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胡耀邦的兩個問題

在處理民族問題上，我看胡耀邦有兩個問題，一是對帝國主義要分裂中國這樣的大問題，他沒有警惕：對百多年的歷史，即英國、印度總是想把西藏搞過去，英國、美國、過去的沙俄及蘇聯要把新疆搞走，他可能沒有這方面的歷史知識，即便有，在他的思想上並不重視，或者說完全忽視這種大問題。在民族地區，反對民族分裂是頭等、特等的大事。一切內政都與此有關。你對帝國主義分裂中國的事情不提高警惕，人家卻天天在打我們的主意，多危險啊！另一個問題是，對民族地區的民族分裂主義危險沒有認識。當然啦，在"文革"期間，在內蒙地區搞內人黨確實搞得不好，包括在西藏、新疆存在的這類"左"的危害，可能給他的印象太深。於是就要糾正，就要撥亂反正，而其他的問題就都不放在腦子裡，結果就出了問題。後來在西藏問題的座談會上，他也多次強調反"右"。說明接受了教訓。

2 批《苦戀》和反對錯誤思想傾向

當時，在文藝界自由化思潮嚴重泛濫，出現了一些歪曲歷史和現實、醜化黨和社會主義祖國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電影文學劇本《苦戀》。被拍成了電影《太陽和人》，準備在全國上映。《解放軍報》發表了一篇批評文章。這件事招來了不小的風波，國內外有些人借題發揮，歪曲批評真相。國內一些人不但不批《苦戀》，反而熱衷於批軍報的文章，寫信給《苦戀》的作者表示同情和支持。周揚和作協、文聯的人對批《苦戀》也不滿。後來，經過做工作和說服教育，作協才算寫了批《苦戀》的文章。

鄧小平對《苦戀》很不滿意，他親自看了電影，我是後來才知道的。他在1981年7月17日找中央宣傳部門的領導同志談思想戰線上的問題。小平同志說："六中全會以前，總政提出了批評《苦戀》的問題。最近我看了一些材料，感到很吃驚。有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放肆地講了一篇話。有的學生反映：黨組織在學生中做了很多思想政治工作，一篇講話就把它吹了。學校黨委注意了這件事，但是沒有採取措施。倒是一個女學生給校黨委寫了一一封信，批評了我們思想戰線上軟弱無力的現象。"還說："那個青年詩人在北京師範大學講話以後，有一部分學生說，這樣下去要亡國的。他和我們是站在對立的立場。《太陽和人》就是根據劇本《苦戀》拍攝的電影，我看了一下，無論作者的動機如何，看過以後，只能使人得出這樣的印象：共產黨不好，社會主義制度不好。這樣醜化社會主義制度，作者的黨性到哪裡去了呢？有人說這部電影藝術水平比較高，但是正因為這樣，它的毒害也就會更大。這樣的作品和那些所謂'民主派'的言論，實際上起了近似的作用。"

胡德平特別吹捧這個電影，胡耀邦也支持這個電影。於是產生這樣一個問題：以往是批“左”為主，現在以什麼為主，反“左”還是反右？這是實際工作中提出的問題。鄧小平同意黃克誠的意見：不要搞什麼公式，有"左"批"左"，有右批右，都要實事求是。

鄧小平同志要我把他7月17日這一篇談話的記錄加以整理，我只是在文字上作了一些調整，內容沒有增減。又給胡喬木改了一遍。這篇講話標題是《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活》，收到《鄧小平文選》第二卷里了。

3 向中央反映一個重大理論問題

我們在社科院時，經濟所、哲學所有人提出這樣的問題：中國在過渡時期完了以後，還沒有進到社會主義，原來搞三大改造搞急了，現在看來要補新民主主義的課。在1982年以前，看到，王惠德兩次講話，把現實的社會主義中國和《哥達綱領批判》中的社會主義相比。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進到《哥達綱領批判》中所說的社會主義，中國現在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就中國的現實生活而言，搞社會主義革命搞早了，強凋只有在生產社會化的經濟基礎上，才有社會主義革命；如果沒有資本主義的大工廠，沒有高度發達的大工業，就根本談不上社會主義。而對於一個農民國家來說，就更談不上社會主義了，槍桿子裡可以出政權，但槍桿子裡出不了社會主義制度；生產力水平沒有達到能夠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像中國這樣的國家，更應從這種角度來考慮過渡時期的問題。王惠德非常尖銳地提出：從建國一開始，就走錯了方向，在新民主主義社會，資本主義不是太多了，而是太少了，應該使其進一步發展。從我們取得政權、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的那一天起，就進人了過渡時期，實踐檢驗表明，一度想把資本主義消滅，對我們並沒有什麼好處。他提出的是一個重大的理論問題。這個問題直至今天仍然存在，其基本的調子就是：拿《哥達綱領批判》的框架來衡量現實的中國社會主義，認為這不是社會主義社會。他們用這種理論來否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直至1980年的這一段的歷史進程。這種論調沒有考慮到社會主義社會有一個歷史發展的過程，是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到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出走的蘇紹智也是這樣一個觀點。到現在，在這個問題上，有些人的說法和論調就更厲害了。

研究室把這個情況報告了書記處，書記處回答說：這個問題值得重視、值得研究，也需要有分量的文章來對此做出回答。這個問題，便是在今天的現實生活里，也值得思考。

4 成立農村發展研究組

恢復高考以後，一批下鄉知識青年考上了大學，在北京的人不少，在學習期間，他們還互相聯繫。其間，調回來的陳一咨，起了一定的紐帶作用。他和這批人比較熟，平常也有來往。他向我反映，從農村回來的這些青年，大學畢業以後還想做農村工作，為農民服務。因此便考慮，在這些人先後畢業之後，可以把他們聚集起來，成立一個組織，繼續調研農村工作問題。後來搞了個文件，要成立一個農村發展研究組，放在社科院農業經濟所，書記處研究室和這個組發生一定的聯繫，給他們一些調研上的方便，同時對他們搞的調研材料及時收集、整理並上報。這個決定提交給書記處討論，原來是想把儘可能多的人收集到這個組裡。討論時趙紫陽提出：國務院的各個部門也應該吸收這樣一些人，這些部門能有這樣的新鮮血液是有好處的，對於他們來講，能夠參加一些部門工作，可使接觸面更寬一些。這是書記處的一個議題，後來形成了一個決定，即書記處1982年2月25日決定。我和這個研究組在1981年春節有一個專門的談話，這個談話在現在來看仍然站得住。

這個研究組的看法，和當時全黨對農村工作的意見，都是講多種形式的生產責任制。但後來只是調研包產到戶、家庭承包這一種形式，其他形式涉及得很少。另外一個，還強調了包產到戶是在堅持土地公有制的基礎上實行的，不能只講包產到戶，不講土地公有。杜潤生後來加了個"主要的生產資料"，即土地和主要生產資料的公有，這一條是個基礎。開始時，農民想回過去搞單幹，搞過的地方，實際證明也搞不通，又回過來搞土地公有。這一條在搞包產到戶的幾年裡可是重要啊，沒把土地公有搞掉。如果那股風把土地公有搞掉了，現在是什麼樣子，就很難說了。實際上，農民在搞的過程中也發現土地分了搞不下去，還得回到上地公有。在農村發展研究組存在的期間，在這個問題上起了很好的作用。趙紫陽、萬里、杜潤生都很重視這個組的調研。後來這個組發生了分化。

5 對婦聯工作的一個建議

宋任窮同志要我幫他管管婦聯的工作。我提了個建議：婦聯應把兒童的工作作為自己的一件重要工作管起來。從小孩出生起，一直管到小學畢業。在這個範圍里的兒童各方面工作都應納人婦聯工作。我還就此講了一番道理，社會生產中，有物質的再生產、勞動力的再生產，培養後代就是勞動力再生產的一個重要環節。我還介紹了一點訪問日本得到的認識。日本的孩子教育搞得好，其中重要原因之一是，母親一生了孩子就回到家裡。雖然這些母親很多都是高等學校畢業的，但她們也不願丟下孩子到社會上去工作。這樣，一個高等學校畢業的母親，知道怎麼管孩子，對兒童成長起了很好的作用。兒童的教育，不僅要有社會的、學校的教育，也要有家庭的教育，而這主要靠母親。我對此講了一篇道理，我現在覺得還是站得住的：

6 在全國省、市、自治區辦公廳主任會議上講文件處理和行政後勤工作

中央辦公廳召開了全國省、市、自治區辦公廳主任會議，我作為中辦副主任，講了兩次話。一次講如何幫助中央處理文件，一次講行政後勤工作的意義，糾正了一個不正確的觀點：行政後勤工作是伺候人的，因此被人看不起，自己也看不起自己。我講：按我們社會主義的原則是相互伺候，搞行政後勤工作的人伺候非行政工作的人員，這些人反過來也伺候搞行政工作的人員。為人民服務不是單方面的，不是一部分人為人民服務，另一部分人不為人民服務，而是我為你們服務，你們也為我服務。同時，我也講了後勤工作的社會意義，以及要逐步把後勤工作社會化。並同當時開始知道的第三產業作了比較，說這個工作是很有前途的；搞後勤工作、第三產業的人日益增多，當時日本的從業人員中這部分人已占到50％還多。

7 協助經委建立職工教育委員會

當時和國家經委袁寶華那裡的工作聯繫比較密切，經多次商量，認為企業管理工作要加強，就要加強職工的在職教育，這要成為開發職工智力的重要環節。所以經委建立了一個職工教育委員會，我負責起草了一個職工教育的決定，並就這個問題在職工教育委員會上講了一篇話。

8 代中央起草關於學大慶的文件

文件主要講：學大慶起了好作用，中間雖然有點毛病，這些毛病糾正了就好。不能因此否定大慶的好經驗。這個文件對大慶起到了保護和愛護的作用。所以，後來我到大慶去，大慶人說：鄧力群與大慶有緣啊。《論總綱》表揚、宣傳了我們；粉碎“四人幫”後，大慶受到一些人的非議，又替我們大慶人說話。以後，還有第三次，即“渤海事件”，我也為他們說了話。那次把他們的部長都撤了，康世恩也辭職了。在書記處的會議上，喬木特別激動，說：出了這樣的大事情，不能容忍。語氣很厲害。後來調查清楚了，問題主要不是出在管理上，而是海流和冰把平台撞倒了。在當時的會議上，還不知道是自然災害，我說：出了這樣的事，領導上應該承擔責任，接受教訓，但不能由此否定大慶油田的經驗，還是應該發揚好經驗。陳慕華在會上說：我們常常自己否定自己，這次可要接受類似的教訓。後來大慶人講，鄧力群三次保我們。因此，鄧力群在大慶的名譽較好。

9 做樹立革命人生觀報告

在“五四”六十二周年的紀念會上，我做了一篇要樹立革命人生觀的報告，針對當時青年的思想，回答了一些問題。在當時起的作用還不錯，現在看當時提出的問題也還站得住。

10 解決中青年待遇問題

這是陳雲同志批轉的一件事。他提出：解放後參加工作的人，到1981年時，工資收人還只有七、八十元，他們上有老、下有小，生活特別困難，要把這些人的待遇提高兩級，達到一百元。他說：只靠評職稱解決不了中青年的待遇，因為評上職稱的人終究是少數人，評不上、輪不上的人終究是多數，而這些人都是我們工作上的骨幹，他們工作和家庭的負擔太重，國家和政府應該關心他們，解決他們的困難。我們便和勞動部門、宣傳部門的人合作，把陳雲同志提出的這件事辦了。這件事起了很好的作用。那時增加二、三十元，能解決好大的問題啊。

11 書記處研究室的工作

中央書記處成立於1980年，約在6、7月問，把中辦研究室和國務院研究室合起來，成立了書記處研究室。我是主任，王玉清、梅行、林澗青是副主任。從《紅旗》挑選出來的一大批幹部，包括直到現在起重要作用的一批人，如王夢奎、滕文生、衛建林、盧之超、有林、蔣振雲、張雲聲等。估計了一下，從《紅旗》出來擔任副部級以上職務的有十幾個人。當然，也還有從其他部門來的人。彭真同志曾對有林講，鄧力群培養了一批人。平心而論，在幾十年工作中，我是一直注意培養幹部的。

當時，書記處研究室主要有四項工作。

一是承擔中央交辦的工作，主要是起草文件，替中央領導同志起草報告，包括中央隨時交辦的任務，大體上在那時中央和國務院的文件多數是由書記處研究室負責組織起草，也吸收一些別的部門的人參加。國務院的文件，我們一直負責到1983年，不僅趙紫陽1981年的"就職演說"，1982年、1983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是我們起草的。1984年以後就由他們自己去搞了。當時的工作量不小，有的工作延續的時間很長。

二是除了軍事、外交以外，系統地調查、研究、搜集、整理有關政治、經濟、思想文化方面的情況。

三是辦了四個刊物：一個是向上的，叫《情況簡報》，即經過調研，認為有哪些情況需向上反映，就把材料搜集起來搞成“簡報”，鉛印發出。向下的有三個，一個是《情況通報》，中央領導或有關重要部門領導的講話或專題報告不是公開發表的，也沒有登正式文件，整理好後，需要向下通氣的，一般發到省市自治區、中央部委一級，這對上下通氣，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受到了各地區各部門的普遍歡迎；還有一個刊物是《調查與研究》，是我們研究室在調研基礎上寫成論文，對材料進行整理，也發表一點自己的見解；還有一個是《經濟問題研究資料》。前兩個由理論組負責，後一個由經濟組負責。《經濟問題研究資料》是就經濟領域各方面的問題，整理材料，發表意見。

第四個任務是：在調研和學習中央指示的基礎上，接觸一點理論問題，寫一點理論文章。即把調研和學習馬列理論結合起來，考慮一點理論問題。像前面提到王惠德所提出的觀點，我們就寫了一篇不同觀點的文章，當時還起了一點作用。

書記處研究室作為中央的一個機關和中央的助手，在當時的確做了不少事。

1981年9月間，胡耀邦找各個部委談話，其中他找到煤炭部談話，談到《情況通報》(實際上不是《情況通報》，而是《情況簡報》)。這裡面登了一個陝西省委書記王任重對包產到戶有點保留，對集體化、合作化要堅持的意見。胡耀邦對這事很不高興，由此引發了他的一通議論。他說：研究室里的《情況通報》採用蔣介石的辦法，是以數量壓質量，文化人就喜歡搞這一套。我看了他的這段話，就專門給他寫了一封信，現在還留着。這封信坦率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見，他收到此信後，就叫他的秘書鄭必堅來見我，說：他(胡)看到了這封信，認為此信肝膽相照，有意見就說，這很好。這封信，我也沒有給研究室的同志看，提也沒提。胡後來為了安撫研究室，就找了我們研究室的三十幾個同志開了一次座談會，對研究室的工作給予肯定，同時也提了一些希望。到1981年底，胡耀邦同志和研究室的關係基本還是正常的。
一九八二年紀事

一 開展“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

1982年2月開始，在全國範圍里搞起了"五講四美"的文明禮貌活動。當時我沒有參加這個事。我聽說：當時黃克誠對其中用的話語有不同意見，黃說："心靈美"是基督教的語言，我們何必搞這套東西呢？但後來這項活動還是搞起來了。2月28日，中宣部、教育部、文化部、衛生部和公安部等聯合發出《關於開展文明禮貌活動的通知》，1982年2月24日，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了中宣部《關於深入開展"五講四美"活動的報告》，並且提出，從1982年3月起，每年3月為"全民文明禮貌月"。應該說，在城市裡面提倡一點文明禮貌，總還是有好處的。在十二大之後，喬木感到"五講四美"提法有缺點，就補充了一個"三熱愛"(熱愛祖國、熱愛社會主義、熱愛中國共產黨)的內容，把十二大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精神文明結合進去了。從此以後，稱之為"五講四美三熱愛"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活動。3月30日成立了一個機構"中央五講四美三熱愛活動委員會"，萬里是主任，鄧力群、黃玉昆是副主任。

二 吳江造謠誣陷鄧力群收容造反派

1 吳江的誣告信

1982年6月末，我讀到習仲勛6月26日批"請王震、喬木、力群、野苹同志一閱"的吳江6月22日致胡耀邦、習仲勛的信。9月中，又讀到吳江9月7日給胡耀邦、宋任窮的信。吳江在信中檢舉、揭發書記處研究室鄧力群收容了批造反派。吳指名道姓地講，這個人是小野心家，那個人是危險投機分子。

這裡所謂的造反派，就是在《紅旗》造鄧(力群)、胡(繩)、范(若愚)的反的人，運動開始時當然也燒了一些編委。其中盧之超原來是吳江的研究生，可以說是吳的得意門生，盧是經吳介紹來《紅旗》的。"文革"一來，盧之超認為有幾件事吳江做得不對，貼了大字報。事情不大，但上綱高了，由此結了仇。從這事看，吳江這個老師的心胸也未免太狹窄了。當時，陳伯達控制着《紅旗》的運動，先整鄧、胡、范，後抬王、關、戚。後來王、關、戚垮台了，又把張凜抬出來。後來又不知因為什麼事，又把張凜這一茬人搞下去了。最後，陳把一個女校對抬出來，成立了勤務組。①陳和此人關係不正常，在《紅旗》盡人皆知，有好幾次都被人看到過。張雲聲、盧之超這些人就在下面議論：《紅旗》再沒有人，也不應把這樣的人抬出來。以這位女士為首的勤務組便整他們，直到把他們下放到幹校。整他們的根據就是：反對她就是反對陳伯達，反對陳伯達就是反對無產階級司令部。張、盧這些入被整得可苦了。這時吳江被軍代表吸收到專案組，負責鄧力群的專案以及上述那些所謂"小集團"的專案，那時批鄧、胡、范已經過去了，主要是批小集團。先稱之為"5•16"，後叫"小集團"，再後來就叫"反革命小集團"。小集團越搞越大，到後來搞了三、四十人；幹校一共不到一百人，結果小集團卻占了近一半。專案組的人，一開會，就提供這個人、那個人的所謂黑材料，使大家對專案組又氣又恨。

等到九屆二中全會把陳伯達揪出來，《紅旗》就亂了套，軍宣隊、工宣隊都慌了，搞“小集團”的人(包括吳江)也慌了。這時，由於陳伯達是我的對頭，陳一垮台，我也有了一點發言權了。我說：吳江、陳茂儀這些編委可以"解放"。那時陳伯達在台上，吳江等人要維護無產階級司令部，只能跟陳伯達；所以對這些人跟隨陳伯達應該給予諒解：由於我說了這些話，吳江、陳茂儀這些人先"解放"了。同時，我還說，是不是他們認為運動初期是陳伯達把他們"解放"了，所以他們對陳伯達有感恩圖報的意思。在這點上，他們是否也有值得檢查的地方。這句話把吳江他們得罪了。吳江和關鋒都是有仇必報的人，你得罪他一點，他就永世不忘。

在“文革”結束以後，我把盧之超、衛建林這些比較努力、有一定水平、又有一定文字能力的人陸續吸收進來，先是在財貿小組，後是到研究室。從中央辦公廳研究室也吸收了一些人。以後機構一合併，這些人都到了書記處研究室了。

2 我澄清事實的回信

事實就是這樣，我感到我有責任說明真相，澄清事實。為被吳江不顧事實一再向中央指控的這批中青年同志說話。於是我草擬了一封回信，把這些情況加以說明——所謂的造反派、野心家、投機分子是怎麼回事，張雲聲是怎樣一個人、盧之超是怎樣一個人，都做了說明。其中吳江的信中還點名說到滕文生。滕文生在“文革”時幫關鋒做了一些事，主要是看人民來信、內部材料，看了以後選送給"文革小組"看。就是這麼些事。

我草擬的回信稿全文如下——

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給耀邦、仲勛同志和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信遵囑閱過。

吳江同志曾長期在我領導下工作，“文化大革命"期間又一道在五七幹校、吳"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審查，自然不會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他及其他原紅旗雜誌中層領導幹部工作中的錯誤，我當時都承擔了責任。關於我所了解的吳江同志的情況和我對吳江同志的看法，過去向耀邦同志談過，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時也談過，如他有一定理論修養，能寫文章，但和同志團結不大好，不宜擔任很高的領導職務，等等。我仍堅持這些看法，但似應再做若干補充才更周全。

一九六九年夏到幹校，機關運動中的專案組改稱材料組，人員也有所變化。比如吳信中點名的許多同志，非但不能再參加材料組工作，自己反而成了審查對象，運動初期受審查的同志，有的卻參加了材料組工作。吳江同志就曾以材料組工作人員身份和我談話、核對材料，但對不符合實際的材料仍允許我申辯，這是我至今猶記不忘的。

吳稱“在幹校時遇到的唯一的一樁是非問題，就是參加批判‘小集團’”。吳信所開名單中特意註明“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位，以及未上名單而目前同樣在書記處研究室工作、吳江同志與他們之間同樣心存芥蒂的幾位，相當一些就曾以“小集團”一案受過吳江同志的批判。這都是原在紅旗工作的一般幹部、中青年同志。一九六七年《紅旗》十二期社論經陳伯達修改而陳矢口否認，特別是一九六八年陳伯達公開支持一個叫×××的女人(原紅旗校對)出面領導紅旗的工作，在廣大幹部中引起嚴重不滿。陳利用×××和軍宣隊整這些同志，罪名是"反對陳伯達同志"、"反對和分裂無產階級司令部"，製造了"反革命小集團"的冤案。因我在交代少奇同志《修養》一書重新發表過程中如實地涉及到陳，陳說鄧專案是"黑專案"，原專案組成員無一得脫(包括吳信點名的徐道河同志、塗先珍同志)。在吳江等同志的批判中，"鄧力群專案"被指責為"小集團"的"思想基礎"，我也成了"小集團的精神領袖"。除像我這樣因"走資派"問題和其他因歷史問題一直在受審查的同志外，此案涉及幹校學員半數左右。參加批判"小集團"的同志多屬被迫，但吳江同志和原紅旗另外幾位中層領導幹部確實很積極。陳伯達倒台後，此案已顯然無法維持。包括吳江同志在內的一些同志阻撓平反，反說陳伯達是"小集團"的後台，批判者是上了"小集團"的當。幾經周折，才由軍宣隊勉強作過一個"這是陳伯達的罪行"的結論。這的確是紅旗雜誌五七幹校的一樁"是非問題"。在陳伯達一系列罪行日益暴露之後，許多一般幹部、中青年同志起而懷疑陳伯達、表示不滿，吳江同志這樣一些擔負過領導職務、長期受黨的教育的老黨員，非但沒有和他們共同戰鬥，卻和×××一道整他們，而且長期不承認錯誤，實在令人失望。我在幹校無非是種地、餵豬，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要有發言權，在這樣的是非問題面前當然不能沉默。我為此對吳江同志當時的政治表現提出過批評，即吳信中所稱鄧力群"批判批判者"。至於我的批評沒有被接受，那就是另外的問題了。

“小集團”一案已成歷史，本來可以不再重新翻騰。此案涉及的中青年同志，均系“文化大革命”前到紅旗工作的。其中有的系根據中央批准由各地推薦調進，有的系從大學畢業生中選來。其中有的曾是吳江同志的下級。他們在“文化大革命”前已做了不少工作，有些“文化大革命”初期說過錯話、辦過錯事，但覺悟較早，綜觀十年，表現是好的。一九七五年小平同志主持工作時普遍進步更快。其後積極參加反對“四人幫”的鬥爭，批判“兩個凡是”，堅決擁護和努力宣傳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近年來參加一系列中央重要文件和中央領導同志報告的起草工作，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年富力強，有相當的專業知識和寫作能力。幾年來，至少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位，棄前嫌而專注於工作，並未計較吳江同志整過他們的往事。二十多年的實踐證明，他們無愧於黨的教育，是經得起考驗的。一個老黨員、老幹部，理應光明磊落，出於公心，為這些中青年同志的進步感到高興，理應熱情地和善意地對他們的缺點錯誤提出批評，理應實事求是地在中央同志面前對他們做出正確評價。但吳江同志卻一再給中央同志寫信，繼續指責這些自己整過的同志“寫過一些壞文章”(像一九六七年十二期《紅旗》社論這樣的文章，罪責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在陳伯達，這是已成定論的事，不知吳信為什麼還要歸罪於一般幹部)、有"小野心"(不清楚吳信根據什麼使用這種帶有嚴重政治性質的術語)，進而認為這些同志"過分集中於中央身邊，不一定恰當"。即在吳江同志敘述問題的範圍內，有些也不合乎事實。如吳點名滕文生、賈春峰同志"分別任王力、關鋒的秘書"，就屬子虛烏有。吳自稱他在"公平地說"。坦率地說，從吳江同志對待這些中青年同志的態度中，實在看不出公平何在。

一九七○年廬山會議以前，紅旗及幹校的運動一直由陳伯達控制。陳自一九六四年底開始就不斷向一些同志說我的壞話，"文化大革命"初又說我系劉少奇派來向他奪權。一些同志不了解情況，批判中說過頭話，我從未計較。我和吳江同志相識、共事的時間不算短。作為共產黨員，作為比較老的和比較負責的幹部，吳江同志在"文化大革命"中批判我，現在向中央寫信、和中央同志談或當面批評我，無論是否事實，無論是否過頭，我都認為是可以的。向中央反映其他同志、包括中青年同志、包括自己下級的錯誤亦無不可。但是正因為是共產黨員，正因為是比較老的比較負責的共產黨員，就更應嚴格尊重事實，何況有些事情真理並不在吳江同志一邊。吳信在中央同志面前點了一系列同志的名，而這些同志尚無在中央同志面前與吳江同志平等地說明情況和為自己申辯的機會，這於了解事實全貌不利，不知能否有補救辦法。喬木同志建議由中組部召集，再找一二有關同志將此事談清楚，我是同意的。

我對自己這封信中提供的情況負責。如看法有錯誤，請中央同志並請吳江同志指正。

這封信稿寫成後，感到給中央領導同志說明情況，不必這樣具體，故又加以精簡。正式的覆信於9月18日發出，全文如下――

耀邦、王震、任窮、喬木、仲勛、啟立、野苹同志：

看了吳江同志九月七日給耀邦、任窮同志的信，謹作如下說明。

1、據我所知，吳江同志確實不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只是1969年6月下幹校以後參加了軍代表主持的材料組的一部分工作。他曾和其他材料組同志同我談過一次話，核對我的一些材料，態度不算壞，對不符合事實的材料，曾經允許我申辯。去年中組部向我調查吳江同志"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時，我曾向他們如實講過上述情況。也有個別同志向我問起吳是不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我也如實向他們講過上述情況。

2、紅旗雜誌"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況，同別的單位不同的特點主要是，作為總編輯的陳伯達，親自發動和組織全社幹部向鄧力群、胡繩、范若愚造反。他自1964年下半年起就分批和一些同志談話，說了我不少壞話。本來是他動員我去紅旗工作、我不願意，他又請求少奇同志讓我去紅旗的，可是"文化大革命"一開始，他竟說是劉少奇讓我去紅旗向他奪權的。隨着運動的發展，各種各樣帽子都加在了我的頭上。他的地位和活動，使紅旗的幹部很難了解事實真相。在批判鬥爭我的時候，不少幹部說過一些過頭話，我也從未有過任何計較。

信中說到，現在書記處研究室的幾個同志參加了當時的專案工作。當時，除林傑、周英外，其他同志都沒有列我進行追逼。如徐道河同志，還在一定場合負責地為我說明什麼是事實、什麼不是事實，這在當時的空氣下，應該說是很不容易的。

3、吳江同志六月二十二日信中說，"文化大革命"初"寫過一些壞文章"，"個別的也有小野心"的同志，中間不少在書記處研究室，認為"過分集中使用於中央身邊，不一定恰當，對這些同志本身也未必好"。喬木同志看了這段後批了幾句話，說"這種提法至少不利於團結"。我曾要求，與耀邦同志談談吳江同志信中提到的一些問題，因為忙，一直到現在也沒有談。我再次要求，在耀邦同志不太忙的時候，抽空和我談一次。在我看到的關江同志的這兩封信中，他對自己"文化大革命"中的錯誤，一句誠實的自我批評也沒作，卻對一批中青年同志一再進行不顧事實的指控。我覺得有責任向組織上把我知道的真實情況講清楚。組織部門還可向被指控的本人及了解情況的同志調查。

鄧力群

1982年9月18日

我的回信送給了胡耀邦。胡耀邦還不錯，也沒再追查。他說：吳江的檢舉信和鄧力群的說明都存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