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要事回憶

一 黨中央文件起草工作的轉手

1 胡耀邦親自組織起草的兩個文件

1984年10月召開的十二屆三中全會，做出《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接着，1985年3月，中共中央做出《關於科學技術體制改革的決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是胡耀邦同志組織鄭必堅、龔育之、林澗青、林子力及其他一些人起草的，也吸收了于光遠的意見，當然也做過調查。自始至終，沒讓胡喬木參加。我只參加一般討論，提提意見而已。

鄧小平對這個文件評價很高。通過《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他說；這個決定，是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相結合的政治經濟學，是一大發明、一大創造。

制定《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在實行改革方面，趙紫陽主要強調了兩條，一條叫“利改稅”，改變統收統支的政策，使企業在交稅後還有一部分利潤。當時這樣做主要是解決兩個“大鍋飯”的問題：既解決企業吃國家的“大鍋鈑”，又解決工人吃企業的“大鍋飯”。在這一點上，趙紫陽採取的措施不能說全不對。另外一條叫“撥改貸”，除了360多億國家撥款外，基本建設都用貸款來辦。這個措施不好說是完全正確的。現在"撥改貸"搞得太寬、太濫，因而有人提出，對國家的重大基本建設項目，國家撥款的方式還應多採取一些。我看對趙紫陽強調的這兩條，恐怕應該有所分析。

《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還提出了“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這些措施究竟哪些搞得好，哪些不對，現在都研究得不夠。總之，對“利改稅”、“撥改貸”和“放權讓利”的十條措施，哪些措施正確，哪些不正確，還有待研究。

這兩個文件的起草工作是胡耀邦抓的，趙紫陽與他是合作的。

在文件的起草過程中有些傳言，說鄧力群這個人是反對發展商品經濟的。趙紫陽有一次問我，說：你還堅持你1979年的觀點嗎？我說：我一直堅持，沒有放棄啊。這就證明了趙紫陽也知道這種傳說。聽到此話，我就把1979年我講商品經濟的小冊子找出來，①專門送給了胡耀邦。我和他當面說：現在有人說我一向反對商品經濟，這兒有一本小冊子，是我1979年講的。胡耀邦收到我送的小冊子，從頭到尾認真地看了，有圈有點，還劃了橫槓、豎槓。他看了以後，還轉給胡啟立看了。這個小冊子起碼產生了這樣一種作用，即表明鄧力群不是一向反對商品經濟的。

2 全國黨代會文件的起草

接下來，準備開全國黨代表會議。黨代會韻文件起草工作也是胡耀邦親自抓的，文件起草班子的成員還是鄭必堅、龔育之、林澗青等人。按胡耀邦原來的安排，胡的報告，小平、陳雲、先念同志的發言都由這個班子起草，只有趙紫陽講經濟工作的報告，由趙自己找人起草。

鄧小平的發言稿起草出來以後，鄧一看就不滿意。陳雲同志說：我的發言一向不讓別人起草，我自己起草。先念同志看了給他起草的發言稿，也不滿意，他自己找人修改了。

3 陳雲在黨代會上講重要意見

這裡要特別說一下，在黨代會上，陳雲同志的講話很好。短短一個發言，講了很多重要的意見，如：社會主義經濟，還是要有計劃按比例；社會主義的體制改革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我們是共產黨，共產黨干的是社會主義；等等。文字不多，但內容非常好。這是陳雲自己起草的，我們都沒參與。這是一篇很重要的講話。

4 鄧小平發言稿起草情況

這裡主要講一講鄧小平同志發言稿的起草情況。

大約在1985年9月上旬，鄧看了起草小組擬的初稿，不滿意，就把我找去了。我好像是約了林澗青一起去的。

（1）鄧小平平批評胡喬木、誇獎趙紫陽

見面後，鄧小平同志一開口就說：你們知道嗎，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以後不要提了。

我們沒有吭聲。接着，他非常嚴肅地說：我不收回我的那個講話(指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的講話)，將來編我的《文選》，我要原樣不改地收進我的《文選》裡面去。

鄧小平說的胡喬木講反對精神污染搞錯了，可能是指喬木幫助胡耀邦修改《關於黨的新聞工作》講話稿的事情。1985年2月8日，胡耀邦在書記處會議上作了《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講話中有一段話專門說到"精神污染"的問題。胡耀邦說："的確，黨中央也曾考慮，'精神污染'這個名詞一般人比較生疏，可能在國內外引起這樣那樣的誤解，如果在前面用了'清除'的字樣就更是如此，並且在事實上也辦不到。所以不到十分必要的時候，可以少用或者不用這個名詞。但是這決不是說，反對精神污染的原則有什麼錯誤；更不是說對於真正的精神污染即剝削階級腐朽沒落思想的侵蝕，我們可以不抵制，不反對。"嘿'胡耀邦對這次講話很重視，是他請喬木幫助修改還是喬木主動幫助修改的，我不知道。涉及"精神污染"這段話，喬木改了沒有，改了什麼，我也不清楚。

接着，鄧小平同志說：趙紫陽在人代會上的《政府工作報告》講了四項原則，講得不錯，態度鮮明。

鄧對此比較高興，對趙誇獎了幾句。

(2)鄧小平對四項基本原則的新認識

接着，鄧小平同志說：這個稿子(指起草小組擬的初稿)不能用。關於四項原則，我有點新的意思，今天找你們來談，你們就按這個意思加以修改整理。這個意思是：四項原則是黨中央決定內外政策的基礎，各種政策既來源於四項原則，又有利於四項原則；如果不講四項原則，糾"左"就會糾到社會主義，糾到馬克思主義。

四項基本原則是制定各項內外政策的基礎，是鄧和我們談話中的新認識、新概括。這段話確實講得好！

小平同志說完後，我要林澗青把談話記錄整理一下，如實地向胡耀邦報告。(3)胡喬木的加工和我做的工作我們把小平同志的講話稿起草出來之後，我有意識地幫了喬木一下，想緩和鄧和他之間的關係。我沒有告訴喬木鄧對他有意見。我向鄧提出想請喬木幫助看一看講話稿，鄧小平沒有吭聲。胡喬木很積極，他加了一個內容，即理論學習的重要性，喬木把這個內落作了很好的表述，這一段話加得好。

在整理了鄧的講話之後，我與王忍之合作，寫了一篇《四項基本原則是各項政策的基礎》的評論員文章，1985年10月在《紅旗》雜誌上發表了。除了鄧小平講話中的那些重要思想之外，對四項基本原則有進一步的認識和闡述。以後只要有機會，我就宣傳這個思想。在宣傳和理論工作者裡面，我多次講鄧小平的這個觀點。當時，多數人還沒有感到這個問題的重要性。

(4)對鄧小平思想發展的一點看法

現在有人說，鄧小平的思想滑坡，或者說思想轉變，從1984年就開始了。我不同意這個說法。根據我與他的接觸，不好這麼講。至於他的威望，1984年確實是達到頂峰了，"小平你好"嘛。我所接觸到的鄧小平自己表達出來的思想，好像不能說在1984年就變了。因為在1985年8月28日，鄧小平與津巴布韋政府總理穆加貝有一次談話，當時穆加貝懷疑中國搞"非毛化"。鄧小平說："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共產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這是四項基本原則。如果不堅持這四項基本原則，糾正極左就會變成‘糾正’馬列主義，'糾正'社會主義。" ③

接下來，就是1986年夏季起草《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奇怪的是這個《決議》得到了鄧的支持。究竟是什麼原因，我也不清楚。

5 簡要的評論

起草文件本來是胡喬木的專職，但從1985年黨代會以後他就受到冷落。在鄧小平那裡表現出來的，就是不滿意胡喬木跟着胡耀邦講反對精神染污不要再提了。除此之外，還有什麼其他情況、原因，使得小平冷落喬木，我搞不清楚。

黨中央文件的起草由誰來負責，1985年是一個轉折。先是轉到胡耀邦手裡，後來又轉到趙紫陽手裡。這不是一個好兆頭。以後的事情，也證明了這一點。

胡喬木儘管有這樣、那樣的弱點，但他經手的中央文件，基本內容和主要精神是站得住的。毛主席在世的時候，文件主要由毛主席定奪。從1975年至1985年，共十年時間，由喬木經手的文件，除了個別地方和個別問題外，基本上是站得住的。

二 我在一九八五年的一些活動

當時，儘管我被夾在中間，處境很困難。但我沒有被這些苦惱和問題壓倒，還是在力所能及的範圍里做了一些事情，表達了一些自己的思想。在今天來看，能夠選進《鄧力群文集》的文章，也還不少。這裡，把當年做的比較重要的事情約略說一說。

1 支持走正路的電影工作者

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的講話，應該說這是一篇好的講話，重中了黨對新聞工作的基本方針。可以看出來，胡耀邦感覺到文藝界不按黨的原則辦事，惹了很多麻煩。這以後，政治空氣確實有所轉變。在這種情況下，恰好遇到這樣一件事。那時，北影廠和電影局進口了一批帶有黃色鏡頭的影片，在內部放映時，看的人很多，包括一些兒童，造成了惡劣的影響。鄧大姐為此寫了一封信，措辭懇切，也非常嚴厲，叫做"救救孩子"。這封信引起了胡耀邦和其他同志的重視。有了這封信之後，3月20日，北京電影製片廠17個同志給中央寫了一封信，表示對電影界現狀的憂慮，以及他們對電影工作的一些想法。此信經我轉給胡耀邦同志，得到了胡的支持，來信印發政治局和書記處各同志了。後來，我與朱穆之還同這十幾個同志開了一次座談會，對在北京從事電影工作、走正路的人給了一點幫助，表示了一點支持。當然，這些人中也有投機分子，但多數人是好的。

2 到川黔鄂三省調查

4月23口至6月8日，我到四川、貴州、湖北三省調查研究。在四川走訪了十個地市、二十一個縣。在貴州走訪了四個地市、七個縣。在湖北走訪了兩個地市。在四川的時間長些，川東、川南、川西、川北都走到了。在成都主持了《當代中國》叢書地方卷的編寫工作座談會。我提出：編寫好地方卷，是各個省、市、自治區向全國人民和全世界做的科學報告，是解決理論聯繫實際的中心環節，各級領導部門要認真做好領導工作。在成都和貴陽聽取了宣教部門的匯報。我出去只聽宣教部門的匯報，省委書記和省長要匯報，我一般不聽，只是和他們個別談談，交換一下意見。我通常和他們說：這些事是胡耀邦、趙紫陽同志的事，我只管部門工作，只聽部門同志的匯報。

5月6日，聽完四川省宣教部門同志的匯報以後，我講了一篇話，強調了三個問題：一是艱苦奮鬥、勤儉建國；二是研究商品經濟；三是如何看待自由的問題。這是針對作協的一些人無條件、無限制地談創作自由、新聞自由的。

這是1985年上半年我在比較大的範圍內的一次講話。現在看，問題談得有深有淺，在當時總算表示了一種不同的調子和看法。這篇講話已收入《鄧力群文集》。

在貴州的時候，我初次接觸了朱厚澤。他是貴州的省委書記。這個人在反右時受到過打擊，但沒有因此消沉，而是讀了很多書。當時對他的印象不錯。後來提名朱當中宣部長，我投了他一票。

3 鄧小平的兩次重要講話和我的傳達宣傳

3月7日，鄧小平就科技體制改革的問題發表講話。念完稿子以後，鄧大姐請小平同志即席發言。他又談了兩個問題，一個是國際問題，一個是國內思想工作的問題。這個講話讓科委整理時，整理者刪掉了一些他們不喜歡的話。我就把原始記錄找來，把他們刪掉的那些話又加進去了。小平同志在講話中重新強調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講話中還有一個重要的內容，就是重申他過去的觀點，認為"一切向錢看"是錯誤的。他說："現在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現象，就是沒有理想，沒有紀律的表現，比如說，一切向錢看。”④他還說："對一部分先富裕起來的個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徵收所得稅。”⑤小平同志的這個意見對於避免兩極分化，實現共同富裕，有重大的指導意義。陳雲同志看了鄧小平的講話以後說，我們講問題，就要像小平同志那樣鮮明。

這樣，胡耀邦、鄧小平分別在2月、3月講話以後，雖然各種說法、議論都有，我還在受圍攻，但氣氛已經有所好轉。恰好這時，鄧小平又一次發表講話。5月20日，鄧小平會見原台灣大學教授陳鼓應，講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問題。鄧小平說："我們大陸堅持社會主義，不定資本主義的邪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不同的特點就是共同富裕，不搞兩極分化。創造的財富，第一歸國家，第二歸人民，不會產生新的資產階級。國家拿的這一部分，也是為了人民，搞點國防，更大部分是用來發展經濟，發展教育和科學，改善人民生活，提高人民文化水平。中國在粉碎'四人幫'以後出現一種思潮，叫資產階級自由化，崇拜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民主'、'自由'，否定社會主義。這不行。中國要搞現代化，絕不能搞自由化，絕不能走西方資本主義道路。對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且觸犯了刑律的人，不嚴肅處理是不行的。因為他們搞的這一套無非是大鳴、大放、大字報，出非法刊物，實際上是一種動亂，是'文化大革命'遺留下來的做法。不能讓這股風刮起來。全國人大一九八○年專門做了決議，廢除憲法中肯定'大鳴、大放、大辯論、大字報'的條款，這個條款是'文化大革命'中寫進憲法的。那些崇拜西方'民主'^每人總想搞這個'四大'。中國經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沉痛教訓，再不能那樣幹了。""我們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決定實行開放政策，同時也要求剎住自由化的風，這是相互關聯的問題。不剎住這股風，就不能實行開放政策。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開放政策，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的思想前幾年有，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總之，一個目標，就是要有一個安定的政治環境。不安定，政治動亂，就不可能從事社會主義建設，一切都談不上。治理國家，這是一個大道理，要管許多小道理。那些小道理或許有道理，但是沒有這個大道理就不行。”⑥

鄧小平的講話是作為統戰部的內部文件整理的，在書記處沒有引起注意。我看到之後，認為非常重要，首先就在北京市委黨校的一個會議上宣讀了。我傳達以後，胡耀邦在黨校期間的一個秘書，說要組織幾個人寫文章，公開批評鄧力群。黨校也有人聽了我的傳達，知道我宣讀的是鄧小平的講話，回去和他一講，他們準備寫批評文章的班子就只好撤銷了。

這時，正好召開全國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會議上我除了照念稿子以外，我還說：鄧小平同志最近有一篇談話，我給大家宣讀一下。把這個談話也傳達了。

法制宣傳教育工作會議後又開了一個宣傳部長的座談會，6月19日，我也講了一篇話，着重宣傳鄧小平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思想。

7月，我把鄧小平的這個談話和其他幾個重要講話，合起來編成了二個小冊子。給薄老看了，薄老也贊成。小冊子後來公開出版了，叫做《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紀律》。

4 請胡德平轉告鄧朴方慎言慎行

6月或者7月，我記不太清楚是哪一次會議了，在會議的講話中間，我說了一句話，我說：過去一年裡，我的日子很難過。"我的日子很難過"這句話傳到了胡耀邦那裡。那時我們家住在萬壽路。耀邦的公子胡德平專門到我們家裡來。他倒是很客氣，說：鄧叔叔啊，我們聽說你在一個會議上講了一句話，中央一位很負責的同志，認為這句話講得不好。

我當時和他談了一段話，其中講了我之所以說在這一年裡的日子很難過，因為包括鄧朴方講，反對精神污染的講話是鄧力群強加給他父親的。還有劉有光的兒子也這麼講。我說：這個事情可冤枉啊！我把事情的原委跟胡德平說了。

我說：我是9月6日從外地回來的，之前在外地跑了一個多月。9月7日鄧小平找我去談話。鄧小平同志說了很多，很有準備。我當時什麼意見都沒講。事後把鄧小平和我談話的內容作了整理，交給了書記處。之後是鄧小平在二中全會上的講話。真相是這麼回事嘛！

我把兩套有關清除精神污染的材料及我在這期間的有關講話，給了胡德平，請他轉送一套給鄧朴方。我對他說：你把這些材料看完之後，會明白事情的全部過程和真相。我還請他轉告鄧朴方：對中央的事情，不要亂說話。作為他這樣的高乾子弟，地位很特殊，今後應該慎言慎行。這幾句話不知道胡德平是否轉告了鄧朴方。如果轉告了，那就一定會得罪鄧朴方的。

同時，我還對胡德平講：那個時候，你有一篇文章，叫做《為自由鳴炮》，鄧朴方在《三月風》雜誌上發表了王若水的人道主義的文章。我認為這些都不妥當。

這是到目前為止，我與胡德平的最後一次見面。

5 建議提高中青年表演藝術家待遇

8月，我和文化部合作，為有突出成就、有影響的中青年表演藝術工作者提高待遇的問題給書記處提出了建議。他們提高待遇以後的最高工資可達160元，低一點的工資也可達到120元，大致相當於正局長的待遇。這些同志主要在北京，約有80人。我們還建議，依此辦法，對全國有突出成就、有影響的中青年表演藝術工作者提高工資待遇。這算為這些中青年表演藝術家說了一句話、辦了一件實事。
6 辭去中宣部部長以後

大概從四川、貴州回來之後，我正式向胡耀邦、胡啟立提出自己不想當宣傳部長了。他們也樂得我不當，故而答應得非常爽快，說積極物色人選。用了一個月的時間，先是宋任窮提了一個名單，選了幾個對象，偏重於朱厚澤。胡啟立又專門到貴州去做了一些調查。回來後就確定了，由朱厚澤接任中宣部長。

這個事情沒有完全確定之前，還有一個小插曲。那時幹部要實行年輕化，老的要退下來，中青年要提上去。本來中組部的規定是各部委的司局級幹部由各部委自己任免，只報中組部備案，不需要中組部審批。可是中組部唯獨對中宣部下了一個通知，要求中宣部司局級幹部的調整——老的退下來、新的任命要報中組部批准後才能實行。這個決定很明顯了，是胡耀邦要控制中宣部的人事權，這是習仲勛、喬石替胡耀邦出面做的。

不當部長這個事情定了以後，我就和部里各司局的同志說：新部長要來了，來了之後首先要了解情況，你們各個司局好好準備一下，把這幾年的工作回顧一下，把以後的打算也想一想。按理說，新部長上任之後，總要找大家談談的。因此，大家都做了認真的準備。

1985年7月8日，中共中央任命朱厚澤為中宣部長。任命後不久，朱厚澤報到了。我當時在北戴河，就請他到北戴河來。我與他談了一個下午。主要談了宣傳部總的情況，以及今後工作的一些設想。他來北戴河沒幾天，我就要回北京。本來我和他約好一起坐車回北京。但他說啟立給他打了招呼，讓多住幾天。胡耀邦和胡啟立還要找他專門談一談。這樣，我就先回來了。又過了三天，朱也從北戴河返回了。

原來我和他講過，各個司局已做好了匯報的準備，希望你能和他們一個一個地談談，並且大體定了個時間表。但朱回北京後，採取了一個非常特殊的做法，哪個司局也不找，就找了理論局。當時理論局的局長是盧之超，但朱又不找局長匯報，卻找副局長理夫、賈春峰談了話。盧之超和賈春峰雖然都是由書記處研究室調到中宣部的，但賈和盧的意見不一致，關係也不太好。朱還找了理論局其他一些人，由此和王惠德接上了頭。

因此，我說胡耀邦和胡啟立給了朱厚澤一個路線圖，即到宣傳部之後，先找誰，後找誰。不找誰。這種做法實在無助於了解全面情況。

由此，王惠德、理夫和賈春峰這些人得到了一個靠山。本來，王惠德在整黨期間說自己有病，一直住在醫院裡。我那時也照顧他，得病的人嘛；會議可以不參加，學習也可以自由一些。整黨結束了，王也從醫院出來了，但說病還沒好，還要繼續休息。可自從朱厚澤找到他以後，他就特別積極起來了。

也就在這種氣氛下，王惠德這些人就組織對胡喬木和鄧力群有意見的人，不同程度、不同層次上傾向搞自由化的人、向我和胡喬木發難。表面上看這件事很突然，但其由來和背景就是上邊所說的。王惠德作為主管理論宣傳的副部長召開了兩個座談會，一個是中、老年的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一個是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把王若水、馮蘭瑞、廖蓋隆這些我和胡喬木的反對派吸收進來，當然；參加座談會的也有一些態度比較端正的同志。

在會上發言最多、調子最高的是王、馮、廖。廖的尖銳語言是：胡喬木和鄧力群從改革開放開始就一直反對改革開放。王若水對我們批評他的觀點進行了系統發言，說我們批評他的觀點怎麼錯了，他的觀點如何正確，為他自己的錯誤進行辯護。

王若水不僅在中、老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上作了長篇發言，青年理論工作者座談會也把王若水請去作了一次系統發言，發言的矛頭還是針對我和胡喬木的。而也就是在這一年，王若水給胡喬木寫了一封長信，為自己所受的批評逐條進行申辯。看得出來，這是有意安排的。

兩個座談會的發言記錄送給我們時，那些尖銳的語言都被刪去了，發言時衝着胡喬木和鄧力群來的那些人的名字都沒有寫上。我收到以後，請宣傳部把原來發言的話全部補齊了，是誰講的都寫上名字。我覺得這樣對發言的同志負責，也便於我以後和他們交換意見。

王若水逐條駁我在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對他的批評。我當時批評他的作法是先引他的一段文字或講話，然後說這是什麼意思。他為此進行辯護，說他的意思與我指出的意思相反，無非是要證明他是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他的反駁讓我考慮，在個別細節上，我也有批評得不準確的地方。

不了解情況的人，聽了王若水的講話，看了他的申辯書，可能產生這樣的印象：王若水是正確的，鄧力群對他的批評處處都是歪曲的；王若水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而批評他的人則是背離了馬克思主義。

當時，王若水的發言稿散布得有多寬，我不清楚，我現在也還留着。如果說當時他還糊弄了一些人，到了今天，王的真面目就昭然若揭了。1993年，他寫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有了這篇東西，他以前的那些辯護就不攻自破、不駁自倒了。《我的馬克思主義觀》的第一個標題就是"從追求到幻滅"，他自己說對馬克思主義幻滅了一這不是把自己的面目暴露無遺了嗎。由此我想到，毛主席曾分析共產黨裡面有沒有同路人的問題，的確是對的。王若水就是同路人的一個典型代表。胡績偉、李銳這一類人，也都是如此。胡績偉自己都不否認這一點。他說參加革命就是為了民主，他自己一直堅持民主革命時期的觀點，因此對社會主義革命就格格不入，一直到今天他還是一個民主主義者，對黨的看法也還是從這個思想基礎出發的。他本想用這種辯解來證明自己有理，但適得其反，恰恰清楚地暴露了他自己是黨的同路人。

說這些人參加革命就是投機，不好完全這麼說。民主革命的要求推動他們參加革命，革命越深人與他們的資產階級世界觀就越來越衝突，這個也不行，那個也不對。用這種世界觀來判斷和觀察一切，以至走到現在這個地步，也就一點都不奇怪了。從現在的情況看，當年毛主席講黨內有同路人的意見的確是有先見之明的。

7 落實鄧小平幹部要學習理論的要求

(1)王惠德與我們的分歧

鄧小平同志在黨代會上講了幹部要學習理論，意思是鄧小平提出的，文字則是喬木落實和發揮的。本來，我和喬木都想，既然鄧小平講了要學習理論，那麼就應該準備學習理論的書籍和材料。正在這個時候，河北省宣傳部的一個幹部寫了一封信，提了一個建議：學理論不必要學馬恩列的著作，也不用學習毛澤東的書，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中央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就可以了。

王惠德是我推薦給王任重的。那時王任重當中宣部長，要找一個管理論的，我推薦了王惠德。王去了以後，對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包括真理標準的討論，從來都不吭聲。他是中宣部理論局的局長，還在中央編譯局工作過，有同志認為他從來只是讀書本，從來不談理論要聯繫實際。要說教條的話，這倒有點像教條主義了，但他的教條也沒幾條。

河北的信一下子被王惠德等人抓住了。他們堅持說：學習理論就是要按照河北省那個幹部提出的建議辦，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這就是理論；因此，幹部學習也要按照這個意見來重新安排。

喬木同志看到這封信，也表示了意見。他說：這封信不夠的地方有兩點。一點，不能夠把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所有的政策都說成是理論，應該有所區分。基本的方針、政策，實踐檢驗證明正確的理論，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發展。有一些具體的政策，同提高為理論形態的東西，還不是一回事。另外一點，不同意說只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其他就不要學了。

在這種情況下，由喬木主持召開了一個會議，我、朱厚澤、王惠德和理論局的一些人都參加了，討論幹部的理論學習問題，重點先解決在職幹部的學習。在職幹部的理論學習，本來早就有布置，當時估計還要一、兩年才能完成。王惠德這些人提出：學理論就是學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文件，原來的計劃是否就算了，儘管還沒完成，也就停止了吧，現在來重新布置。經過討論，沒有完全採納他們的意見，確定原來的計劃不要停止，學完為止；新的計劃還要再研究和商量。

喬木在會上講了一篇話，中心意思是：學習理論很重要，學習理論不要簡單化。他講到三中全會以來的方針和政策，不能說都是理論。經過實踐檢驗證明是正確的，包括中央領導同志講的一些很重要的話，應該算做是對毛澤東思想的繼承和發展，應該當做理論來學；但有些具體的政策和規定不能都當做理論來學，應該加以分析。

(2)胡喬木認為鄧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視理論學習

喬木還對歷史進行了回顧。大意是：相比之下，毛主席不太重視學習理論，儘管過去在延安規定過“幹部必讀”，要求讀多少本書，但後來忙於打仗，就停止了；解放以後，又重新出“幹部必讀地；以後又指定學習30本書，但實際上沒有認真地讀。

喬木的意思是說：相比之下，鄧小平比毛主席更重視理論學習。

喬木還附帶講到了對“實事求是”的解釋，大意是說毛主席對“實事求是”作了他自己的解釋，從辯證唯物論認識論的高度賦予了深刻的新涵義。“實事求是”本來是漢朝人的用語，其原意是一種樸素的唯物主義。喬木認為，這個概念過於強調從實際出發，本身是不重視理論的，就是從實際本身找些道理出來，如此而已。

喬木的講話，給人的印象是有點貶低漢朝人提出的“實事求是”這個認識，與毛主席的解釋距離比較大。會上就決定在成都召開一個在職幹部理論學習的座談會，定了兩條方針：原來在職幹部理論學習的計劃不動，將其學完；學完了以後，究竟怎麼學、學什麼，廣泛聽聽大家的意見。

在這個座談會上，經過王惠德、理夫這些人的活動，就冒出了不少對喬木、對中宣部的意見，其中突出的一句話，是說胡喬木反對“實事求是”。

(3)鄧小平問我胡喬木是否反對"實事求是"

這個話也傳到了鄧小平的耳朵里，鄧有一次問我：喬木是反對“實事求是”嗎？我就把喬木的原意和講話經過原原本本地講了。我說：喬木不是這個意思，毛主席對這句話的解釋和引申，喬木還是肯定的；喬木只是講漢朝人最早用這個話是什麼意思，說與毛主席後來的引申並不那麼一致；喬木對漢朝人提出的"實事求是"的意義估計得不夠高，甚至於有所非議，我認為這不能說胡喬木反對"實事求是"。

(4)我組織編了四本書

在這期間，我和喬木考慮，鄧小平同志在黨代會上提出了要學習理論，即要學習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究竟應該學習哪些著作呢？經過反覆商量，確定了根據現實生活需要的原則，編幾本馬列著作選讀。這個原則定了以後，我組織了北京的高等院校、編譯局和有關單位，分頭負責。大體是1985年8月後，把隊伍組織起來了。原來計劃要編三本：哲學、政治經濟學和科學社會主義。後來想到有必要編一本書，專門論述馬克思主義是發展的理論。這樣就成了四本書。

落實小平同志關於幹部理論學習的要求，也是1985年做的一件事情。

以前，我們學習用的馬、恩、列、斯選集都是蘇聯版的，這次我們編的四本書是根據中國的情況，把馬、恩、列、斯對我們特別適用的一些著作選輯在一起。政治經濟學就把《資本論》三卷中的精華部分都編進去了，馬、恩等論科學技術的內容也編進去了。現在來看，這一套書是切合中國實際的。

這四本書，從1985年11月開始組織編輯，中間有些反覆，到1986年8月，各卷都有了一個編輯方案，然後就把編輯四本書的主要負責同志集中到玉泉山，大家一起看這四本書，不僅看自己的，也看別人的。這樣做的目的，既能使缺陷得以彌補，又能使內容互相銜接，既是一個整體，又各自有分工，內容更科學了。

在這件事情上，也反映了我這個人的性格。王惠德這些入得到了朱厚澤的支持，提出馬列主義的理論可以不學了。他們出來說只要學三中全會以來的東西。我和喬木不同意這樣做。我們認為：三中全會以來的一系列文件、著作要讀，但馬列的書也要讀，不能不讀。認定了這一條以後，我不管你刮的風浪有多大，反對的辦法有多少。當時，閒言碎語、挑剔的話多了，但我硬是要把這件事情搞起來。我這個人就是這樣，只要認定了黨的工作需要，我就堅韌倔強地做下去，你說你的，我干我的，直至干成。

這樣，最後費了一個月的功夫，總算把初稿調整好了。之後，發給大家徵求意見，同時還有些技術性的工作，如注釋、排版、校對等等。

真正出書大概是1986年底，當時耀邦已經要下去、趙紫陽要上來了。實際上，這套書只作為教材發給了中央黨校的學員，只有一兩期的學員學習了。"八九政治風波"後，這套書又再版了。據說發行得還可以，但也是一陣風。這套書沒有真正地利用起來。8月23日，在玉泉山統稿快結束時，我講了一篇話，除了講這四本書的調整問題以外，順便也澄清了幾件事。在8月之前的一件事是"馬丁事件"。理夫這些人，包括于光遠，利用這個事情攻擊喬木，我把事情的原委說清楚了。

還有就是把學理論還是學政策以及所謂喬木反對“實事求是”的情況也說清楚了。我說：“胡喬木同志用歷史來說明學習理論的重要。他指出：我們學習理論沒有堅持下來，多次停頓。他還講了理論問題不要簡單化。他舉了個例子，例如‘實事求是’，單這四個字，孤立起來，無產階級可以接受，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胡喬木同志談這個意見時，有位同志還接了個話，說資本家才最講實事求是，做生意要了解行情、把握行情，否則他就要破產。‘實事求是’這四個字，是古人說過的，並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創造的。我們都知道，毛澤東同志在延安引用‘實事求是’這句話，用馬克思主義加以科學的說明，改造為有科學內容的命題。‘實事求是’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理論問題，鄧小平同志1978年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也作過闡述，歸納成為馬克思主義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我們講'實事求是'，有我們的特定含義，就是講認識客觀規律，按客觀規律辦事，把馬列主義普遍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在這個意義上，正如小平同志說的，'實事求是'是毛澤東思想的出發點、根本點，是毛澤東思想的精髓。喬木同志講得很清楚，意思是不能把具有豐富科學內容的'實事求是'簡單化了，不能把理論問題簡單化了。簡單化了就離開了毛澤東同志的本意，可以成為資產階級也可以接受的東西了。"⑦

當時還有一件事情，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有一個同志叫秦柳方，他選了幾篇他認為是經濟研究領域中有自由化觀點的文章，送給了喬木、我、胡繩同志。秦完全是好心，希望引起注意。3月1日，喬木批給胡耀邦、趙紫陽、胡啟立、朱厚澤看。3月3日，趙看後有幾句批語："批判經濟理論上的自由化，可要慎重。現在更需要的是大膽探索。"這就表露出了在思想領域裡反自由化，趙是積極的；而在經濟領域裡批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以至於後來保護《世界經濟導報》。

這是趙紫陽表露出來的一個意見，但這種思想究竟是來自趙的，還是來自鄧小平的，當時我沒想到這與鄧有關係。到了“八九政治風波”以後，趙像是有苦難言，流露出這麼一個意思，即對有些問題的主張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來源於上面的壓力。那麼，1986年批示秦柳方的信，究竟是他自己的觀點，還是來自於別人的影響，也可能在1986年還是趙自己的觀點，而到後來得到了鄧小平的支持。從1992年南巡談話看出，鄧的這種思想表現得更清楚了。

8 一項極不正常的任命被收回

1985年9月25日，中央書記處召開書記處成員局部調整後的第一次會議，胡耀邦同志在說到要給中青年同志壓擔子時，突然提出：力群是不是就不當書記處研究室主任了，讓王兆國同志兼任。遇到困難問題可以找力群同志談談。

我在會上談了其他問題後說：王兆國同志兼任書記處研究室主任問題，耀邦同志事先沒有跟我商量。在這次會上提出來也好。

我當時還是想積極配合的，所以接着又說：我同意耀邦同志意見，做如下補充：現任正副主任一起下，現任副主任，林澗青同志、梅行同志退下。不是離休退休，都還可以做工作。如果他們二位不一起退下來，王兆國同志的工作很難做。至於副主任提什麼人，幹部調整，機構調整，我準備以後同啟立、兆國同志商量。

接着我這個話，胡耀邦卻說：“我是提個意見。”出席會議的其他同志，對這個問題都沒有表態。

當天，我給政治局常委寫了一封信，主要說明我對林澗青、梅行退下來的意見。同時，我還表示：“書記處研究室領導是否同中央在政治上保持一致？鄧力群的思想體系是否'左'？從中央讓我當宣傳部長以後，我的講話、文章，經手的文件和材料，還全部保存着。如果中央需要審查，請隨時通知，我將把材料送上。其中包括關於清除精神污染問題的九次講話。"⑧

1985年9月29日下午，我忽然接到28日中央下發的一個文件：《關於鄧力群、王兆國同志兼任職務變動的通知》。《通知》說："九月二十五日，中央書記處會議研究書記分工時確定：鄧力群同志不再兼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職務，繼續協助胡喬木同志負責思想政治和宣傳戰線的工作；由王兆國同志兼任中央書記處研究室主任。"

這個《通知》發出後不到半個小時，突然又宣布收回。這是什麼原因呢？原來是陳雲同志看到了這個文件後，立即制止了。顯然，變動職務的事，沒和當事人談，也沒有徵求其他常委的意見，是極不正常的。

9 到意大利休養

10月12日至25日，我和羅立韻去意大利休養。這是羅立韻第一次和我出去。休養好像是胡啟立有意安排的。在黨代會以後，政治氣氛有所好轉，胡啟立有意安排我出去休息一下，帶有一種安慰性質吧。別的意思也許還有，我就搞不清楚了。在意大利休息時，我把它的著名城市、著名建築統統看了一遍。每到一地，我把畫冊也都收集了，這是我在外國旅行時最高興的一件事。

從意大利回來，寫了一個報告，沒有多少意思。

10 在兩個思想政治工作會上講話

11月下旬，我去了"二汽"，在十堰市開了一個企業思想教育工作的座談會。25日，我講了一篇話，宣傳鄧小平提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各項政策的基礎的思想。在"二汽"調查時，我還發現他們與其他企業不同，有一點創造吧，別的地方是黨委做思想政治工作，“二汽”不僅是黨委在做，他們還要求廠長也做。黨委和廠長同時做了政治思想工作以後，成效很明顯。這個經驗對我們有啟發，我們肯定了這個經驗。“二汽”的廠長是陳清泰。

12月，又在上海開了一個企業政治思想工作的年會，在會上我除了講十堰會議上講的重要問題以外，又講了"兩個文明"一起抓，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應該經常研究，還講了社會主義社會裡的分配問題，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關係問題，企業的領導制度，幹部的以身作則和批評自由化等問題。

召開這兩個會，貫徹了鄧小平的講話精神，總結了好的經驗，對思想政治工作起了好作用。在兩個會上，我都作了長篇講話，講話都收在《鄧力群文集》裡面了。可以說，儘管我還受到圍攻和壓制，但自己還是爭取講了一些想說的話，批評了當時的錯誤思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