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中國歷史的“地理—極權假說”
　　
　　
　　目錄：
　　一、中國歷史的主線
　　二、地理—極權假說
　　三、中原的地理條件（略）
　　四、大一統（政治一元）
　　五、大一統的原因
　　六、大一統的途徑
　　七、大一統的本質
　　八、極權之下普遍的奴役與異化
　　九、中國的曙光

　　經常聽官員、媒體、專家們說“中國的特殊國情”或“中國的特殊歷史”，很久以來大家也常常在不同的場合不同的目的下頻繁地使用着這些詞彙，然而這些詞彙的確切含義卻似乎從來沒有人說明白過，中國的特殊倒底特殊在哪裡，總是眾說紛紜，莫衷一是，反正就是特殊。就像宗教里“神”的觀念一樣，可以解釋一切但對任何一個現實問題都束手無策。本人的《中華民族史綱》從去年五月開始動筆，寫到現在居然只寫了第一章的1、2兩節，看來要全部寫完還需要再等上幾年，所以本人打算另寫一篇較短的文章來談談我對中國歷史的看法，就是現在這篇《關於中國歷史的“地理—極權假說”》，爭取用比較簡明清晰的邏輯主線“地理—極權假說”來分析中國的總體歷史（包括當代）：

　　一、中國歷史的主線
　　 極權的皇帝與官僚軍事體系
　　 極權下的人民
　　 極權下的人性與文化
　　1、（廣闊、富饒、平坦的）中原 ——> 大一統 ——> 極權 ——> 極權下道德與法律
　　 極權下的社會革命
　　 極權下的社會創造力
　　 極權下的公民權利意識

　　2、王朝輪替的歷史：
　　 極權帝國——全面腐敗——人民全面反抗——舊帝國瓦解——諸侯分裂割據——強者出現——統一中原（全國）——建立新的極權帝國——全面腐敗——人民全面反抗——帝國又一次瓦解……

　　二、地理—極權假說
　　 “地理—極權假說”是本人多年來研究分析中國歷史以及對比中國與歐洲歷史的發展所總結出來的最有力的理論假設。因為現在這個理論暫時只是本人一人的想法，尚未經過其他朋友與同道的的論證與批駁，肯定不可能達到邏輯上的完整與科學性（甚至這個假說有可能根本就不正確），所以本人現在稱自己的想法為假說。希望各位同道能給予幫助和指教。
　　 “地理—極權假說”是從兩個角度來假設中國的歷史（秦朝之後至當代）發展變化的原因，第一個角度就是：中國的中原地區面積廣大，氣候良好，能供養大量的人口，且聯為一體的平原地形有利於軍事征服活動，這使得中國長期處於政治一元格局（大一統）之下，而政治一元（大一統）的必然本性就是極權；第二個角度就是：古代中國極權社會中的“軍事——政治權力”的觸角是伸入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的，由於缺乏權力制約，必然出現普遍的官員腐敗與墮落，而且官僚的腐敗必然也隨着政治權力的觸角全面地入侵社會生活的每個領域，並最大限度地掠奪人民的財富。官僚集團的這種無休止的掠奪讓人民一直掙扎在溫飽線上，最終會在氣候變化等偶然因素的配合之下導致全國人民普遍的生存危機並引發全國規模的革命。
　　 “地理—極權假說”的核心就是通過地理和極權來認識中國的歷史（包括當代）。台灣如果不是因為有一道近兩百公里寬的海峽，就絕不會有與大陸不同的政治形態。

　　三、中原的地理條件（略）

　　——見《中歐走向不同文明形態的根本原因》

　　四、大一統（政治一元）

　　 中國的歷史自秦朝之後，大一統就幾乎成為中國歷史的常態，周朝以前的封建社會歷史離我們己經太遠，本文不去研究。
　　大一統是指中國全國性的政治統一（政治一元），但是這個原始含義對於理解中國歷史反而會帶來一定的偏差，因為如果把全中國看作是由中原、江南、四川、西域、蒙古、東北等各個部分組成的整體，那實際上整個中國處於“大一統”狀態的時間並不多，因為不論什麼時期總有個別邊遠地區不在中央的有效控制之下。而另一方面，根據不同歷史時期的統計數據，本人發現中原地區的面積雖然只有全國面積的五分之一，但是其人口數量一直占全中國人口總數的80%左右甚至更高，所以中原的統一實際上就意味着大部分中國人己經生活在一個統一的政權管轄之下。為此，本人認為中原地區的統一就基本上可以認為全中國進入“大一統”狀態。為了稍作區別和便於讀者思考，本人還是把大一統分為“中國大一統”與“中原大一統”兩種狀態（無實質性的區別）。
　　 1、從全中國的角度看：包括中原、江南、四川、西域、蒙古、東北的全國性統一稱為“中國大一統”，實現“中國大一統”時期為：秦、西漢、東漢、西晉、隋、唐、北宋、元、明、清；
　　 2、從中原地區的角度看：中原地區包括黃土高原、華北平原、長江中下游平原，這三個地區的統一稱為“中原大一統”。由於中原地區地勢平坦、缺乏有效的地理障礙、交通便利而且迅速，所以中原地區的統一容易實現，“中原大一統”的次數多達十幾次：秦、西漢、東漢、曹魏、西晉、前秦、北魏、北周、隋、唐、五代（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北宋、金、元、明、清。在每一次全中國整體分裂的歷史時期里，中原地區實際上都是基本統一的。
　　在《中歐走向不同文明形態的根本原因》一文中，本人己經詳細地分析了中國經常走向大一統的原因就在於中國的特殊地理因素。中原地區是平坦的平原，不存在什麼可以阻止統一的地理阻礙（山脈、大森林、海洋），而且中原的農業發達，農業財富豐富（戰爭物資充足），人口密度高（兵員充足）；另一方面，中國的統一從來都不需要建立海軍，中國的統一戰爭也從來都不需要經歷海戰和登陸戰，因為中國是聯為一體的整塊大陸，只要陸軍野戰與攻城戰成功就可以。總之，中國的軍隊組織成本較低，調兵速度快，戰爭形式簡單（這些都是由於中國的地理因素造成的），這使得中原政權發動統一戰爭的難度與複雜程度遠遠低於歐洲的統一戰爭。所以中國歷史上完成全國統一的朝代很多，而歐洲除了羅馬帝國曾有過四百多年的基本統一之外，竟然找不出第二次大一統時代，哪怕很短暫的大一統都再沒有出現過。
　　 中國的大一統還有一個較為重要的物征就是“大”。中國的政治統一不是一個小國小民族的統一，而是人類最大民族的統一，是占全人類人口總數四分之一的民族的統一，所以這種統一的規模不是小規模的，而是超大規模的。這種“大”的特徵也讓中國的歷史顯示出與眾不同的特徵。

　　五、大一統的原因

　　 中國大一統的原因：平原的地理因素有利於強者對弱者的征服，最終建立一個統一的帝國。
　　有一種流傳很廣但實際上卻是完全錯誤的觀點認為，中國的大一統是由中國的文化一元造成的。歷史事實卻是：秦朝與漢朝建立大一統帝國的時候，當時中國境內各個諸侯國之間的語言文字風俗習慣完全不同，各地區的中國人在思想文化上的差異與歐洲各民族間的差異沒什麼兩樣。同樣的事實，與秦漢同時代的地球另一面，意大利、高盧、西班牙、希臘、北非、西亞的文化是截然不同的，但這些地區文化上的差異根本無法阻止羅馬帝國大一統的建立。不論在東西方，不論在古代與現代，文化上的統一併不會為一個地區的統一提供多少動力，文化上的巨大差異也無法阻止大一統的實現。文化統一隻是政治統一的結果而己。
　　在《中歐走向不同文明形態的根本原因》一文中我己經分析了，中國大一統成功的根本原因在於地理因素的便利，平原地形有利於武力征服的成功實施，有利於強者對弱者的征服，最終建立一個統一的帝國。一個平坦的大平原上無法保證兩個以上的政權長期共存，各個政權除了依靠自身實力之外，再找不到一點天然的東西可以幫助其防禦對手和保障自身的獨立，其中實力稍弱的政權會很快被滅掉，中原分裂政權之間的勢力均衡隨之被打破。不久，中原又會從分裂走向新的（武力）統一。
　　在二十世紀以前的人類歷史上，不論那個民族那個地區的統一都是依賴於武力的，中國也不例外。而中國與別的國家稍有不同的地方就在於，中國人所處的地形是特別有利於武力發揮作用的地形。如果某個中原政權出現了一個特別有才華的領袖，那中原統一似乎只是幾年之內的事情。就像春秋末期的秦國，在秦始皇的指揮下， 10年時間平定山東六國，實現海內一統；西漢高祖劉邦從起兵到稱帝總共七年，其後又用了近十年時間鞏固西漢全國統一，總共花費17年時間；東漢末年中原分裂，從西元184年黃巾起義，東漢政權瓦解，陸續出現了四十幾個諸侯分裂割據，到建安五年（西元200年）官渡之戰曹操打敗袁紹，中原很快又走向統一，這期間從曹操起兵到曹操統一整個北方只用了17年時間。（與之相比，羅馬共和國的成功擴張直至最終建立羅馬帝國，大約經歷了400年）
　　中國（中原）大一統都是一種依靠武力實現的統一。這種統一的動力完全來源於人類在自然生存狀態中的必然行為所導致，與任何文化都沒有關係。就像現在經濟領域裡面常常會遇到的壟斷企業一樣，不論在那一個民族之中，市場經濟自由競爭之下都必然會出現壟斷企業，不論是英國、德國、法國、美國、日本、印度還是俄羅斯或中國，因為市場自由競爭的機制下都必然會產生壟斷，與其所在國的文化並無多少關係。中國的大一統也不是中國的獨特文化的結果，而是中國特殊地理條件與人類普遍的行為模式相結合的產物，如果換上其他的民族生存在中原的地理環境之下，也會做出與中國人一樣的事情來。在古代的人類歷史上，武力是解決衝突和爭奪利益的諸多手段之一，也是影響人類歷史發展的諸多因素之一，只是偏偏在中國的中原地區這個因素特別有效，成為影響中國歷史發展的諸多因素之中具有特別突出的地位和作用一個因素。
　　同樣的理由，在第四部分說到中國（中原）大一統的另一個特徵就是“大”，這個特徵也完全來自於中原的地理因素的獨特性，中原具有超大的平原地形，還具有非常好的氣候，這樣一種地理因素之下所支撐起來的帝國必然是一個大規模的帝國。但是這種“大”的特徵也讓中國的人民革命面臨着具有更多人力物力的中央政權的鎮壓，使得中國的社會獲得了一種與眾不同的“穩定性”。

　　六、大一統的途徑

　　前面一點己經說明中國大一統的原因在於中原的地理因素有利於強者對弱者的征服，最終建立一個統一的帝國。而這個過程就是強者用武力征服弱者的過程。在第一次工業革命之前，不論人類世界中的哪一個國家哪一個種族，其統一或聯合的過程都是用武力征服的結果，中國也完全不例外。在中國歷史上的每一個朝代，統一都是依靠戰爭來實現的，幾乎不存在談判統一或者分裂政權和平共處的情況。這一點在歐洲也差不多，歐洲歷史也是戰爭與衝突不斷，只是他們的地理破碎性能很好地阻止強者統一歐洲的努力。
　　中國每次大一統的途徑也就表現為如下形式：在舊的中央帝國瓦解之後，中國走向諸侯分裂，但在分裂過程中在諸侯的互相競爭中必然會逐漸產生一個強者，這個強者又會更一進步地利用其自身的優勢去瓦解和兼併實力稍弱的諸侯，成長為新的“統一者”。在這個新皇帝的強大武力面前，各地分裂勢力逐漸屈服，最終掃清一切割據勢力建立一個全新的中央帝國。

　　七、大一統的本質——“軍事—政治權力”的極權

　　依賴於武力的成功征服，各種分裂勢力被新皇帝消滅了，這也意味着全中國又一次統一在一個新的皇帝面前，而且沒有人能夠反抗這個新的皇帝（因為中國的分裂割據勢力的最終被消滅就說明沒有人能與新皇帝的軍事力量抗衡）。由於皇帝在武力上的絕對優勢，無限膨脹的野心和欲望會讓任何一個新皇帝積極地利用其手中的軍事力量，如果說大一統的過程就是強者把優勢從軍事領域擴張到全國的政治領域，而在新帝國成立之後，皇帝必然還會實施一系列的強制性措施把這種壟斷優勢從軍事、政治領域又擴充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去。這種權力就是“軍事—政治權力”。
　　掌握了強大的軍事力量就意味着皇帝擁有了可以控制一切的力量，皇帝可以把反抗他的地方分裂勢力從肉體上消滅掉，可以把反抗他的思想學說焚毀掉，可以把反抗他的官員革職充軍夷三族，可以把反抗他的家庭宗族勢力分散化，可以把各種宗教組織邊緣化，可以把人民的自由民主意識扼殺掉，……。總之，一枝獨秀的“軍事 —政治權力”迅速而完美地征服了中國的一切，把中國的一切都控制在以軍事暴力為依託的國家機器之下。因此，本人認為“軍事—政治權力”的一權獨大其必然結果就是“軍事—政治權力”演變為不受任何其他東西制約的“絕對權力”，而在“絕對權力”支配下的社會就是“極權”社會。所以中國大一統的本質就是“軍事— 政治權力”的極權，大一統的必然後果就是創造了一個“極權”的社會。
　　 ***看過中國的二十四史，所以深諳此道，劉邦自稱“提三尺劍得天下”，***則順應時代提出了新的說法——“槍桿子裡面出政權”。他深信自己會救萬民於水火之中，可是他不懂中國歷史的癥結在於始終缺乏能有效制約“軍事—政治權力”的分權體制，雖然**黨的指導思想己經換成西方的***主義，不再是中國傳統的治國思想，但是**黨所建立的體制依舊是“軍事—政治權力”支配一切的極權社會（本質與過去的歷代王朝相比沒有變化）。**黨的“軍事—政治權力”又一次成為不受其他力量制約的“絕對權力”，最終又把中國人帶進了大一統的極權之下，於是中國人在過去兩千年中遭遇過的事情在最近六十年內又重新上演了幾次，古代史上的屠殺功臣、焚書坑儒、思想鉗制、文字獄、窩裡鬥、經濟倒退、人民精神的奴化、民族創造力與活力的喪失等等一切在這個新極權時代都極其熟練地重演了一遍，看明白中國最近六十年所發生的一切事件基本上也就能明白中國自秦以來發生的一切事件及其原因了。
　　最近幾年網絡上有一大批文章提出疑問，民國時期國力衰落、物質條件差但是各類大師卻出了很多，紅朝建立之後卻大師絕跡。其實這個問題很好解釋，因為清末與民國時期，中國的中央政府實力衰弱，無法在中國建立“軍事—政治權力”的極權社會，人民擁有了相當程度的思想學術自由，中國人的創造力和活力隨之表現出來，雖然物質條件很差但還是湧現了燦若群星的一批大師。而紅朝建立之後，伴隨着戰爭結束所帶來的並不是自由的社會，而是一個新的極權社會。結果一切又重新處於極權的控制之下，中華民族的創造性隨之喪失。

　　八、極權之下普遍的奴役與異化——中國人的生存狀態

　　1、極權的皇帝與官僚軍事體系
　　皇帝及其官僚軍事體系經過春秋戰國時期的發展與完備，到秦朝時期己經達到了很嚴密的程度，其組織與系統化程度絕不亞於現代的企業組織水平。中國的官僚軍事體系有多種能力伴隨着進一步控制人民與指揮戰爭的要求而獲得了非常突出的強化，其中包括：收集與傳播信息的能力、組織與調動軍隊的能力、運送與調配物資的能力。這些能力使得中國的官僚軍事體系能夠牢牢地控制整個中國。
　　不僅如此，正如生物學中有一個“頂端優勢”的原理，一顆樹最頂端的那個分枝往往會獲得更多的養料，並且會分泌激素抑制其他分枝的成長。在政治生活中也同樣如此，一個國家的皇帝及其官僚軍事體系獲得了突出的實力與地位，這個體系必然會從整個社會有機體中獲得更多的資源，並且想法設法去抑制其他社會組織的正常發育，以免任何一個新的組織有能力去威脅它的統治。皇帝及其官僚體系就是整個中國極權的實施者，掌握着不受任何限制的“絕對權力（軍事—政治權力）”，而且從秦國商鞅變法時代開始，統治者就有意識地為了進一步強化皇帝極權而對人民採取分化與愚民的政策，進一步削弱了人民反抗的能力。強化官僚體系與削弱人民（愚民）是極權的兩個方面，相輔相成，只要極權存在，愚民政策就不會停止。
　　伴隨着中國歷史的深入發展，雖然古代中國人並沒有接受過現代政治學的教育與學習，但是中國人己經從歷史的現實中總結出了中國官僚體系的核心價值觀——“官本位”。所謂“官本位”就是“權力本位”，就是在軍事力量基礎上的政治權力至上主義，是“極權”在精神領域的必然反映。
　　中國古代的皇帝基本上都是以血緣為紐帶實行父死子繼的方式產生的，這種繼承方式有其優點也有其顯而易見的缺點，其優點就是太子一般就是嫡長子，所以繼承人比較明確，可以比較有效地防止皇族內部出現紛爭以及帝國的分裂，有利於維護帝國的穩定性和一致性。其缺點則是一代更比一代差，開國皇帝往往都比較英明神武，可是他的後代大多驕生慣養，缺乏與開國皇帝相同的人生經歷與磨練，論意志與能力都遠不能與開國皇帝相提並論，與之相應的必然結果就是其控制官僚體系和整個帝國的能力在逐漸下降。但是這種控制能力的下降並不一定意味着舊王朝的立即終結，而是意味着舊王朝瓦解的開始，一方面皇帝的權力開始旁落於某個新的權力中心（大臣、外戚或宦官集團），另一方面皇帝對官員的監督與權威開始失效，這也是由於中國的國家規模過於龐大，行政的層級過多（皇帝——中央——州郡 ——道——縣——鄉）所致，一個無能的皇帝連中央都控制不住更別談什麼對地方官員的監督。缺乏有力的上級監督，官員的集體腐敗就成為極權體制下的必然的後果之一而出現。
　　在極權之下，關於官員的腐敗己經有很多哲人有着精闢的論述，如孟德思鳩的“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敗”，中國的古代歷史也完全證明這一點。一方面中國的權力完全集中於皇帝及其官僚集團手中，人民手中缺乏能與“軍事—政治權力”相抗衡的其他力量，人民根本無法制約官員，因為官員是上級任命的，人民無法撤換官員。另一方面在開國皇帝死後繼承皇位的往往能力較差，無法有效地監督下層官員，這使得各級地方官員實際上成了無法無天的“土皇帝”。本來各級官僚的職責就是把“軍事—政治權力”運用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中去，以實現皇帝對全社會的占有和支配。但在皇帝監督不到位的情況下，各級官僚完全可以把這種絕對權力用來為自己的私人利益服務，通過政治權力實現對社會的超經濟控制與剝削，官員依靠政治權力而不是經濟上的努力與創新就可以獲得各種經濟增長所帶來的大部分好處，這樣的社會怎麼可能推動現代經濟與科技的產生。

　　2、極權下的人民
　　 極權之下的人民生活是悲慘的，人民處於完全被奴役的狀態之中，因為擁有“軍事—政治權力”的統治者實際上可以擁有人民的一切。
　　 “軍事—政治權力”是一種有組織的系統化的暴力，而中國的分裂割據勢力的最終被消滅就說明己經沒有人能與新王朝的軍事力量抗衡。這種天下無敵的軍事力量必然給新王朝的皇帝帶來不受任何限制的政治權力，軍事暴力既然可以消滅不服從者和臣民的生命，而生命權是人類一切權力之中最重要的權力，連最重要的權力都可以被皇帝剝奪，那麼人民的財產權、自由權、思想權、言論權也可以任由皇帝來處置了。
　　不僅如此，隨着一個新王朝的建立，皇帝為了鞏固自己的江山，也往往喜歡採用一些分化、弱化、愚化、奴化人民的措施，沒有人反抗了江山自然永遠都是皇帝家的。依靠“軍事—政治權力”的強大力量，中國古代的王朝都會採取這樣一些措施：精神統一與愚民政策（禁止人民的思想與言論自由、讓人民思想奴化）、限制人民的政治性或可能帶有政治性的結社活動、壓抑除官僚軍事組織之外一切其他組織的發展（如宗教組織、當代的新政黨）、保甲連坐制度（孤立與分散人民，讓人民互相揭發、互相仇視與敵對）、讓人民處於信息封閉之中（限制各地區人民之間的有效信息交流，阻止反抗情緒或活動向全國蔓延）……。
　　由於人民的生命權在皇帝的“軍事暴力”面前都是毫無保障可言的，所以實際上極權王朝必然會把人民的地位降到奴隸的地位上去，雖然中國古代的大多數人生活狀態並不像歐洲古代史上的奴隸，但是也好不到那去，因為人民的大部分財富依舊會被皇帝及其官僚集團搜颳走，有時候即使皇帝不想征太多的稅，但是皇帝卻控制不住下級官僚的無休止欲望。歷朝歷代都有一種很相似的事情發生，往往皇帝想征1%的稅，但實際上攤到百姓頭上卻是10%的稅率，因為下面各級官僚也把自己的貪慾強加進去了。

　　3、極權下的人性與文化
　　 極權之下的人民既然處於完全被奴役的狀態之中，那麼極權之下的人性與文化也絕對得不到健康的發展，可以說極權之下一切皆被扭曲。
　　極權社會中人民所創造的社會財富都被官僚軍事集團用合法的政治暴力所掠奪，而且這種掠奪在很多時候是一種不知道限度的無限搶劫，不論人民生產出多少財富，官僚軍事集團會一直合法搶劫到人民窮不聊生為止，因為腐敗的官員欲望總是無限的，而極權社會的官員又總是腐敗的。歷史中有很多這樣的實例，如明朝的礦稅，皇帝的本意是官辦開礦獲得收益，等宦官執行下去就變成了明搶。當代中國也一樣，官方壟斷電信、電力、石油的本意是為人民提供更好的服務，實際卻成了最大限度地搜刮人民的財富，享受好處的只是那麼一小撮人。
　　在這種艱苦的生存環境之下，人性的光輝也不得不讓位於想方設法維持一貧如洗的生存，在生命權都可以被“軍事—政治權力”隨意剝奪的情況下，人性之中本應會出現的任何閃光點都可能變得暗淡無光。在一個不受限制的權力面前，在一個人權普遍受到統治者任意踐踏的社會中，撒謊、欺騙、奴顏婢膝更能讓個體小心謹慎地繼續生存下去，雖然從社會整體上來看這肯定是一個悲劇。在這樣一個恐怖的極權社會裡，極端自私，極端虛偽就成了每個人的常態。但是有一點我們也必須清楚的是，極端自私與極端虛偽並不是中國人的本性，這裡生活環境的產物，是極端恐懼之下的必然心理反映，總之一句話，是極權的產物。
　　極權下的文化不會比極權下的人性好多少，即然人性的光輝一面都被極權給壓抑住了，那文化中的積極因素也別想保留多少。統治者是按照人民的順從程度來分配利益的，越聽話的得到的利益越多，反抗的無法生存，那文化自然也會變得奴性十足。因為沒有人能夠反抗皇帝的軍事暴力，有骨氣的文人只會死在皇帝的屠刀之下，剩下的自然是虛偽與充滿奴性的文人。有疑問的可以看一下文化大**中那些被他殺或被迫自殺的大師，馬**主義本來是革命造反精神十足的學說，想不到幾十年之後居然也演變成奴性十足的學說了，這充分體現了極權對文化的改造能力是多麼的強大。

　　4、極權下法律與道德
　　與極權之下扭曲的人性與文化一脈相承，道德與法律也不是為了公共和普遍的利益而設立的。極權社會的一切都是為了服務於統治者的利益。在極權社會中，道德與法律的性質是極權統治者的管理工具，而不是人民的公共意志與利益。中國的法律把它看成統治者的家法更合適一些，或者按照自由主義學說裡面所區分的善法與惡法，把極權社會中的法律只接歸入惡法一類就行了。
　　 當前網絡上也有不少文章批判中國人歷來都沒有遵守法律的意識，對於一種完全維護極權統治者利益的惡法，哪個國家的人民會心甘情願地去遵守，事實上，遵守這種惡法反倒說明奴性十足，反抗這種惡法才體現了人民的民主自由意識沒有完全喪失。
　　區分法律的善惡好壞不是看法律條文裡面的言語詞句，而是看去執行過程中實際維護的利益是什麼人的利益。如果一部法律可能連成文內容都沒有，但在現實的運用之中能夠以全體人民的公共利益為最高準則，能夠公平公正地維護最下層人民的利益，能夠不偏不倚地懲罰上層人士的罪惡那這部法律就是善法。而惡法往往字句華麗，動不動就是高唱維護全體人民的根本利益，而在實際的執行過程中卻是維護極權統治者的利益，凡是人民反抗的行為都會受到毫不留情的懲罰，凡是統治者的普遍的腐敗與犯罪行為都被輕描淡寫地給予象徵性懲罰，那這種法律就是徹頭徹尾的惡法。喜歡遵守惡法的人只能是奴才而不是人民。
　　惡法的存在就必然會引起另一個現象的普遍存在，那就是潛規則。惡法裡面有着華麗動人的詞句，可是在極權社會中完全不會按照這些書面規則辦事，那只能按照沒有文本的潛規則去辦事，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不論潛規則是什麼，它必定是完全維護極權統治者的利益的。去除一切外在的形式，潛規則與惡法實質是同一種東西：維護極權統治者利益的工具。
　　極權下的道德的命運與法律的命運完全相同，法律變成了騙人的遮羞布，事實上卻是潛規則治國。道德也分成兩個對立的表象，一方面是形式上的宣傳的時候所使用的道德，這個道德可能是人類歷史上最高尚最偉大最感人最無私的道德；另一方面則是這個國家實際所處的道德水平，很有可能這個國家實際的道德是人類歷史上最虛偽最卑鄙最無恥的叢林道德。極權的國家裡，連道德與法律都變成虛偽的了還有什麼會是真實的，唯一真實的恐怕只有赤裸裸的統治者的暴力與利益。
　　 所以每當我聽到“槍桿子裡面出政權”和“*指揮槍”的時候，我就想，整個中國也許只有這兩句宣傳語言是真的。

　　5、極權下的社會革命
　　人民活不下去了都會想革命，這是用人民的暴力去對付寄生階層的暴力的必然選擇，中國古代史上的革命原因與外國的革命原因也沒有什麼不同，由於中國的極權，即擁有“軍事—政治權力”的人可以無限地擁有人民的一切，而官員的腐敗會促使官僚集團成為一個貪得無厭的強盜集團，只要人民手中還有一點可以榨取的油水就不會停止掠奪，只到人民被逼到溫飽線以下無法再提供一點多餘的財富為止。“極權下官員的無休止掠奪（腐敗）”是中國人民革命的根本原因。在這個根本原因之上再加上一次涉及全國大部分地區的氣候災害等偶然因素，就會把各地區人民的單獨反抗變成全國範圍的普遍革命。
　　但是中國革命所遭遇的困難程度卻是歐洲革命所沒有遇到過的。從這一點來講可以說：中國的革命在人類歷史中是獨一無二的。因為沒有哪個國家的規模能夠像中國這麼龐大，由於國家的規模龐大所以中國的統治者所能擁有的力量是歐洲那些城邦小國所無法比擬的，中國社會革命的最突出特點就是下層人民推翻官僚軍事集團的難度特別大。如果說一個一百萬人的城邦國家像3條腿的凳子，只要打斷其中的1條腿這個凳子就倒了，但中國卻是一個有1000條腿的凳子，要打斷998條腿這張凳子才會倒下。
　　中國在古代長期處於六千萬人口的規模，自宋之後人口超過一億，這個人口規模是歐洲國家所難望其頂背的。歐洲在羅馬帝國全盛的時期，帝國境內的歐洲人、非洲人、亞洲人全加起來也只有六千萬規模，羅馬帝國解體之後，歐洲的國家規模從幾千人到一百萬人不等，能達到百萬人口規模相當稀少，稱霸歐洲近千年的威尼斯共和國其最高峰時期人口才一百萬，連漢朝的河內郡都比不上（河內郡最高峰時人口達160萬）。國家太大，結果統治者可以調用的兵員與物資更加豐富，這使得統治者鎮壓人民反抗的實力大大增強。對於這個問題，本人使用一個理想化的數據分析模型來加以說明：
　　假設中國的人口處於六千萬規模，其中每六十萬人作為一個郡，那麼全中國就可以分成100個郡。其中每個郡可以供養常備軍1萬人（正常情況下，還不考慮戰時的全面動員），如果這時候有1個郡的老百姓造反，老百姓的人數為這個郡總人口的90%，其中絕大多數參與造反，那就是50幾萬人，假設為50萬，其中能夠拿起武器戰鬥的只是占人口總數1/3的成年男子，即17萬人，其中精銳更是少數。這個時候皇帝要撲滅這個郡的起義只需調動周邊10郡的常備軍就可以了， 10萬正規軍打17萬農民軍一般都不會有什麼難度。
　　假設有2個郡的老百姓造反，這又分成兩種情況，即1：這兩個郡的起義軍是獨自為戰的（這是大多數情況，因為在極權社會，統治者一直就是對老百姓實行分而治的政策的，並且實行言論管制，不允許危險與騸動性言論自由傳播，讓人民處於封閉性的孤立狀態之中）。這種情況下皇帝對付起義軍依舊是容易的，只需調動周邊郡的常備軍就可以將起義軍各個擊破；第2種情況：這兩個郡的起義軍是聯合行動，那實際上對皇帝來講也沒有太大難度，多調動十個郡的常備軍其本上也就完成鎮壓起義的任務了。
　　 假設有5個郡的老百姓造反，在這些起義軍中可能有獨自為戰的，也可能有聯合行動的。但對於一個還可以控制90幾個郡的皇帝來說，消滅這5個郡的叛軍一般也只是時間問題。
　　 假設有10個郡的老百姓造反，也就是天下有近十分之一的人起來反對皇帝，皇帝所控制的人口依舊占絕對優勢，而且皇帝的官僚軍事體系是全國一體化的，其情報傳遞速度極快，而且其軍事調動能力也遠在起義軍之上，最後基本上也是起義軍失敗。
　　東漢末年的黃巾起義涉及了大約全國一半的郡縣，而且起義在事先做了較為周密的準備，各地起義軍聯合行動，但最終在官僚軍事集團的反撲之下僅堅持了幾年就全面失敗了。而且中國作為一個一元化的統一的帝國，其通輯令在一個很大的範圍內有效，起義軍失敗之後往往無法逃脫殘酷的懲罰。所以，中國歷史上的人民革命都是成本高、難度大、勝利希望小而失敗後果又特別嚴重。
　　而在歐洲的人民革命相對來講比中國的革命成功的可能性要大得多，而且即使失敗了也可以逃往鄰國以擺脫懲罰，因為歐洲的國家大多是小規模的城邦國家。統治者所控制的地域極小，除了本地的軍隊之外沒有其他的軍隊可供指揮，人民一造反他的兵就全部不聽話了。而且即使是統治者最終獲勝，反叛者還可以化整為零全部逃到鄰邦國家去。歐洲人民革命的成功可能性比中國的大，而且革命的失敗的後果也不像中國那麼嚴重。中國的官僚軍事集團是全國一體化的嚴密的整體，而歐洲在多國林立狀態下，各國統治者之間也是勾心鬥角的一盤散沙。所以，歐洲歷史上人民的革命大多是成本較低、難度較小、勝利希望大而且失敗後果又不會特別嚴重。
　　中國的革命由於其所面臨的敵人特別強大，所以歷史上地區性的農民起義總是無法推翻舊的中央帝國的統治的，要推翻一個統一的中央帝國，必須等到全國大多數地區的人民都幾乎無法生存，大部分地區爆發起義的情況下才能獲得成功。這種成功的起義要每隔幾百年才能在多種偶然因素的配合之下發生一次。（而與中國完全不同的是，歐洲由於小城邦居多，幾乎在歷史上的每個時代都有很多次被統治者迫使統治者讓步的成功鬥爭案例，從古希臘雅典到古羅馬共和國、從威尼斯共和國到中世紀的自治城市）
　　由於中國革命的這種特點，中國人民對於反抗皇帝官僚軍事集團的熱情始終不高，因為失敗的起義實在太多，而且中國的革命始終無力跳出極權怪圈，一個新的王朝在強大的開國皇帝手中很快又成為一個極權的帝國。中國人民的起義始終只是與歷史的表象作鬥爭，打倒的是一個個具體的王朝，但其背後的極權機制卻從來沒有真真推翻過。在這種特殊歷史經歷下成長起來的中國人，其反抗精神與歐洲人是不能比的。

　　6、極權下的社會創造力
　　 極權社會中，人民創造的社會財富的極大部分都被官僚軍事集團所合法地搶劫，剩下的往往只能維持基本的溫飽，這種情況下對個體而言能談什麼發展和創造，大多數人的發展與創造的機會與條件都被統治者剝奪掉了。
　　不僅如此，中國的統治者還建立了一套有效的機制，讓下層人民通過努力可以獲得政治權利，這就是科舉制度。可以說科舉制度是農業時代的人類歷史上的一個偉大發明創造，它創造了一種途徑與可能，讓中國人可以部分地擺脫由單純的血緣所決定的社會地位，讓下層人民之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可以通過自身的努力步入社會的頂端，讓一個等級森嚴的社會也存在着一種在不同等級之間流動的機制，這種制度的存在讓中國社會具有了一種更強的穩定性，也把人民的聰明才智吸引到儒家的倫理學說中去，而不能投入自然科學的研究與創造之中。
　　同時，由於“軍事—政治權力”對社會與人民的全面控制與超經濟剝削，各級官員不可避免的腐敗與任意妄為，使得中國社會長期無法存在獨立的受保護的私人財產權。中國的商人階層從來沒有作為一個真真獨立的階層存在過，中國歷史上的商人階層要麼脫胎於官僚階層，本身就是利用官僚階層的權力來進行壟斷貿易，要麼就是作為小商品生產者冒着隨時被官員任意盤剝的風險而從事經濟活動，而這樣的商品生產者幾乎永遠無法達到大規模商業生產的程度。反正不論如何，這兩種情況下的商業組織都是缺乏創新精神的，即使有時能冒出一些發明創造出來，也缺乏將這些發明創造有效地轉化為生產的機制，因為商業生產者任何時候生產的大多數財富都屬於官僚體系，並不屬於其自身，這大大壓抑了商業生產者的創新精神與欲望。

　　7、極權下的公民權利意識
　　這最後一點內容實際上是一個總結，是對前面六小點的內容總結。在中國的古代歷史中，由於中原地理條件的便利，使得武力這種最野蠻最恐怖的人類力量具有大展身手的舞台，把全國境內的一切反對者從肉體上消滅成為有利可圖並且完全能夠成功實施的一項豐功偉業。在這種舞台主旋律之下，中國的歷史就是不斷地建立“軍事—政治”極權的歷史，由於中國的國家規模，由於統治階級的嚴密組織體系，也由於統治者刻意使用的愚民與分化政策，中國人民在與統治者的鬥爭過程中總是失敗，不論是農民起義還是異族入侵，最終建立的依舊是“軍事—政治”極權，只是換了一個皇帝和一批官僚而己，其他的什麼都沒變。
　　 整個中國的歷史就成為一個（軍事—政治）極權的更替歷史，舊的極權帝國——全面腐敗——人民全面反抗——舊帝國瓦解——諸侯分裂割據——強者出現——統一中原（全國）——建立新的極權帝國——全面腐敗——人民全面反抗——帝國又一次瓦解……。
　　既然每次革命都不會讓人民作主，都不會使人民獲得一點點更多的權利，那麼中國人的普遍的現代公民意識是很難在這種本國的歷史循環中培養出來的。中國人的普遍的公民意識必然是來自於世界其他國家的人民所做的示範。這種歷史背景也註定了中國人不會是人類中第一個步入現代民主國家的民族。

　　九、中國的曙光
　　雖然不能成為人類歷史中第一個步入現代民主自由國家的民族，但也不表示中國就永遠不能成為民主自由的國家。歐洲人民己經率先進入了現代自由民主社會，這為中國人演示了一種更高級的人類生存方式，一種每個智慧生命都獲得尊嚴與自由的生存狀態。這種有尊嚴與自由的生存狀態對每一個智慧生命都有着深深的吸引力，它也必將喚醒潛伏在中國人心中兩千年的民主自由精神，擺脫套在中國人整體上的極權枷鎖。
　　 如果某一天，中國人可以自由地公開批評政府了，那麼中國變了；
　　 如果某一天，中國人可以自由地支配自己的思想了，那麼中國變了；
　　 如果某一天，中國的政權不再依靠軍事暴力進行更替了，那麼中國就徹底變了；
　　 如果某一天，中國人可以自由地組建政黨維護自身的利益，那麼中華民族的神聖復興就到了。
　　
　　 ——自由與民主是中華民族神聖復興之路！
　　 ——自由與民主是中華民族永恆昌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