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四人幫”垮台後政研室繼續受壓

1 出乎意料的處境

“四人幫”垮台以後，在政研室外部，形勢仍然很不好。總的說是“四人幫”在台上時受壓，“四人幫”垮台後照樣受壓；內部出氣了，外部還是受氣。

毛主席去世後進行遺體告別。一般機關負責人都安排到那裡守靈，研究室沒有份。少數負責人分批到大會堂向毛主席遺體告別，我們去了，喬木就不准去。在這種情況下，胡喬木就找我商量，說，我在主席身邊工作幾十年，不管怎麼樣，我希望有個機會給主席告個別，可是一直不准，怎麼辦？這事我們也報告了，批下來不准他參加。我說，你寫封信吧。胡喬木就給汪東興和江青寫了一封信。這封信後來就成了一個把柄。

開追悼大會，正式通知每個機關可以推舉兩個負責人上天安門搭的那個大台子，政研室推了胡喬木和我。報上去以後，紀登奎來電話，說你們兩個不上好吧，為了大局，你們不要上台了。我們也就忍了。結果，研究室去參加追悼大會時限定名額，胡喬木還是不讓參加。我參加了，在廣場上站着。有的年青同志看到我們站在廣場裡頭，非常不平。我那時已經61歲了。

1977年1月24日，李鑫找胡喬木談話，說你秉承鄧小平的意思，篡改毛主席的著作，不宜繼續參加毛著編輯工作，調回中辦。我今天只是口頭通知，將來有正式通知發給你。

2 宣布解散但沒有散夥

1977年3月4日，國務院辦公廳開會，宣布政治研究室解散。什麼原因呢？就是喬木寫的那封信。說主席去世後，喬木曾給江青寫過一封信，、經過汪東興轉的，是"效忠信"，表示效忠"四人幫"。喬木為什麼寫這封信，前面已經講了，主席去世後的追悼大會，每個單位的負責人都可以上主席台，但研究室的人卻不能上，紀登奎還打電話要研究室照顧大局；胡喬木在主席身邊工作了幾十年，主席去世後卻不允許他與主席的遺體告別，更不允許他去守靈，而各單位都是輪流派人守靈的。至於信的內容是不是效忠信，後來我和于光遠問過他是怎麼回事。喬木說，他要求參加向主席遺體告別，就寫了一封信給汪東興並江青，其中有一句話：對於江青在政治局對我的教導和批判，終生難忘。此事原委是這樣的：在轉劉冰的信之後，政治局開了幾次會，喬木都參加了。批判胡喬木時，江青講，你胡喬木這個人對毛主席是忘恩負義。喬木信中那句感謝的話就是指此事說的。胡喬木那封信的意思就是想到主席跟前和主席告個別，有那兩句話確實不好，但也不能說成是效忠信。

參加宣布要解散政研室的那次會的有中央組織部的一位副部長和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吳慶彤，政研室的負責人參加那次會的有于光遠、胡繩和我。會上宣布到陰曆年的年底，政研室的人從哪個機關調來的，回到哪個機關報到。在這種情況下，我說，政研室現在還有一些事要做，我們要把運動搞完，還要做一個總結，還有，同批評我們有關的兩個地方，一個大慶，一個大寨，我們沒有去過，要參觀一下，看看我們的宣傳哪些對，哪些不對。吳慶彤聽了，說了一個很好的意見。他說：對啊，這些同志應該到大慶、大寨看一看。還有，計委寫了駁“四人幫”批《工業二十條》的文章，中國科學院寫了駁“四人幫”批《匯報提綱》的文章，人家也批了你們的《論總綱》，你們是不是也要寫一篇反駁的文章啊。我說：對啊！這樣，宣布了解散而實際沒有散夥。

在這次會上，胡繩突然冒出一句話，你們搞運動，搞得不對頭，你們不批胡喬木，只批農偉雄，這個方向不對頭。胡喬木政治動搖，你們不批。農偉雄算個啥，無非是小嘍羅而已。我與胡繩是好朋友，在這事上我同他發生了尖銳的爭論。會上下來以後，他說：老鄧，你怎麼那麼尖銳呢？我說：我知道你那些話是代表誰來說的。你回去以後，把我的意見告訴李鑫，我就是這些意見，我當他的面也是這些意見。胡繩還講，胡喬木在粉碎“四人幫”以後，態度曖昧，“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政治動搖。我說，誰都知道嘛，胡喬木受“四人幫”的壓力，毛主席的壓力，受研究室內部“四人幫”代表的壓力，也受到我們的壓力啊。他說，我們誰給他施加過壓力？我說，我就給他施加過壓力，批判過他。我說，還有批判更厲害的。他說是誰啊？我說，就是李鑫嘛！李鑫說胡喬木不是個玩藝兒，我總算看透你了。胡喬木確有錯誤，可以通過批評與自我批評解決，這怎麼能同“四人幫”的小幫派聯在一起呢？這種意見不公正。

3 替胡喬木說話

因為主席去世後胡喬木受到那樣的待遇，加上“四人幫”把胡喬木揭批鄧小平的那個材料印發了，看到胡喬木那個材料的高級幹部，對胡非常不滿意。我就替他說話。

首先到陳雲同志那裡，說他那個材料，事實沒有捏造，但上綱有過頭的地方，出現這種過頭的話不妥當，但也確有當時來自內部、外部以及上面的壓力。建議陳雲同志替他說說話，辦法呢，陳雲同志最好同胡喬木同志見個面，該批評的批評，該鼓勵的鼓勵。陳雲同志接受了，是第二天還是第三天就同胡喬木談了一次。

王老給我講，唉呀，你的那個喬木啊，葉帥也不滿意啊，說，老幹部，在主席身邊那麼多年，揭發鄧小平，不能原諒。我又把情況給王老說了，王又把情況給葉帥說了，取得了他們兩個人的諒解。

余秋里見了我說，你鄧力群是個漢子，每個觀點，每句話都完全負責啊，胡喬木就不是這樣子。我也給他解釋。後來先念、陳錫聯也找我們說，你們頂住了，胡喬木就頂不住啊。我又給先念同志、陳錫聯同志解釋。我也同先念同志談了政研室的處境，我們還要做總結、寫文章，要到大慶、大寨去看一看，政研室還不能解散，先念同志也同意，支持我們。

羅瑞卿同志出來工作，有一次參加一個活動，專門把我叫過去，說你們的胡喬木怎麼這樣干。我又給他解釋。他說，既然這樣，你應該出來說話。我的確是到處給他說話。

耀邦那裡，我沒有去，是朱佳木去的。他和耀邦同志很熟，平時到耀邦那裡去，耀邦講，老鄧這個人打太極拳打得很好。原來耀邦對喬木意見很大，經解釋也表示理解了。這一段，凡是誰提到他，我都替他說話。這些事情喬木生前我沒有同他說過。

這中間，因為外面對喬木多有微詞，喬木的夫人谷羽專門找我談了一次。谷羽說，你看，對喬木太不公正了吧！“批鄧”時受壓，“四人幫”粉碎了還受壓。她給我講了喬木批鄧時寫那篇揭發材料的情況。她說，胡喬木寫那篇東西，寫了一兩個月，也不給他們看，送出去也不告訴他們。到後來發下來了，他們才知道。家裡人都埋怨他，你怎麼這樣呀。胡喬木講了原因，要對得起主席，想報答主席。“文化大革命”初期，主席聽說胡喬木在郵電學院挨批鬥了，就給身邊的人講，胡喬木怎麼挨批鬥了。去看看。那時天安門的紅衛兵人擠人，主席非去不可。一個路線走不通，又繞一個路線。到了他家住的地方，南長街123號，敲了他家的門，沒有敲得開。周總理知道了這件事，還聽說主席講我不去心裡不安，周總理就打招呼，以後誰也不能批鬥胡喬木。從此以後，胡喬木就被保護起來了。

我們也找胡喬木談，我們替你說話，特別是要到小平那裡去說話，你得交給我們一個底呀。他說，我就是想挽回在毛主席那裡的信任。他看到主席下決心批鄧小平了，就寫了那份3月2目的材料。

粉碎“四人幫”後，政研室還是受壓，處境不好。1976年11月，我到王老那裡說，我們室的處境還是不好，准也不理我們，受到冷落。他說，我去一下，我還是一個副總理呀，研究室是國務院管的，副總理來聯繫一下研究室。11月13日，王震同志專門到研究室來了一趟，召開了20多人的會。王老表示了一下，說，你們還是同"四人幫"作了鬥爭的；對胡喬木呢，說我們是朋友，我們的友誼很好啊，還說了他們兩個個人之間的交情。王老這次來，對我們是很大的支持。研究室同志講，總算還有人知道我們。朱佳木把王老談話的意思整理成文廣為散布。

現在來看，解散研究室是對着胡喬木，也是對着鄧小平來的。用過去的語言說，這是剪去鄧的羽翼，使鄧即使出來工作，也沒有人幫助他。

4 為鄧小平保存理論隊伍

後來，政研室一分為二，李鑫領着吳冷西、胡繩、熊復去了華國鋒那裡。當時還想把其他一些人帶過去，例如，曾多次讓丁樹奇過去，但丁樹奇說，我不願和他們在一起，沒有去；還曾讓滕文生、蘇沛、鄭惠過去，這些同志也都沒過去。本來《紅旗》幹校解散後，胡繩要搞近代史研究，從幹校要了兩個人，即蘇沛和滕文生。到此時，他們兩個人都沒過去。後來又把鄭必堅、龔育之調到了華國鋒那裡。沒有到華國鋒那邊去的人，面臨政研室解散、人員分散的問題。喬木幾次講：小平同志多次提出要重新組織理論隊伍，好不容易把研究室搞起來了，現在又一分為二了，剩下的人等於是一個個細胞啊，如把這些都搞掉了，以後就難辦了。保留一個細胞以後就可不斷分裂，理論隊伍也就可以重新組織，不斷擴大。我同意喬木的這個意見。

12月先傳來消息，接着徵求我的意見，要我去《紅旗》當副總編。有一次在京西賓館開會，李鑫正式勸我，你就去吧。我一直不願意去，主要原因就是想保存研究室留下的這點力量，等到有一天小平同志重新出來工作，可以繼續幫他做點事情。同時，那時我們正在寫"四人幫"怎樣砍掉"百花齊放"的文章。這篇文章經胡喬木修改定稿，本來《解放軍報》登，後來不知誰出了個主意，送《紅旗》登。送到王殊那裡，他不知天高地厚，把文章裡頭引的主席的不少話，如"雙百"方針是我們長期的方針等等，大砍大刪。對他這個做法實在不佩服。我想，給這樣的人當助手，就不如和胡喬木合作了。這樣我就拒絕了去王殊那裡。

六 反對“兩個凡是”

1 向王震反映"兩個凡是"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留下的喬木、于光遠和我，我們總想把鄧小平抬起來重新工作。這期間發生了幾件重要的事情。

一件事是關於“兩個凡是”的問題。1977年2月7日《人民日報》的社論，當天我沒有注意看。第二天，政研室的黨支部書記、一個年輕人朱佳木來找我。他說，老鄧，你看了昨天那篇社論了嗎？我說，我沒看，有什麼事嗎？他說，這個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可值得注意啊。我看了之後，同意他的看法。很快我就找了王震，把這個意思說了。王老說他沒注意。我對他說，這"兩個凡是"裡面的問題大了，依照"兩個凡是"，鄧小平就不能出來工作，也不應出來工作。在到王老那裡去談話前，我還把《聯共黨史》結束語中那段學習馬列主義不能只學詞句、要學精神的話整理出來。我跟王老說，"兩個凡是"是違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我建議他看看上述結束語的那段話。沒過幾天，王震同志就在國防工辦的一個會議上，公開地說，有一個社論，講"兩個凡是"，據說是一個理論家主持和定稿的，然後王老就批了一通，還點名批了李鑫。接着王老找鄧小平反映。後來，鄧小平說：首先提出反對"兩個凡是"的是鄧力群。這是經過王老反映上去的。

2 鄧小平的三個動作

鄧小平聽了王老的反映，採取了三個動作：一是給中央寫了封信，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說“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的事業，把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事業，勝利地推向前進"。二是在李鑫和汪東興去看他時，他直接與他們說，"兩個凡是"不行。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平反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一九七六年廣大群眾在天安門廣場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三是讓王老和我去看他，講了一篇"兩個凡是"不是馬克思主義的話。前面兩個當時沒有傳出去。後面與王老和我的談話，我回來整理出來，給了王老一份。我只在研究室內部傳，沒往外傳。王老收到我的整理稿就廣為散發，起了很大作用。實際上為"真理標準"的討論墊了個底。這次談話的部分重要內容後來分為兩篇收進了《鄧小平文選》第2卷。

在此期間，華國鋒接管了黨校。他親自兼任校長，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第二副校長是胡耀邦。汪東興向胡耀邦說了我一通好話，並說讓我到黨校去當教育長。耀邦為此找我談了一次，他還說這不是他提的，是汪提的。我就直截了當地說：我不願去黨校，對汪東興我有自己的看法，我不願在他手下工作。這樣，總算把研究室剩下的力量保存下來了。這些態度和活動，其中心就是相信鄧還會出來，等他出來後，有我們這麼個單位能幫他工作。

七 鄧小平復出

再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1977年3月華國鋒召開的工作會議。會前，陳雲、王震和胡耀邦商量，要共同發難，提出要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在分組會上，陳雲和王震都講了。在他們講之前，陳雲讓他的秘書找我去看稿子，徵求意見。我看後表示完全同意，文字上沒提修改意見。王老在講話的頭天晚上，也找我去看他的發言稿，並讓我幫他修改。他的中心意思很清楚，但文字還有重複和不太順的地方，我在保留他原意的前提下，對他的發言稿用心作了修改。兩個人的發言，反應強烈，很受歡迎。陳雲所在的那個組，組長是趙紫陽，採取了一個很滑頭的作法，說你的意見很好，我們如實上報，也不徵求別人的意見，就報上去了。王老所在的那個組，有個電子工業部的王錚，當時表示完全贊成。華國鋒也不簡單，聽到反映後，立即召開分組長聯席會議，說：我們這個會要按原來的計划進行，認真討論，對於那些敏感問題(舉了例)，希望不要涉及。這個招呼一打，胡耀邦就不講了。後來他與別人解釋：我還要保留自己的發言權。這時還出現一個問題：即陳、王的發言是否發簡報。汪東興主持的辦公廳的工作人員跟他們二位說，只能發摘要，不能發全文。實際上這是華、汪的意思。陳雲當時說，要發就發全文，摘要不發，我就收回了。王老也是這個態度。結果其他組都不知道陳、王的發言。

八 鄧小平五月二十四日談話

1 鄧小平對胡喬木的揭發不介意

鄧小平約王震和我去見他，我們有一個重要意圖是要保胡喬木。其目的是為了在鄧小平同志出來重新工作後，有個筆桿子。

王老告訴我們，小平同志願意見我們政研室的人。我們就建議喬木寫封信，做自我批評。1977年5月24目上午，王老同我一起去見小平同志，帶上了喬木的信。

一見面，我就向小平同志說，喬木同志委託我帶來一封信，作自我批評，向你認錯。鄧小平同志說：不看了，信你帶回去。我就講，喬木在事實的揭發上沒有什麼了不起的事，問題在於上綱厲害了一點，這個不好。小平同志說：

這沒有什麼，對這事我沒有介意。要喬木同志放下包袱。不要為此有什麼負擔。他3月2日寫的那個材料我看了。沒有什麼嘛。其中只有一句話不符合事實，他說那次我發了脾氣，實際上那次我並沒有發脾氣。說到批我麼，不批也不行嘛。當時主席講話了，四號文件發下來了，大家都批，你不批不是同主席唱對台戲。至於揭發我說過的話那就更沒有什麼問題。我過去這樣講，我現在仍舊那樣講。比如台階論。最近我就對華主席講，還是要講台階論。青年要積累經驗。這是培養青年的好辦法。不用這個辦法反而把好好的青年人害了。

小平同志要我們轉告喬木同志，不必寫信或寫自我批評了。

2 鄧小平說：胡喬木是黨內第一枝筆

談到對喬木同志的估計。我向鄧說：對喬木這段錯誤的看法上，我們這些留在政研室的人與李鑫他們的看法不同，他們認為喬木在“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政治上動搖，因此在粉碎“四人幫”後重點不應是整造反派，重點應是批胡喬木的政治動搖。在這點上可看出鄧的高明，他說：

喬木不是政治上動搖，是軟弱。他說：喬木是我們黨內的第一枝筆桿。過去黨中央的很多文件都是他起草的。毛主席儘管對他有批評。可是一向重視他。有幾個人聯合起來反對他，一個是陳伯達，一個是陸定一，結果主席沒有辦法，只好不用。

談到整理《毛選》五卷，鄧小平同志說：

《論十大關係》這篇是誰整理好的？這事我可以作證，是喬木同志主持，整理了好幾稿才搞成。在這以前搞了好幾遍都不行。這次文字上下的功夫很不少。整理後的文字，理論、邏輯很嚴密，成了一篇理論文章，哲學文章。《論十大關係》是《毛選》五卷新發表的文章中最重要的文章。《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已早發表了。這篇是新發表的。總而言之，喬木這個人還是要用。至於怎麼用，做什麼工作，要找同志商量、交換意見。他這個人缺點也有。軟弱一點，還有點固執，是屬於書生氣十足的缺點，同那些看風轉舵的不同。批我厲害得多的人有的是。有的甚至說我五毒俱全。

小平同志還告訴我們：

我對方毅、李昌講，要給黃昆捎個口信。說是我給他惹了一個禍。讓他受到壓力。他批我，不批怎麼行。這些違心的話是完全可以諒解的嘛。捎信給他，解除包袱。張孝騫寫批我的文章，我也請他放下包袱。小平同志對我說：

請你告訴喬木同志，要解除包袱。不要再把這事放在心上。

保胡喬木實際上幫了鄧小平。如果那時把喬木一棍子打死，那麼以後十年(1976-1985年)鄧小平主要著作的文字就不會是那樣的面貌，《鄧選》的面目可能完全兩樣了。意思可能還有，但文字、道理可能就很不同了。現在收進《鄧選》的那些著作，主要都是喬木主持下幫助整理的。在這方面，沒有比喬木更強的人。

3 鄧小平批評"兩個凡是"

小平同志同我們談了他對汪東興、李鑫談批評“兩個凡是”的情況。他說：

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曾經來看過我。我對他們講，“兩個凡是”不行。"兩個凡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按照"兩個凡是"就說不通為我翻案的問題，也說不通肯定廣大群眾在天安門的活動合乎情理的問題。(他用手比劃着說)主席在這個問題上講的移到另外的問題上，在這個地點講的移到另外的地點，在這個時間講的移到另外的時間，在這個條件下講的移到另外的條件下，這樣做，不行嘛！主席自己就說過他有些話講錯了。主席就講過，一個人只要做工作，沒有不犯錯誤的。馬恩列斯都犯過錯誤。如果不犯錯誤，為什麼他們的手稿改得亂七八糟呢？改得亂七八糟就是因為原來有些觀點不完全正確，不那麼完備、準確，所以要改嘛。改，這就證明以前犯過錯誤。主席講自己也犯過錯誤。一個人講的每句話都對，一個人絕對正確，沒這回事情。

說到毛主席對鄧小平有三七開的評價時，鄧小平同志說：

毛主席說，能夠有三七開就很好了。很不錯了；毛主席說，我死了，如果後人能夠給我以三七開的估計，我就很高興，很滿意了。這個問題是個重要的理論問題，是個是否堅持唯物主義的問題。徹底的唯物主義者就應該像主席這麼說。馬恩自己沒有說過“凡是”。列斯也沒有說過"凡是"。主席自己也沒有說過"凡是"。我對東興同志和李鑫同志說。我提出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毛澤東思想是個思想體系，我們要高舉旗幟，就是要學習和運用這個思想體系。我曾同林彪作過鬥爭，批評他把毛澤東思想庸俗化，沒有把毛澤東思想當作體系看待。

鄧小平同志又跟我們說到他的工作問題。他我出來工作的事定了，反正要繼續當大官。至於分工做什麼，軍隊是要管的。要我繼續管外事，不那麼想干，太累，當然重要的外事活動還可以參加，不想大部分時間卷進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