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舉個具體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藝問題講話後，耀邦同志召開過一次電影界的編劇、導演、電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談會，也應該說講了一篇很好的話。如說電影要維護國家的榮譽、民族的尊嚴，要多拍反映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題材的影片，說他講了多次要拍三大戰役，每次都說沒有錢，可是北影卻準備花六百萬拍《紅樓夢》前兩集(據說是系列電影，要拍多集)。電視台已經拍攝了多集《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為什麼急於花那麼多錢重複拍這樣的遠離今天現實生活的影片。到會同志做了記錄，有的還錄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說他從來沒說過不要拍《紅樓夢》。於是《紅樓夢》又開足馬力，據反映，正式開拍前已用去二百多萬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組部、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到北影調查三個月。工作組寫了個調查報告，把北影廠這樣一個明明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不力、不正之風盛行、管理混亂，群眾極為不滿、強烈要求整頓的單位，說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響"。廠長胡其明本應對上述各種不正常現象負主要責任(本人"文革”中參加給江青及其爪牙寫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參與寫了北影第一張點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報)，卻被指定繼續當廠長，組織新班子，對那些堅持黨的文藝路線、堅持電影革命傳統、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進行壓制。這個報告摘要，經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轉發全國，要求按批示精神對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班子進一步調整和建設。這以後，胡其明在廠內外宣揚，他這個班子是總書記親自指定的，影響極壞。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耀邦同志的講話，常常同中央集體打架，同別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這對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後，一九八一年《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麼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後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麼改變。

去年六中全會上小平同志關於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後，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稜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後。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

3、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問題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傳部門進行了傳達。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軍委座談會講話中講了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四項保證。第一是體制改革，目前進行機構改革。第二是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使我們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第三是堅決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或者叫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和作風的整頓。他強調指出，只要四個現代化沒有完成，每走一步。這四個保證都是伴隨着的。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長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不都是階級鬥爭，但有階級鬥爭。

耀邦同志十二大報告論證了四項政治保證，發揮了“四有”，是講得好的。可是後來就很少聽到他講這樣一些問題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講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也很少聽到耀邦同志做出什麼反應。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關於形勢、政策、理想、紀律的講話中，比較系統地講“四有”問題。

4、關於"左"和右的問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說，我同意。但不夠深刻。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他的這種思想狀況由來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篇講話，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黃克誠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見，說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黃克誠同志這個意見。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應該說，耀邦同志是接受了這個批評的，後來經常講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說：“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着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小平同志又講，“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着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講，在糾“左”同時，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實際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講，在執行政策上，無論農村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統戰政策、僑務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殘餘，“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識、黨性和黨的紀律問題上，特別是在對不正之風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軟弱渙散”。一般地說，這樣講，還說得過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我還覺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許不是他的本意，實際上是把帶引號的“左”和不帶；1號的左混同了，影響所及，反對精神污染的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反對右傾思潮的人，宣傳四項原則的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人，統統都被當做"左"，甚至被認為是極"左"。本來"左"和右，急躁冒進和僵化保守是對立的，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把"左"和保守劃了等號。我認為，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長期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來說話，不給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難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拔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我很希望在這次黨的生活會後，耀邦同志和我們大家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認真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

5、耀邦同志講，他喜歡用同意他意見的人，不喜歡用不同意他意見的人

一般地說，這個檢查可以同意，但我覺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見對不對。馬克思掌握了真理，當然要選拔、重用、依靠贊成他的人，這有什麼錯？反對他的人，當然要同他們進行鬥爭。這也沒有錯。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書記處開了兩天會討論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評耀邦同志，對有錯誤思想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過於寬容；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儘管他們有很多缺點)，就過於苛刻。這是處處、事事都顯露出來的。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個人沒有決定過一個幹部的任免，所有幹部的任免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表面看確實如此。聽說勤政殿有一個人事小組，哪些人參加，怎樣討論幹部任免，我直到現在沒聽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實上，耀邦同誌喜歡或不喜歡哪個幹部，強烈影響這個小組的工作。三年來，除個別外，許多重要幹部的任免，人事小組也好，中組部也好，都沒有事先向小平、陳雲同志請示報告，而是那個人事小組討論後經中組部寫報告直接提到書記處，書記處決定後，部委和省、市、自治區正職任免才送常委審批。誰讓這樣做的，我不清楚。請耀邦同志深刻地認識認識這個問題。

像我這樣的人，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現在也還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我無愧於心：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矢志不二。別人罵毛主席、罵社會主義、罵我們的黨、罵我們的祖國，我不能容忍。對醜化毛主席、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氣憤。我一輩子心甘情願當助手。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後，我真心誠意想當好他的助手，沒有私心，當然幫得不夠。為什麼一九八三年後耀邦同志同我以及書記處研究室許多同志越來越疏遠？也許是因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沒有請示就傳達的錯誤。我已經多次作自我批評，這次會上又檢查，請求組織批評、諒解，也請求耀邦同志批評、諒解。如果確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還是希望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做耀邦同志一個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戰鬥的友誼。可是我也要向你說，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過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請教、聘為顧問和聽取意見的一部分同志，在決議發表後，講話、文章都是抓住決議中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加以片面發揮，有意膨脹，批判文件中正確的東西。我手邊已收集了相當多這樣的文章、講話。可以確切地說，這些東西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這些人斷絕一切關係，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頭腦，進行具體分析，對他們有的要幫助，有的要批駁，有的要發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個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話，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話。表面看來，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實際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體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們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講話，都是集中了幹部、群眾中的正確意見，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深思熟慮以後講出來的。整理過程中，又經過中央許多同志參加意見，形成中央集體的意見。這幾年，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見，提交集體討論的時候，耀邦同志沒提反對意見，都表示同意。可是集體決定做出以後，他到地方、部門講話，和一些同志談話，往往講他個人同集體不一致的意見。

還想再舉個事實。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領導同志、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談話，說改革、建設“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談話整理過程中，反覆徵求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最後經小平同志審定，作為中央集體的意見下發。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貴州發表長篇講話，整理後發得很廣，根本不提國家興旺發達，更不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把《管子》、《史記》中"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之類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體分析加以引證。他多次自我欣賞地說，他那個"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鮮明。《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他這個講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這可以說是他不尊重中央領導集體的突出表現之一。
下面舉個具體例子。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一日耀邦同志文藝問題講話後，耀邦同志召開過一次電影界的編劇、導演、電影管理的同志的座談會，也應該說講了一篇很好的話。如說電影要維護國家的榮譽、民族的尊嚴，要多拍反映我國人民建設社會主義新生活題材的影片，說他講了多次要拍三大戰役，每次都說沒有錢，可是北影卻準備花六百萬拍《紅樓夢》前兩集(據說是系列電影，要拍多集)。電視台已經拍攝了多集《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為什麼急於花那麼多錢重複拍這樣的遠離今天現實生活的影片。到會同志做了記錄，有的還錄了音。可是隔不了多久，他又改口，說他從來沒說過不要拍《紅樓夢》。於是《紅樓夢》又開足馬力，據反映，正式開拍前已用去二百多萬元。耀邦同志又要中組部、中宣部、廣播電影電視部派出聯合調查組到北影調查三個月。工作組寫了個調查報告，把北影廠這樣一個明明貫徹黨的文藝方針不力、不正之風盛行、管理混亂，群眾極為不滿、強烈要求整頓的單位，說成"主要是思想上未很好清理'左'的影響"。廠長胡其明本應對上述各種不正常現象負主要責任(本人"文革”中參加給江青及其爪牙寫了多封信表示效忠，"反擊右傾翻案風"中又參與寫了北影第一張點名批判小平同志的大字報)，卻被指定繼續當廠長，組織新班子，對那些堅持黨的文藝路線、堅持電影革命傳統、堅持反映人民生活的一批正派的同志進行壓制。這個報告摘要，經耀邦同志批示，由中組部轉發全國，要求按批示精神對各級文化部門的領導班子進一步調整和建設。這以後，胡其明在廠內外宣揚，他這個班子是總書記親自指定的，影響極壞。

這些事實充分說明，耀邦同志的講話，常常同中央集體打架，同別的同志打架，而且自己同自己打架。這對耀邦同志的形象，是很不好的。

下面講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

小平同志重提這個問題，是在一九八○年。先是說反對自由主義化。大家知道，二次世界大戰後，美國壟斷資產階級代表杜勒斯提出，向社會主義國家實行自由主義化政策，使這些國家通過"和平演變"回到他們的所謂"自由世界"，把這作為他們一項基本國策。我們說"資產階級自由化"，是有確切含義的。

一九八○年年底，小平同志在《貫徹調整方針，保證安定團結》中明確地講，要批判和反對崇拜資本主義、主張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隨後，一九八一年《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再次指出，"理論界也有某些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傾向"。一九八四年四月講，搞精神污染實際上就是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一九八五年五月、六月，他兩次講話都一再提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說"自由化的思想現在也有，不僅社會上有，我們共產黨內也有。要搞四個現代化，要實行對外開放，就不能搞資產階級自由化。自由化思潮一發展，我們的事業就會被沖亂。"又說："在我們的國家，搞資產階級自由化，就是走資本主義道路，就統一不起來了。不是同台灣的統一問題，而是大陸內部的統一問題。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我們內部就成了一個亂的社會，不是一個安定的社會，什麼建設都搞不成了。對我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原則的問題。"

言者諄諄，聽者藐藐。我沒有聽到、也沒有看到，耀邦同志對小平同志所講的這樣一個至關重要的原則問題有過什麼表示，更說不上按這個精神來部署黨的思想政治工作。聽說一九八五、八六兩年的六、七月小平同志曾先後兩次指名批評耀邦同志對待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態度消極。我沒看到他有什麼改變。

去年六中全會上小平同志關於決議中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提法刪留問題講話之前之後，耀邦同志有兩次講話，我認為，他對這個爭論的態度是模稜兩可，很不明確的。閉幕以後。也沒有主動通知傳達小平同志這次的非常重要的講話。

3、關於四項政治保證和“四有"問題

小平同志一九八二年四月提出“四有”，在宣傳部門進行了傳達。同年七月四日，小平同志在軍委座談會講話中講了對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搞好四個現代化建設的四項保證。第一是體制改革，目前進行機構改革。第二是搞社會主義精神文明，主要使我們各族人民都成為有理想、講道德、有文化、守紀律的人民。第三是堅決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活動，或者叫打擊經濟領域的犯罪分子。第四是黨的建設，黨的組織和作風的整頓。他強調指出，只要四個現代化沒有完成，每走一步。這四個保證都是伴隨着的。這四件事都不能一次搞完，要長期搞下去。他指出，四件事情中反映出的一些問題不都是階級鬥爭，但有階級鬥爭。

耀邦同志十二大報告論證了四項政治保證，發揮了“四有”，是講得好的。可是後來就很少聽到他講這樣一些問題了。

一九八五年三月七日，小平同志再次講一靠理想、二靠紀律，才能團結起來。也很少聽到耀邦同志做出什麼反應。直到一九八五年七月十五日，他才在關於形勢、政策、理想、紀律的講話中，比較系統地講“四有”問題。

4、關於"左"和右的問題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只注意防“左”，不注意防右。一般地說，我同意。但不夠深刻。

在兩條戰線鬥爭中，他的這種思想狀況由來已久。一九八一年三月二十七日，小平同志有一篇《關於反對錯誤思想傾向問題》。這篇講話，是由耀邦同志引起的。先是耀邦同志在一篇講話中只講反“左”、不講反右。黃克誠同志不同意他的意見，說有“左”就反“左”，有右就反右。小平同意黃克誠同志這個意見。小平同志說：“解放思想，也是既要反‘左’，又要反右。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是針對‘兩個凡是’的，重點是糾正‘左’的錯誤。後來又出現右的傾向，那當然也要糾正。”應該說，耀邦同志是接受了這個批評的，後來經常講又要防“左”、又要防右。七月十七日，小平同志在《關於思想戰線上的問題的談話》中說：“當前更需要注意的問題，我認為是存在着渙散軟弱的狀態，對錯誤傾向不敢批評，而一批評有人就說是打棍子。”一九八三年十二屆二中全會上，小平同志又講，“應當明確指出，當前思想戰線首先要着重解決的問題，是糾正右的、軟弱渙散的傾向”。一九八一、八二、八三年中，耀邦同志也講，在糾“左”同時，主要要防右反右。但在實際工作上，防右反右是很不得力的。到一九八四年一月十七日，他在中指委第五次會議講，在執行政策上，無論農村政策、幹部政策、知識分子政策、科技政策、統戰政策、僑務政策還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經濟的政策，主要偏向是“左”的殘餘，“在思想政治工作上，在思想意識、黨性和黨的紀律問題上，特別是在對不正之風和官僚主義的鬥爭上，主要偏向的是右的，是軟弱渙散”。一般地說，這樣講，還說得過去。

一九八四年春天召開西藏問題座談會。耀邦同志認為，西藏的工作，主要問題還是“左”，提出糾“左”也存在軟弱渙散的問題。就這個地區提出這樣的意見，是切合實際的，不能認為是錯誤的。可是《人民日報》抓位這個觀點，發表了一篇評論員文章，題目是《肅清“左”的流毒和糾正軟弱渙散狀態》，說“不糾正‘左’的影響，不批判‘左’的流毒，不克服‘左’的傾向，是非常嚴重的軟弱渙散”，“容忍‘左’的流毒也是軟弱渙散，也應該糾正”。作為陪襯，文章也說到反右。但是誰也看得出，主要是要糾“左”。這就不只是作為一個地區的問題，而是作為全國普遍存在的問題提出來了。我不認為這篇文章是耀邦同志授意寫的。但是發表以後，耀邦同志不會沒有看。看了以後不表示態度，至少是默認了這種改變中央集體決定的宣傳。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日，耀邦同志在《如何把部門工作做得更好些》的講話中說到“左”，說“可不要低估這個看不見的‘幽靈”’，尤其突出地講政工部門、宣傳部門、政法部門要注意這個問題。這當然是有所指的。講話中還說到破和立，在兩條戰線鬥爭中通篇要破的，就是“左”，可以說沒有一句講要破右。他這種關於破和立的觀點，一直延續到六中全會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前幾個稿子中；後來不少同志反對，才刪掉。

我還覺得，耀邦同志的防“左”、破“左”，也許不是他的本意，實際上是把帶引號的“左”和不帶；1號的左混同了，影響所及，反對精神污染的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反對右傾思潮的人，宣傳四項原則的人，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人，宣傳共產主義思想的人，統統都被當做"左"，甚至被認為是極"左"。本來"左"和右，急躁冒進和僵化保守是對立的，不知道怎麼搞的，他們把"左"和保守劃了等號。我認為，這不是耀邦同志的本意。但是長期存在這種現象，而且愈演愈烈，耀邦同志不出來說話，不給好同志以支持，我很難理解。

在一九八五年黨的全國代表會議上，小平同志講：“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全黨把工作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集中力量發展社會生產力。這是最根本的拔亂反正。不徹底糾正'左'的錯誤，堅決轉移工作重點，就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同樣，不認真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就不能保持安定團結的局面，還會把糾‘左’變成‘糾正’社會主義和馬列主義，也不會有今天的好形勢。”這是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兩條戰線鬥爭經驗的科學總結。我很希望在這次黨的生活會後，耀邦同志和我們大家都結合自己的親身經驗，認真學習、領會，認真貫徹執行。

5、耀邦同志講，他喜歡用同意他意見的人，不喜歡用不同意他意見的人

一般地說，這個檢查可以同意，但我覺得很不深刻。首先要看意見對不對。馬克思掌握了真理，當然要選拔、重用、依靠贊成他的人，這有什麼錯？反對他的人，當然要同他們進行鬥爭。這也沒有錯。一九八五年夏天，在北戴河，書記處開了兩天會討論思想政治工作，我曾不指名地批評耀邦同志，對有錯誤思想的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過於寬容；對堅持馬克思主義、批評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儘管他們有很多缺點)，就過於苛刻。這是處處、事事都顯露出來的。

耀邦同志檢查中說，他個人沒有決定過一個幹部的任免，所有幹部的任免都是集體討論決定的。表面看確實如此。聽說勤政殿有一個人事小組，哪些人參加，怎樣討論幹部任免，我直到現在沒聽到和看到正式通知。事實上，耀邦同誌喜歡或不喜歡哪個幹部，強烈影響這個小組的工作。三年來，除個別外，許多重要幹部的任免，人事小組也好，中組部也好，都沒有事先向小平、陳雲同志請示報告，而是那個人事小組討論後經中組部寫報告直接提到書記處，書記處決定後，部委和省、市、自治區正職任免才送常委審批。誰讓這樣做的，我不清楚。請耀邦同志深刻地認識認識這個問題。

像我這樣的人，一生犯過很多錯誤，現在也還有很多缺點，但有一點我無愧於心：共產主義的理想、信念，毫不動搖，走社會主義道路，矢志不二。別人罵毛主席、罵社會主義、罵我們的黨、罵我們的祖國，我不能容忍。對醜化毛主席、醜化社會主義、醜化我們黨、醜化我們祖國和人民的，我很反感、很氣憤。我一輩子心甘情願當助手。耀邦同志當中央秘書長後，我真心誠意想當好他的助手，沒有私心，當然幫得不夠。為什麼一九八三年後耀邦同志同我以及書記處研究室許多同志越來越疏遠？也許是因為一九八三年春天我那次沒有請示就傳達的錯誤。我已經多次作自我批評，這次會上又檢查，請求組織批評、諒解，也請求耀邦同志批評、諒解。如果確實是因為這個原因，我還是希望在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的過程中，做耀邦同志一個好朋友，建立同志的、戰鬥的友誼。可是我也要向你說，在你的工作中，在起草精神文明建設決議的過程中，你非常倚重、再三請教、聘為顧問和聽取意見的一部分同志，在決議發表後，講話、文章都是抓住決議中他們認為對自己有利的東西，加以片面發揮，有意膨脹，批判文件中正確的東西。我手邊已收集了相當多這樣的文章、講話。可以確切地說，這些東西已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泛濫的組成部分。我不希望你同這些人斷絕一切關係，而是希望你保持清醒頭腦，進行具體分析，對他們有的要幫助，有的要批駁，有的要發出警告。

6、耀邦同志一個重要毛病，是不尊重集體、不遵守紀律

上面引了很多小平同志的話，也引了很多耀邦同志的話。表面看來，是他和小平同志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實際上是耀邦同志和中央集體的思想分歧、政治分歧。我們知道，小平同志每次講話，都是集中了幹部、群眾中的正確意見，集中了全黨的智慧，深思熟慮以後講出來的。整理過程中，又經過中央許多同志參加意見，形成中央集體的意見。這幾年，一些重大問題的決定，小平同志和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提出的重要意見，提交集體討論的時候，耀邦同志沒提反對意見，都表示同意。可是集體決定做出以後，他到地方、部門講話，和一些同志談話，往往講他個人同集體不一致的意見。

還想再舉個事實。一九八三年一月，小平同志和部分中央領導同志、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談話，說改革、建設“要以是否有助於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是否有助於國家的興旺發達，是否有助於人民的富裕幸福作為衡量我們各項工作做得對或不對的標準”。談話整理過程中，反覆徵求中央一些領導同志和有關部門的意見，最後經小平同志審定，作為中央集體的意見下發。可是耀邦同志一九八四年春在貴州發表長篇講話，整理後發得很廣，根本不提國家興旺發達，更不提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而是把《管子》、《史記》中"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之類古人的名言，不做任何具體分析加以引證。他多次自我欣賞地說，他那個"富民政策"的提法非常鮮明。《人民日報》一九八四年三月二十九日根據他這個講話發表了長篇評論員文章，題為《我們的政策是富民政策》。這可以說是他不尊重中央領導集體的突出表現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