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從孤兒弱主到和碩睿親王
　　　　
　　　　多爾袞是努爾哈赤第十四子,明萬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圖阿拉，生母阿巴亥，姓烏拉納喇氏。這時,努爾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頭領，而是統一了女真各部的“聰睿恭敬汗”，並且正在進一步發展統一事業，為建立清朝奠定基礎。當多爾袞誕生未滿百日，努爾哈赤就率大軍進攻烏拉，最終滅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國，多爾袞母子面臨着被打入冷宮的危險。但是，由於努爾哈赤優待降順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於心計,善為周旋，使他們母子安然度過難關，隨着時間的流逝，多爾袞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爾哈赤建立後金國，年號天命，兩年後以“七大恨”告天，發動了對明朝的進攻，揭開了明清戰爭的序幕。在對明戰爭節節勝利中，後金內部的矛盾鬥爭也不斷發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爾哈赤宣布廢黜大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爾泰台吉、皇太極、德格類、岳託、濟爾哈朗、阿濟格、多鐸、多爾袞為和碩額真”，共議國政。也就是說，從此時起，多爾袞以八齡幼童躋身於參預國政的和碩額真行列。
　　　　
　　　　這樣一個改變後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動，是從當年三月努爾哈赤休棄滾代皇后富察氏開始的。當時雖然給大福晉富察氏頭上加了四條罪狀，但是都缺乏足夠的根據，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與富察氏關係曖昧，實際上是有人對他們進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棄之後，取代她作為大福晉的正是多爾袞之母阿巴亥。這樣，努爾哈赤愛屋及烏，多爾袞及其兄弟阿濟格、多鐸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
　　　　此外，代善由於處處計較而失去乃父的歡心，又聽信後妻的讒言而虐待已子碩託，這就為覬覦其地位的人們帶來了反對他的口實，造成了前面所說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這樣，在努爾哈赤共治國政的制度下，多爾袞兄弟便第一次成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爾袞此時還不是旗主貝勒，而僅與其弟多鐸各領十五牛錄，他畢竟還是一個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濟格，甚至不如多鐸。在天命年間許多重大活動中，都不見多爾袞的蹤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賀典禮中，可以親自叩拜努爾哈赤的宗室顯貴中，阿濟格與多鐸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爾袞則不允許參與其中。儘管如此，除四大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爾袞是領有牛錄最多的主子，超過了德格類、濟爾哈朗、阿巴泰等人，在當時來說，也算是頗有實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長。努爾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臨終前曾召見愛妻烏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遺命。但眾貝勒早就擔心多爾袞三兄弟力量迅速壯大，便在擁戴皇太極繼位為汗之後九個時辰，迫令阿巴亥自盡殉夫，聲稱是太祖的“遺命”。這時候，多爾袞三兄弟的處境最為艱難,他們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臨着兄弟們對其所領旗分的攘奪，誰知道今後又會有什麼災禍降臨？
　　　　
　　　　皇太極繼位之後，雖未向他們開刀，但也通過三份效忠的誓詞把他們的地位貶低很多，特別是皇太極在後來一系列加強皇權的行動中，更是都處壓制他們的兩白旗勢力。連代善、阿敏和莽古爾泰三大貝勒都處處受擠，多爾袞兄弟又怎能倖免。但是，皇太極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脅皇權的三大貝勒的權力，自己的實力還不夠，還必須拉攏和扶植一些跟他無甚利害衝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爾袞。天聰二年（1628）三月，皇太極廢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濟格之旗主，以多爾袞繼任固山貝勒。這時候，多爾袞剛滿十五歲。
　　　　
　　　　少年多爾袞在夾縫中求生存，開始顯示出他善於韜晦的過人聰明。他一方面緊跟皇太極，博取他的歡心和信任，而絕不顯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則在戰場上顯示出超人的勇氣和才智，不斷建樹新的戰功。天聰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隨皇太極出征蒙古察哈爾多羅特部，立下戰功，皇太極賜予“墨爾根岱青”的稱號，贊他“既勇且智”。半個月後，他就繼任了固山貝勒。多爾袞少年得志，為他將來的進取開始奠定基礎。
　　　　
　　　　天聰三年（1629），皇太極率軍攻明，多爾袞在漢兒莊、遵化、北京廣渠門諸役中奮勇當先，斬獲甚眾，一年半後，他又參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堅城的功勞也有他一份。天聰八年（1634），皇太極再度攻明，多爾袞三兄弟入龍門口，在山西擄掠，結果“宣大地方，禾稼踐傷無餘，各處屋舍盡焚，取台堡、殺平民;俘獲生畜無數”。
　　　　
　　　　當然，使他名聲大振的是征服朝鮮和攻擊蒙古察哈爾部之役。朝鮮和察哈爾被皇太極視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後金攻明的後顧之憂。天聰六年皇太極雖大敗察哈爾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灘，但其殘部仍散布在長城內外，於是天聰九年（1635），皇太極便命多爾袞率軍肅清殘敵。結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瑣諾木台吉來降，又趁大霧包圍林丹汗之子額哲所部，使 人勸其歸順，雙方盟誓而回。這一次出征，多爾袞不費一刀一槍，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極的使命。更具重大意義的是，多爾袞從蘇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兒得到了遺失二百餘年的元朝傳國玉璽，其璽“交龍為紐，光氣煥爛”，後金得之，使皇太極獲得稱帝根據及招攬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極聞訊大喜，親率王公大臣及眾福晉等出瀋陽迎接凱旋之師，對多爾袞等亦大加褒獎。
　　　　
　　　　皇太極親征朝鮮，多爾袞也在行伍之中。他率軍進攻朝鮮王子、王妃及眾大臣所居之江華島，一方面竭力勸降，一方面“戢其軍兵，無得殺戮”。對投降的朝鮮國王“嬪宮以下，頗極禮待”。這使朝鮮君臣放棄繼續抵抗，減少了雙方的殺戮。
　　　　
　　　　這兩役之後，戰局頓時改觀，皇太極除去了後顧之憂，便可全力對付明朝。他在天聰十年（1636）改國號為清，年號崇德，南面稱帝，與明朝已處在對等地位。多爾袞在這兩大戰役中所立的戰功，也使他的地位繼續上升。
　　　　
　　　　正月初一新年慶賀大典時，多爾袞首率諸貝勒向皇太極行禮，這與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謂天壤之別。當年四月皇太極稱帝，論功行封，多爾袞被封為和碩睿親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時年僅二十四歲。
　　　　
　　　　在此之後，多爾袞幾次率師攻明，均獲輝煌戰績。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將軍”，統率大軍破牆子嶺而入，於巨鹿大敗明軍，明統帥盧象升戰死。然後兵分兩路，攻打山東、山西，多爾袞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敗敵十七陣，俘獲人畜二十五萬七千多，還活捉明朝一親王、一郡王，殺五郡王等，給明朝以沉重打擊。班師之後，多爾袞得到了馬五匹、銀二萬兩的賞賜。崇德五年到六年，多爾袞又作為松錦決戰的主將之一走上戰場。起初，他由於違背皇太極的部署，私遣軍士探家而遭到急於破城的皇太極的責罰，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繼續留在軍中，一方面屢次上奏提出作戰方略，一方面率領四旗的護軍在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殺，並在攻破松山後率軍圍困錦州，迫使明守將祖大壽率部至多爾袞軍前投降。松錦之戰後，明朝關外只剩下寧遠孤城，清軍入關已是時間問題。
　　　　
　　　　多爾袞並不是一介武夫，這點連皇太極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時，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給他統攝。根據他的舉薦，皇太極將希福、范文程、鮑承先、剛林等文臣分別升遷，利用他們的才智治國。根據他的建議,皇太極又對政府機構作了重大改革，確定了八衙官制。此外，文臣武將的襲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貴胄也要經他之手任命。在統轄六部的過程中，多爾袞鍛煉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為他後來的攝政準備了條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爾袞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極意旨，對加強中央集權發揮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極兩度打擊岳託，意在壓制其父代善正紅旗的勢力，多爾袞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議罪。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滿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爾袞抓住大做文章，上報皇太極，欲加罪罰。這些舉動，正合皇太極心意，他一方面對忠君的兄弟表示讚賞，另一方面又減輕被議者的處罰，以冀感恩於他。通過這一打一拉，來穩固自己的獨尊地位。
　　　　
　　　　但是，皇太極並沒有料到，多爾袞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漸削弱昔日曾打擊他與母親之人的勢力，等待時機，覬覦權柄。
　　　　
　　　　二、 立幼帝大戰山海關
　　　　
　　　　不久，這個時機終於來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時，皇太極“暴逝”於瀋陽清寧宮。由於他的突然死去，未對身後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後，正迅速醞釀一場激烈的皇位爭奪戰。
　　　　
　　　　這時候，代善的兩紅旗勢力已經遭到削弱，他本人年過花甲，早已不問朝政。其諸子中最有才幹的岳託和薩哈廉年輕時已過世，剩下碩託也不為代善所喜，滿達海初露頭角，還沒有什麼發言權。第三代的阿達禮和旗主羅洛渾頗不甘為人後，但崇德年間卻屢遭皇太極壓抑。由此看來，兩紅旗老的老，小的小，已喪失競爭優勢。但以代善的資歷、兩個紅旗的實力，其態度所向卻能左右事態的發展。皇太極生前集權的種種努力和滿族社會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極長子豪格參加到競爭中來。
　　　　
　　　　從利害關係而論，兩黃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繼位，以繼續保持兩旗的優越地位。他們認為，豪格軍功多，才能較高，天聰六年已晉升為和碩貝勒，崇德元年晉肅親王，掌戶部事，與幾位叔輩平起平坐。皇太極在世時，為加強中央集權，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勢力，但同時又保持着一定實力，又把正藍旗奪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實力遠遠強於其他旗。因此，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擁戴豪格繼位。
　　　　
　　　　另一個競爭者便是多爾袞。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說，身後兩白旗和勇猛善戰的兩個兄弟則是堅強的後盾，而且，正紅旗、正藍旗和正黃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還有一個人也不容忽視，他就是鑲藍旗主濟爾哈朗。雖然他不大可能參與競爭，但他的向背卻對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響，無論他傾向哪一方，都會使力量的天平發生傾斜。
　　　　
　　　　平心而論，皇太極遺留下的空位，只有三個人具備繼承的資格：代善、豪格、多爾袞。但實際上競爭最激烈的是後兩人。就這兩人來說，豪格居長子地位，實力略強，這不僅因為他據有三旗，而且由於代善和濟爾哈朗已經感到多爾袞的咄咄逼人，從而準備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極死後不久，雙方就開始積極活動，進而由幕後轉為公開。兩黃旗大臣圖爾格、索尼、圖賴、錫翰等議立豪格，密謀良久，並找到濟爾哈朗，謀求他的支持。而兩白旗的阿濟格和多鐸也找到多爾袞，表示支持他即位，並告訴他不用害怕兩黃旗大臣。雙方活動頻繁，氣氛日益緊張.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圖爾格下令其親兵弓上弦、刀出鞘，護住家門，以防萬一。
　　　　
　　　　是年八月十四日，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會，討論皇位繼承問題。這個問題是否能和平解決，直接關繫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來。兩黃旗大臣已經迫不及待，他們一方面派人劍拔弩張，包圍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劍柄，闖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爾袞以不合規矩喝退。這時，阿濟格和多鐸接着出來勸多爾袞即位，但多爾袞觀察形勢，沒有立即答應。多鐸轉而又提代善為候選人，代善則以“年老體衰”為由力辭，既提出多爾袞，又提出豪格，意見模稜兩可。豪格見自己不能順利被通過，便以退席相威脅。兩黃旗大臣也紛紛離座，按劍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們寧可死，從先帝於地下！”代善見有火併之勢，連忙退出，阿濟格也隨他而去。多爾袞見此情形，感到立自己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見，主張立皇太極幼子福臨為帝，他自己和濟爾哈朗為左右輔政，待其年長後歸政。這一建議，大出眾人所料。立了皇子，兩黃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卻又說不出口。多爾袞以退為進，自己讓了一步，但作為輔政王，也是實際掌權者。濟爾哈朗沒想到自己也沾了光，當然不會反對。代善只求大局安穩，個人本無爭位之念，對此方案也不表示異議。這樣，這個妥協方案就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卻對今後數年乃至數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響。
　　　　
　　　　多爾袞之所以選中福臨為帝，曾被某些騷人墨客扯到他與其母莊妃的“風流韻事”上。實際上，多爾袞之所以選中福臨，一是由於他年甫六齡，易於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葉布舒、碩塞諸皇子；二是由於其母永福宮莊妃深得皇太極之寵，地位較高，選其子為帝更易為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說是符合先帝的心願。當然，麟趾宮貴妃的名號雖高於莊妃，但她的實際地位並不高，所以她才兩歲的幼子博穆博果爾也不可能被選中。同時，輔政王的人選也代表了各方勢力的均衡。既然黃、白二旗是主要競爭對手，福臨即位便已代表了兩黃和正藍旗的利益，多爾袞出任輔政則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對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濟爾哈朗。在對方看來，這是抑制多爾袞的中間派，在多爾袞想來，此人又比較好對付。而對下層臣民而言，多爾袞和濟爾哈朗是皇太極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許多政務都由他們二人帶頭處理，所以對他們出任攝政也並不感意外。
　　　　
　　　　就這樣，多爾袞妥善地處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爭奪問題，自己也向權力的頂峰邁進了一步。隨後，統治集團處理了反對這種新格局的艾度禮、碩託、阿達禮、豪格及其下屬，穩固了新的統治。多爾袞的這一方案，在客觀上避免了八旗內亂，保存了實力，維護了上層統治集團的基本一致。當然，他這一提案，是自己爭奪皇位不易得逞之後才提出來的，是在兩黃旗大臣“佩劍向前”的逼人形勢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並非是他一開始就高瞻遠矚、具有極廣闊的胸襟。
　　　　
　　　　就在八旗貴族因為內部矛盾爭吵不休的時候，明朝後院起火。這年十一月，李自成農民軍攻破潼關，占領了西安，然後分兵攻打漢中、榆林、甘肅，在年底以前已據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廣的數十府縣。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轉戰湘贛鄂數省，亦給明廷以重創。而在關外，多爾袞一待政權穩固，並於九月派濟爾哈朗和阿濟格等率軍出征，攻克明朝關外據點中後所、前屯衛、中前所，割斷寧遠與山海關的聯繫。明朝內外交困，已經無力抵禦。在新的一年到來之際，李自成農民軍和清軍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數百里之遙，究竟誰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歷史的天平開始向農民軍傾斜。三月中，農民軍便包圍了北京城。多爾袞雖然試圖與農民軍協同作戰，但並沒有什麼結果，直到明朝崇禎帝急詔寧遠守將吳三桂回師勤王，才知道一塊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
　　　　
　　　　但是，歷史的偶然性使吳三桂扮演了一個舉足輕重的角色。他在山海關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關，然後率兵朝見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時，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損害，便“翻然復走山海關”，擊走唐通，背叛了李自成。至此，歷史的天平又開始向清方偏倒。這時候，清廷已經意識到實現努爾哈赤和皇太極遺志的時機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吳三桂剛剛叛歸山海關之時，內院大學士范文程上書多爾袞，認為“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是我非與明朝爭，實與流寇爭也”。主張立即出兵進取中原。他提出，“戰必勝，攻必取，賊不如我；順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賊”，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搶掠政策，“嚴禁軍卒，秋毫無犯”.
　　　　
　　　　即不僅在戰略上改變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戰術上也要招攬民心。多爾袞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議，並在得到北京為農民軍攻破的確報之後，“急聚兵馬而行”，與農民軍爭奪天下！
　　　　
　　　　四月初十日，“吳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盡傳”。李自成此時方知事態的嚴重，於十三日親率部隊往山海關討吳，但仍帶有招降他的僥倖心理，行軍速度亦頗遲緩，十九日前後才兵臨關城之下。在此期間，吳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軍求援，使者於十五日便見到了多爾袞，向他遞交了吳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則“將裂土以酬”。還不是投降的意思。多爾袞知道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但他非常謹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謀士們商議，一方面派人回瀋陽調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緩進軍速度，逼迫吳三桂以降清的條件就範。由於事態緊急，吳三桂只得答應多爾袞的要求，清清軍儘快入關，因為二十一日清軍還距關十里，而關內炮聲隆隆，喊殺陣陣，農民軍已經開始攻城了。
　　　　
　　　　多爾袞非常了解吳三桂的窘境，因此長時間地作壁上觀，在李自成即將攻下東西羅城和北翼城，吳三桂幾次派人又親自殺出重圍向他求救的情況下，估計雙方實力已大損，這才發兵進入山海關。在與農民軍的決戰中，他又使吳軍首先上陣，在雙方精疲力竭之際再令八旗軍衝擊，結果農民軍戰敗， 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說，在山海關以西發生的這次著名戰役前後，多爾袞充分利用了漢族內部的階級矛盾，挾制了吳三桂，使他不得不充當清軍入主中原的馬前卒。
　　　　
　　　　山海關戰役後，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陝一帶休整力量，以圖再舉。多爾袞則乘勝占領了北京，接受明朝遺老們的擁戴。從此，歷史又翻開了新的一頁。
　　　　
　　　　三、 九洲干戈開國定製
　　　　
　　　　在不到一年裡，多爾袞為清朝立下了兩件大功：一是擁戴福臨，鞏固了新的統治秩序；二是山海關之戰中運籌帷幄，擊敗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城，開啟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歷史一頁。特別是他占領北京之後，嚴禁搶掠，停止剃髮，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占領區內的形勢。這些功績，在順治元年開國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僅給他樹碑立傳，還賜他大量金銀牲畜和衣物，並封他為叔父攝政王，確立了他不同於其他任何王公貴族的顯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陝之後，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1644）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坐鎮平陽（今山西臨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於成都，統一了全川，而多爾袞對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規模的農民軍則更是活動頻繁，使近畿地區常常飛章告急。除此之外，殘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雖然其政權君昏臣暗，但畢竟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其中對地方小股起義、“土賊”則剿撫並用；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
　　　　
　　　　在此方針領導下，多爾袞先後派葉臣、石廷柱、巴哈納、馬國柱、吳惟華等進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進而包圍陝西。同時，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此時，清軍已於九月占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
　　　　
　　　　三、 九洲干戈開國定製
　　　　
　　　　在不到一年裡，多爾袞為清朝立下了兩件大功：一是擁戴福臨，鞏固了新的統治秩序；二是山海關之戰中運籌帷幄，擊敗了農民軍，占領了北京城，開啟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歷史一頁。特別是他占領北京之後，嚴禁搶掠，停止剃髮，為明崇禎帝朱由檢發喪，博得了漢族士紳的好感，然後迎請順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穩定了占領區內的形勢。這些功績，在順治元年開國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僅給他樹碑立傳，還賜他大量金銀牲畜和衣物，並封他為叔父攝政王，確立了他不同於其他任何王公貴族的顯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陝之後，原明朝降官降將紛紛反水，但他在順治元年（1644）六月仍積極準備反攻，坐鎮平陽（今山西臨汾），分兵三路北伐。另一支農民軍在張獻忠率領下已建大西國於成都，統一了全川，而多爾袞對此尚不了解。其他小規模的農民軍則更是活動頻繁，使近畿地區常常飛章告急。除此之外，殘明勢力已於五月中擁戴福王朱由崧為帝，定都於南京，改年號為弘光。雖然其政權君昏臣暗，但畢竟尚擁有中國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糧足，構成清朝統一中國的障礙。
　　　　
　　　　在這種情況下，多爾袞的戰略是：對農民軍的主要力量堅決消滅，其中對地方小股起義、“土賊”則剿撫並用；而對南明政權則是“先禮後兵”。
　　　　
　　　　在此方針領導下，多爾袞先後派葉臣、石廷柱、巴哈納、馬國柱、吳惟華等進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進而包圍陝西。同時，多爾袞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對南明君臣招撫，並寫信給南明閣臣史可法，提出“削號歸藩，永綏福祿”。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團來北京談判過程中，他將其軟禁起來，並不給予明確的答覆。此時，清軍已於九月占領山東，十月進據蘇北，與史可法的軍隊沿河相峙。在這種形勢下，多爾袞認為全面進攻農民軍和南明政權的時機已經成熟，便於十月先後命阿濟格和多鐸率軍出征，向農民軍和南明福王政權發起了戰略總攻.
　　　　
　　　　就當時雙方力量對比而言，多爾袞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實力。由於他兵分兩路，本來不多的兵力卻分兵作戰，兵分則勢弱，容易被分別吃掉；況且此舉很容易引起漢民族的同仇敵愾，使他們暫釋前嫌，有可能攜手作戰。就在這年十月，大順農民軍二萬餘人進攻河南懷慶，獲得大勝。敗報傳來，給多爾袞猛然敲了警鐘。他立即令多鐸暫停南下，由山東入河南，與北面的阿濟格軍對陝西形成前後夾擊之勢。歷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爾袞，使他得以在戰略上改變兩個拳頭打人的方針，而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擊破。很快，多鐸於十二月底破潼關，李自成放棄西安轉移。多爾袞下令由阿濟格追擊農民軍餘部，而多鐸則繼續南下。至順治二年（1645）二月，農民軍連戰失利，五月，李自成犧牲於湖北通山之九宮山。這時多鐸軍已克揚州，史可法殉難。
　　　　
　　　　接着，清軍渡長江，南京不戰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權滅亡。這一連串的勝利不禁使多爾袞喜出望外，他以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歸一統。五月底，他已對大學士們表示要重行剃髮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國發布剃髮令。這好像是一根導火索，一下點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來清軍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紳“聯清抗闖”的迷夢，魯王政權、唐王政權已紛紛建立起來，這一下則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階級各階層的漢族人民紛紛起來抗爭，其憤怒的情緒，如火山爆發，正如一首詩寫道：“滿洲衣帽滿洲頭，滿面威風滿面羞。滿眼乾戈滿眼淚，滿腔忠憤滿腔愁。”魯王朱以海政權曾在十月給清軍以重創，被時人評論為“真三十年來未有之事”。唐王朱聿鍵政權也頗想有所作為，在仙霞嶺一線設防備戰，但終因這兩個政權的腐朽,內訌不斷，而被清軍各個擊破。
　　　　
　　　　抗清力量的主體是李自成、張獻忠農民軍的餘部和自發起義的廣大人民。大順農民軍餘部李過、高一功、郝搖旗等與南明何騰蛟、堵胤錫部聯合抗清，在湖南等地連獲大捷。張獻忠犧牲後，大西農民軍在李定國等人率領下，與永曆政權聯合，也接連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東揄園軍、山西呂梁山義軍等亦在北方暴動，搞得多爾袞防不勝防。根據《清世祖實錄》的不完全統計，從順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關於反清鬥爭及清兵攻擊農民軍的記錄就達一百二十條左右，而官書未載的小規模鬥爭更是不計其數。此外，還有明降將金聲桓、李成棟、姜鑲等人各懷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廣東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爾袞一時手忙腳亂。雖然各地起義由於各種各樣的原因先後為清軍鎮壓下去，但直到多爾袞離開人世，他也沒能看到一個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儘管多爾袞在戰爭中充分顯示了他的軍事才能，但由於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當，而引起連年戰亂，並招致政治、經濟等一系列社會惡果。 在進行統一戰爭的同時，多爾袞也開動了整個國家機器，力圖使其正常運轉。在政治體制上，他無法完全採用在關外時期的一套來治理如今這樣龐大的國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現成制度，並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將降臣，因而十分得心應手。在中央機構中，仍以六部為最重要的國家權力機關，尚書皆由滿人擔任，但王貝勒親理部事的制度卻在入關前夕廢除掉了①。到順治五年，多爾袞於六部實行滿漢分任制度，命陳名夏、謝啟光等六漢人侍郎任漢尚書，但其地位要低於滿尚書，金之俊對此曾表示不勝感慨，更不勝恐懼。 多爾袞力圖表現得比較開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來，並一再鼓勵官員犯顏直諫。總的來說，中央機構中雖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滿族特有的制度。除滿官權重這一點外，還引進了議政王大臣會議、理藩院等機構，其內院的權力比起明代的內閣要小得多，並對原明臣試圖增大內院權力的努力加以壓抑。地方機構不同一些，由於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漢官。如多鐸克南京後，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將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別任命各級職務。洪承疇總督江南軍務後，也一次推薦舊官一百四十九名，這些都得到多爾袞的批准。多爾袞把明朝遺留下來的國家機器全盤繼承下來，乃是為適應清朝以少數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舉，但急於補缺，寬於任人，難免把明皇朝的弊習帶到新皇朝來。
　　　　
　　　　此外，在順治元年十月的登極詔書中，還規定了重開科舉的制度，並於順治三年、四年、六年舉行了三次會試，共取進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學士、八位尚書、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撫，還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內院學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漸、魏裔介、魏象樞、李霨、馮溥等均出自是科舉制度的。其他人也都充實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級機構中，成為新朝統治的骨幹力量。
　　　　
　　　　順治七年十一月，多爾袞出獵古北口外。行獵時墜馬跌傷，醫治不得要領，十二月初九日死於喀喇城，享年只有39歲。靈柩運回北京，順治帝追尊他為義皇帝，廟號成宗。多爾袞的葬禮依照皇帝的規格舉行，埋葬在北京東直門外(今新中街三條3號附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