稅收196.4 萬餘元，企業盈餘42.7萬餘元；公產收入0.5 萬元，寒衣代金42.7萬餘元，罰款28.5萬餘元；雜項29.2萬餘元，總計占年財政收入24.87％。（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

　　總之，從上面各項收入的統計資料比較可以看出，1937年至1940年，外援是陝甘寧邊區財政來源的主要部分。

　　1937年至1940年，陝甘寧邊區財政雖然困難，但精打細算，尚可維持，甚至有所結餘，如1938年餘10.3萬元（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1939年餘8.4 萬元（註：邊區財政廳：《財政工作報告》，1941年10月26日，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1、45、41、45頁。）。但1941年，邊區財政出現了嚴峻的形勢，這年財政虧空567.2 萬餘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毛澤東回顧當時困難狀況時曾說：“我們曾經弄到幾乎沒有衣穿，沒有油吃，沒有紙，沒有菜，戰士沒有鞋襪，工作人員在冬天沒有被蓋。”（註：毛澤東：《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為什麼會出現這樣嚴峻的形勢？

　　第一，皖南事變後，邊區政府的外援完全中斷。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後，隨着日本對華政策的改變，國民黨的政策也由積極抗日轉為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表現在經濟上停發給八路軍的軍餉和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1940年9月，國民政府就一度停發每月60萬元的軍餉， 皖南事變後，八路軍的軍餉全部被停發。同時，國民黨頑固派對邊區進行經濟封鎖，禁止必需品如棉花、鐵、布匹等入口，阻撓扣留邊區商人；提高稅率，不許邊區土產向外推銷。在頑固派的軍事包圍、蠶食政策和經濟封鎖下，邊區的面積縮小，人口銳減。抗戰初期，邊區總面積為12. 96萬平方公里，人口約200萬。被封鎖和侵吞之後，邊區面積減少到9. 89萬平方公里，人口減少到約150萬。（註：《陝甘寧邊區幅員的說明》1944年， 見《史料摘編》第一編《概述》第10頁。）國民黨的封鎖，使海外華僑及後方進步人士的捐款也中斷了。

　　第二，非生產人口的增加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客觀原因。1937年，“七·七”事變前後，邊區脫離生產的黨政軍人員最多不超過3萬人。1938年後，大批愛國青年奔赴延安，到1939年邊區非生產人員增至4 萬人。1940年至1941年局勢最為吃緊時，從前線調部隊保衛邊區，使非生產人員達7.2萬餘人。非生產人員的增加，加重了邊區的財政困難。 就糧食一項來說，除徵收救國公糧，缺額部分由財政撥款購糧。1938年購糧款6.8萬元，占年財政收入8.3％，1939年購糧款52.4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8％。1940年購糧款大幅度增長，款183.5萬餘元，占年財政收入18.86％。（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分別比1938年增長了26倍和10個百分點，比1939年增長了3倍多和10 個百分點。

　　第三，不合實際的財政政策是造成邊區財政困難的主觀原因。1937年至1940年邊區“力爭外援，休養民力”的財政政策總體上是正確的，但在執行過程中過於機械和教條，出現了不合實際之處。一是對外援認識不足。抗戰初期，國民黨積極抗戰的確鼓舞人心，但當人民力量壯大時，它必然要在政治上、軍事上和經濟上給予扼殺。儘管當時邊區黨和政府已經預見到外援不可靠，毛澤東在1939年就提出自己動手，開展生產運動的號召，但“沒有把1939年的熱潮堅持下去，普遍推廣到農村去，到1940年就又有些消沉了。”（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這說明黨的一部分人包括高級領導人有依賴於外援的思想，沒有做發展經濟、增加財源的長遠打算。二是狹隘的“仁政”觀點。經過一段休養民力，邊區經濟比之抗戰前已有所好轉。儘管征糧數額成倍增加，但因農業經濟發展而實際徵收比例下降了，農民負擔相應也減輕了。在當時，政府總是考慮休養民力，總怕群眾負擔重了，而對戰時特殊環境考慮則較少。正如南漢宸所說：“各級幹部處理一些問題也沒有將戰爭與革命的特點把握住，只是站在怎樣減輕負擔和改善人民生活這方面去看問題，而沒有看到日寇和頑固分子有進攻邊區的可能性，忽視了軍事財政等方面的準備。”（註：財經辦事處：《關於財政工作總結》，1944年2月， 見《史料摘編》第一編《概述》第74頁。）這種狹隘的“仁政”思想造成了1941年的糧荒和財政困難。

　　第四，邊區經濟落後，工商業基礎薄弱，政府財源睏乏。抗戰前，邊區農業尚不能自給，抗戰開始後，政府採取多種措施，耕地面積有所增加，糧食產量有了提高，但沒有給政府增加多少財源。抗戰前邊區沒有工業，抗戰開始後發展起來的工業也很薄弱。據統計，1940年邊區共有公營工廠9家，工人434人，資金52.3萬餘元。生產合作社29個，社員1132人，股金13.5萬元，產品種類300個，產值僅有2萬元。（註：林伯渠：《陝甘寧邊區政府工作報告》（廿八一三十年）1941年4 月，見《史料摘編》第一編《概述》第123頁。）薄弱的工商業經濟無力給政府增加更多的財源。

　　　　　　二、邊區經濟的發展和1941年至1945年的財政收入

　　1941年，隨着抗日戰爭進入最困難時期，陝甘寧邊區政府也面臨着嚴峻的財政形勢。為了解決財政困難，中央和邊區政府採取了一系列措施，來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這些措施是：調整財政政策，大力發展邊區經濟，增加稅收，發行公債等。

　　調整過去的財政政策是解決財政困難的一項主要內容。皖南事變後，邊區政府為解決燃眉之急，確定了獨立自主、統一領導、分散經營的財政原則。具體做法是，給各機關部隊一部分生產資金讓其各自經營以解決經費困難；大量開發食鹽，發動群眾馱運食鹽出口，計劃出口60萬馱，其中6萬馱為公鹽，分配各縣，由群眾義務馱運；統一產銷鹽價，其收入歸軍委，作為軍費和軍委生產保證；發行建設救國公債618 萬元；徵收救國公糧20萬石，公草2600萬斤，解決人員和馬匹糧草；禁止法幣，發行邊幣1054萬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這些應急財政措施，對解決1941年的財政困難起了很大作用。但這只是應急之策，要徹底解決財政困難，還必須有一個長遠的方針政策。1942年，在邊區高幹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在這一總方針指導下，每年根據不同的實際情況進行變革。1943年的政策是“統一領導， 分區統籌”，1944年的政策是“節約儲蓄，克服浪費，積蓄力量，備戰備荒”，1945年的政策是“生產節約，長期打算，積蓄物資，準備反攻”。（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從1941年到1945年邊區財政政策調整可以看出：（1）“發展經濟， 保障供給”的總方針是符合戰時環境的，它體現了邊區政府在財政問題上實事求是的精神。（2）比1940年的政策有了較大的靈活性， 基本上是政府給政策，各地區、部門自己用政策解決自己的問題。（3 ）邊區政府財政工作經驗日益豐富，財政政策和財政管理日益成熟。

　　發展經濟是解決邊區財政困難的最根本途徑。1940年11月，邊區中央局發出《關於開展邊區經濟建設的決定》，指出：“沒有有效的新民主主義經濟建設，邊區的鞏固與發展是不可能的。”因此，從1941年開始，邊區再次掀起了繼1939年之後的經濟建設高潮，政府加大了對經濟建設的投入，使邊區在農業、工業、商業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績。（一）農業。農業是陝甘寧邊區支柱經濟部門。邊區農業的發展主要表現在耕地和植棉面積擴大，糧食產量和棉花產量的提高。1941年至1945年反映農業發展的幾項主要指標統計見表1（註：根據《史料摘編》第二編《農業》第85—87頁有關數據統計。）。

　　表1

年代　　耕地(畝)　　　糧食產量(石)　　植棉(畝)　　 產量(斤)
1941　 12 223 344　　　1 470 000　　　　39 987　　　 508 131
1942　 12 486 937　　　1 500 000　　　　94 405　　 1 403 646
1943　 13 774 473　　　1 600 000　　　 150 473　　 2 096 995
1944　 12 205 553　　　1 750 000　　　 295 178　　 3 044 865
1945　 14 256 144　　　1 600 000　　　　35 000　　　　 /　

　　（二）工業。1941年至1945年邊區工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以1943年工業發展水平為例，公營工業發展最快，全邊區有紡織廠23家，年產大布3.29萬餘匹；造紙廠11家，年產紙5671令；化學工業工廠10家，肥皂廠2家，陶瓷廠3家。石油廠1家，火柴廠1家，製藥廠1家， 皮革廠2家，印刷廠4家，被服廠12家，煉油廠2家，工具廠8家，木工廠2 家。（註：《解放日報》1944年5月1日。）公營工業是邊區工業的骨幹，給邊區財政提供了大量的收入。手工業發展也很快。就民間紡織來說，全邊區有紡婦13.3萬餘人，紡車12萬餘輛，1943年共紡紗83.5萬餘斤，（註：《解放日報》1944年5月1日。）給公營紡織廠提供了相當部分的紗線原料。其它工業如煤1943年產量達到每月7600噸；鹽1943年產量達52.1萬馱（只據幾個重要鹽池的統計）。（註：建設廳：《一九四三年工業統計表》1944年4月1日，見《史料摘編》第三編《工業交通》第115頁。）同時，私營工業也得到發展，儘管產量不占主要地位，也可為政府增加財政收入。（三）商業。農業、工業的發展推動了邊區商業貿易的發展。1937年至1940年邊區的商業貿易是採辦性質的，主要是保證黨政機關和軍隊的物資供應，只有很少部分具有營利性質。1941年後，邊區政府加強對貿易的領導，制定了合理的商業政策，促進了邊區商業貿易的發展。如1941年6月，延安市的公營商店達46家，總資本273.8萬元，1至6 月份貿易額為937.9萬元，純利潤110.3萬元。 （註：邊區貿易局：《邊區對外貿易概況》1942年，見《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貿易》第44頁。）再如1943年統計的幾個比較典型地區的貿易情況：靖邊公營商店總資本133萬元，上年利潤87.8萬元；＠①縣公營商業總資本4539.9萬餘元，上年利潤77.1萬元；延安市公營商店、客棧等資本總額2470.5萬元，上年純利329萬餘。（註：根據《史料摘編》第四編《商業貿易》第273—276頁有關數字統計。）同時，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都得到一定的發展。總之，工、農、商業的大力發展，成為邊區財政來源的基礎。

　　稅收是1941年後邊區政府的主要財政收入。邊區政府的稅收種類有：（一）農業稅。農業稅是邊區政府要求農民交納的救國公糧。1942年前是以攤派形式來完成，1943年開始實行農業統一累進稅，以每戶人口平均收穫細糧之多寡為標準分級累進。1941年至1945年農業稅收入如下：1941年，20.1萬餘石；1942年，16.5萬餘石；1943年，18.4萬餘石；1944年，16萬石；1945年，12.4萬石。（註：《陝甘寧邊區歷年公糧負擔表》，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52頁。）

　　（二）工商業稅。隨着邊區工商業的發展，工商業稅成為邊區財政收入的主要財源之一。1941年至1945年工商業稅收統計見表2 （金額均以券幣計算，單位：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表2

項目　　　　　　　　　　　 貨物稅
　　　　 入境稅　　　出境稅　　　　過境稅　　　　產銷稅
年度
1941　　200 653　　　49 989　　　　 32 316　　　　26 612
1942　 1 687 364　　199 705　　　　953 323　　　　53 885
1943　 2 118 535　 1 003 902　　　1 018 244　　10 200 781
1944　65 663 489　 3 330 126　　　8 763 909　　 4 920 555
1945 181 501 043　52 606 117　　　12 242 884　 44 155 870
項目　　　　　　營業稅　　　　　　　　　　　合
　　　　營業稅　　　　　臨貿稅　　　　　　　計
1941　　83 249　　　　　　/　　　　　　　432 819
1942　 435 702　　　　　　/　　　　　　3 329 979
1943　9 743 071　　　　　 /　　　　　 24 084 533
1944 18 762 816　　　 9 890 768　　　115 942 794
1945 29 110 843　　　10 602 335　　　337 146 979

　　（三）鹽稅。鹽稅徵收開始於1937年，隨着邊區鹽務的發展，鹽稅成為邊區一項重要的財源。1937年至1945年鹽稅收入統計如下（以券幣為單位）：1937年近0.2萬元；1938年4.9萬餘元；1939年2.9萬餘元；1940年4.4萬餘元；1941年37.2萬餘元；1942年48.9 萬餘元； 1943 年447.1萬餘元；1944年2457.8萬餘元；1945年17818.7萬餘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四）公鹽代金。嚴格的說，公鹽代金不是稅，而是臨時捐，是動員群眾幫助政府運鹽的勞役，其金額較大，在政府財政收入中有一定地位。公鹽代金始征於1941年，各年統計見表3（1942年前為邊幣， 1943年後為券幣，單位：元）（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表3

年代　　　1941　　　 1942　　　　1943　　　1944　　　　 1945
金額　7 009 000　35 557 000　4 521 796 45 793 291　84 637 878
占年財政
　　　　　27.73%　　　10%　　　　 2.82%　　 9.07%　　　5.25%
收入比例　　
　　　　　　　　　　　　　　　　　　　　　　　　

　　（五）牲畜買賣稅和斗傭。牲畜稅是牲畜買賣的一種手續費，徵收牲畜價格的5％。斗傭是代買賣糧食者過斗而徵收的手續費，一般徵收1％到2％。二者是地方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歷年收入數額是：1941 年45萬元；1942年190萬元；1943年4728萬元；1944年約8000萬至1億萬元。（註：南漢宸：《邊區財政工作》1944年8月， 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390頁。）除以上五種稅捐外，還有煙酒、羊稅等。

　　特產貿易收入是邊區一項重要的財源，可解決邊區財政的26％至40％。特產貿易始於1942 年，歷年統計見表4（註：《邊區特產貿易收入統計》，見《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426—427頁。）。

　　表4

年代　　　　　　　　收入　　　　　　　　　備註
1942　　　　　 139 623 000元(邊幣)　 占歲入40%
1943　　　　　　65 347 927元(券幣)　 占歲入40.82%
1944　　　　　 135 388 778元(券幣)　 解決財政開支26.63%
1945　　　　　 757 995 348元(券幣)　 解決財政開支40.07%

　　公營企業的發展，為邊區政府提供了部分財源。據不完整統計，公營企業為政府提供的財政收入是（缺1941年、1943年資料）：1940 年2.7萬餘元（法幣）；1942年422萬元（邊幣）；1944年18385.4萬餘元（券幣）；1945年23121.1萬餘元（券幣）。 （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公營企業的收入在邊區政府財政來源中占有重要地位，如1944年的收入占當年財政收入的36.2％。（註：西北財經辦事處：《抗戰以來的陝甘寧邊區財政概況》，1948年2月18日， 見《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下稱《史料摘編》）第六編《財政》，第13、48、14、15、16、20、236、367、374—375、426—427頁。）

　　綜合上述，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來源分兩個階段兩個不同來源。1937年至1940年期間，外援是邊區財政收入的重要來源。1941年，皖南事變後，國民黨的政治、經濟、軍事封鎖，使邊區財政困難。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陝甘寧邊區政府，制定了經濟發展的合理的財政政策，促進了邊區經濟的發展，為邊區財政狀況好轉奠定了基礎。稅收、公債、特產貿易、公營企業成為政府的主要財政來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