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編輯《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和《陳雲文稿》

在中國企業管理協會開辦幹部研究班的過程中，我提議以中國社科院院部名義，組織林子力、劉國光等同志把《資本論》第二卷搞一個1O萬字的壓縮本，書名為《馬克思主義再生產理論》。編出後由我主持討論、定稿，由人民出版社和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聯合出版。我還主持選編了一本《陳雲文稿》，梅行、有林等同志參加。文稿內容包括陳雲從1956年9月至1962年關於社會主義建設的部分重要文稿。在文稿中，有一些是沒有整理過的講話記錄，我們作了文字上的加工。我們把這兩本書作為企業管理協會研究班的教材，並經過國家經委，在全國企業管理幹部中推廣學習。應該說，這兩本書起了很好的作用。特別是《陳雲文稿》，當時的影響很大，許多搞企業管理的幹部學習之後，都感覺受益匪淺。

我們選編的這本《陳雲文稿》，到中央書記處研究室成立後才最後定稿，經中共中央書記處批准，以《陳雲同志文稿選編(一九五六年一一九六二年)》為書名，1980年1O月由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在黨內發行。

這兩本書的編輯、出版，都是同當時中央提出的以調整為中心的新八字方針相配合的。在兩本書的編輯過程中，特別是出版後，我都讓研究室的同志組織文章進行宣傳。

我們編陳雲同志的文稿，前後搞過四次，梅行同志都參加了。第一次是1962年。當時，劉少奇同志提議編陳雲同志文稿。陳雲同志自己不贊成。少奇同志說，先編出來，讓中央領導同志看看。我們當時編了三萬多字的稿子，沒有公開發行，中央內部發得也很少。第二次是編陳雲同志1949年到1956年的文章、講話。這次是第三次，是編1949年到1962年的文章、講話。這次編的過程中，我把幫他整理的兩三萬字的內容也編進去了。但是到後來公開發表時，所有選編的文章，都是陳雲同志自己寫的文章(包括根據錄音整理的講話)，別人按照他的意見整理的文章，包括喬木同志幫他整理的文章，都被陳雲同志刪掉了。定稿後交中央文獻研究室公開出版。後來，中央書記處研究室又受中共中央委託，梅行同志主持，編了《陳雲文選》三卷，先後於1984年11月、1984年7月、1986年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九 離開社科院

1980年以後，無論是胡喬木還是我，在中央的事越來越多，對社科院的事已經無暇顧及了。於是，我們兩人一起商量，讓于光遠當院長。我們的意見是一致的。胡喬木對我說，你到社科院和同志們談談，聽聽大家的意見。我就到社科院召開了一個座談會，主要召集了院部的一些領導幹部，約有十來人。那時馬洪是副院長，梅益是黨委書記，行政職務是秘書長。社科院的實際工作主要是梅益做。當時我們有個想法，即社科院的制度仿照蘇聯，院長、副院長不管事，實際工作和經常工作由秘書長負責。我們準備實行這個辦法。座談會上我和大家說，胡喬木和鄧力群已經擔負不了社科院的工作了，院長的工作，我們兩人建議由于光遠來擔任。胡喬木讓我把我們兩人的意見向大家說一下，同時也聽聽大家的意見。我說了以後，半天沒人吭聲，既沒人說反對，也沒人說贊成，就是不吭聲。後來有人說，休息一會兒吧，這樣就休會了。重新開會時，就有人提出(不知是他們在休會時商量過，還是發言的人自己提出的)，這是一件關繫到全院的大事，是不是聽聽學者和老專家的意見，聽聽他們的想法。這個意見得到了與會者的一致同意，我也只好表示同意，說那就聽聽學者、專家的意見吧。徵求了一些學者和專家的意見，結果被徵求意見的人大部分都不贊成于光遠當院長。

後來，這件事被傳成什麼樣了呢？一種流行的說法是，鄧力群利用會議休息上廁所的時間，搞了一次陰謀。鄧力群當面對于光遠說好話，背後搞鬼。而實際情況是上面所講的。

胡喬木的院長、我的副院長一直當到1982年5月。馬洪從那時起任社科院第二任院長。後來，趙紫陽要馬洪到國務院當副秘書長。趙紫陽也確實需要馬洪的幫助。對此，社科院一些專家、學者反映，我們的院長到國務院只當個副秘書長，這不等於把社科院降格了麼，大家不太高興。拖了一段時間，因為國務院副秘書長的事務性工作太多，馬洪到社科院的時間越來越少。這樣一來，不但學者不贊成，連院部的人也不滿意。儘管是秘書長當家，但畢竟有些事還是要由秘書長向院長請示報告，由院長做出決定。社科院同志反映，社科院的人總是見不到馬洪，很耽誤事。再加上很多工作馬洪自己做了決定，就去實施，使得一部分同志不太高興。

注釋：

①朱佳木、朱元石當時分別是胡喬木、鄧力群的秘書。

②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1頁。

③鄧力群：《甄別平反一切冤假錯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10頁。

④鄧力群：《嚴分敵我，加強團結，發展科研事業》。《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55頁。

⑤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6頁。

⑥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7頁。

⑦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39頁至第340頁。

⑨鄧力群：《做黨中央和國務院忠實的得力的助手》。《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341頁。
在中央辦公廳

一 擔任中辦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

1979年，在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上都是非常重要的一年。1978年11月至12月召開的中央工作會議和十一屆三中全會，重新確立了馬克思主義的政治路線、思想路線和組織路線，實現了我們黨和共和國的歷史性的偉大轉折。

十一屆三中全會閉幕後，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通過了一系列人事更動。三中全會後，中央還改組了文件起草班子，黨中央的文件起草從此以後轉到胡喬木手裡。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改變。姚依林任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後，成立了中央辦公廳研究室。我任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辦研究室主任。從1979年開始，我雖然還兼管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工作，但大部分精力已經轉到中央及中央有關部門的工作上來了。我的工作主要是在中央辦公廳和中辦研究室，社科院的工作管得越來越少，協助中央及有關部門做的工作的分量越來越重。1977年6月開始擔任的國務院財貿小組副組長的工作逐漸結束了。

中辦研究室成立後，把國務院財貿小組理論組的有林、盧之超、衛建林、林子力等同志(除李智盛外)先後調了過來，又把原來辦公廳秘書局搞材料的人轉過來，開始時一共有十來個人。

二 關於理論工作務虛會

1 參與籌備

1979年元旦後，我辦了兩件事。一件是處理了幾個緊急的重要文電，另一件事，就是參與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籌備工作。

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1978年9月下旬第一個提出的。1978年7月，李先念主持召開了國務院務虛會。會議採取一邊工作一邊開會的形式，會期持續了兩個月。9月下旬，他在中央常委會匯報後，引起中央常委的極大興趣。當時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爭論得很激烈。葉帥在常委會上提議，何不把搞理論和思想工作的人集中起來，也仿照國務院務虛會的辦法，開個理論工作務虛會呢？讓大家把不同意見擺出來，在充分民主討論的基礎上，統一認識。中央常委同志都贊成這樣辦。1978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會議閉幕會上，華國鋒正式傳達了中央政治局關於召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決定。

胡耀邦、胡喬木，主要是他們兩個人，也包括我，都贊成葉帥的這個意見。於是，從1979年元旦後開始會議的籌備工作。如擬定參加會議人員名單，確定會議方針，準備會議開幕時胡耀邦的一篇講話，胡喬木也要講話，等等。

會議開始後，我只是參加了第一天的會，是作為會議的“特邀出席者”、多年從事和關心思想理論工作的老同志之一出席的。此後，就沒有再到會上去，因為那時我在社科院和中央辦公廳及中辦研究室的工作很忙。

我沒參加會，但對這個會議還是關心的，每天看會議簡報，了解會議情況。

2 澄清一個歷史事實

在看簡報的過程中，同我有關的有一件事，在這裡說一說。

一天，我看到有一期簡報，內容是批康生在《紅旗》上發表的一篇文章。那篇署名康生的文章，是1959年廬山會議後批"同路人"的。由於我知道文章的來龍去脈，於是就給胡耀邦寫了一封信。這封信是2月13日寫的，2月14日，會議秘書組把我的信發了簡報。我的信是這樣寫的：

從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中，從社科院的《未定稿》中，都看到有同志在批判康生關於同路人的文章。我覺得有必要把真實情況說一下。這篇文章，是國慶十周年的紀念文章，全稱據我的回憶，是《要做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不要做黨的同路人》，署名康生。該文是我提議寫、我出的題目、我出的主意。我同許立群同志商量多次，由他執筆，兩人共同討論修改，最後由我定稿。文章寫作前和寫作過程中，我幾次找康生，請他為紀念國慶十周年寫篇文章，並且寫這樣的內容。他起初表示，沒有什麼要寫的，不願意寫，後來同意寫這樣的文章，但是不願意署他的名字。文章定稿以後，我又找他，請他看看，並建議用他的名字發表。最後，他勉強同意了。關於文章本身，他沒有提任何修改意見，沒有加一個字，也沒有改一個字。最近，我重新讀了這篇文章，覺得確有錯誤，可以批評，也應當批評。康生問題很多，必須充分揭發。但是，不是他做的事，他不能負責，不能因為他出了問題，就都掛在他的賬上。對康生是這樣，對其他犯錯誤的人，也應當遵守這樣的實事求是的原則。這件事情的真相，很多同志不了解。我希望，我的這封信，能夠在理論務虛會的簡報上登一下。請酌定。

後來，胡喬木和我說，他和胡耀邦看了這封信後認為，對於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情況來講，我的這封信是空谷足音，實在難得。後來，王若水、嚴家其說，鄧力群在理論工作務虛會期間，寫信制止批評康生，會後不讓批評康生。根本不是那麼回事。我的這封信充分說明了當時我的態度。

三 鄧小平《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的前因後果

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得很長，前後分為兩段。

第一段，1月18日正式開會，中間有1979年春節(1月28日)，休息了幾天，2月1日繼續開，一直開到2月16日休會。會議由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國社會科學院聯合召開。

第二段，3月28日復會。會議由黨中央召開，會議名稱加上了"全國"，稱為"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3月30日，鄧小平代表黨中央發表長篇重要講話，就是著名的《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講話後又分組討論了3天，4月3日結束。

從打破思想戰線的僵化狀態、解放思想這一點來講，會議起了很好的作用。但是，會開的時間愈長，發言的人愈多，離譜的東西也就愈來愈多。最突出的足王若水，他否定毛澤東思想和毛澤東本人，從毛澤東的個人品質上要連根拔掉毛澤東和毛澤東思想。

大約在春節前有一天，胡喬木對我說，這個會越開越不像樣，這個也否定，那個也否定，歸納起來是五個否定，即否定社會主義、無產階級專政、黨的領導、馬列主義和毛澤東。他為此感到很不安。後來，他又對我講，當時鄧小平的工作還比較閒，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每期都看。鄧小平和胡喬木談活時說，看理論工作務虛會的簡報，越看越看不下去。我相信胡喬木講的這個話。這五個否定一來，中國共產黨和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沒自存在的理由了。鄧小平是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奮鬥了一生的人，在這個問題上，你說他不敏感、感覺不到或完全同意，我相信是根本不可能的。因此，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和胡喬木的想法是一致的。胡喬木講自己的看法，鄧小乎也講自己的看法。當時，除了鄧小平對理論工作務虛會敏感，胡耀邦也覺得風頭不對，因為這個會主要是他和胡喬木兩人在主持。

與此同時，社會上也出現了攻擊和否定四項基本原則的錯誤思潮。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大約是1978年10月下旬開始形成的北京街頭的"西單牆"，被他們用來當作宣傳和活動的主要場所之一。"西單牆"剛出現時，也有不少反對"四人幫"、贊成為天安門事件平反和贊成鄧小平重新出來工作的大字報。到1979年初，"西單牆"就明顯變化了，自由化的東西日益占上風了。

另外，一些地方出現了少數人鬧事的現象。在理論工作務虛會召開前，上海、北京等地就有少數人鬧事，不斷有人搞遊行示威。鬧事的原因大多是“文化大革命”的遺留問題，像上山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問題，一些經濟要求問題和冤假錯案平反問題。1979年初，鬧事的情況更加嚴重。鬧事的原因和人員也要複雜得多。上海出現了臥軌阻斷交通，衝擊市委機關，占領辦公室的情況。有的還打出大幅標語，上面寫着"萬惡之源是無產階級專政"、"堅決徹底批判中國共產黨"等等，總之是一些非常厲害的標語。北京天安門廣場附近也不斷有人遊行、鬧事。

然後，鄧小平就委託胡喬木起草後來題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講話中沒有提否定毛澤東，而是針對前四個否定，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講話中有一句話，“毛澤東同志的事業和思想，都不只是他個人的事業和思想，同時是他的戰友、是黨、是人民的事業和思想，是半個多世紀中國人民鬥爭經驗的結晶。” ①

理論工作務虛會是葉帥第一個提出召開的，他當時的用意、有什麼想法、要達到什麼目的，現在已經不得而知了。但會開到後來，產生那樣的結果，是原先沒有想到的。

理論工作務虛會後，鄧小平說，以前，在反對“四人幫”、批評“兩個凡是”問題上，大家都是一致的，而在理論工作務虛會開到後來，理論界、思想界有些人則和我們分道揚鑣了。右的方曲最突出的是王若水，他的講話和發言不僅在內部發，而且他還通過迂迴的方式一段一段地抽出來，拿到香港的報刊上去發表。在香港報刊上發表我們黨內幹部批評黨和毛澤東的內部講話，他是第一人。後來他曾辯解說，是別人傳出去的。很多同志認為，是他自己有意識地傳出去的。

在反“左”和反右的提法上，當時是說，我們還要繼續批判極左思潮，但以後的重點是批右。因為當時我不太了解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情況，故對胡喬木講的今後重點是批右這樣一個提法，產生了是否合乎實際的疑問。胡喬木說，會議上的情況確實是這樣。後來，在文字表述上，口氣稍微減弱了一些，即現在要“注意”右傾，而不是“重點”批右傾。在正式發表的時候，文字一上又做了一些調整。胡績偉這些人就和胡喬木爭論，吵得很厲害。鄧小平3月30日在會上的講話，本來還有一段話，大意是：原來對理論界抱有很大希望，現在黨中央對理論界感到失望。鄧小平的講話作為黨內文件下發和公開發表時，這一段就沒發。

鄧小平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傳達以後，在社科院引起了強烈的不同反應。我在社科院的一次會議上，提出了要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這個提法當時在全國是首次提出。朱元石還為此寫了一篇文章，在全國引起反響，很多報紙都轉載了。那時候，我們在社科院搞了一個雙周座談會，時間定在星期五，開半天。在此之前。座談會都開得很好。鄧小平的講話傳達後，在雙周座談會上，有人就說，“四項基本原則”就是四根棍子。那次會我因為有事，沒有參加。第二次會上，他把話頭轉了。說“四項基本原則”可能變成四根棍子。

鄧小平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講話裡面說：“我在講話的第二部分提出的實現四個現代化所必須堅持的四項基本原則。雖然我已經說過都不是什麼新問題，但是這些原則在目前的新形勢下卻都有新的意義。都需要根據新的豐富的事實作出新的有充分說服力的論證。這樣才能夠教育全國人民，全國青年，全國工人，解放軍全體指戰員，也才能夠說服那些向今天的中國尋求真理的人們。這是一項十分重大的任務，既是重大的政治任務，又是重大的理論任務。這決不是改頭換面地抄襲舊書本所能完成的工作，而是要費盡革命思想家心血的崇高的創造性的科學工作。”"我們思想理論戰線的同志們一定要趕快組織力量，定好計劃，在儘可能短的時問里陸續寫出並印出一批有新內容，新思想，新語言的有分量的論文、書籍、讀本、教科書來，填補這個空白"。②有人在社科院哲學所說，到了社科院，誰要先寫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誰就會先被搞臭。情況確實如此，理論工作務虛會以後，理論界和思想界分化了。對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一部分人有牴觸。

黨內理論上的混亂和社會上的動盪是相互呼應的。要講自由化的苗頭，就是從“西單牆”後期暴露出來的。因此，到1980年9月五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決議取消了憲法上規定的"四大"(即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條文。這件事是鄧小平提的。我沒聽到胡耀邦講過什麼。可以說，他沒有明朗地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但他也沒有反對。

我在1987年1月召開的批評胡耀邦的生活會上說，他前期的講話、文章和"四項基本原則"是一致的，但到1983年10月鄧小平提出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之後，到整黨時改變整黨方針之後，起碼是對宣傳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不重視吧！當時，通過他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社論，裡面提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已經不是問題。

鄧小平讓胡喬木幫助起草在全國理論工作務虛會上的講話。最後搞出這麼一篇大文章，不論當時的客觀需要還是實行的結果，都是件非常重要的事。直至今日，在評價鄧小平時都應承認，這是鄧小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做出的一個重要貢獻。

四 陳雲徵求對《計劃與市場問題》提綱的意見

1979年3月初，陳雲同志寫了一份題為《計劃與市場問題》的提綱，他把提綱給了我，徵求意見。我拿給中辦研究室的同志們看，都認為是好文章，反映了陳雲同志對經濟工作面臨的一些核心問題的思考。

提綱的要點是兩句話：第一，計劃工作的規則是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思想來之於馬克思。是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後提出的設想，是完全正確的。1917年後的蘇聯、1949年後的中國實行計劃經濟，都是按照這個理論來辦事的。當時這樣做是完全對的。但是沒有根據已經建立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經驗和本國生產力發展的實際狀況，對馬克思的原理加以發展。導致的主要缺點是，只有"有計劃按比例"這一條，沒有在社會主義制度下還必須有市場調節這一條。第二，整個社會主義時期必須有兩種經濟：計劃經濟部分，就是有計劃按比例的部分；市場調節部分，即不作計劃，只根據市場供求的變化進行生產，帶有盲目性調節的部分。第一部分是基本的主要的；第二部分是從屬的次要的，但又是必須的。無產階級掌握了政權，又有了計劃經濟部分，就能夠建設社會主義。市場調節部分只能是有益的補充，但要求必須基本上是無害的。

對陳雲同志寫的這個提綱，中辦研究室內部組織學習，進行了認真討論，並由梅行負責組織起草了一篇文章，題目是《既要有計劃經濟，也要有市場經濟》。我看了梅行組織人搞的這個東西，不滿意，因此也就沒公開發表。

陳雲同志在提綱中第一次使用了“市場經濟”這個詞，在中國、在我們黨內，在馬克思主義隊伍中很少用，他是第一次使用。當時我們好像提出個疑問，說“市場經濟”這一用語和我們過去的用語不一樣，在他的文件或文章里，是不是改變一下。我們建議用“商品經濟”，並做了些文字修改，他沒有接受。我們還建議陳雲同志把這篇稿子作為中央文件發出去，他也沒有接受。陳雲同志當時的說法是，發出去也沒有人執行，沒有用。因此沒有印發。

說到陳雲同志文章中用“市場經濟”這一用語，有這樣一個過程。1982年8月，在中央文獻研究室編的《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用的是"市場調節"，以後出版的文件集中，用的也是這個詞。1985年5月第一版《陳雲文選》用的仍然是"市場調節"，到1995年5月第二版出版時。陳雲同志在該文最後一段又改回原來的用語："市場經濟"。

五 "調整、改革、整頓、提高"方針的確定和經濟體制改革的醞釀

1 成立中財委和陳雲、李先念的建議

1979年3月14日，中共中央決定在國務院設立財政經濟委員會，作為研究制訂財經工作方針政策和決定財經工作中大事的決策機關。財政經濟委員會由十二位同志組成。陳雲、李先念同志分別任正、副主任。姚依林任秘書長。

1979年3月21日，陳雲同志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講話，建議用兩三年、最好三年時間調整國民經濟。陳雲同志這個意見，在3月14日他和李先念同志聯名寫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已經提出來了，

2 財經情況的調查和我對經濟體制改革的看法

這個時候，我們國家一方面實行調整，一方面醞釀改革經濟體制。這就要了解企業和經濟方面的情況，對財政經濟的情況進行系統的調查研究。國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以後，按照姚依林同志的意見，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五個經濟研究所和國家經濟機關的研究機構，共同承擔了一個任務，就是對經濟結構的調整和經濟體制的改革進行調查研究，提供材料和意見。6月27日，他說："根據中央的方針，通過廣泛深入的調查、研究和試點，對我們經濟如何改革，搞出一個大體的眉目來。"會議還確定，由鄧力群、張勁夫、馬洪具體負責召集調查研究的會議。

7月19日，國務院財經委員會召集關於經濟問題調查研究工作會議。姚依林主持，李先念、薄一波等出席。會議決定在財經委員會領導下，組織一個調查研究機構，直接由秘書長姚依林負責，成立四個小組。第一組調研經濟體制改革問題；第二組調研經濟結構改革問題；第三組調研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問題；第四組為理論組，或經濟理論和方法研究組。調查研究的工作是有成績的。中辦研究室(不久改為書記處研究室)由梅行牽頭，組織了一些同志，收集經濟方面的材料，出了好幾期《供您參考》。每期一個專題，包括全國的情況。這對財經委員會的工作，起了一定的助手作用。與經濟調查工作有關，後來還編印《調查和研究》、《經濟問題研究資料》，供中央領導同志和部門、地方負責同志以及經濟理論界的同志參考。

8月8日，在中辦組織的經濟調查會上，我主要就經濟體制改革，經濟結構改革，引進技術、設備和利用外資這三個問題，談了一些意見。我要求調查研究要同經濟調整工作結合起來，同"六五"計劃、長遠規劃的制定結合起來。此次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這裡就不細說了。

在這段時間裡，鄧小平、陳雲同志關心一個問題，是我國積累與消費的歷年比例關係。中辦研究室專門寫了一個材料，提供了新中國成立後積累與消費的比例情況。在處理積累與消費關係，也就是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群眾生活的關係的時候，一段時間產生了片面性，積累率最高時達40％多，總的情況是偏高，也有符合客觀經濟規律的時候。然後我們提出了一個比較合理的比例：積累率25％。這個意見得到鄧小平、陳雲同志的贊同，說這個材料搞得不錯。

關於改革經濟體制，我有過幾次講話，其中有一次講到，體制改革首先要從企業領導體制、企業管理體制開始，重點應先從這裡起步。應該說這個意見是對的。後來，結合調查組織了一些改革試點。

3 中央工作會議上的爭論

1979年4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討論1979年國民經濟計劃和思想理論工作方面的問題。

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所在的小組中有天津的陳偉達，北京的林乎加，國家計委的顧明，石油部的宋振明。分組會討論一開始，陳偉達就講，我們正在大干快上，積極性很高，現在突然提出調整，給我們潑了一盆冷水，對我們的積極性是個很大的打擊。林乎加的發言也是這樣的口氣。顧明就算帳，說人家有多少鋼，我們才那麼一點，需要發展、快上。我在會上就與他們爭論，說發展是應該的。生產力確實要提高，但是不搞好比例關係和平衡，還是像以往那樣折騰，是不行的。

會議期間，胡耀邦提出要搞一個發展工業的指示。我們幾個人，有馬洪、梅行等，用了一個星期的時間，趕出來一個比較粗糙的草稿。我們自己對稿子就不滿意，可是胡耀邦催得很厲害，一定要拿出來。這樣一來，就發下去了。由於確實不成熟，在分組討論時被人家攻得很厲害。他們說，你們主張調整，但你們搞的這個文件這個問題沒有講好，那個問題也講得不好。總之，這個文件不成熟，不能通過，不能發表。我說，這個文件確實不成熟，我們也不滿意。但文件寫得不成熟，首先是因為實際工作不成熟啊。林乎加說，這個話說得對，該怨我們呀。總之，這次分組會開得很不理想，真正擁護調整方針的人不多。

一天晚上，華國鋒召開各組組長聯席會。由於華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受到批評，這時他不得不接受調整的意見。調整方針得到了鄧小平、李先念的支持。由於陳雲、鄧小平、李先念意見一致，華勉強召開各組組長聯席會來統一思想。聯席會開始後，習仲勛發言，講了一些不着邊際的話，其他人隨後也講了一些。當時我很着急，這時。趙紫陽出來發言贊成調整。他說，調整為以後的改革和發展創造了前提條件。谷牧也贊成調整。他們兩個一講話，會場的氣氛就發生了變化。我當時也準備發言，華國鋒說，力群同志你就不要講了，我講吧，會議已經開得這麼晚了，再延長下去也不行了。他表示要對國民經濟計划進行調整。本來我們的提法是，調整是目前工作的關鍵，也是當前工作的中心。華國鋒說，他同意調整是關鍵。我插話說，調整也是中心啊。他說，有了關鍵就行了，中心可以不說了。這樣，這次中央工作會議總算把以調整為核心的新八字方針勉強通過了。當然，華國鋒當時也不能不同意。但是在後來的實際工作中，這一重大決策遇到了相當大的阻力，一段時間並沒有真正貫徹執行。傳達會議精神時，有人質問我們，你們做過調查研究嗎？並說是一幫秀才胡搞。

這次會上，與會者紛紛要求介紹江蘇財政包幹的做法。江蘇的同志做了介紹後，大家一致要求各地推廣江蘇的辦法。但財政部門不贊成。陳雲同志是支持財政包幹的，他原來的建議中說到要給地方財力留點餘地。鄧小平後來講，這次中央工作會議決定在各省、市、自治區實行財政包幹政策，算是殺出了一條出路。

1979年4月的中央工作會議，正式確定了對國民經濟實行"調整、改革、整頓、提高"的八字方針，同意集中三年時間認真搞好調整，同時進行改革、整頓、提高工作。實際上，儘管調整的文件通過了，有的也執行了，但從整體上看，並沒有執行，至少是沒有很好地執行。結果，1979、1980兩年的國民經濟調整雖然取得了某些成效，但總的情況不理想。一直到1980年12月中央工作會議後，調整工作才真正全面展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