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雷夫斯事件與華南虎事件：政治改革應抓住公共事件的契機

最近一個多月來，以全國所有層次和所有類型的媒體為中介，全國公眾捲入了華南虎照片的真假之爭。其中網絡媒體和網民的作用尤為突出。目前打虎派占盡輿論上風，而挺虎派則利用手中的地方權力負隅頑抗。機構輿論認為此次事件考驗着政府的誠信和效率，而許多網民認為，由於有關部門的拙劣表現，政府的威信已經受到嚴重損害，他們替政府着急，希望此事能儘快得到處理以挽回影響。我認為，如果公眾和政府能積極應對此次事件，壞事可以變成好事。事件暴露了政府與民眾之間、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之間、媒體與民眾與政府之間、知識分子與民眾與政府之間，以及地方政府各層次各部門之間關係上的許多問題。通過對事件的正確應對，解決華南虎照片之爭是小成果，乘此機會針對所暴露的問題進行制度和組織上的結構性改革才是我們應該期待的大成果。

小事件引出重大後果的例子在歷史上並不罕見，法國的德雷夫斯事件（Dreyfus Affair) 就是其中的一例。1894，猶太裔法軍上尉德雷夫斯被控向德國透露軍事機密。在軍事法庭的秘密審判中，法國軍方已經發覺證據不足，但是為了防止中途撤訴引發醜聞，他們還是以叛國罪判處德雷夫斯終身監禁。幾年後，皮括（Picquart)中校被任命為法軍情報部主任。他發現當時向德國出賣情報的另有其人，而德雷夫斯是無辜的。皮括雖然是個反猶分子，為人倒也正直，他要求重新審理此案。但是軍方想掩蓋過失，就把皮括調離了情報部的重要崗位。如果沒有作家左拉的振臂一呼，案件也許就到此為止了。左拉得知此案的黑幕後，在1898年1月13日的《黎明報〉上發表了題為“我控訴”的文章，指責軍方冤枉好人。當然他只是“爆料”而已，手上並沒有證據，結果被控誹謗罪，一審判決有罪，二審判決還沒下來，左拉逃到了英國避難。其實在文章發表之前，他知道自己會因此被起訴，但決心以此換來國人對此案的關注。他的目的達到了。由於左拉的聲望，法國公眾對此案表現出了巨大熱情，並產生了“德蜜”(Dreyfusards)和“德黑”(Anti-Dreyfusards)兩個對立的陣營。溫和派、激進派和社會主義者聯合起來形成了支持德雷夫斯的德蜜陣營，而軍方和天主教高層代表了德黑陣營。然而軍隊中並不是鐵板一塊，另一個正直的軍官發現有人在德雷夫斯案件的卷宗中加入了偽造的文件。偽造文件的中校在調查中自殺了，軍方不得不重審此案。但是他們不甘心完敗，依舊判決德雷夫斯有罪，刑罰則減為10年。德蜜們沒有放棄努力，終於在1906年，德雷夫斯被指控的12 年之後，爭取到了無罪判決。

德雷夫斯案件本來不是一件國家大事，但隨着公眾和政治力量的投入逐漸升級，以及對立陣營的形成，此案最終成為法國政治史上的里程碑。2006年法國政府和議會分別舉行儀式紀念德雷夫斯重獲清白100周年。案件所產生的重大後果包括：德蜜陣營的最終勝利鞏固了法蘭西第三共和國，並推動了政教分離的實現；學術文化界自覺地擔負起捍衛崇高原則的責任，並首次贏得了知識分子（intellectuals)的美名（一般認為知識分子一詞起源於此案）；猶太人正式開展復國運動並成立了相關組織；德蜜和德黑陣營的對立保留了下來，演變為溫和自由派和右翼的對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右翼建立了維希傀儡政府，並把德雷夫斯的孫女送進納粹集中營，導致其死亡。）

華南虎事件牽涉的層面可能不像德雷夫斯案件那麼廣，但是我們同樣看到了公眾和政治力量投入的逐漸升級和對立陣營的形成，而且我相信正義的力量在華南虎事件中同樣將取得最終勝利。但是我們也應該期待，華南虎事件也能像德雷夫斯事件一樣產生深遠的、積極的影響。此次事件不應依賴最高決策層的具體批示而了結，不應在制度層面上不留下任何改進的痕跡就告終。令人欣慰的是，媒體這次在傳達民意方面是相當有效的，這是一個進步。然而民意的表達如果不能轉化為權力之間的平衡和制約，如果權力不代表民意、民意不產生權力，則什麼問題也解決不了。

政治與其說是一項工程，不如說是一種藝術。工程一般事先設計好了之後按部就班地完成，藝術則需要靈感需要契機。高明的政治家必然是懂得利用時機的人，所謂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不知政府和公眾中是否有人能抓住華南虎事件的機會推進我國的政治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