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右”运动与民主革命
——纪念“反右”运动五十周年

杜光

中共中央党校原科研办公室主任

“反右”运动已经过去50年了，作为曾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受难者，我对这个运动有着刻骨铭心的感受。20多年的“右派”生涯使我获得了批判这个违法运动的权利，也背负着总结这个惨痛教训的义务。特别是当我想起成千上万在暗无天日的劳教场所里被过度劳动和饥饿夺去了生命的难友时，便感到分外的沉重。我们这些幸存者有责任承受他们的嘱托，在为他们讨回公道的同时，对“反右”这一剥夺了他们的生命和我们的青春的国家罪错，作出应有的评判和谴责。为了历史的公正，为了社会的发展与民族的前途，为了安慰殉难者的在天之灵，我们应当反思这场劫难，把这场深重的灾难转化成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遗憾的是，在这个号称“改革开放”的年代里，我们却无法对“反右”运动进行必要的反思和评论。我们被迫面对不许回忆、不许讨论、不许开会、不许发表文章的禁令，这种违反民众要求、违背民族利益、违宪违法的倒行逆施，使我更加感到有责任来批判与总结“反右”运动。本文拟从民主革命的角度对“反右运动”做一些简略的回顾与透视。

　　一、“社会主义革命”造就了封建专制主义

　　要对“反右”运动获得更深刻的认识，就必须从中国民主革命的历史高度来考察“反右”运动。中国的近代史是民主主义呼求不断突破封建专制主义，也不断受到封建专制主义压制和摧残的历史。从戊戌政变、辛亥革命、袁世凯称帝、“五四”运动，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展现出一条民主与专制之矛盾消长的曲线。与具有两千多年历史的封建专制主义相比，自由、民主、人权、平等这些现代民主主义理念在中国的传播只不过一百多年。因此，在两者的矛盾与斗争中，民主主义经常处于劣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50多年里，这个迹象尤其明显。

　　20世纪40年代中共与国民党逐鹿中原时曾标榜新民主主义，表示要为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1]1945年毛泽东曾信誓旦旦地表示：“只有经过民主主义，才能到达社会主义，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天经地义。”[2]他在同年9月27日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时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遍、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3]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意味着一个民主主义新阶段的到来。经济上，五种经济成分并存，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具有合法地位；政治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新民主主义即人民民主主义的国家”，政府机构里共产党外的民主人士占相当比例。这是比较符合于当时的现实和社会发展规律的政治经济格局。但是，中国的民主主义社会建立才4年，毛泽东便把这个承诺完全弃之不顾。

　　1953年，中共提出了“过渡时期总路线”，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同时，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改组了政府机构，国家副主席和国务院副总理不再让民主人士担任。在文化意识形态领域，通过“思想改造”、批判《武训传》和《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思想、反胡风等方式，树立起名为马克思主义实为斯大林主义的毛泽东思想之绝对权威。1956年中共召开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我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基本结束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阶段的开始，标志着我国由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开始。”[4]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民主主义阶段的存在。这样的方针完全离开了毛泽东自己提出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也违背了他向全国人民许下的诺言。

　　此后建立的社会制度，在经济上垄断生产资料所有权，政治上垄断国家权力，文化上垄断真理裁判权，在社会领域则垄断公民权利。这“四垄断”的国家性质和社会性质，与社会主义毫无共同之处，相反却具有封建专制主义的一切特征。看来，通过所谓“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而是封建专制主义；实现了“过渡时期总路线”的中国，不是从民主主义前进到社会主义，而是从民主主义倒退到封建专制主义。中国从此进入了一个严峻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不得不再一次地面临着反封建、反专制、反垄断的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

　　二、知识分子阶层与新专制制度的天然对立

　　经过所谓“社会主义改造”，中国社会的阶级力量对比起了很大的变化。资产阶级在“公私合营”中被剥夺了生产资料所有权和经营权，作为一个独立的阶级已不复存在，它留在政府机构里的政治代表人物，只是为了点缀一党专政而陈列的摆设。工人阶级名义上是国家的领导阶级，但由于没有生产资料所有权，实际上仍然处于雇佣劳动者的地位。这个阶级的代表权为共产党所垄断，甚至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性组织——工会，也被置于共产党的绝对领导之下。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两位领导人李立三和赖若愚，都因为强调工会的独立性而先后被免职。至于为解放战争作出了特殊贡献的农民阶级，虽然在土地改革中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土地，但两三年后便被剥夺了土地所有权和“四大自由”（借贷、租佃、雇工和贸易的自由）；由于实行粮食“统购统销”，他们连处置粮食的自由权利都丧失了。当时，农民曾以“大批出卖耕畜、杀羊、砍树等”方式抗争，但无力回天，到1956年底，全国农村入“合作社”的农户已达总农户的96.3%.[5]农民阶级沿着“初级社”、“高级社”（后来还有“公社化”）的道路，从占有土地的自由农民沦落成为雇农（“公社化”后则成为农奴）。

　　这样，中国社会在反右运动以前的阶级图谱上，占有显著位置的就只有两个阶级或阶层了。其一是知识分子阶层，它代表着社会的民主力量。在中国近代史上，知识分子是最先接受西方文明的阶层，因而就成了传播民主思想和兴办实业的先锋。国共决战时期，在贪贿腐败的国民党政府和鼓吹建立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的共产党之间，他们选择了共产党。建国之初，尽管改造思想和院系调整、镇反肃反等措施曾严重地伤害了他们的尊严和文明理念，从批《武训传》到批俞平伯等一系列批判运动，更是挫伤了他们对共产党和政府的信赖，但他们的多数仍然相信并希望党和政府会选择民主自由的发展道路。这就使他们与那个强大的统治集团及他们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处于既统一又对立的地位。因为新建立的社会制度并不是什么社会主义制度，而是以专制特权和高度垄断为特征的新专制主义制度，因此，新专制制度一旦确立，便不可避免地同胸怀民主自由理念的知识分子阶层处于对立的地位。

　　另一个阶级或阶层便是占据统治地位、并体现着封建专制力量的强势集团，它掌握着全部国家机器，占有了几乎所有的社会资源，领导着强大的军队，还拥有雄厚的意识形态储备。它在民主革命时期以民主自由为号召，初步建立起民主制度之后，却不等这个制度完善巩固便急急忙忙地发动“社会主义改造”。但历史始终是按照自己的规律行事的。当时中国的生产力发展和社会文明程度，远远没有达到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水平，而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意识形态，却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因此，对民主制度的否定，不论打着什么旗号，都必然会导致封建专制主义的复辟。为了维护这个被他们称为社会主义的封建专制体制，他们警惕地注视着知识分子的动向。因为这个既承袭了古老中华的文化传统，又具有现代意识的阶层，是当时唯一有能量有条件向专制制度挑战的社会力量。只有迫使这个阶层完全臣服于自己，才能巩固、完善建立未久的专制制度，才能维持和扩大作为这个制度体现者的官僚特权阶级的利益。因此，在经济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即铲除了民主主义的经济基础、完成了经济领域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随即便发动了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的“社会主义革命”，即铲除民主主义的政治基础和思想基础，实现政治思想领域的专制化极权化。

　　由此可见，在完成所谓的“社会主义改造”，即完成经济基础的垄断化专制化之后，这两大社会力量当中，一个要求民主自由，一个执意加强专制统治，它们之间的冲突和斗争势不可免。由于实力悬殊，加上专制集团早就布阵以待，知识分子却堕入圈套而不自知，因此，风云初起之时，这场冲突的胜负便判然分明了。

　　三、1957年春夏之交：从“帮助党整风”到“右派进攻”

　　当时国际国内的客观形势也促成了两大社会力量的对决。

　　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会议上作了关于斯大林的秘密报告，随后又先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薄一波回忆道：“波匈事件、特别是匈牙利事件，对毛主席和我们党的震动太大了，仿佛中国也存在这种现实的危险”：“仅仅从1956年10月21日到11月9日的20天时间内，中央常委和中央政治局连续召开十三四次会议，讨论波匈事件及有关问题”，“往往是通宵达旦，不分昼夜。”[6]

　　国内情况也值得注意。“据不完全统计，从1956年9月到1957年3月半年时间内，全国发生数十起罢工、请愿事件，每起人数一般有十多人至数十人，多者有一二百人甚至近千人，共约一万多人；在农村也连续发生了闹社的风潮，如浙江省农村发生请愿、殴打、哄闹事件1，100多起，广东省农村先后退社的有十一、二万户，等等。”[7]

　　在国内外政治地震波冲击下，毛泽东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观点。对于这个包藏祸心的方针和观点，人们只看到了它表面的自由化民主化的趋向，所以热心地参与学习讨论，构想着文化繁荣和政治宽松的前景。有的人甚至欢欣鼓舞地认为，中国社会已进入了春暖花开的“解冻”时期，于是便小心翼翼地伸出了探寻民主自由的触角。钟惦斐的“电影的锣鼓”、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青人”、刘宾雁的“本报内部消息”、流沙河的“草木篇”等等，或在一定程度上揭露和批判了现行制度的专制本质，或呼唤着民主自由。费孝通的“知识分子的早春天气”则是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施放的政治气球。此文在对知识分子的前景表示了谨慎乐观的同时反映了知识分子对“百家争鸣”的心态：“不肯敞开暴露思想的人还是占多数”：“怕是个圈套，搜集些思想情况，等又来个运动时可以好好整一整。”[8]但总的说来，在国内外新形势的鼓舞下，呼求民主自由的进步力量虽然还是顾虑重重，却已经蓄势待发；而处心积虑要打击、压服知识分子的统治者，也早已张网以待。需要的只是一个足以引起变化的触媒，这个触媒就是“整风”运动。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并在5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公开发布。这个指示宣告，要在全党进行一次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为内容的“整风”运动。接着，报刊媒体、大会小会都大张旗鼓地展开宣传，要求各界对党和政府的缺点错误提出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这才出现了“大鸣大放”和所谓的“右派进攻”的局面。

　　1957年4月30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召开了第十二次最高国务会议，到会的有民主党派负责人和知名的无党派人士及刘少奇、朱德等人。会上毛泽东向党外人士说明了共产党“开门整风”的目的和意义，希望党外人士对共产党提出批评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9]在毛泽东亲自推动下，从中央到地方的机关、学校、企事业单位的党组织，都奉命举行规模不等的座谈会，动员与会者大胆发言，帮助党“整风”。例如，中共中央统战部在5月初到6月初的一个月里，连续召开了38次党外人士座谈会。其中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的座谈会13次，有70余人发言；工商界人士座谈会25次，发言者有108人。[10]由于建国以后在“土地改革”、“思想改造”、“三反五反”、“镇反肃反”、“三大改造”等运动中，许多人都受到各级干部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伤害，不但自己有一肚子冤气，甚至连他们的亲属好友也为之不平，所以，在连续的动员鼓励之下，许多座谈会开得热烈而紧张。人们在会上倾诉了自己或亲友的委屈，揭露了一些单位滥用权力、迫害无辜的违法行径，还提出了很多改善工作、避免重犯类似失误的建议。这些发言既是对专制制度的控诉，也表现了对执政者的希望和期待，涉及问题之多、范围之广，空前绝后。

　　这次“整风”以“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为主要内容，而“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根源是封建专制主义，这就使“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的行动带有民主主义的色彩。当然，资本主义社会也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但由于他们有权力制衡机制，还有强有力的舆论监督，执政党或行政部门一出现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或主观主义，就会受到有效的制约与监督，不会给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损害。而在强化了一党专政的中国，由于权力缺乏制约与监督，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便得以畅行无阻。它们的政治基础就是专制制度。因此，真要反对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就势必触及一党专政的极权体制。当时，一些民主党派或知识分子对此已经有所认识。例如，民盟中央候补委员陈新桂在6月初的一次座谈会上说：“无产阶级专政是个‘根’。如果不从根本上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将愈反愈多。”[11]这是很中肯的分析。

　　显然，这场“整风”运动从一开始就面临一个无法摆脱的悖论：提出“整风”的理由是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破坏了党群关系，因而影响了新建立的专制制度的巩固；但要彻底解决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主观主义问题，却必须革除一党专政的封建专制体制。正是这个尖锐的矛盾，一方面使帮助党“整风”的群众运动具有了反封建反专制的民主革命性质，另一方面预示着最终由“整风”转为“反右”的难以避免的结局。

　　对于这场“整风”运动，有人认为是“引蛇出洞”的诱饵。确实，毛泽东在发布“整风”指示的3个月前就说过：波匈事件“把我们中国的这些蚂蚁引出了洞”：“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都出来了”，“要让他暴露，后发制人”。[12]这一类话明显地表露出他的用心。也有人认为，不能排除共产党真的是要“整风”的可能。毛泽东在1956年11月15日的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曾明确表示：“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3]

　　我宁愿相信前一种看法。如前所述，毛泽东之所以提出“整风”，目的在于巩固他的专制统治。就像“延安整风”是为了批倒批臭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和以周恩来为代表的经验主义、确立毛个人的绝对权威那样，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提出“整风”，则是为了削弱那些足以影响他的专制统治的“消极因素”，巩固一党专政和他的个人独裁。“整风”一旦开始，势必引出对一党专政的专制制度的批判，而毛泽东自然难以容忍，所以，“整风”只开了个头，有些地区和单位甚至还没有开始“整风”，便转入“反右派”了。所谓的“整风”运动，不但欺骗了知识分子，而且也耍弄了广大党员。它的最大作用便是促成了“大鸣大放”、“右派进攻”。更正确地说，是促进了群众性的民主运动的高涨。

　　一方面，“整风”运动是民主运动的推进器，因为许多针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批评，都是在“帮助党整风”的名义下经过再三动员才提出来的。没有“帮助党整风”的大发动，就不会出现这样一个全国范围的民主运动的高潮。另一方面，“整风”完全是一个“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大罗网，是毛泽东亲自设计指挥的一场歼灭知识分子的大战。这一点将在下面另作探讨。

　　四、专制政体的批判者

　　对于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大多数人来说，被卷进这场民主运动是无意识的，不自觉的；自觉地、有意识地鼓吹民主自由、改革专制政体的言论其实比较少。后者主要由两类人组成：其一是认为自己有一点政治力量，试图冲击一下专制政体的民主党派；其二是意识到自己投身于一场民主运动，因而公然宣扬民主自由、批判现行体制的青年学生。这两个在“帮助党整风”的“鸣放”期间最为活跃的群体，构成了这次民主革命的主力。毛泽东是看到了这一点的：“无论民主党派、大学教授、大学生，均有一部分右派和反动分子，在此次运动中闹得最凶的就是他们”。[14]上述两类人不可避免地成了“反右”运动中受打击最严重的群体。

　　在几个民主党派里，知识分子最集中的是“民主同盟”。其成员多为教授、专家，受西方的民主主义思想的熏染很深，看不惯一党专政的专制政体。所以他们在“鸣放”期间提出的意见往往涉及专制政体的本质，令毛泽东如针刺在背。例如，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以及由曾昭抡等起草、后来被批为“科学方面的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纲领”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的几点意见”，都是主张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实现民主政治的小小的尝试。

　　毛泽东在为《人民日报》写的“七一”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里，曾形容他们“到处点火可以煽动工农，学生的大字报便于接管学校，大鸣大放，一触即发，天下顷刻大乱，共产党马上完蛋，这就是六月六日章伯钧向北京六教授所作目前形势的估计。这不是利令智昏吗？‘利’者夺取权力也。”[15]其实，章伯钧并未在会议发言中有类似话语，此说是毛泽东强加给章伯钧的。民主党派人士的改革建言一出，在毛泽东看来，就是“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16]”。通过“反右”彻底清除了以“民盟”为据点的高级知识分子对专制制度的威胁，消解了知识分子对民主自由的呼唤和宣传之后，不但“民盟”从此一蹶不振，其他民主党派、甚至整个知识分子阶层都俯首贴耳，噤若寒蝉，再也无人敢对专制体制说三道四，更不敢鼓吹民主自由，直到毛泽东去世和“文革”结束。

　　青年学生是另一个意识到自己投身于民主运动的社会群体，其中最具典型意义的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有着“五四”运动光荣传统的北大学生从5月19日贴出第一张大字报开始，便掀起了“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他们不无理由地把5月19日开始的20多天的“四大”热潮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钱理群曾指出：“北京大学的五。一九民主运动是五四精神的继承与发展，在中国现代民主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五。一九民主运动”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突出地展现了50年前那一场为“反右运动”所掩没的民主革命运动的特质。在那些日子里，北大校园内贴满了大字报小字报，数以千计，内容遍及当时人们关心的有关国内国际的所有问题。其中既有感性的热烈鼓吹，也有理性的冷静分析。而最核心的主题便是对民主自由的呼求。

　　5月19日，北大校园里最先出现的是一张大幅标语，抗议剥夺广大团员的民主权利。接着是一张要求设置“民主园地”的小字报和沈泽宜、张元勋的大字报长诗“是时候了”。此诗宣称：“我的诗是一支火炬”：“它的火种来自——五四！！”长诗呼唤人们“快将火炬举起，火葬阳光下的一切黑暗！！！”另一张大字报则提出：“开辟民主论坛，确保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

　　5月20日，张贴出来的大字报已有160多张，民主自由是最强烈的呼声。有的指出：“是否民主，是衡量一个社会制度好还是不好的标准。”（作者王存心）“任何人都不能也不配恩赐人民以民主，民主是人民自己的。”（作者刘奇第）中文系王国乡在大字报里说：“我们当前的任务正是要为改革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而斗争，首先就是要争取真正的人民自由民主”：“我们要求健全的社会主义法制，扩大民主，保障人权和人格独立，这就是我们斗争的目的。”[17]生物系的蒋兴仁认为：“美国英国有充分的讨论竞争，有辩论和不信任票，是真民主；我国由党领导一切事务，先已决定，不许反对，没有竞争，是假民主。”[18]北大学生自办刊物《广场》的发刊词号召大家：“发扬五四精神，去争取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文化”；并表示期待着新的文艺复兴的到来。物理系女生燕遁符在大字报“怎么办？”里宣告，作为“五四”的继承人，光荣的北大学生“再次举起了民主、自由和真理的旗帜战斗”；她要求“大力宣扬民主、自由、人道，并且从法律上、组织上、制度上确保人民的民主权利。”谭天荣则在他的大字报“几句人情话”的最后高呼：“自由、民主理性万岁！”[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