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吳江在《十年的路》中造的謠言

1 關於王震當黨校校長

1980年十一屆五中全會決定成立中央書記處，胡耀邦擔任總書記。中央黨校校長原來是華國鋒，第一副校長是汪東興、第二副校長是胡耀邦。到了1981年十一屆六中全會，華的主席和汪的政治局委員都免了，黨校實際上是胡耀邦在兼着，日常工作是馮文彬在管。胡曾經想讓宋任窮辭掉組織部長的職務，到黨校去當校長，胡自己從黨校解脫出來。宋任窮不願意去黨校，報告了陳雲。陳雲也不贊成。這個情況，我是最近聽朱佳木講了才知道的。後來在一次書記處的會議上，胡耀邦說：黨校的事，我不想再兼了，是否找個同志去當黨校校長。他提出的這件事，事先並沒有列入議程，是其他議程完了以後才提出的，這時沒人吭聲。我忽然想起，此時一些老同志退了下來，如聶帥、蔡大姐，王震辭去了政治局委員，沒什麼事，中顧委當時還沒成立。胡一提這事，我隨口就說：讓王震當黨校校長不挺好嘛。胡耀邦馬上說：挺好、挺好，大家有什麼意見？結果大家都沒意見，我的提議就通過了。這件事，一直到王老去世，我都沒和王老說過，只有參加過會議的人知道。這是我提議的。王老去世之後，我才和他的秘書李慎明說過此事。所以王老不知道是誰提名的。吳江在他的《十年的路》第138頁講："書記處決定王震任命的當晚，鄧某就跑到王震家中長談數小時。"這是造謠，根本沒有那麼回事。

2 關於立案審查三個人

王老到了黨校以後，立案審查三個人：阮銘、孫長江和吳江。吳江那本書上說，是王震要審查他們三人。其實是鄧小平指名要審查這三個人。這也是最近朱佳木告訴我的。既不是我，也不是陳雲，也不是王震點名，而是鄧小平點名讓王震對這二人進行審查。鄧為什麼要審查這三人，搞不清楚。在審查中間，有這麼一說：吳江是鄧力群專案組組長。組織部和黨校來找我調查此事，我都否認了。我說：吳江只是軍代表負責的專案組中的一個成員，不是專案組組長。在審查過程中，有一部分專案涉及到鄧力群，這是事實。

這裡就涉及到陳云為什麼會生氣一事。在黨校《理論動態》上發表了一篇和馮文彬商討的文章。這篇文章被陳雲的秘書王玉清發現之後，送給陳。陳看了就質問胡耀邦，為什麼要發表這篇東西。胡耀邦說不知道此事。吳江所說的文章和當時王玉清或者是朱佳木在《理論動態》上看到的文章不是一回事。那篇文章說：有的人平常不說話，小病大養，韜光養晦，一見機會來了，就要說這個那個，指手畫腳、提出很重要的意見。這篇文章被王玉清他們一看到之後，就引起警惕，認為這是不是在影射我們的陳老爺子啊？他們把文章送給陳雲，陳也感覺到確實有點像在影射自己，這樣就引起了注意。執筆寫這篇文章的是阮銘。

按照吳江《十年的路》中所寫則是：王震到黨校事先有醞釀，通過之後鄧力群又去徹夜長談，做出計劃，然後整他們三個人。兩個開除黨籍，一個另行分配工作。吳江因此而離開黨校。當時黨校和組織部找我調查，我還為吳江說了好話：這個人有缺點，但做理論和文字工作，確實還是用功的。

後來，朱佳木跟我說，1982年9月的一天(23日)，王震同志去中南海見陳雲同志，談話中講到吳江、阮銘不斷寫信、寫文章罵鄧力群同志，而力群同志卻總是為吳江說好話時，陳雲同志說：鄧力群是個正派人。喬木同志、力群同志是經過考驗的。我們還是要靠他們，不能靠吳江、阮銘那些人。11月9日，陳雲同志還在一個材料上批示：“吳江同志是風派人物，不能重用。”

四 農村問題的調查研究

1 雲南不同社會形態的生產責任制

1982年春節之後，我去了雲南，約一個月。那時安平生同志是雲南省委書記，先是他親自陪我轉了昆明以西、以南的大半個雲南，從昆明到玉溪，然後是西雙版納的首府景宏，看了原始森林、亞熱帶植物園；然後往西-走，看了瑞麗。又北上到了騰衝，這是艾思奇的老家，這裡育-個在農村來說是相當好的圖書館：然後到了大理，回到昆明。開了幾個座談會。雲南確實是個好地方，其中有二十幾個少數民族，比新疆還多。在少數民族中間，經濟發展水平很不一樣，有的地方還保留着原始公社--母系氏族社會，有的是奴隸社會(農奴社會)，有的是封建、半封建社會。經過解放以後的改造，到現在也都實行了生產責任制。但由於經濟發展水平不同，生產責任制的形式也不一樣。由此，我產生了一個想法，和安平生同志商量後，把不同社會形態的責任制各選一至兩個點，把以前的情況搞清楚，把以後發生的新變化每年調查一次，類似於費孝通的幾訪江村。每年搞一次，如果長期堅持下來，可成為研究社會發展很重要的資料。他們還同書記處研究室取得了聯繫，很可惜沒有堅持下來，我們也去了人，搞了有兩年吧。後來因為沒有經費，也就沒有能再搞下去。

順便說一句，從雲南回來，我還幫助雲南省解決大規模開採磷礦所遇到的困難，使這件事列入國家計劃。

2 土地公有制和生產責任制

我從雲南回來以後，這時農村發展研究組已經成立有一年了。我找他們談了一次，也介紹了雲南的情況。那時他們滁縣的調查已寫出來了，在《經濟研究資料》上登了，趙紫陽和萬里都很重視，而且還介紹中央其他同志看這份東西。我記得在聽他們匯報和談話中間，他們還講到這麼一個事情：在包產到戶中，有些地方的農民想分田、恢復單幹，也有的地方確實分了，結果呢，問題更多。經過反覆，農民認識到：經過合作化實行了土地公有制，再把公有制的土地分到每家每戶，農民覺得不行，越搞越複雜；結果還是維持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包產到戶。我們研究室的林子力、吳象，他們也到貴州等幾個省做過調查，回來也反映過這類情況。這是一個比較普遍的事。在包產到戶中間，有人想回到老路上，分田單幹，搞了一陣子沒搞好，也就放棄了。可以說，在全國，經過包產到戶沒有瓦解土地公有制，而是堅持了土地公有制。這件事的意義很重要。農民經過自己的嘗試、經過反覆，證明還是維持土地公有制好，主要生產資料也還是堅持公有制的好。

在這個問題上，原來鄧子恢的意思，我也是現在才搞清楚。鄧老的“包產到戶”是簡稱，實際上他是主張在“五統一”基礎上，對田間管理實行包產到戶。他的“包產到戶”有兩個前提：一是“五統一”、合作化，一是只限于田間管理。當時毛主席說，鄧予恢說的所謂包產到戶是經營管理的辦法，是騙人的，是變相單幹。也可能鄧老就沒給主席講清楚；也可能講清楚以後，毛主席把“五統一”、“田間管理”去掉了，只剩下了包產到戶。實際上，“五統一”前提下的“田間管理”“包產到戶”，確實比初級社前進了一大步。因為初級社還有土地分紅，牲口、生產資料也分紅，只是集體勞動部分實行按勞分配。鄧老的“五統一”、“田問管理”都是在土地公有制基礎上進行的。所以，這已經把土地私有制變成了土地公有，因此，比初級社前進了一大步。但其與高級社的不同之處在於，勞動的方式變了——集體勞動，所謂大呼隆。現在退回到“包產到戶”，即每家每戶自己干，其中包括生產過程中的一些家庭投入，改變集體勞動為以家庭勞動為主。這也適合當時中國以手工、畜力勞動為主的生產力水平。後來的實踐也證明，這種家庭勞動的效果比那個大呼隆、大鍋飯要好。

那種集體勞動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所以要改變這樣一種方法。陳雲同志曾講過，其意義不亞於三大改造。從發揮勞動者的積極性這一點講，在實行包產到戶後，每家每戶都普遍出現了剩餘勞動力，這證明了他的估計是對的。他說：三大改造是去掉剝削，生產責任制也是去掉“剝削”。這就是說，干壞的、干少的、不干的人占用另一部分人——於多、干好的人的勞動價值。

3 生產責任制應有多種形式

現在回頭來看那幾年，說是生產責任制是多種形式，但推廣的結果主要是一種形式--家庭聯產承包製。搞得好，有"五統一"、田間管理、雙層經營；搞得不好，五統一沒有，雙層經營更沒有了，實際上是土地公有制基礎上的半私有制。而對於當時堅持集體經濟的好典型，如劉莊、華西、竇店等，不在我們的視野之內，當時也沒去也沒提。在那股風潮底下，這些單位能夠堅持下來，可不簡單啊。那一年我去劉莊，問他們：人家都散了，都搞包產到戶了，而你們堅持下來，靠什麼？他們說：散的原因，一是上面胡折騰，二是下面沒有好班子。我們這裡不同，得到上面的一點支持，另外我們的班子好。我們黨的風氣就是一股勁、一股風太厲害，到現在還是這樣。不過這也難怪，由於文化水平低、理論水平普遍較低，頭腦清醒的沒有幾個，能不跟風的也就少了。

五 堅持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

1981年底，我在企業管理協會幹部輪訓班裡講了一次課，題目是《馬克思再生產理論的基本原理必須堅持》(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一卷)。因為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強調要搞好農業，強調要重視輕工業、多生產消費品，因此在思想、理論界就產生了一種偏向，認為過去優先發展重工業搞錯了。當時廖季立就提出一種主張說，今後我們的工業應是輕型工業結構。薛暮橋也寫文章說，第一個五年計劃優先發展重工業，重點搞重工業建設，現在看來搞錯了。我的講課就是針對這類意見表示了不同的看法。那個時候輪訓班正好在學馬克思的再生產理論，用馬克思的話來說，生產資料的優先增長是普遍規律。資本主義是這樣，社會主義也還是這樣，當然優先增長要有兩大部類的平衡，而陳雲的四大平衡的理論是馬克思兩大部類平衡的具體化。我當時講的這篇話，中心是不能因為重視農業和輕工業，而否定生產資料優先增長的原理。這篇話講完之後，對企業管理界更好地學習馬克思《資本論》第二卷的摘編起了好作用。

這件事應該感謝有林。他有較好的馬克思經濟理論的基礎。我那篇講話有個記錄，大概幾千字。有林覺得重要，他把那篇講話擴充成為一個小冊子，分三期(1982年3、4月)在《紅旗》上發表。後來企業管理協會還專門出了小冊子。這個講話能夠寫成這樣一個規模，確實應感謝有林的幫助。

六 駁斥否認我國進入社會主義社會的謬論

1982年2、3月問，我從雲南回來，就遇上北京地區召開的一次理論工作座談會。現了各種各樣的意見，最活躍的是王若水，還有其他幾個人。會上發了一份材料，叫《理論研究參考資料》，搜集了當時理論界關於中國當時的社會狀況、社會性質，即我們究竟處於何種歷史階段的各種各樣的議論。在這個材料的中間，一個是搜集了我在團中央的講話，說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是中華民族的光榮。我肯定了經過社會主義改造，中國進入了社會主義社會。前面我提到，關於王惠德否認我國處於社會主義階段的觀點，我們曾給書記處寫了個報告，當時書記處研究室指定段若非寫篇文章，回答王惠德所提出的問題。段用了很大的功夫，寫出了一篇文章，文章寫得不錯。他的文章說：儘管我們進入的社會主義社會還屬於幼年時期，同馬克思《哥達綱領批判》所說的社會主義社會相比，還是低級的，不完全、不純粹的，但終究已經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幼年時期。會上的那個材料搜集了我和段兩人所講的摘要，放在中間。前面引用郭羅基的話，說我們是老牛破車式的社會主義，還有一個南京的人說我們是農業社會主義，這些東西放在那個材料的打頭部分。然後是我們兩人的觀點，最後是反對我們兩人觀點的各種各樣的意見。當時大家的議論是：前堵後追，圍攻鄧力群和段若非。

我看了這個材料後，就把王惠德、李洪林找來，說：你們在搞這個材料時，為什麼不說一句：“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對我們社會的性質有了回答、有了結論，為什麼提都不提一句呢？他們說：忘了。這完全是詭辯，實際上完全是有意這樣干的。這樣就促使我要講一篇話，這就是我在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上講話的背景。講話的題目就是《我們的旗幟是共產主義》(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對有關的問題和謬論進行了回答。這篇講話引起了我的老師--李維漢(在延安當過黨校校長)的注意和重視，特意給我寫了封信說：聽說你有一篇發言，我想看看。我派人給送去了。他看得很認真，說很高興看到這麼一篇文章。還提了很多意見。對講話中引用"鐵的紀律"提意見說：在我們的歷史經驗中，"鐵的紀律"是指一種不好的、過頭的做法，是否改掉。後來這篇講話整理出來了，是否在全國發表了，我不知道，反正在北京一發，全國也就知道了。當時反映還不錯，總算有人出來，對那些謬論，正式發表一些我們應該、也能夠發表的一些意見。王任重看了這個講話，也很稱讚，好像讓宣傳部登在了他們的刊物上，這個記不准了。

七 就任中宣部長

1982年4月份，通知我到中央宣傳部當部長。中間是怎麼醞釀的，我不清楚。可能是胡耀邦提出的。為什麼要換人呢？在我之前，是王任重當宣傳部長，王以前是胡耀邦。王當了一、兩年吧，開頭身體還好，還能夠管事，後來發低燒，怎麼治也治不好，到處作檢查也搞不清楚原因。所以在後來的大約一年時間裡，宣傳部的事情他就沒管。在我去之前，宣傳部內部有一種普遍的議論，即"四三左右"之爭。所謂"四三"是指：一個是三中全會解放思想；一個是四項基本原則，既批"左"也批右，主要是批右。一部分人就講：現在解放思想還不夠，還是堅持三中全會的原則；另一部分人就講，已經有這麼厲害的右傾，應該及時講話，鞏固和維護四項基本原則。即三中全會和四項原則的爭論，三中全會是批"左"，四項原則主要是批右。在我去之前，宣傳部還沒有一篇文章來宣傳四項基本原則。《人民日報》勉強寫了一篇宣傳四項基本原則的文章，實際上軟弱無力。而相反的，李洪林連續在《人民日報》發表文章，大講堅持什麼樣的社會主義，堅持什麼樣的黨的領導，堅持什麼樣的人民民主專政，同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唱反調，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搞成百家爭鳴的對象。後來有人批評他，他又補了一篇：堅持什麼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後來李洪林還出了一本小冊子。胡喬木很敏銳，看得透徹，他說：你說堅持什麼樣的四項原則，就這個問題寫文章，實際上你是從另一個角度來否定四項原則，把四項原則作為一個爭論的問題，你堅持你的，我堅持我的，各走各的路。

這時周揚已是宣傳部的顧問了。在《歷史決議》通過以後，中央開了一個思想工作的座談會，鄧小平有個會前的談話，胡耀邦有個發言，喬木有個發言，周揚也有個發言。聽了周揚的發言後，地方上的同志普遍有個意見：關於思想問題的意見，北京就不統一，那我們回去後就很難辦了。

王任重當部長時，曾想讓王若水去宣傳部理論局當局長，兼副部長。他徵求我的意見，我說：王若水這個人靠不住。儘管這個人書讀了不少，文章也寫得不錯，但從這個人參加理論務虛會，集中攻擊毛澤東，而且把這樣的文章送到香港去發表，登載，可以看出這個人的為人。我當時用了這樣的話來評價：這個人有異己性。王任重接受了我的意見。但總要有個人來管理論啊，我向他推薦了王惠德當副部長。結果王惠德到了宣傳部搞出了那麼個東西，即前面提到的否定中國現在是社會主義國家的關於過渡階段問題的理論，後來他又和李洪林搞了那個《理論研究參考資料》。實際上，宣傳部的理論局和王惠德等幾個人搞在一起，成為“四三”“左右”之爭中的主要對立面。這恐怕是一個不能不承認的現實。

在這種情況下，可能胡耀邦感到，讓宣傳部思想這麼混亂下去不行；王任重的身體一下子又好不起來，總得有人去主持經常工作。可能出於這樣一個考慮，所以在我出席了北京地區理論座談會，發表了上述那篇講話後，4月就接到了讓我去宣傳部的通知。我當時調了郁文來當宣傳部常務副部長，他是建國初期我在新疆的老搭檔(當時分局的宣傳部長是我，郁文是副部長)，原有的副部長都沒變，有個廖井丹後來和我合作得很好，還有賀敬之、王惠德，以後教育口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歸宣傳部管，又增加了個曾德林。顧問還是周揚。除了王惠德以外，我們正副部長之間合作得很好。我上任後，還是老辦法，找宣傳部的各個單位聽匯報、了解情況，都輪了一遍；少的半天、一天，多的兩天。八九個單位用了一個多星期。在這個基礎上，4月13口召開了一個部務會議的擴大會議，我講了一篇話，重點是講中宣部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這篇講話是有針對性的、旗幟鮮明的。我首先講：在中宣部工作的同志首先要想到我們是中央宣傳部，中央宣傳部的任務就是宣傳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無論發文件、講話、寫文章，以及開展有關的業務活動，都必須牢記這一點。要在政治上同中央保持一致。你能夠這樣做，才能在中央宣傳部工作，否則就不能在中宣部工作。這篇東西雖然講的是紀律問題，實際上講的是政治問題。部里的也好，中央的也好，一切沒有做決定的問題，提出來討論時，或者制定方針、政策之前，都可充分發表意見，高度發揚民主，什麼意見都可以講，可以反覆講，可以爭、可以吵；一旦做了決定，就必須執行。如仍有不同意見，可以保留；但在行動上--發言或寫文章，必須執行部里的和中央的決定。在這個問題上，大家要互相監督，首先大家要監督部長――鄧力群，是否遵守了決定。同時還講到，顧問也要接受監督。②

這個報告約有二、三千字，現在看來，還是有聲有色的、很有分寸的。既立場堅定、旗幟鮮明，又使反對派挑不出毛病，不大容易啊！

4月13日關於"政治紀律、組織紀律"的講話整理出來之後，在整個部的範圍里討論，要大家提修改、補充意見，也包括提出不同意見；各個單位都進行了討論，並提出修改意見，直至5月7日把大家的意見集中起來，補充修改並通過，形成一個大家共同遵守的政治紀律和組織紀律：同時還有一些其他的部務工作計劃和安排，這一下子就把那些人鎮住了。

然後就是進行各個局的機構調整和人事配備。到了年齡的退下去，對他們的工作、生活也作了一些安排；把中青年幹部提上來。在這期間，對理論局進行了調整，免了李洪林的副局長職務。理夫也是我介紹給胡耀邦的，他也和王惠德、李洪林搞在一起，但理夫暫時還留着。這時喬木出了個主意，說可從書記處研究室調幾個人到宣傳部。後來把盧之超調來當理論局局長、賈春峰當副局長。來了之後，兩個人就分化了，賈春峰和王惠德等人搞到一塊去了，弄得盧之超後來很難辦事。

八 宣傳共產主義思想及其實踐

1 一九八二年下半年召開的十次會議

按照胡耀邦的意見：黨中央各部要安排指導各部門的工作，一年最多開兩次會議就行了，宣傳部的工作不同，一年至少要開十幾次會，甚至要開幾十次會。各個領域的思想問題很多，一個問題就可以開一次會。據此，我布置了下半年的八次全國性會議。實際開會不止八次——

8月17日，開全國宣傳工作會議，有各省市的宣傳部長和北京有關部門參加。

10月13目，宣傳部同社科院、國家教委合作開了一個全國社會科學的規劃會議。

10月22日，中宣部與教委、經委的職工教育委員會討論職工的文化補課。

10月27日一11月5日，中宣部同書記處研究室、農村政策研究室合作召開了全國農村思想政治工作會議。

11月1日一8日，與有關部門(教育、文化......)合作召開了整個文教系統的幹部管理工作會議。

11月13日，召開了全國新聞出版處處長的會議，布置準備召開全國出版工作會議。

11月23日，同中組部一起在山東濟南開了一個黨員教育工作會議。

12月17日，開了全國高校圖書館長的會議。

年底共青團換屆，參加了共青團代表大會，我作了一個題為《中國青年的道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的報告(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

2 五次重要會議講話

計算起來，從8月17日--12月28日，同有關部門合作、或參加有關部門召開的會議，包括青年團的會議(因為青年團的思想工作也歸中宣部管)，共有十次。其中重要的會議有五次(見上文中文字下劃線的會議)。我在這五次會議上的講話同喬木的意見是一致的。喬木在準備十二大的報告時，曾在一次會議上做了一個發言，題目是：共產主義思想的實踐。我在這五次會議上，分別從不同的工作角度，宣傳、解釋和發揮了如何進行共產主義思想的宣傳和教育。例如，8月17日召開的全國宣傳工作會議，這是十二大召開前的全國宣傳部長會議。這時十二大報告的基本輪廓和稿子有了，為了在十二大召開以後，在全國各省市自治區及中央各部門學習、宣傳十二大的方針、政策、路線，召開了這次全國宣傳部長會議。會上，我講的主要內容是：十二大的報告是用共產主義的思想體系分析當時的歷史情況，制定有關的方針、政策的。這實際上把十二大報告的要點，與全國宣傳部長通了氣。在會上還請人做了有關問題的發言。如請國家計委房維中同志講十二大以後我國經濟工作的發展規劃(考慮了什麼問題，提出了什麼要求，如何實現，等等)。還請了其他一些同志講話。我在這次會上有一篇講話，其中重點是解釋毛主席根據中國現實情況所說的話：共產主義制度是要在將來才能實現的，這是我們的最高理想，不管經過多少艱難困苦，我們都要實現共產主義理想，實現共產主義制度；但這是將來的事，眼前就是要經過歷史的進程，一步一步地在共產主義思想的指導下，分析每一階段的形勢，制定每一一階段的任務，然後一步步地往前走。不論任務有何不同，但都是在共產主義思想體系的指導下，了解情況，制定政策；既為當前的利益而奮鬥，同時又要體現將來的利益。

在農村政治思想工作會議上，我講的是：我們現行的政策是按勞分配，但我們共產黨員以及共產主義的同情者，廣大的職工中，已經有不少人走在時代的前面，他們自覺自愿地進行不計定額、不計報酬的勞動。這就叫共產主義的勞動態度，對此我們應該加以提倡。這個同現行政策——按勞分配，既有區別，又有一致之處。

我講得比較好的是黨員教育工作會議上的發言，題目是《新時期要做好黨員教育工作》(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還有在全國共青團代表大會上的報告：《中國青年的道路：從愛國主義到共產主義》(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我用歷史的經驗和歷史人物說明：在中國的社會條件下，要愛國就要用共產主義思想做指導。始終堅持愛國主義，就必然成為共產主義的同情者，以至於成為一個共產主義者。我列舉了魯迅、郭沫若、宋慶齡、何香凝的經歷。一共講了十條，我最近又重新看了一下，到今天仍然站得住：但令人奇怪的是：我的這篇講話被團中央放在《中國青年報》的報屁股上，用很小的字分好幾天才登完。這表明了一種態度。那時團中央的書記是王兆國，祝詞是胡啟立做的。他們專門約我去講話，我講了差不多半天，當時會場上的反映還挺好。為什麼他們會用這樣一種冷淡的態度來對待？這是他們的態度，還是胡耀邦的態度，搞不清楚。與後來的事情聯繫起來，很可能這是胡耀邦採取的淡化處理的方式。到1986年，胡耀邦就把"以共產主義思想為核心的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中的"共產主義思想"抹掉了。

3 提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學風

我在上述幾次會會議上講的第二個重點是改進學風。提倡調查研究、實事求是的風氣。在宣傳部里反覆講，在很多次會上也反覆講。《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座談會上的講話》(收入《鄧力群文集》第二卷)，我介紹了陳雲同志的作法，在每次做決策之前，要用90％的時間做調查研究，在調查的基礎上有10％的時問做決策就行了。我也介紹了張聞天的經歷：在遵義會議上，他從政治上轉過來了；但思想作風的轉變是到延安整風以後，特別是他出去晉西北、陝北調查回來以後，寫了《出發歸來記》標誌着他的學風才真正轉到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路線上來。

在這個期間，我針對社科院存在的問題，講了一次話：《增強黨性，改進學風》。語言、提法都比較尖銳。這個講話我看到現在也還站得住。增強黨性主要是講在政治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我說：到這個時候，我們社科院有的人在發言和寫文章時，還相當放肆；中央的決定反覆重申，他就根本不放在心裡。在學習問題上，我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工作有很多進步，特別是農村工作，面目一新，創造了很多新經驗。我們組織了社科院的同志到農村去了解情況，進行調查，去作調查的黨政人員多。研究人員很少。我認為，這些人還習慣於從概念到概念，從書本到書本，不重視從生活中學習。
九 在中央黨校作學習十二大精神的報告

十二大開完會以後，我在黨校講了一次，題目是：《開創新局面的黨代表大會》。從三個方面對鄧小平同志的開幕詞和十二大報告的體會。

現在重新看了一下，其中第二部分：《走自己的道路》，沒講出什麼新的道理。第三部分：《關于堅持社會主義道路，集中力量進行現代化建設的四項最重要的保證》，也可以說是照本宣科。比較有點意思的是第一部分：《關於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的認識問題》。這部分中的道理也還是那些，有什麼新意也很難說，但解釋得比較好，把我們的經驗和外國的經驗結合進去了。

比方說，我用毛主席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講話中關於從勝利和失敗的比較中認識革命規律的論述，用斯大林在討論《蘇聯社會主義經濟問題》這本書回答別人提問時關於"規律"的解釋，來說叫"對規律的認識要有正面的經驗，也要有反面的經驗"；用通過建國三十多年的歷史人們才逐步認識應該學習陳雲觀察經濟現象、處理經濟問題的方法，說明"認識規律的，開始總是少數人，然後才有較多的人，再後才有絕大多數人"。我還說明，"我們黨是一個戰鬥的黨、行動的黨。我們黨對客觀規律的正確認識，應該體現為制定和領導人民群眾實現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正確的路線、方針、政策的制定，像我們對客觀規律的認識一樣，也要有個過程，也不可能一開始就很正確、很完善。而是逐步正確、逐步完善。"有了“大躍進“的挫折，毛澤東同志才講出一篇道理，指出，無論在革命方面和建設方面，我們黨都要有一條適合客觀情況的、有充分說服力的總路線，還必須在總路線指導下，在工、農、商、學、兵、政、黨各個方面，有一套適合情況的具體的方針、政策和辦法，這樣才能教育幹部和群眾，統一他們的認識，工作才好做。我通過歷史經驗的分析、比較、總結，令人信服地指出，十二大的總路線和具體方針、政策、辦法，是在認識社會主義建設客觀規律的基礎上制定的，是基本上符合我國當前的客觀實際的，所以，說十二大將引導建設走向勝利，這個判斷是站得住的。

回想起來，1982年的事情不少，有些至今還令人欣慰，有些卻讓人想到某些人的"不善"的居心，令人不悅。

注釋：

①勤務組是“文革”初期機關、單位黨組織癱瘓後成立的臨時權力機構。

②鄧力群：《宣傳部的組織紀律和政治紀律問題》。《鄧力群文集》第2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22頁至第26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