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軍長征在雪山草地的糧食問題 |
| 送交者: laojin 2007年11月17日10:05:31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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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長征在雪山草地的糧食問題
[內容摘要]紅軍長征爬雪山,過草地,戰勝人間罕見的艱難險阻,在世界軍事史上創造出了驚人的奇蹟。在雪山草地,由於自然的或人為的諸多原因,使糧食問題成為紅軍生存的首要問題。它直接關繫到革命的成敗與紅軍的生死存亡。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川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藏、羌、回、漢各族人民,以無私無畏的奉獻和犧牲,大力支援紅軍,成功地解決了糧食問題,保存了革命的力量。 [關鍵詞]紅軍;長征;糧食問題 [中國圖書分類號]K264.4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0-0003(2003)-01-085-07 紅軍長征中兩次爬雪山,三次過草地,在四川省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境內一下兩上,縱橫5千里,輾轉駐留16個月,戰勝了強敵的追堵和險惡的自然環境,克服了內部的分裂傾向,實現了三大主力勝利會師,創造了世界軍事史上罕見的奇蹟,功勳彪炳史冊,光照千秋。川西北革命根據地的藏、羌、回、漢各族人民,在中國革命的緊要關頭,以無畏無私的奉獻和犧牲精神,大力支援紅軍,積極開展反蔣抗日鬥爭的事業,曾被毛澤東主席贊喻為中國革命史上特有的“氂牛革命”。 一、糧食問題特別突出的主要原因 本文所指的“雪山草地”位於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和甘孜藏族自治州境內,地處四川省西北部,青藏高原東南緣,是個以高原和高山為主的地區,西北部為川西北高原,平均海拔3000米以上,年平均氣溫在0.8~4.3攝氏度之間,最低氣溫為零下36攝氏度。雪山即指紅軍翻越過的夾金山、夢筆山、長板山、昌德山、打古山、虹橋山、鷓鴣山、巴郎山、黨嶺山等;草地即指紅原、若爾蓋、阿壩大草原及甘孜草原。 1935年,紅四方面軍為策應中央紅軍北進,占領岷江上游地區,創建新蘇區,於同年4月23日陸續進入松潘、茂縣東部,到1936年二、四方面軍在甘孜會師北上,後衛部隊於8月下旬最後撤離。三大主力紅軍先後在阿壩州和甘孜州境內駐留16個月,占長征歷時兩年的近三分之二。 兩大主力紅軍會師後,創建了面積約6萬平方公里和20萬人口的蘇區支撐10萬紅軍戰鬥、生存的艱難局面。當時糧食問題成為紅軍能否生存的主要問題,究其原因,主要有三個方面的因素: 一是川西區地廣人稀、物產不豐。據刊載在《川邊季刊》1935年3月第1卷第1期上的《四川之邊地與開發》一文,在分析“人口分布狀況”時寫道:“川西區轄茂縣、理番、松潘、汶川、懋功、撫邊、綏靖、崇化五縣三屯屬之,總人口為202450人”,該刊同年第4期《屯區鳥瞰》稱“總人口計78038戶,344249人”。川西區面積5.5萬平方公里,農作物以產玉蜀黍著稱,大小麥及黃豆次之。年產稻約1000石;馬鈴薯約5,000,000斤;玉蜀黍約90,000石;青稞約170,000石。牲畜:川西區有牛2,000 ,000頭、羊520 ,000隻、馬騾驢150,000匹、豬100,000頭、有名之西狗約有50,000條。以上並非精確統計,只是個估算,特別是農產品,估算當時年糧產不足1億斤。 當時阿壩州是一個封建農奴社會,由封建主(土司、頭人)、牧主和寺廟上層喇嘛三者聯合統治。在政治上統治階級享有無限的封建特權;在經濟上他們憑藉對土地和草場的支配及操縱,採取多種形式和手段殘酷壓迫農牧民,農牧民生活極端貧困,過着十分悲慘的生活。當地的糧食產量不高,品種也少。人均有糧在400~500斤之間。全區處於封閉的自給自足之經濟中,據推算全區總儲糧僅在1000萬斤左右。 二是紅軍隊伍龐大。紅軍在進入川西北時,紅一方面軍近2萬人,紅四方面軍近10萬人,在被圍追堵截之中,缺衣少糧,軍供不濟,帶入該地區的糧食軍需品不多。紅軍人數占全地區總人數的二分之一,在紅軍集中的地區和主要行進路線上,紅軍人數超過了當地居民人數。 三是紅軍兩大主力會師後,產生了戰略上的分歧。主要是毛澤東與張國燾之間的北上與南下的分歧,這種意見分歧使紅軍舉棋不定,要達到意見統一,需要時間來彌合,這就延長了在雪山草地的駐留時間,使糧食問題日益突出。從1935年5月紅四方面軍全部進入川西北,到6月紅一方面軍進入該地,到同年9月毛澤東帶領1萬餘人先行北上,張國燾帶領8萬多人南下,11月其主力翻越夾金山去天、蘆、名、雅,有10萬紅軍在川西北留駐6個月,需耗糧2000萬斤左右。此後有近2萬紅軍在大小金川地區駐留9個月,需耗糧500~600萬斤左右。1936年7月,二、四方面軍會師後北上又途經川西北歷時一個月,5萬多紅軍(最少需100萬斤)的糧食也是從阿壩州產糧區籌集的。據此,紅軍在川西北雪山草地按每人每天一斤糧食計算,總消耗的糧食在2500萬斤至3000萬斤左右。這相當於紅軍集中留駐的茂縣、松潘(一部分)、理縣、汶川、黑水、大小金川、丹巴、馬爾康、壤塘、阿壩地區年產糧食的50%以上。 二、糧食問題嚴重威脅到部隊的存亡 紅軍面臨的糧食短缺不僅是總體的,而且還突出地表現在局部上和具體的個體上。1935年7月紅六團在黑水馬河壩一帶幾乎陷入絕境,他們向總部發出的求糧急電稱:“因為糧秣已絕,茹草飲雪,無法充飢,餓死凍死者觸目皆是……生死完全取決於能否及時取得接濟。”①朱德總司令立即緊急動員,籌集大批糧食,由一軍團某部宣傳科長舒同同志率領一排武裝及幾十名運輸隊員,將糧食送到了馬河壩一帶,接濟紅六團。紅軍戰士為了實現北上的宏願,他們忍受着飢餓的考驗。為了生存和革命,飽嘗了人間的一切奇味怪食,利用了一切能充飢果腹的“佳品”,如飛禽走獸、皮張革履、死牛爛馬、野果蔬菜、樹皮草根等,甚至食用了“神仙土”和馬糞中殘留的糧粒。據老紅軍文炳清回憶:“我們在草地上行軍70多天,一路上都吃野菜。起初,每人每天還能吃四兩肉鬆,或幾兩糧食。最末一個星期,肉鬆、乾糧、鹽巴都沒有了,全靠吃野菜度日”。②老紅軍張培榮也回憶說:“兩軍會合後,部隊多,每人只籌集了極少的一點青稞面。幾天后,全團斷炊,飢餓像一群猛獸,瘋狂地噬咬着每個戰士的腸胃,我也餓得四肢乏力,頭昏眼花。別看着遼闊的草地,能吃的東西早被先行的幾萬大軍給弄光了,我命令將全團的馬匹集中宰殺,馬肉吃完,馬鞍、皮帶凡是能煮食的東西,也全部送下肚腸。”③ 紅軍的口糧幾乎全部由草根、樹皮、野菜所代替,一些老人回憶:“人們解出的大便都和馬糞差不多了。因缺乏營養,得腫病的也相當多,嚴重時,有的出外執行任務,在路邊上一坐下便不能起來死去了,有的晚上睡時還好好的,第二天早晨便死在床上了。”④ 三、紅軍在雪山草地解決糧食問題的舉措 紅軍長征進入川西北地區後,愈向雪山草地邁進,人煙越稀少,離內地更遠,糧秣供給更是困難。在這革命成功與失敗、紅軍生存與死亡的關鍵時刻,擺在紅軍面前的頭等任務,就是要為過草地籌集糧食。 (一)紅軍籌糧的總體舉措:根據人民軍隊的本質和當時紅軍的生存是革命的根本和最大利益的特殊性。紅軍先後採取了以下措施:1、繳獲戰利品——糧食,紅軍攻占了近10座縣城和官寨,繳獲了部分糧食、軍需品。【簡稱:攻城搶糧】2、通過蘇維埃政府沒收了土豪劣紳及土司、頭人的部分糧食。【藏人對階級鬥爭之類聞所未聞,對這種做法絕對不會接受。何況以當時的情況,恐怕是“有土皆豪、無紳不劣”】3、向商人和農民買糧食(金川蘇區的國家糧店初期每天能收買糧食數千斤),【你願意買,人家還不願意賣呢,因為出產有限,交給軍隊的話人民就得挨餓,何況收糧的還是攻打寺院的異族無神論者】這是常用和通用的籌糧方式,也是紅軍民族工作的具體體現。4、收割地里成熟的青稞、小麥等,插上木版借條或欠條。【簡稱為:“打白條”】5、運走藏匿在老百姓家的糧食,留下銀圓或欠條。6、買牛羊和牲畜。7、動員老百姓將自己的糧食和食物支援給紅軍。【派出武裝人員籌糧,這種“動員”恐怕……】 為了籌糧,紅軍成立了一批籌糧組織。紅軍籌糧的組織措施有:1、成立專門的糧食委員會。根據記載,紅軍成立了蘆花和毛兒蓋兩個籌糧委員會,為過草地開展籌糧活動。“黑水、蘆花糧委擔任籌集60萬斤糧食的任務,計劃在幾個出產糧食的中心區域分頭進行。”⑤蘆花糧委成員,紅一方面軍的賈拓夫和成仿吾同志奉命率領一支籌糧工作隊去瓦缽梁子籌糧。2、地方政權設有糧食部,專管籌糧工作,西北聯邦政府和省蘇縣、蘇鄉都有糧委,形成強大的籌糧工作網絡。3、對糧食進行統一的保管(糧庫)、運輸和分配,實行定量供給,在金川初期每人每天定量為1斤2兩,最後到1936年夏,每天一頓玉米麵湯尚難保證。4、對糧食工作不力或有失誤的進行處理,西北聯邦政府糧食部長郭純德因工作失誤被撤職,並送裁判部。【讓人想起“鎮反”時有地方領導因為殺人不力被清洗,可憐】這些組織在紅軍長征中對籌糧工作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二)紅軍在黑水等地的籌糧活動。“紅四方面軍主力數萬人長征過汶川歷時三月之久,所需糧食一百餘萬斤”。“打糧、送糧是游擊隊的主要任務,紅軍過汶川所需糧食,絕大多數是游擊隊打的”。⑥ 1935年6月至1936年8月,紅一、四方面軍近9萬人次,先後三次途經黑水。紅軍在黑水境內開展了多方面的革命活動,足跡遍及18個鄉的山山寨寨。紅軍到達黑水後,廣泛宣傳革命真理,喚醒藏族民眾。在瓦缽梁子一帶建立了蘇維埃區鄉政府,給災難深重的藏族民眾指出了光明道路。【所謂的“災難深重”的生活,用偉大的愛國民主人士第十世班禪喇嘛額爾德尼1962年寫給“敬愛聖潔的周恩來總理”的《七萬言書》中的描述,就是:“過去西藏雖是黑暗、野蠻的封建統治社會,但是糧食並沒有那麼缺,特別是由於佛教傳播極廣,不論貴賤任何人,都有濟貧施捨的好習慣,討飯也可以完全維生,不會發生餓死人的情況。”至於那條“光明道路”則是:必須緊密配合紅軍的籌糧工作,不要嫌軍隊嘴多,因為他們是“大救星”!】在此期間,紅軍在黑水蘆花地區大力開展了籌糧、熬鹽和其他活動,為過草地準備了必需的糧食、鹽巴和其他禦寒物資。毛澤東同志和朱德同志等都親自下地同紅軍戰士和藏胞一起割麥子;周恩來在工作百忙中也搶時間搓麥;鄧小平以及賈拓夫、成仿吾等也都深入高山村寨開展群眾工作,籌集糧食。 謝興華(1984年4月11日)三談紅軍長征在四川的有關情況時講道:“我們在瓦缽梁子籌糧,是要用川板買,我們共買了二、三十萬斤的糧食,是以包穀為主,還有一部分青稞麥子,買了糧食推成面,送到山下。赤不蘇那一帶河邊上有七、八盤水磨推面,然後送到維古,都要給工錢,一天給半個大洋,運到維古以後交給三軍團。”⑦紅軍籌集的糧食,一般在幾個寨子中心的地方設一個糧食倉庫,集中貯存。毛兒蓋糧委的籌糧工作有相當部分是在黑水完成的,據肖鋒的《長征日記》和《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第二輯等史料載述,駐毛兒蓋的紅軍籌糧隊曾分兩路到小黑水區域的扎窩、晴朗、麥扎、知木林一帶開展籌糧活動,重點在扎窩。扎窩是黑水較富庶之區,有黑水“糧倉”之稱,紅軍在這個寨子共徵集陳糧10萬斤,收割地里的新麥子、青稞9萬餘斤。 紅軍到黑水後,國民黨軍閥和當地頭人、土司相勾結,恐嚇群眾,頒布了一個《懲治條例》,規定不准同紅軍接觸、為紅軍辦事。紅軍所經各寨,看不到炊煙,聽不到雞犬之聲,缺糧斷炊日復一日地威脅着紅軍的生存。為了避免餓死,只好向藏民家裡找糧食和割地里已熟的青稞、麥子煮食。藏民家的糧食,紅軍用後,少的當即留款,多的寫了借條,說明借用數量,待革命勝利後歸還藏胞的糧食。藏民的糧食有的藏在地窖,有的藏於山洞,部隊找糧相當困難。在楊成武的《憶長征》一文中講:“一軍團四團在蘆花一帶籌糧時,找到一家頭人的牛欄下,發現新砌的一堵牆,牆上糊的稀泥還是濕的,拆開一看,裡面幾口大鍋里盛着青稞麥,也有一壇壇玉米、黃豆、酥油。同志們把它叫做‘密窯’,後來他們又發現了好幾個。”⑧ 在地里青稞成熟時,各部隊便組織割麥隊下地割青稞,手搓麥粒煮吃。據調查,紅軍在黑水各地籌、借糧中,紀律嚴明,所籌之糧,有的按當地糧價付給了銀圓和布匹,有的沒付錢但也都打了借條。2002年初在毛兒蓋山寨一戶牧民家發現了當年紅軍留下的一個木牌借據,借據寫到:“紅軍在這塊麥地里收割了青稞200斤,你們可憑此牌向任何紅軍和蘇維埃政府兌取這些青稞的銀子、茶葉。未兌取前請保存此牌子。前敵政治部。”(2002年5月21日的《四川日報》已報道了此事) 據載,紅軍在黑水共籌集軍用糧食710萬斤,其中在境內駐紮整訓時耗用約600萬斤,帶走約110萬斤;借用宰食各類牲畜3萬餘頭,折合肉約100餘萬斤;借用各類畜油1萬多斤;還借用了一大批牲畜皮張、牛羊毛和野獸皮等。⑨ 1935年7月,紅軍陸續到達毛兒蓋地區。由於幾個月的征戰,部隊已經十分疲勞,又缺乏糧食,因此中央決定在毛兒蓋暫住體整,籌集糧食。毛兒蓋是藏民聚居區,由於生產力水平極低,加上國民黨反動派出沒無常地搜刮搶劫,社會財富貧乏。為了穿越草地,籌糧顯得更加重要。全軍上下便投入了緊張的籌糧工作,徵收【請注意“徵收”二字】了反動地主、喇嘛的糧食,部隊以連、排為單位,深入到各村寨以及小黑水的一些地區去籌集糧食。【連寺廟都被搶了,這在藏人看來是罪大惡極】這期間,去達蓋方向的紅軍買到了九馱青稞,去西北方向的買來了幾頭氂牛,這就算是最大的兩次收穫。 時間一天天過去了,所籌集到的糧食還很少,這時已到秋收季節,藏民們為支援紅軍北上,便收割莊稼。軍民齊動手,把青稞搓揉出來,做成炒麵。由於藏民們的支援,紅軍在毛兒蓋籌集到了一些糧食、肉類,但仍然不能滿足過草地的需要。指戰員們每人只帶着極少的、萬分寶貴的糧食離開毛兒蓋,踏上了荒蕪人煙的茫茫草地。 李湘濤在《星火燎原——籌糧過草地》中寫到:“來到毛兒蓋,沒有吃的,就到山上去采蘑菇、挖野菜充飢。”“藏民成群結隊地端着糌粑,前來慰問我們。連長吩咐司務長收下大娘的米粒,給了大娘三塊白洋。”⑩劉文章在《星火燎原——一袋乾糧》中也提到:“部隊到了毛兒蓋,上級決定在這裡籌糧,準備過草地,可是由於部隊多,糧食少,每人只分了三、四斤麥子。大家都把它看成寶貝,縫個小布袋裝起來,走路帶着它,睡覺枕着它。誰心裡都明白,這不僅是三、四斤麥子,而是自己的生命啊!”[11] (三)紅軍在馬爾康、金川一帶的籌糧活動。紅軍走出草地後,又奉張國燾之命南下,在馬爾康、金川一帶進行籌糧活動,提出:“打到成都吃大米。”[12]再次翻越夾金山,南攻天、蘆、名、雅一帶。 1935年是馬爾康稀有的豐年,時令正值開鐮收割季節,紅軍長征抵達馬爾康,紅一、四方面軍北進、滯留和南下時均在馬爾康各地籌集糧食,馬爾康人民支援紅軍的糧食至少有100萬斤以上。如在卓克基,百姓在異常困苦的情況下無私地將糧食支援了紅軍。對此,當時任紅三十一軍九十師二七六團團長的張培榮回憶說:“我們團在卓克基每人籌集到四、五十斤青稞炒麵。”[13]紅九軍一個團在草登斯尼籌糧數月,僅腳木足鄉孔龍一個村就籌集到7萬多斤糧食。草登斯尼村74歲的女村民澤郎老人回憶說:“我一輩子沒有見過那樣多的人,早上天麻麻亮,他們就去各村找糧食,晚上就把找到的糧食集中到代基和斯尼兩個村。”[14] 馬爾康人民不僅保證了在本境內活動的數以萬計紅軍的吃糧問題,而且將糧食源源運往金川等地。對此,成都軍區顧問組組長余洪遠同志深情地回憶說:“馬爾康的百姓對紅軍的貢獻很大,紅軍長征時我率領幾千人到那裡籌糧,很好地完成了任務。”[15] 各地蘇維埃組織協助紅軍的“籌糧隊”(當時俗稱“打糧隊”,實際上是後勤部派出的人員),深入到村寨,把地主、惡霸埋藏的糧食從地窖里取出來,支援紅軍部隊。對這部分查獲的大宗糧食一律收繳;【反正是不是“惡霸”也沒工夫調查】另外還在群眾手中用買賣的方式,採購了一部分糧食。對群眾賣出的糧食公平合理地作價,每斛(85市斤)給銀圓四元、五元或給大煙三兩五至四兩多,有的也付給相等的銅圓。 1935年以前的二、三年中,懋功連年豐收,民間存糧較多,特別是一些封建地主及上層集團的人物,他們也“窯藏”了不少歷年積存的糧食,逃走時這些藏糧是無法帶走的。所以各地蘇維埃政府能協助紅軍籌集到相當數量的糧食。 根據當年新橋口蘇維埃組織的成員餘七爸(80歲,名字余培豐)回憶:“僅大壩口這樣的一個小村子,籌到的糧食就在一萬斤左右。當時全縣的自然村落不下一百餘個,比新橋大壩口富裕的村寨尚多。另外,紅軍在縣上還接管了國民黨政府的倉庫存糧。當時,在縣城禹王宮有一存糧倉庫,名稱‘濟倉’,存糧在二十餘萬斤左右。” 據《紅軍長征在雪山草地,大小金川革命根據地編寫徵集提綱》載:“征糧和籌糧是蘇區最重要的工作,糧食實行了統一徵收、運輸、保管,實行了配給制,採取對反動派和地主沒收、對農民購買的辦法籌糧。1936年春耕以後,糧食越來越短缺,以至斷絕,軍民吃榆樹皮、酸酸草根、生梨疙瘩。人民群眾仍然每天打野菜送給紅軍。這時紅軍組織隊伍到邊遠牧區去買氂牛。”余洪遠和徐向前的回憶錄里都提到在觀音橋和杜柯河一帶趕回數千頭氂牛。【被藏人視為生命的牲畜,會心甘情願地一下子“支援”給紅軍幾千頭?】 謝興華回憶說:“1935年底,那時我兼任大金省委糧食委員長,正在四大壩帶着人搞糧食,有個小土司答應給我們送5萬斤糧食來,條件是我們拿錢買,這個人很守信用。他送來了5萬斤苞谷、豌豆,還搞了一萬多斤蔓青(甜蘿蔔)。我們在那裡買了一百斤的樣子。”[16] 總後勤部副部長熊賢約1984年4月17日回憶說:“第二次過草地前,三十一軍沒有吃的,就用梨子(金川那裡)做乾糧,那時侯梨子還小,不好吃;因為部隊大、人多,那一帶地方小,出產的東西也少。我們的部隊過去過來兩次,把那個地方什麼東西都吃光了,部隊沒有吃的,拉藏民的牛和羊,只好有什麼能吃的就拿什麼了。要保存這一支革命隊伍,那時候也就只得這樣子啦。”[17] 劉忠在《回憶我的一生》中說:“一天,我向軍團長匯報部隊吃飯有問題。羅局長說:‘糧食是困難,現在剛到草地邊沿,還能找到藏民的糧食,進入大草地就沒有人煙了,紅軍的紀律是個問題。但為了保存中國革命這個種子,不能不這樣做,將來中國革命勝利了,一定要來對藏民同胞好好賠償。’”[18] 謝興華(1984年4月24日)回憶說:“當時我們需要的糧食多,需要牛羊也多,那邊地方小,沒有那麼多……那時候糧食那麼困難,吃飯成了最大的問題”。[19] 四、紅軍籌糧工作和糧食問題評價 在紅軍長征過境、留駐的16個月裡,先後創建的“漢理茂赤區”及“大小金川根據地”其總轄域面積不足6萬平方公里,人口僅有20餘萬,人均年有糧不足300公斤、有畜不到兩頭。在這種條件下,卻承擔着對10萬主力紅軍的支援任務,藏、羌等人民面臨着十分繁重而神聖光榮的時代使命,為紅軍籌集糧食2000~3000萬斤(包括紅軍收割老百姓麥子,取走家裡的糧食、牛羊,留下借條),大小牲畜20萬頭、熬製土鹽5000餘斤,還有大量的豬膘、干牛肉、油和蔬菜等。當時軍民同吃草根、樹皮,共同渡過了艱難的歲月。【所謂的“光明道路”就是指吃草根、樹皮?看來人民的覺悟就是高……】 雪山草地間的赤區各族人民節衣縮食支援紅軍,所承受的犧牲是巨大的,也是很有價值的,保存了中國革命的基本武裝力量,很多人做出了自我犧牲,獻出了自己的生命。紅軍北上後,蘇區人民遭到了白色恐怖的報復。【關於“白色恐怖”,缺乏資料。由於很多藏民擁有私人槍支,國軍要“報復”藏民恐怕不容易,必定會爆發慘烈的戰鬥,就像藏民與紅軍的戰爭一樣,也因此會留下記錄,可惜我沒看到這樣的記載。何況紅軍“長征”路上到處籌糧,你總不能全給“報復”了吧?】 紅軍因糧食問題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三次過草地、爬雪山和1936年夏季飢餓、疾病造成巨大減員,紅軍在雪山草地減員萬人以上。 毛澤東主席在延安和全國解放以後,曾對此有過多次講述,高度評價了紅軍長征翻雪山、過草地時期藏、羌人民的革命鬥爭業績,高度概括地比喻為“氂牛革命”。還曾一再表示說長征時期在川西北地區“我們是欠了番(藏羌)民債的,欠了債是要償還的。” 1936年毛主席在保安對斯諾說:“這是我們唯一的外債,是紅軍拿了藏民的糧食而欠的債,有一天我們必須向藏民償還我們不得不從他們那裡拿走的給養。”(見《紅星照耀中國》第159頁和《長征——前所未有的故事》第308頁)【這報償就是合作化和人民公社化運動,收走你丫的土地,讓你丫的當年打紅軍!】 鄧小平同志在1952年7月21日西南軍政委員會第一次全體會議上說:“紅軍北上,在那裡(川西北兄弟民族地區)是把他們(當地老百姓)搞苦了,這在當時是為保存紅軍,沒有辦法,把他們的糧食吃光了,他們吃了很大的虧,要在具體利益上向他們賠償,真正要從經濟上幫助他們得到利益。(見《血對西藏說》,第31、32頁)【請參看十世班禪喇嘛1962年送給周恩來總理的《七萬言書》,琢磨一下藏族同胞們得到的巨大“利益”】 五、紅軍在雪山草地解決糧食問題的意義 紅軍在雪山草地解決糧食問題是成功的,是一個奇蹟,它保存了一支數萬人的紅色隊伍。紅軍籌糧始終堅持發揮地方政權和宣傳工作的政治優勢;紅軍和老區人民表現了互為魚水的良好關係,很好地團結了少數民族群眾,得到了少數民族群眾的支持,【那為啥紅軍還跟藏民打起來了呢?難道“水”不歡迎“魚”?】表現了紅軍爭取勝利的精神。江澤民同志說:“任何時候都不能忘記老區人民。”川西北各民族當年為紅軍作出過巨大的犧牲和貢獻。 [責任編輯 德吉卓瑪] 注釋: ①肖鋒:《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②③④《征途》,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 ⑤《紅軍在雪山草地情況簡介》,中共阿壩州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辦公室1994年6月。 ⑥同注② ⑦《革命回憶錄》,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⑧楊成武:《憶長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2年5月第1版 ⑨朱成源:《長征在雪山草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9月版。 ⑩《星火燎原》(選編之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11]《阿壩州黨史研究資料》,中共阿壩州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編著,1984年5月23日。 [12]同注②。 [13]王超耀主編《雪山草地紅軍人物》,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14]同注⑤。 [15]同注[13]。 [16][17]注⑦。 [18]《追求真理的足跡》,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19]同注⑦。 參考書目: 1、燕燕、張衛明:《血對西藏說》。 2、[美]埃特加•斯諾:《紅星照耀中國》,李方准、梁民譯,河北人民出版社1992年11月第1版。 3、[美]哈里森•索爾茲伯里:《長征——前所未有的故事》,過家鼎、程鎮球、張援遠譯,解放軍出版社1986年5月第1版。 4、《星火燎原》(選編之三),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士出版社1980年11月第1版。 5、《征途》(革命回憶錄叢書),貴州人民出版社1981年1月第1版。 6、楊成武:《憶長征》,解放軍文藝社1982年5月第1版。 7、《紅旗飄飄》(第23、26集),中國青年出版社1983年2月第1版。 8、《革命回憶錄》(1、5、8、10),人民出版社1982年3月第1版。 9、《追求真理的足跡》,中國青年出版社1979年5月第1版。 10、肖鋒:《長征記》、《中國工農紅軍第一方面軍長征記》。 11、《川邊季刊》,1935年第1卷第1、4期。 12、朱成源主編《長征在雪山草地》,四川民族出版社1986年9月版。 13、王超耀主編《雪山草地紅軍人物》,西南交通大學出版社1998年9月版。 內部資料: 1、《阿壩州黨史研究資料》第1~13期,中共阿壩州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辦公室1984年5月23日。 2、中共阿壩州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編《紅軍在雪山草地情況簡介》(1994年6月)。 3、中共阿壩州委黨史工作委員會辦公室編《紅軍長征在雪山草地、大小金川革命根據地編寫徵集提綱》。 [作者簡介]李星,現於四川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學習。 【這裡還要補充說明:紅軍即使用金錢從群眾手裡買走糧食,哪怕用公道價格收買,群眾也難以忍受。對比一下50年代初期解放軍開進西藏後的情況,當時三萬以上的軍隊進藏就導致“西藏地區面臨前所未有的物價飛漲”,“讓西藏瀕於饑荒的邊緣”。如藏人洛桑格列說,當時拉薩物價飛漲,拉薩地方突然來了很多人,他們沒帶吃的,但因為他們帶來了很多銀元,人數又很多,街上的東西全部都被他們買光了。中國人(指解放軍)沒來以前,一“克”(約相當於十公斤多)糧食(指的是青稞)要七點五兩左右,中國人來後漲到了七品(一品是五十兩),原來連個十兩都不要的,已經是幾百倍的了。如一般酥油原來只要三、四十兩,後來也是七品以上,到後來街上的食物只有中國人買得起,其他人都買不起。 而紅軍進入藏區的軍隊達十萬之眾,當地群眾負擔之重不難想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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