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人养猪

苏州 胡伯诚

相信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为一个话题所困惑。那就是：在汉朝的时候，无论平民和贵族，也无论权势和财富，都把厕所做在猪圈里，或者说，把猪圈延伸到厕所里。它留给后人一个什么信息呢？那就是，汉朝人养的猪，是极可能，或者说，能极方便地将人的秽物作为食物的。

于是，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困惑了。我们这一生，说到吃肉，指的就是猪肉。如是羊肉、牛肉，乃致其他的什么狗肉，骆驼肉、驼鸟肉，都会特别说明的。如果我们的老祖宗用粪便来喂猪，这猪肉怎么吃啊。

但证据是非常有力的，而且是实物，汉朝墓葬中的陶制明器活灵活现地披露了一切：学术界给了一个很规范的名称叫："带厕猪圈"。明器，是随墓主下葬的冥用器物，它往往记录或保留了墓主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一切社会生活信息。所以，明器的考古价值非常高，具有不容置疑的性质。

已出土的汉朝墓葬中的"带厕猪圈"，不仅数量多，而且分布广，河南河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山东安徽，包括我们江苏的南京，都有出土，说明这远不是某个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为整个社会所接受的饲养方式。

然而，猪在厕所里闹腾什么？带厕猪圈是养猪，还是养肥？

国内的学者坚持养肥说：

--"汉墓中出土的陶制猪圈，往往与厕所相连，说明了当时已经注意养猪积肥，以粪肥田"。

--"两汉墓葬中大量发现猪圈及猪圈与厕所相连的模型，现在东北和华北的一些农村仍采用此法积肥"。

但国外学者的思想包袱明显少得多。他们把"汉朝带厕猪圈"看成是一种由猪来处理厕中排泄物的设计。所以，它的功能是养猪。

分歧由此而拉开。其实本来也没有什么分歧，只是国内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想得更多的是如何照顾好民族情绪。他们最需要做的是，将"汉朝带厕猪圈"所表露出的有悖中华传统的不合理部分，用合理的思维来屏蔽它。

中国人很早就食用猪肉了，也有很悠久的养猪历史，其饲养的历史可上溯到公元前7000年。

现代汉语中的"家"字，是用屋中有豕（猪）来表示的。但这个字的古意，表达的意思是"定居"。而且如果从象形文字的角度看，这屋檐下的豕，腹下之势，势势然，分明是只壮猪。而且是只种猪。

古人养猪，应当是放养的。

古文献上"持梢牧猪"、"牧豕海上"、"人令牧豕"、"牧豕于上林苑中"、"托疾牧豕"的记载遍遍皆是。这种景象，在解放初期的苏北尚能看到。苏南人养猪是圈养的，苏南地方的人跑到江北，看到田野里群猪追逐，目瞪口呆了。相信古人在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极度贫乏的情况下，养猪的主要方式是放养，不可能有象模象样的猪厍的。所以，"家"中那只关着的，只能是"种猪"，才说得通。

众所周知，"种猪"，凶猛，强悍，獠牙突出，极能伤人。将"种猪"置在一个半地窖的坑中，并为它搭一个三角蓬，是很合理的。这便是"家"这个字的最初构想，它的含义是，"种猪呆的窝棚"。种猪不能随便迁移，于是家也就安顿在那里了。种猪与家，就是这样的关系。

其实，真正能表达古人家的概念的，倒是"巢"与"穴"。巢，是古代的干栏式建筑，现代的吊脚楼可见其仿佛。穴，则是北方的窑洞了。

有读者也许会说，如果"家"的含义是"种猪呆的窝棚"，那么它的读音应该读成"豕shi"，这才符合中国文字中"音与形"的规则。说对了。那"家"的读音jia，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豭"字来的。

《辞海》：豭（读jia）公猪；

《文字源流浅说》说得更清楚：豭：猪腹下有"势"的壮猪形。家遂从豭，兼取豭声，后省做豕。

豭，在象形文字中，与豕的写法是一模一样的。这两个字的差异在于：表示豭的生殖器的一笔，更粗更长。 （我的电脑上，写不出象形文字，让读者费思量了。）

那"汉朝带厕猪圈"，是不是就是"种猪"的舍厍呢？且看下文慢慢道来。

上文已经说到，"种猪"或曰"公猪"的对应汉字是"豭"；

而肉猪的对应汉字是"豚"。

《辞海》将"豚"解释为小猪，它沿用了《说文解字》的说法。

《文字源流浅说》说：豚，肉用猪。

中国的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担心的是："汉朝带厕猪圈"养着的是肉用猪，也就是"豚"。他们似乎忘了猪本来就有"种猪"或"母猪"或"肉猪"之分的。如果"汉朝带厕猪圈"里养着的是"种猪"，那有什么关系呢。而且，从"汉朝带厕猪圈"的陶模里也可看出，那些陶猪们体格粗壮，大有"种猪"的浩然之气。

那我们的古人吃什么猪？当然吃肉猪，而且是小猪。上文已经说到，"豚"，小猪。

在周天子的食谱中，"炮豚"被列为"八珍"之一。而"八珍"，代表着古人饮膳的最高标准。周天子吃的"炮豚"，具体作法很有趣。先把小猪开膛洗净，腹内塞进红枣，然后用荻草包扎起来，涂上很粘的泥，放到火上烤，这是第一步；烤干以后，去泥，上米浆，然后用深油炸透，这是第二步；再然后，置小鼎中隔水蒸熟。食用的时候，再调以酱料，"八珍"中的"炮豚"就这样做成了。看了这样的烹饪方法，不免对常熟的"叫化鸡"更加珍爱起来，觉得与古法有点相近的。

如果周天子吃的猪，是用人的粪便喂大的，岂不是滑天下之大稽？

还有一个例证是，猪首是年年岁岁作为"三牲"之一，留作除夕"谢年"之用的。敬神的物品，能是粪便喂大的吗？考古同时也发现有单独的没有与厕所相连的猪圈，也发现了同时出土的单独的猪圈和单独的厕所，发现了带猪槽的猪圈。同是汉朝的。

于是，我们是否可以这样设想：在汉朝的社会生活中，分别有供"种猪"使用的带厕猪圈和供"肉猪"使用的无厕猪圈。它们是在同一个时期并存的。

另一个设想是，汉朝人在圈中只饲养种猪和母猪。大量的肉猪未待长足就食用了。支撑这一想法的理由是：豕、彘、猪、豚，这四个字都是猪的意思，而先秦的时候，"豕、"彘"指大猪；"猪"、"豚"指小猪。我的理解是，所谓大猪，可能就包含了种猪；而所谓小猪，就是肉猪了。有专家指出，古人吃的所谓小猪，其实就是现代意义的"乳猪"。

《礼记o少仪》说："君子不食圂腴"。圂腴两字必须了解一下。圂，《辞海》的解释是厕所；猪圈。腴，是肥肉。"君子不食圂腴"，就是说，有身份的人是不吃养在厕所里的猪肉的。另一句话没有说出来，君子是吃放牧的猪的。这也说明，"大猪"、"小猪"有着极其关键的区别的。

但不管如何，汉朝人的"带厕猪圈"毕竟给后世带来了思想概念上的混乱。汉代以后，一些地方禁止将猪公、猪母列入祭奠品，并警告"杂彘肉食者"，将会遭到雷击。

汉墓中出土的陶制带厕猪圈，在魏晋以后突然消失了。可见无论在文化上，心理上，宗教上，受到了极大的抵制。

带厕猪圈的出现，受制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受制于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上文说到，在"家"尚是"种猪呆的窝棚"的时代，猪窝和厕所的相连，实在是非常合理、非常经济的，甚至是非常环保的。我们的祖先一直沿用了这样的养殖方法，只不过，汉朝人将这个模式用陶制明器固定了下来，才使今天的我们能够知它，懂它，揣摩它，为它绞尽脑汁。从中知道了我们的先人是如何一步一步的从远古荒蛮走进文明的。

养猪的全盛期大概要晚到明代了。因为牛羊所需要的牧场正逐渐萎缩，已经让位于产量产值更高的农业经济了。当年金国南侵宋朝时，就有一个梦想，要把南人的都市城镇从地图上抹去，变成他们喜欢的草场。这也说明了草场的萎缩已危及金人的生存。在这样的态势下，猪的圈养优势和杂食性优势日益显露出来。猪，终于上升为中国人的第一肉食。

在《金瓶梅》的时代，一头整猪的价格大约接近二两银子，而一个高级店铺职工的月收入大约也是这个数。如在人际交往中，送一头猪，那是绝对的重礼了。《礼记》说，君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杀羊，士无故不杀犬豕。对平民而言，一头猪的量，不仅是一年的肉食，也是一年的食用油。猪的地位空前的隆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