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方面预测，美国军队在日本本土登陆作战的地点将可能是，1945年的秋天在九州地区 [ 注：日本西部的一个岛屿。 ] 登陆，1946年的春天在关东地区 [ 注：包括东京在内的日本东南部地区。 ] 登陆。我们第二一六师团是担任九州地区防御和决战任务的机动兵团，按照作战计划将在熊本 [ 注：日本西南部的一个县。 ] 平原展开队伍，假如美军在南九州的什么地方登陆的话，我们第二一六师团就要迅速机动到美军登陆的那个地区迎击美军登陆部队。但是这一作战计划后来被放弃了。因为到了8月份以后，在近畿 [ 注：包括京都在内的日本中西部地区。 ] 地区各地编成的决战师团最终都向九州地区转进了。而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却在这个时候发生了痢疾和伤寒，因此部队的转进日期也向后延期了。就这样，本来应该在熊本县北部的山鹿、来民地区集结，其中一部分兵力用于修筑道路，以便于机动作战的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就在姬路的营房里无所事事地混日子的时候，迎来了战败投降。

　　《波茨坦宣言》的内容是经过删节以后才在日本的报纸上以很不引人注目的形式而被报道的，但铃木首相所说的“我们不理睬它”的讲话却被日本媒体广泛地加以报道。而对广岛投放的原子弹充其量只是轻描淡写地报道说是“新型的炸弹”，“相当的损害”，使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事实真相完全被掩盖了起来。与原子弹爆炸所带来的冲击相比，给日本以更大打击的是苏联的正式参战。1945年8月9日的黎明之前，在发布对日宣战公告的同时，苏联红军突破中苏国境进入中国东北地区(当时的伪满洲国)。因为我知道关东军的主力部队早已经转往太平洋战场，因此我感到这场战争败局已定的最后时刻终于来到了。

　　这一场战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阶段，这是任何人都可以想象到的。1945年8月11日，日军的通讯队通过监听美国的旧金山广播电台的播音，得知了反法西斯盟国要求日本无条件投降的照会。在姬路市中心的住所被烧毁以后，我就把住处搬到了郊外的一个地主的家里，房主的弟弟是一个新闻记者。我回到住处以后，房主(我想他是一个银行职员吧)就告诉我，他弟弟认为日本恐怕就要投降了。房主问我，日本的投降是理所当然的吗？我嘴上虽然回答说：“大概不会有那样的事情吧。”但实际上，我内心深处对于日本恐怕很快就要投降了的事实充满了不安。

　　可是，所谓本土决战的准备仍然像至今为止所做的工作那样还在继续进行着。把我们第五二四联队运送到九州的行动，定于1945年8月16日开始，我们第三大队作为联队的最后部队于1945年8月20日从姬路市出发。

　　 1945年8月15日，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的全体军官集合在联队本部，收听了关于昭和天皇发布投降诏书的广播。其实，从前一天晚上开始，有关天皇发表投降诏书的消息就已经在暗地里流传开来，但官兵们不愿意相信的心情还是非常的强烈。广播的时候，天皇的声音混杂着杂音，听起来很费劲，但是天皇所说的“忍受难忍之忍”的话不管是到了哪里，都能听得很清楚。我明白这是日本要接受《波茨坦宣言》了。其实，我们这些集合在一起的军官们也都怀有日本即将战败的预感，听了天皇的投降诏书的广播，只不过是确认了这一事实罢了。

　　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的联队长片冈中佐听了关于天皇的投降诏书以后，发表了很短的一段训示。他表示，除非有其他新的命令，否则我们部队就要按照原来接受的命令，向命令所要求的方向转进，因此遵照预定计划，明天(即1945年8月16日)开始向九州进发。战败、投降这些事实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越来越明显。军心也一定会变得越来越动摇，士气越来越低落。但是在当时，军队的纪律和秩序还是可以勉强保持的。

　　第二天，我们第五二四联队急急忙忙地从姬路市向着九州出发了，只留了我们第三大队。报纸和无线电广播开始像打开了闸门似的大量而广泛地报道日本战败投降的真相。作为带着一千多名部下的大队长，对于战败投降这样的事态应该怎样应对和处理，我感到不知所措。师团长也好，联队长也好，都去了九州。我与应该给我指挥和命令的上级一点儿也联系不上。因此，我自作主张地要求铁路当局编成临时列车，率领我们第三大队于1945年8月18日登上列车从姬路市向着九州出发了。可是，后来我考虑，如果不是特意去九州，就留在姬路办理复员退伍的各种手续也没有什么不好，但在当时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点。而且作为我部下的几名中队长也没有任何一个人提出过与我的决定不同的意见。看来还是因为处于战争期间的军队拥有强有力的权力和权威，所以铁路当局很痛快地接受了我们的要求，为我们准备好了列车。

　　从姬路市到熊本县，路上要花一天多的时间。在关西 [ 注：日本本州岛的西部地区。 ] 地区各地出生的士兵们看来，尽管战争结束了，但部队却是越走离故乡越远，恐怕他们心里也都会感到不安吧。我们第五二四联队驻扎在姬路的时候，军心就已经开始动摇、涣散，有不少士兵干脆脱离部队，一走了之。甚至在前往熊本的途中都有人当了逃兵。好不容易到达了熊本，联队本部驻扎在熊本县平野以北的温泉町山鹿，我们第三大队的宿舍被安排在山鹿东面也有温泉的来民町。结果我们在来民町一住就是接近半个月。

　　 1945年9月初，我们第五二四联队终于接到了解除武装、全体复员的命令。我们交出了所有的武器以后，部队全体又被送回到了姬路市，在那里最后办理好了复员的各种手续。在我们第三大队本部的所在地——来民小学校的校园里，大队全体官兵集合，交出武器之后，举行了烧毁大队队旗的仪式。我面对大队全体官兵发表了最后一次训示，希望大家回到故乡以后为祖国的复兴尽自己最大的力量。然后，大队副官给大队的队旗浇上油，点着了火，大队的队旗在一团火焰中顷刻化为灰烬。仪式结束之后，我回到了我们当时用作大队长办公室的小学校长室，校长先生走进校长室，一边说：“请您心里多多谅解”，一边忍不住的一滴又一滴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似的洒落下来。当时，我在那一瞬间什么感想也没有，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感觉到无比的疲惫不堪。自从天皇的投降诏书被播放出来以后，一直忙于向九州的转进、武装的解除、复员的办理，这些都是我第一次经历的事情，作为大队长的我必须负责任地予以妥善处理，因此也没有流过眼泪，所以面对校长先生的落泪，我不由得感到惊讶不已。

　　由于道路交通情况不好，所以我们被送回姬路的旅途并不是一帆风顺的。无法继续忍耐和等待的士兵们一路上纷纷脱离部队逃走，即便是作为军队也无法再维持严厉的纪律管制了。1945年9月17日，我们部队终于乘坐火车从熊本出发了。恰好在那时我们遭遇上了袭击西日本地区的枕崎台风，结果火车线路被台风破坏，列车根本不能通行，而铁道的修复工作又进展得非常缓慢，因此从下关到姬路的这段路我们联队一共走了整整三天。

　　 1945年9月23日，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全体复员。当时，国内复员的各个部队都把堆积得像小山似的各种物资，如被服、食品、日用品等分配给了自己部队的官兵以后才正式复员解散，因此遭到了国民和舆论的批评。而我们第五二四联队却是经长途跋涉、远道而来之后才解散复员的，所以部队解散时没有给士兵们分配过任何东西。而且士兵们因为距离自己的家乡越来越近，思乡心切，归心似箭，一听到解散的命令立刻就一溜烟似的纷纷跑回家了。

　　送走了士兵以后，对于联队长以下的各级军官来说，还有一些关于制作复员文件的工作。在加古川上游的一个有瀑布的地方有一家旅馆，我们联队本部的一个下士官说他与那家旅馆有点亲戚关系，我们就住进了那家旅馆。到那里以后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制作完成了各种复员文件。因为我们第五二四联队是一个新组建的部队，所以很简单地就制作完成了与复员有关的各种文件。在流经这一带地区的加古川，用渔网捞取的试图跳上瀑布的鲇鱼，是当地的著名特产。因为正好是盛产鲇鱼的季节，所以我也试着用渔网捞取那些试图跳上瀑布的鲇鱼，结果还真的让我捞上来了一条。

　　 1945年10月初，有关复员的工作全部结束之后，联队的各级军官也都解散了。因为我的故乡在奈良，所以我拿着给奈良联队区司令部的命令出发了。到达之后因为没有任何工作，把我编入了预备役，然后我就回到了老家。就这样，我的从军生涯到此就算是完全结束了，从此以后，与日本陆军的关系和缘分也就彻底地断绝了。

　　我从奈良市出发向位于奈良县的南葛城郡葛城村的金刚山山麓的高鸭神社走去。因为我的祖父 [ 译者注：实际上是母亲的父亲，即中国人所称之外祖父 ] 就在那里充当神社的神主(即主持人)，而在东京遭到美军飞机轰炸期间，我的母亲和妹妹都已经疏散到高鸭神社来了。我一回到家里，母亲就把一个邮政储蓄的存折交给了我，对我说：“你的薪水全都存在这个存折里了，你还是拿上这些钱再去上学吧。”在我从军的四年期间，所有的薪俸都转交给了家里，四年间全部薪俸的总金额还不足5000日元，但在战前，这也算是一笔相当不小的款项了。因此，我决定一个人前往东京，准备参加大学的入学考试。母亲从东京疏散出来之际，把我们的房子借给了关系亲密的邻居，他们同意我到东京以后可以使用我们的老房子里面的一间房屋。所以我决定不管怎么样，先到了东京再说。

　　在这一期间，日本战败的现实也迅速地具体化了。1945年9月，日本政府方面向临时国会就战败的经过作了报告，紧接着有关战争的实际情况也逐渐明朗化了。特别是美军通过新闻报道机关来披露战争真相的策略和做法非常有效。美军占领当局开始逮捕日本战争罪犯，追究他们所犯下的战争责任。作为军人，对战争、战局的情况多少有某种程度的了解，在了解有关战争全局的同时，也让我们知道了这完全是一场无谋无谓的战争。与此同时，我也更加强烈地感到了天皇应该负有的战争责任。

　　在听到日本战败的现实情况以后，我就曾经考虑过，恐怕天皇还是应该以自杀的形式来承担战争责任，这才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因为很多的军人、政治家都以自杀的形式来承担了战争责任。而作为最大的战争责任者，把大多数国民驱赶到了万劫不复的死亡之地的人正是天皇。在为了天皇的名义下，我的朋友和部下丢掉了自己的性命。我自己也常常觉得，在战场上不知什么时候就可能为了天皇而命丧黄泉。尽管如此，天皇在一纸诏书上冠冕堂皇地说了一通什么“朕为护持国体，依赖忠良国民之赤诚，常与国民同在”的空话，就算敷衍了事了。但是，很多的国民对于为了天皇而失去自己生命的这件事，到底是怎样考虑的呢？基于这样的一种心情，无论是对于天皇这样一个作为个体的人，还是进而对于天皇制这样一种国家政治制度，我内心的批判都变得越来越强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