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玄武門之變”，有人說是秦王李世民被逼無奈，不得不奮起反抗，可歷史真相到底如何呢？

歷史上，古人關於“玄武門之變”的議論不乏其人。司馬光認為建成能有“泰伯之賢”，世民能有“子臧之節”，互相禮讓，“則亂何自而生矣”，對於李世民最後訴諸武力，則遺憾地表示“貽譏千古，惜哉！”（《通鑑》）。宋人范祖禹認為建成為李淵所立之太子，是“父之統也”，李世民殺他是“無君父也”（《唐鑒》）。類似的議論不一而足，都是對李世民在封建道德上的缺欠不無微詞。明末清初的王夫之則認為高祖李淵“處此難矣，非直難也，誠無以處之，智者不能為之辯，勇者不能為之決也。”（《讀通鑑論》）

這些評論，都是站在封建道德的主觀思想上評論的，無疑具有歷史痕跡。而按照現代觀點，如何評價？下面談談個人看法，如有不同意見，歡迎拍磚。

一， 風雲變幻論太子

在一些史籍中，對太子建成的記載，多是荒淫無恥，碌碌無為之人，且是對李世民多次無理攻擊，李世民是因為處處受迫害，迫不得已才後發制人，發動政變的。

李淵諸子中，李建成是長子，按照嫡長子繼承皇位的傳統，當然應該以他為嗣君。高祖即位之初，也的確是立李建成為太子，這是沒有什麼爭議的問題。李建成既然立為太子，如果不發生意外，可以順利繼承皇位的，沒有李世民的咄咄逼人，李建成不會發動政變的。問題是，在太原起兵以後，統一全國的一系列戰爭中，李世民的功業遠遠超過了李建成，且李世民本人又氣度不凡，具有遠大的政治抱負，他不甘心，也不滿足於僅僅當一個秦王，必然企圖登上權利的頂峰。因此，玄武門之變應該是李世民採取主動，要負主要責任的。

歷史是按照勝利者的利益編纂的，玄武門之變的最後勝利者是李世民，所以房玄齡等人“刪略國史”，編纂《高祖實錄》，《太宗實錄》時“語多微文”（《貞觀政要》），而後世的不少史書均取材於這兩部《實錄》與國史，因此，史書的記載有很多不實之處，漏洞百出。

以司馬光如此嚴謹的的史官，雖然發現《實錄》有歪曲史實的地方，亦有很多上當的地方。據《通鑑》記載：上（李淵）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做致，當以汝為太子。’世民拜且辭。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止。太子建成，性寬簡，喜酒色，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

上面這段引文非常不合情理，偽造之處不少。

首先，“晉陽起兵，皆秦王之謀”的說法就不符合事實。實際上李淵留守太原，具有起兵的良好軍事基礎，早有起兵的想法，原不待世民的一再苦勸。晉陽劉文靜早就發現李淵“有四方之志”（《舊唐書》，《劉文靜傳》），崔善為是樓煩司戶書佐，“以隋政傾頹，乃密勸進”，李淵“深納之”（《舊唐書》，《崔善為傳》）。由於玄武門之變李世民誅殺兄弟，逼父退位，不合法地登上帝位，為了替他的奪權進行辯護，史臣所修的《國史》和武德，貞觀二朝的《實錄》，就儘量貶低李淵在起兵中的貢獻，把起兵的首功過多的歸於李世民。兩《唐書》和《通鑑》因襲了這種歪曲，故多失實之處。

其次，既然起兵之事不是李世民首謀，李淵在起兵之初，成敗毫無把握的時候就預許立李世民為太子也是完全不近情理的。尤其是李世民平定全國的功業在當時還毫無蹤影，李淵怎麼可能拋棄立嫡長子為太子的傳統，先許了李世民呢？由太原南下，西渡黃河，攻打長安的一系列戰爭中，李建成與李世民常常是並肩戰鬥，一起向李淵獻策，即使李世民的功業稍稍超過李建成，亦相差無幾，李淵完全沒有必要違反立嫡長子的傳統，立次子為太子，自亂其步。況且，當時唐朝新建，李淵父子面臨着全國林立的武裝勢力，在嚴重的戰爭面前成敗未卜，根本沒有可能在立太子的問題上仔細斟酌。義寧元年十一月李淵進封唐王，立即以隴西公李建成為唐國世子，李世民為京兆尹，改封秦國公；次年，李淵即位，立即於六月“立世子建成為皇太子”（《舊唐書》）。由此可見，最初李淵是按照嫡長子為太子的傳統，立李建成為太子的。

至於“及為唐王，將佐亦請以世民為太子。上將立之。”亦不可信。請立李世民為太子的將佐是誰？史無記載。如果真有這樣的將佐，一定會在日後受到李世民的殊賞，其事績必然在兩《唐書》中大書特書，然而遍查個傳，卻無一人涉及此事。可見將佐請立李世民的事亦屬子虛烏有。

而對李建成，李元吉的記錄也有失實的地方。李建成的才幹可能不如李世民，但他曾與李世民一起向李淵提出過一些正確的建議，共同建立過不少戰功，而且幕下網羅了魏徵等一批日後的名臣，絕不是單純的酒色之徒。李元吉其人的確有不少嚴重的缺點，但亦“力敵十夫”（《隋唐嘉話》），在軍事上也不完全是無能之輩。

史籍上一再誇大李建成與李元吉的缺點，杜撰李淵企圖立李世民為太子，而李世民一再表示辭謝的目的，就是意在掩蓋李世民發動政變，奪取皇位繼承權的不合法性，不道德性。

關於這次政治鬥爭李世民處於主動，負主要責任的情況，還可以找到其他很多證據。武德四年，李世民攻下洛陽後，杜淹本來是要“委質於隱太子”的，而當時封德彝典選，知道杜淹是個人才，“以告房玄齡，恐隱太子得之，長其奸計”，“於是邃啟”李世民，引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士。（《舊唐書》）可見那時李世民就已經與李建成展開了爭奪人才的鬥爭。李世民以秦王的身份網羅了這麼多學士，而且與他們“討論墳籍，商略前載”，儼然是一派君臣氣氛，如果不是為了奪取帝位，有必要這麼幹嗎？

可見，李世民主動發難是蓄謀已久的，並不象史料中記載的那樣，是一個可憐巴巴的受迫害者。

二，喋血玄武門

作為太子的李建成不可能感覺不到咄咄逼人的李世民的威脅，面對本來應該屬於自己的皇位可能失去的危險，李建成當然不甘心，於是一場你死我活，手足相殘的爭奪皇位的政治鬥爭爆發了。

在這場政治鬥爭中，以李世民為一方，以李建成，李元吉為一方，形成對壘形勢。為什麼李元吉不站在李世民一邊，而是與李建成結成聯盟共同對付秦王李世民呢？

李元吉排行第四，毫無繼位的可能，論其武功，不但不能與秦王李世民相比，與連簡稱相比亦遜之甚遠，加上齊府力量與東宮，秦府任何一方相比，都處於絕對劣勢，所以李元吉無法自己奪取皇位，只有選擇一方加盟。李元吉自己沒有多少政治資本，又看到東宮，秦府之間的鬥爭勢在必行，遂欲藉機投靠一方已事攀援，從而爭取將來為自己謀取一個更好的政治地位。

在李建成早已立為太子，李淵雖處兩難之間，但很少明確表示過廢立的意圖，而嫡長子繼位又屬名正言順。李世民手下雖然有很多驍將精卒，但東宮與齊府聯合起來與秦府較量，再加上李淵傾向於太子，他們在力量上處於絕對的優勢，所以李元吉把賭注下在李建成以便感覺成功的把握更大一些。李世民執法甚嚴，平洛陽後嚴拒嬪妃的私求寶貨就是明證。而李元吉本人貪好酒色，在劉武周攻打太原時又有過棄城私逃的不光彩記錄，他必然感到李世民如果繼位，自己很難暢所欲為，而在李建成手下當齊王要悠閒自在的多，因此，李元吉投靠李建成，不是最後自己要當皇帝，而是想選擇一個對自己更有利的兄長當皇帝。

據史料記載，站在李建成，李元吉一邊的，還有其他小王的母親，即李淵“所寵張婕妤，尹德妃”等，而且說她們皆與李建成“淫亂”，後來接近攤牌時，李世民曾“密奏建成，元吉等與後宮淫亂”。（《舊唐書》，《隱太子建成傳》）

司馬光對此則表示“宮禁深秘，莫能明也（”《通鑑》）這樣的態度是慎重而正確的，封建史臣做這樣的歪曲，意圖是把李建成描繪成在朝廷中找不到政治力量的孤家寡人，只能用不正當手段在後宮中施展伎倆。

政變前幾天，李元吉曾密奏請李淵殺李世民，李淵說“是有定四海之功，罪跡未見，一旦欲殺，何以為辭？”李淵最初則動過廢李世民王位的念頭，在陳叔達的諫阻下，才打消了這個打算，而對李元吉殺李世民的建議未置可否，（《通鑑》）

李建成，李元吉能夠在李淵面前公然談論可能發生政變問題，甚至建議殺掉李世民，說明李淵是傾向於太子一方的。

李淵在東宮，秦府的較量中一貫傾向於李建成，太子與齊王是有所察覺的，自李元吉建議殺李世民而李淵不置可否以後，二人更加摸清了李淵心中的底數，既然兄弟仇殺不可避免，那李建成就開始積極進行政變的準備。

武德七年（公元624年）夏季，李建成首先擅自招募二千餘人為東宮衛士，分屯東宮的左右長林門，號稱長林兵。（《舊唐書》）又使左虞侯率（《通鑑》記錄為“右虞侯率”）可達志赴幽州招募突厥兵三百騎，納於宮中。（《新唐書》）

為了進行最後的較量，李建成感覺必須首先削弱秦府的實力。李元吉採取的第一個步驟是打算收買李世民的心腹尉遲敬德，又是向他致書，又是贈以金銀器物，不料對方不為所動，反而向李世民做了匯報。（《舊唐書》）李元吉收買尉遲敬德失敗，遂向李淵進讒言，李淵下詔審訊，幾乎把尉遲敬德殺了，幸虧李世民“固諫得釋”（《舊唐書》，《尉遲敬德傳》）

秦府第二個被打擊對象是程知節。李建成在李淵面前對其加以構陷，李淵遂除其康州刺史，達到了削弱秦府軍力的目的。

李建成，李元吉還同時力圖打擊秦府的謀士，如房玄齡和杜如晦。從大的方面講，這場政變的發動者是李世民，因為如果他不謀取皇位，天下本無事，但從玄武門之變前夕的較量看，李建成，李元吉有李淵做靠山，在戰役方面採取主動，首先動手打擊秦府勢力。鑑於時機緊迫，形勢逼人，所以高士廉，侯君集，尉遲敬德等人迫不及待，勸李世民動手誅殺李世民與李元吉。

六月四日，李世民事先部署，令尉遲敬德，長孫無忌，侯君集，張公謹等人率兵預伏於玄武門內，乘李建成，李元吉朝參的機會殺害二人。這天早上兄弟倆行至臨湖殿，感覺情況異常，立即打算回去。李世民從後面呼喚二人，李元吉回頭張弓即射，但三次都沒有把弓拉滿，所發的箭達不到射程，這時李世民已經射殺李建成，尉遲敬德等射殺李元吉。東宮將領率東宮，齊府精兵趨玄武門，張公謹閉門拒之，無法進入。李世民派尉遲敬德入宮宿衛，迫使李淵頒布令諸軍並受秦王處分的命令，尉遲敬德向酣戰的雙方軍隊宣布以後，“眾然後定”。然後裴矩到東宮曉諭後，“諸將摔皆罷散”（《通鑑》）

接着，李建成諸子安陸王承道，河東王承德等五人，李元吉諸子梁郡王承業，漁陽王承鸞等五人都被殺害。李世民大殺諸侄，可謂心狠手辣，清人趙翼對此說：“是時高祖尚在帝位，而坐視其孫之以反律伏誅而不能一救，高祖亦危極矣！”可見當時李世民威勢不可一世。政治鬥爭是無情的，在歷史上爭奪皇位的鬥爭中，骨肉之情不免顯得蒼白無力，李世民此舉亦可理解，也無可厚非。

至此，李世民取得政變的勝利。

三，成者王侯敗者寇

李世民做了兩個月左右的太子，於當年八月正式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是年他三十歲。次年正月，改元貞觀。李淵從此退為太上皇，九年以後，鬱郁而崩。

一朝天子一朝臣，權力的交替必然伴隨着人事上的改組。李世民即位後立即開始了排斥異己的工作，以消除政治上的隱患。把前官員中，不是自己心腹的，和李建成，李元吉關係密切的，或者找理由殺害，或者找理由罷官。一方面清洗政敵，一方面抓緊組織自己的政權班子。武德九年七月，任命了一大批官員，均是以前秦王府的心腹。

在這次手足相殘的政變中，本來處於劣勢的李世民為什麼會取得最終勝利呢？

首先，李世民在秦王府有一個人才濟濟的心腹集團，他們能夠團結一致，共同投入政變中，故而易於取勝。

象房玄齡，杜如晦，長孫無忌那樣忠心耿耿的謀士，象尉遲敬德，段志玄那樣不為重金所動的猛將，象程知節那樣違抗帝命不離秦王府的心腹，團集在李世民周圍殊死而斗，必然大大增強了戰鬥力。秦王府的機密從未外泄東宮，就有利的說明這點。與此相反，雖然李建成手下也有魏徵等傑出的謀臣，但文臣武將的認輸是無法與秦王府相比的。

其次，李世民能夠控制玄武門的兵力，是能夠取勝的重要原因之一。李世民事前安排自己心腹常何為屯守玄武門之職，為政變預先做了兵力上的準備，是預先布置在玄武門的一個關鍵的棋子。此外，駐守玄武門的人還有一些也是李世民預先已經收買的心腹。只是史臣對這些陰謀活動故意隱晦而已。政變前李世民已經完全掌握了駐守玄武門的將士。就兵力對比而言，東宮，齊府的兵力加在一起，是占了優勢。所以政變前，高士廉竟“釋繫囚，授以兵甲”，打算補充秦王府兵力。（《舊唐書》）但玄武門始終掌握在李世民手中，是最終取勝的關鍵。

李世民取得最後勝利，還與他採取先發制人的戰略有關。六月四日，李世民預先伏兵，首先發難，李建成，李元吉沒有準備，事出倉促，因而兵敗被殺。再加上李世民挾持李淵下敕，對渙散敵軍起了明顯的作用。

玄武門之變，純屬皇室內部爭權奪利的政治鬥爭，說不上哪一方面具有或不具有正義性。因為如果李建成即位，也未必就是昏君。對於李世民後來的成就，讓人稱嘆，但對於李世民為爭奪皇位而手足殘殺，也為後人所不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