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研究多種經濟成份

黨的十二大提出，國營經濟在整個國民經濟中要居於主導地位，很長時期內需要多種經濟形式並存。在黨中央工作期間，我始終注意對多種經濟成份的觀察和分析。收進《鄧力群文集》裡的文章有七、八篇，沒收進去的還有幾篇，包括一些調查報告，加起來約有十幾篇。我這個人在黨的上層機關工作多年，但不大喜歡所謂“官場周旋”，更不願意揣摩逢迎，而是比較關注實踐，關注群眾的創造。既要處理大量的日常工作，還要跟蹤研究這種宏觀的問題，對我來說，雖然忙，卻是相得益彰的。

對外開放、對內搞活，實際上就是允許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並不只是一個地域觀念。這的確是一個新問題，既要允許，更要研究，只強調一個“放”字，放了以後會帶來什麼問題，自己不注意研究，也不允許別人研究，而是任其泛濫，未必是妥當的辦法。

不同所有製發展起來，會對公有制、國有企業造成什麼威脅，開始時還看不清，愈往後就愈成為一個問題了。我想：大陸的資本主義經濟已經被改造了，到了1979年，允許個體、私營經濟發展起來。從我們的政策和鄧小平的意思來看，是要使它們成為社會主義的補充。因此，在政策上給予放寬，在財政上予以支持。開始時，它們樂得、願意當補充。可當其發展到一定程度，就不能不和公有制、國有企業發生矛盾了。它們就不安於現狀了。它們就要與公有制、國有企業分庭抗禮、平起平坐。最後，它們要從每個領域擠掉公有制和國有企業，從補充地位變為主體地位。在許多領域中，到二十世紀末，個體和私營經濟，加上港、澳、台和外國資本，正在把公有制和國有企業擠掉，由它們占據優勢。

在港、澳、台實行“一國兩制”，對這些地方的資本主義，我們的政策是保留，但他們並不就此滿足。他們的要求是，港、澳、台的資本主義，你必須保留；在大陸，他們也要搞一份，先是補充，然後平起平坐；再往後就一個一個領域裡爭取主體地位。海外和國外的資本都是如此。

和過去的國民黨統治不同了，現在我們是一個擁有獨立主權的國家，與外國資本是平等互惠。外國資本為了進入我們的市場，也接受平等互惠的條件。但搞着搞着，他們就要占領我們的市場，擠掉我們的公有制和國有企業。

這些外國資本和大陸的私營企業以及港、澳、台來到大陸的資本主義企業還不一樣，外國資本是要把整個中國變成他們的附庸。在這一點上，大陸的民族資本、港澳台的民族資本與國外的資本有矛盾。看來，趨勢是這種鬥爭愈來愈明顯、尖銳。

多種經濟成份剛發展的時候，對我們的經濟和生產力的發展確實起了好作用，我們應該允許和扶持。但同時也應該防止其不利方面的發揮和膨脹，對其有所限制。鄧小平同志也講過這一類的話，即對內搞活有限制的問題，也有限制什麼，如何限制等問題。話是都說到了，但到今天，在實施和執行中，哪些應該限制，限制什麼，還沒提上議事日程。

我是支持改革開放、支持發展多種經濟成份的。我提出上述那些問題是為了更好地改革開放，完善社會主義制度。廖蓋隆說我一開始就反對改革開放，這完全不顧事實。只要把我歷次的文章、講話拿出來，有大量的文字可以回擊他的歪曲。但是也應該承認，儘管我提出了這些問題，也進行了一定的研究，但因為有些問題剛露出苗頭，有些問題還沒有暴露，所以，不以為自己的研究解決了多大的問題。我只是提出了問題，比那種只是強調一個“放”字，既不做調查，更提不出問題，連一點防禦都不做的領導人多做了一些。

一年就這樣過去了。從事政治思想工作的同志反映，感覺1985年是個"春天"。但風浪起伏，並不平靜啊！對我而言，在這一年裡，要說掙扎也可以，要說壓不倒也可以。我是在為黨工作，因此無所畏懼。你想壓倒我，辦不到；你想封住我的嘴，也封不住。一有機會我就講一些自己想說的話。但也由此產生了一番感慨，宣傳工作難做啊！

注釋：

①鄧力群：《商品經濟的規律和計劃》。《經濟研究參考資料》第118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79年7月出版。《鄧力群文集》第1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89頁至第224頁。

②胡耀邦：《關於黨的新聞工作》。《十二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人民出版社1986年10月版，第639頁。

③鄧小平：《改革是中國發展生產力的必由之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37頁。

④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11頁至第112頁。

⑤鄧小平：《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1I1_頁。

⑥鄧小平：《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小平文選》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O月版，第123頁至第124頁。

⑦鄧力群：《同(馬列著作選讀)書稿部分編輯人員的談話》。《鄧力群文集》第3卷，當代中國出版社1998年12月版，第103頁至104頁。

⑧1984年9月25日，鄧力群致耀邦、小平、紫陽、先念、陳雲同志的信，手稿複印件。
不尋常的一九八六年

一 一九八六年春天的思想混亂

1986年春天，胡啟立到上海搞調查研究，在小型的座談會上多次講話，主張在思想文化戰線上形成"民主、和諧、相互理解和信任"的氣氛。這以後，朱厚澤提出在意識形態領域要提倡寬鬆、寬容、融洽、和諧。朱厚澤還發表了他自己的一些意見，其中尖端的語言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是一個政治概念，它並不直接等同於或者取代日常生活中的具體行為規範。他們認為，在思想戰線跟這種、那種錯誤思想做鬥爭，批評這個人、那個人，造成了一種緊張局勢，於是提出寬鬆、寬容、寬厚的所謂"三寬"方針。在後來的一次書記處會議上，胡耀邦講：幾任宣傳部長的名譽都不好。這時趙對胡講：你當宣傳部長時的名譽還不錯嘛。胡耀邦說：也一樣不好。

原來我對朱厚澤寄予希望，胡耀邦他們也是如此，以為他的名譽會比我們好一點，沒想到更糟糕了。

當時，上海的市委書記是芮杏文，他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大文化戰略的討論會。與此同時，武漢也組織了類似的討論會。在這些會議的討論中，由於“三寬”方針，導致鼓勵各種錯誤意見發表。一些搞自由化的人以蔡元培在北大提出“兼容並包”的治校方針為根據，宣揚這一方針在社會主義時期，在我們現在、今後的文化和思想建設中也同樣適用。他們提出各個學派、各種觀點，古代的、現代的，西方的、東方的，無產階級的、資產階級的，馬克思主義的、非馬克思主義的，應該和平競爭、百家爭鳴。

這樣一來，冒尖的人物和冒尖的言論就紛紛出籠了，亂得不得了。最突出的幾個人，外地以方勵之、王若望和張賢亮、溫元凱為代表；北京則是王若水這些人。張賢亮給溫元凱的信，全文在《文藝報》上發表了，他說：“我們知道，馬克思主義思想史上，在馬、恩逝世以後，只有列寧一個人清醒而深刻地肯定過資本主義在人類歷史發展中的重要作用和不可逾越性。我們不能遷就由於極左思潮造成的恐懼心理和感情傾向。關於種種強加於資本主義頭上的‘污衊不實之詞’，現在是需要我們理論工作者大力給以‘平反’的了。給資本主義‘平反’，會使我們更好地解決我國當前政治、經濟、法制改革中的種種實際問題。" ①這是很有代表性的言論。

那時，方勵之在上海、北京、合肥講話，可是時興得很啊！當時就有人尖銳地提出：一個共產黨員這樣講話，行嗎？而胡耀邦對此採取寬容的態度，本來是要由組織出面找方勵之談話的，但後來好像也沒有談。

二 一九八六年做的幾件事情

不當宣傳部長了，胡耀邦高興；對我是一個解脫，我也高興，兩方面都高興。這樣，我自己想做什麼事情，就比較自由了；不想做什麼事，我也可以不管了，爭得了這個自由和主動。在1986年這一年裡，我經手的重要事情也還不少。

1 組織電影《迷人的樂隊》座談會

1月11日，組織了一個座談會，討論王好為、李晨聲拍的電影《迷人的樂隊》。這個電影反映的是實行包產到戶和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後，農村生活的新變化。在當時的電影界，表現這種現實題材的電影，只有兩部。一部是上海拍的《咱們的退伍兵》。一部是北京的，就是王好為拍的《迷人的樂隊》。

這個座談會邀請了對此事熱心的人和一些部門的領導，薄老、喬末、啟立還有中宣部朱厚澤、廣電部的艾知生、文化部的朱穆之等同志都出席了。座談會開得還不錯，表示推崇和提倡一種風氣吧。同時，對電影界一些不好的事情，也作了些批評。座談會之後，電影界有些人為此感到高興，有的人則在挑毛病。

胡耀邦對此事冷淡，但他也沒有批評。

2 在電子部講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1985年，我對多種經濟成份這個問題講了好幾次。1986年1月21日，李鐵映請我到電子部去講了一次。主要講四個問題：當前多種經濟成份、多種經營形式的調查研究問題；消費品分配問題；關於多種經濟成份及其相互關係問題；對企業管理的一點意見。講話的大意是：十二大已經決定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同時也確定了每個時期要注意各種經濟成份的合理配置，政策的實施及其後的檢查，都要注意這個合理配置。所謂合理配置就是要始終保持公有制的主體地位、國有企業的主導地位，其他的經濟成份只能是補充的地位，要經常注意這個問題。

當時，大家對十二大報告和決議的了解，只想到各種經濟成份共同發展，但在發展過程中，一般不注意是否削弱了公有制的主體地位這個問題。從中央到地方及部門的領導，也都不注意這個合理配置的問題。我的這次講話，着重提醒注意這樣一個問題：“我們要保證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使其它性質的商品經濟作為社會主義經濟的補充。不能削弱、更不能由其他性質的商品經濟取代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主導地位。"

3 肯定《光明日報》宣傳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做法和經驗

4月5日，在《光明日報》國內部記者座談會上，我講了一篇話。此前，《光明日報》根據我的意見陸陸續續報道了知識分子中間先進人物的事跡。在這次座談會上，我肯定了《光明日報》的做法和經驗，同時希望他們以後更好地注意這個問題，力求做到每天都有宣傳和介紹知識分子中先進人物的報道。

就宣傳和介紹先進的知識分子這件事情而言，在一段時間裡，《光明日報》做得最好。有的時候，幾乎隔一天就宣傳一個先進人物。

4 希望中國翻譯工作者發揚革命傳統

4月，中國翻譯工作者學會召開了一個全國代表大會，要我去講話。26日，我去講了話，主要講了歷史上馬列主義和革命文學的翻譯者對中國革命的發展是做出了突出貢獻的。我也回顧了自己投身革命的經歷：首先是看翻譯的小說和革命小說，包括被壓迫民族起來爭取民族解放的文藝作品。這樣自己的思想才逐漸左傾。然後才讀一點馬列主義的初級讀物。由此提出希望我國現在搞翻譯的同志要把這個優良傳統繼承下來。

當時還醞釀了一個意見，就是如何把翻譯工作組織得更好，力爭在幾年之內把世界的學術名著(包括資本主義社會裡產生的)和文學名著，都翻譯過來。為了把這個工作組織好、管理好，可以由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一個編譯館。書記處都同意開展這項工作了，但後來由於社科院不積極，一直沒有實現。

5 要求外事工作者是愛國主義者、共產主義者

對外聯絡部、外事小組、文化部聯合起來，在幾個大學裡舉辦了一個對外聯絡工作的專業訓練班。到1986年，第一期學生學過兩年以後畢業了，共有百把人。這些人到中南海西樓開了一個會，國家教委的彭佩雲、中央對外宣傳小組的朱穆之在會上對這些畢業生表示祝賀，對他們今後分到國外做文化工作表示了一些希望。

我講了一篇話，對他們提出一些要求，寄予了希望。這是一篇熱情的講話。講話提出：做外事工作的人，應該是百分之百的愛國主義者，百分之九十九都不行；這還只能算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因為愛國主義和共產主義是互相結合的，在這個基礎上，應該使自己成為一名共產主義者。

6 在安徽調查

6月5日至6月21日，我到安徽搞調查，安徽的重要城市基本上都走到了。我還參加了蚌埠市的文明城市表揚先進人物、學習先進經驗的會議。

(1)傳達小平同志的兩段話

在安徽調查的過程中，6月21日，我與徐樂義和牛小梅同志談了話。這是一次重要的談話，其中說到1986年1月17日和4月4日小平同志的兩次談話。1月17日，鄧小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講話，他說："經濟建設這一手我們搞得相當有成績，形勢喜人，這是我們國家的成功。'。但風氣如果壞下去，經濟搞成功又有什麼意義？會在另一方面變質，反過來影響整個經濟變質，發展下去會形成貪污、盜竊、賄賂橫行的世界。所以，不能不講四個堅持，不能不講專政，這個專政可以保證我們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順利進行，有力地對付那些破壞建設的人和事。” ②4月4日，鄧小平會見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主席團主席弗拉伊科維奇。鄧小平說：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確定了一些新的方針和政策，概括起來是兩條：一條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一條是反對霸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他說："十億人的中國堅持社會主義，十億人的中國堅持和平政策，做到這兩條，我們的路就走對了，就可能對人類有比較大的貢獻。”③

我認為這兩段話非常重要，講的是國際、國內長期性、全局性的問題，是任何地區、任何崗位的同志都必須遵循的。

(2)談對"三寬"的意見

我還講了對“三寬”的意見，這也是我第一次講對“三寬”的看法。這時，胡啟立和朱厚澤講“三寬”的話已經幾個月了。我主要是講了這樣一個意思：首先，我們的一切方針、政策，都要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準繩。“寬鬆”也好，“雙百”方針也好，都必須以“四項基本原則”為前提。其次，既然強調寬鬆，就應該對大家都寬鬆，不能只對一方面寬鬆，而對另一方面就限製得很厲害。搞自由化的人有寬鬆，反對自由化的人也應該有寬鬆。而朱厚澤這些人的寬鬆，是讓搞自由化的人無所顧忌，而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自由化的人，則這個不行、那個也不行，並不寬鬆啊！

(3)一件令人驚訝的事

這裡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是：在我離開安徽後，中宣部理論局去了兩個人，任務是到安徽去調查鄧力群的言論。受誰之命，我不清楚。黨內的政治生活到了這樣的程度，真是令人驚訝。

7 在江西調查

6月22日至7月11日，在江西搞調查，走了七個地市、十四個縣，老區和新區都看了一下，幫助地方的同志解決了幾個問題。

(1)支持修建井岡山水電站

修井岡山水電站，幾經反覆和周折，最後總算幫他們實現了此事。水電部倒是一直支持的。到了前兩年，水電站總算修好了，井岡山的生活和工業用電及長期經濟發展的用電問題都解決了。

(2)請鄧小平批示資助瑞金中學

到了瑞金，看到瑞金第一中學辦得不錯，但學校的教室、教員和學生的宿舍破爛不堪。缺200萬元維修費。這個中學的校址和鄧小平有歷史上的聯繫，是鄧創辦中國工農紅軍學校的地方。在學校裡面還有-個祠堂，是賀龍、郭沫若等同志入黨宣誓的地方。我回來之後，9月8日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我在信中說，請小平同志批一下，計委同意資助一點錢。9月10日，鄧小平批准了報告，還給瑞金一中題寫了校名。宋平同志那裡也撥了錢。前後撥了兩筆，把校舍和職工宿舍修得比較完善了。

(3)提出黨委領導、廠長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職工積極性為基礎

在江西萍鄉，找了幾個搞得比較好的企業的廠長、黨委書記、工會幹部，開了個企業管理的座談會，他們介紹了一些經驗。後來，又在湖南岳陽與長嶺煉油廠的同志就這個問題交換了意見，長嶺煉油廠的工作做得特別好。其間，企業管理協會在青島召開了企業管理工作會議，我沒去，只提了一點意見。

在這幾次交換意見中，歸納起來的問題是這樣的：我們的企業管理工作是三句話，黨委集體領導，廠長行政指揮，職工民主監督。但哪種形式能使這三者的關係真正協調起來，這是問題的關鍵。對此，我提出了這樣一個看法：黨委集體領導就是說不能由書記一人說了算，要集體討論和做出決定，而黨委的領導集體要想團結一致，又必須全心全意地依靠和聯繫全體職工；廠長負責制是要解決企業管理無人負責的問題，但廠長的行政指揮也不能是廠長一個人說了算，也要全心全意地依靠全體職工，廠長的行政指揮要有力量，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調動起全體職工的積極性。因此，黨委領導和廠長的行政指揮，都要以依靠、調動全體職工的積極性為基礎，兩者的基礎是共同的。

直到現在，這個問題也沒有徹底解決。搞得好的，如大慶等先進企業，比較好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多數企業這個問題還沒有得到解決。

8 在湖南調查談幹部理論學習

10月和11月，兩次到湖南。第一次是1O月11日至28日，第二次是11月6日至27日。第二次去還到了湘西，參加賀龍同志銅像的揭幕儀式。在湖南走訪了六個地市州、十個縣市。

我在岳陽與長嶺煉油廠黨委同志開座談會時，向他們提出了幹部學習理論的問題，第一次說了我和喬木共同準備的幹部學習理論的一系列書，馬列關於哲學、政治經濟學、科學社會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理論是一個發展的理論共四本著作選讀；然後是毛澤東著作選讀，和劉、周、朱、鄧、陳的著作選讀。這樣，體現毛澤東思想是黨的集體智慧的結晶，毛澤東思想就與馬列著作串起來了。這些著作選讀的總標題叫做《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及其在中國的運用和發展》。然後再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重要文獻選讀》。

9 為軍隊政治工作決定加寫一個綱

12月，中央軍委要起草《關於新時期軍隊政治工作的決定》，總政邵華澤受楊尚昆、余秋里的委託，讓我幫他們把文件搞得好一點。稿子修改了很多次，最後形成的文件是這樣的，即首先必須確定中國人民解放軍在實現國家三大任務中的歷史責任是什麼，這樣，軍隊的政治工作就是要從各個方面來保證官兵能夠履行自己的職責--軍人的天職。為這個新增加的內容寫了約一千字。加上這樣一段話以後，就為這個《決定》以至整個軍隊的政治工作確立了一個綱。這一段加得和寫得都比較好，楊尚昆、余秋里都表示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