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蒙往事揭秘：越是升官越是感到自己的官小

--------------------------------------------------------------------------------
發布時間:2007-11-20 19:49:57 【來源:四川在線】

我還必須承認，如果我再多干幾年，也許我也不想再回到寫作的案頭了。這正是我最怕最怕的。實話明說，部長是可以做出癮來的。 ----王蒙

王蒙自傳第二部《大塊文章》近日由花城出版社出版，作者在書中回顧了自己擔任文化部部長期間的感受，追溯了一些作品醞釀成文的經過以及與文壇友人的交往。

風風雨雨的一九八七年我收到過天才地（鄉土）才兼人才鬼才的同行賈平凹兄的一封信，這是他給我的不多的信里的一封，他誇獎我說:“你不僅得了道，簡直還得了‘通’……”

雖說是好話，回想起來或有美滋滋的一面，但他還是說早了，他沒有看到我茲前茲後尷尬狼狽的許多故事。我的面子永遠是快樂的光明的通達的與無限開闊的。里子就不好說，箇中甘苦，誰人與知?

越是升官越是感到自己的官小，這是第一個感想。當官方知己太小，掌權方知權有限。有一位兄長，剛升了官，一見到我就說“咱們人微言輕啊”，我當時聽着挺扎耳朵，轉眼自己就體會到了，他說的是實話。對於中央來說，你的事不是什麼太大的事，你的話分量相當有限。有一個“怪話”，就是說文學文藝云云只有在需要整頓的時候才可能提到重要的議事日程上。……《人民文學》雜誌，也是只有在一九八七年，由於劉心武擔任主編時發表了一篇名叫《伸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蕩蕩》的有問題的作品，劉被停職，《人民文學》雜誌云云居然上了各大報頭版頭條，通欄標題，甚至連副主編周明的名字也上了標題。這樣的盛舉肯定是此生難再了。而且，為了與廣播電台的各地人民廣播電台聯播節目同時發布，延遲了中央電視台的新聞聯播，到了全套節目播完後，宣布將有一條剛剛收到的消息……其規格登峰造極。

第二，你升官的結果是接觸到了更多更大的官，更高更管事更權威也更掌握資訊的機構部門。

第三，部門也罷，組織也罷，是一個客觀的存在，已經存在了三十多年，它的運轉，它的規則，它的人馬都已經形成了自己的章法格局。

琢磨自己官小並不是急於“做大”，而是明白了謙虛謹慎的必要，請示報告的必要，遵守規則紀律的必要，知道自己許多事做不成不能做的必要。

官有官的效率、方便和辦事服務系統。如果講公關，沒有什麼系統比官員系統更能運用一切公共關係，有辦事、旅行、信息、醫療、研究、協調……的便利！沒有這些便利與具有這些便利，是如何地不同！

官當然也有官的麻煩，許多會你必須參加。有時連續多少天會，我開始懷疑我的神經的堅持能力。許多事你必須表態和負責。許多話你必須說。你常常被妒被告被“參”乃至被誣，你會成為某些對立面的眼中釘。你必須把個人的自我的因素減少再減少，把螺絲釘、零件與部件的因素增加再增加。所有的個人因素，累了，不快，彆扭，興奮了或者沒有在意，對於旁人是完全自然的與無可指責的，對於官員卻是無用的藉口，是不可原諒的失誤……

我曾經企圖在任職期內做一兩件影響全局的事，有些雖然開了頭，但不算成功。一個是一九八八年開了全國的有主管文化工作的副省（市）長或副書記參加的文化工作會議。制定了藝術演出團體改革的文件，基本上明確了分類改革的方針，即分別哪些是國家重點扶植的，哪些是推向市場的。這也引起了很大爭論。有一次我在廣東，忽聽得說是報上登了，說是我們的藝術局長說了某些文藝團體只能“生死由之”（後該局長聲明並無此話），一句話，軒然大波。還有一個青年藝術劇院，設立了藝術總監一職，事後受到嚴厲批評，說是藝術總監的稱謂來自香港。這也使我不服，我說豈止藝術總監，國務院、總理、部長、書記、專員、董事長、經理等稱謂哪個不是來自外國，如果要求絕對民族化，我們應改稱宰相、尚書、府台、道台、掌柜的……

中央實驗話劇院選拔新的團長，採取了“招標”方式，至今頗受爭議，我還有待進一步認識。

另一件事，是我一直希望建立國家文藝評獎與榮譽稱號體系。我開了多次會，部里制定了一套方案，未克落實，擱置下來了。

有一位學富五車的教授，我說的是金克木先生，他在一次小會上講到（舊）中國的特色，他說那就是“官場無政治，文場無文學，情場無愛情，商場無平等競爭”。這話說得有點深不可測，我其後也沒有得到機會進一步請教。商場不必多講。文場就是如今所說的文壇，文場無文學，一針見血。變成了名利場、商場、官場、公關活動場、明槍暗箭發射場，還能有什麼文學?而情場變成販賣、炫耀、比試與發泄風流的雜技場，當然也就沒有了真情。

我的有限見聞體會到的倒是有“文場多政治，官場多文學”之虞。那些年的文人誰不是政治神經繃得比弓弦還緊？

一到文化部，我的新角色仍然是有魅力的。國內國外，更多的人在注意我。日本的報紙說，俄國的農業部長，法國的內政部長，美國的國防部長與中國的文化部長，都是最難當的。我有了秘書有了專車有各個有關部門有精明能幹的幹部們執行我所解釋和貫徹的上級的意圖。我對於天下大事的一己之見，有機會在大庭廣眾之下發揮解釋，只要不背離大槓槓，就可以起作用。我的某些話已經被傳達被討論，已經有人在重複我的話。有些我看不慣的現象，例如本部門與所屬司局所屬單位，開一些無新意無針對性的會議，完全可以由我來阻止或者推遲。我讀到許多文件，使我大開眼界，能夠更宏觀地理解與思考許多事情，例如鄧小平同志與希臘時任總理的帕潘德里歐先生（同時是一位著名經濟學家）的談話，就大大推進了我對於改革開放的熱情與認識。我衷心地相信，新中國正處於前所未有與來之不易的最好的發展時期，反正個人還想不起此前有過更好的時期。而我，至少在文化部範圍內感到了被信任被依靠的滋味。說話算話的感覺真好。你還從來沒有這樣地相信自身的確實存在。被周圍的人所期待的感覺真好。不斷地思考，計劃，商議，聽取，決定，實行，分析，講解，辯論，扯滿智力的風帆的感覺真好。受到優待受到禮讓與照顧的感覺也不錯。不論出席什麼演出晚會，都是先進貴賓室，後坐全場最佳座位。新皇冠車的音響真好。工資條的排號是0001也有令人一笑開顏的感覺。到處受到歡迎和（哪怕是）討好的感覺真好。

張賢亮愛說一句話，說我們這些人是“三中全會路線的既得利益受益者”，他說得確實粗鄙，但又絕對不是無稽之談。

同時，一九八六年上任以來，我無時無刻不在提醒自己，不要沉迷於權力、地位、官職、待遇。我甚至覺得一個作家寫着寫着小說當起部長來了，令人慚愧，無顏見筆墨同行。

我還必須承認，如果我再多干幾年，也許我也不想再回到寫作的案頭了。這正是我最怕最怕的。實話明說，部長是可以做出癮來的。

這樣的想法令我感到恐怖。我會變成另一個王蒙嗎?有一位與我相熟的漢學家，我說的是德國的顧彬，他早在我任職以前就問過我:“聽說你要出任什麼什麼，你覺得你是政治家嗎?”我知道他說的“政治家”是英語中的politician，一般譯作“政客”的，而在中文裡，政客絕對不是一個好名詞。我當時甚至覺得尷尬。我第一次作陪同團長在機場迎接一位外國元首的時候，碰到一位知識界的熟人，我感到不安，面色不好，舉止僵硬。所有的看到了電視新聞的有關報道的親友都說我的樣子別彆扭扭。

我一邊當着部長一邊不忘寫作。一邊當着部長一邊設想着下來的那一天。我甚至在與外國官員會見時，聽到人家介紹我“文化部長，並且是一位作家”的時候，用蹩腳的英語補充說:“I'd like to correct the saying: I am a writer，mean while I am a minister.”（更正確地說，我是一個作家，同時是一個部長。）我還說過， “I was a writer，I am a writer and will be a writer only.”（我過去、現在和將來，都只想當一個作家。）這樣想起，我又不能不感到愧對我們的共產黨，愧對那些信賴我任命我的領導人，更愧對文化部的同仁們與文學界的同行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