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誠：《明末農民戰爭史》，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十二章第三節

三月，吳三桂率領遼東明軍約四萬人及八九萬關外漢民陸續進關，暫屯於山海關至灤縣、昌黎、樂亭、開平一帶(74)。這裡需要糾正一種常見的誤解：許多史籍都以為山海關屬於吳三桂的防區，甚至把吳三桂說成是山海關總兵(75)。其實當時的明山海關總兵是高第(76)，下轄兵員數目約為一萬人。吳三桂進關之後即同高第匯合，密切注視形勢的變化。

三月十五日，大順軍進抵居庸關，明守將唐通投降。李自成對山海關一帶的官軍十分重視，他知道吳三桂所統邊兵是明朝的一支勁旅，距離北京比較近，又處於大順軍和滿洲貴族軍隊之間，如果不及時解決，將成為一個重大的隱患。至於解決的方式究竟是以武力消滅還是採用政治手段招降，李自成分析了當時的情況，認為以招降比較穩妥。因為自從大順軍進入山西以後，除了寧武總兵周遇吉負隅頑抗落得個兵敗身死的下場外，據守各戰略要地的明朝統兵將領，如大同姜瓖、宣府王承胤、居庸關唐通等，都望風歸附。在這以前投降的總兵還有白廣恩、牛成虎、鄭嘉棟、左光先、陳永福等。這種先例對吳三桂自然會產生重大影響。其次，吳三桂自己統兵在外，他的父親吳襄和其他家屬卻留在北京，為了保住身家產業，決策投降大順政權也是在情理當中的。另一方面，如果不先從政治上爭取就付諸武力，吳三桂勢必倒向滿洲貴族。因此，李自成命降將唐通率本部兵馬、帶上犒賞關寧官軍的銀兩、財物，前往山海關招降吳三桂和高第。唐通去後，“遺三桂書，盛夸自成禮賢，啖以父子封侯。”(77)這兩個明朝總兵果然立即投降了。由唐道接管了山海關防務，吳三桂則帶領部眾向京師進發，準備朝見李自成，接受新命。

吳三桂領着兵馬於三月二十四日到永平府（府治在盧龍縣），“大張告示：本鎮率所部朝見新主，所過秋毫無犯，爾民不必驚恐，等語。”(78)一兩天之後又行至玉田縣(79)。就在這時，吳三桂得到消息，說他在北京的家屬受到大順軍的侵犯，政治態度立即發生了變化。關於導致吳三桂叛變的直接原因有兩種說法：一種是說他的愛妾陳圓圓被劉宗敏奪去，於是“衝冠一怒為紅顏”(80)。另一種說法是劉宗敏在追贓助餉的過程中，逮捕了吳三桂的父親吳襄，“索餉二十萬”(81)。目前因史料不足，尚無法判定孰是孰非，但大順軍觸犯了他的家庭，大致是可信的。吳三桂本來是個封建軍閥，他的政治態度完全以個人利害為轉移。他投降大順政權，是為了保住既得利益，並希冀在大順朝革故鼎新之際儕身於新貴行列。當他獲悉自己的家庭受到波及時，便誤以為李自成的招降是把他騙來北京，將不利於己。其他地方傳來的大順政權對明降官追贓助餉的種種消息也使他不寒而慄。於是，他一怒而去，率部直奔山海關，向鎮守關門的唐通部發起突然襲擊。由於變生意外，唐通猝不及防，被吳軍擊敗，山海關遂為吳三桂占領。吳三桂的叛變，對於各方面人士來說都是沒有預料到的，也是很不得人心的。在一個當事人的詩中有這樣的描寫：“吳帥旋關日，文武盡辭行。士女爭駭竄，農商互震驚。”(82)說明願意跟着他背叛大順政權的人寥寥無幾(83)。

唐通被擊敗後，帶着殘兵駐於關城西北的一片石，派人向北京告急。約四月初十日左右，李自成得到了吳三桂叛變、山海關被占的消息。經過緊急商議之後，他一面批評了劉宗敏，對吳襄進行了撫慰，並且讓牛金星代吳襄起草了一封給吳三桂的信，努力做挽回工作；一面決定親率大軍往山海關平叛。

四月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帶領大順軍從北京出發，由丞相牛金星和少數大順軍將領統率一萬名士卒守備北京(84)。隨軍帶往山海關的有吳襄和崇禎帝的三個兒子，以及在西安、太原俘獲的秦王、晉王。這表明李自成希望讓吳襄出面消除誤傳的謠言，以父子之情打動吳三桂。帶明太子朱慈烺等一同前去的用意也非常明顯，無非是堵塞吳三桂效忠故主的藉口。儘管李自成等作了諸多準備，但這一次招降卻沒有達到目的。吳三桂叛亂後，關寧兩鎮兵合在一起只有五萬人，占據山海關一隅之地，根本無法同大順軍相抗衡。為了逃脫覆滅的命運，吳三桂不顧民族大義，決定賣身投靠滿洲貴族。

這時，滿洲貴族在關外建立的清廷，已經度過了由於皇太極去世而出現的內部動盪，注意力又集中到如何利用明朝內部的階級大搏鬥實現自己進取中原的宿願。在大順軍占領北京以前，清廷曾希望聯合農民軍推翻明王朝，分享勝利成果。這年正月二十七日，清廷派遲起龍等人充當使者，取道蒙古部落地區給大順政權送來一封信。信的原文如下：

“大清國皇帝致書於西據明地之諸帥：朕與公等，山河遠隔，但聞戰勝攻取之名，不能悉知稱號，故書中不及，幸毋以此而介意也。茲者致書，欲與諸公協謀同力，並取中原。倘混一區宇，富貴共之矣。不知尊意何如耳。惟速馳書使，傾懷以告，是誠至願也。”(85)

這封信送到大順軍鎮守榆林的大將王良智手裡時，李自成已經率軍東渡黃河向北京進軍了。儘管王良智立即奏知了李自成，但李自成對清廷“協謀同力，並取中原”的建議卻未予理會。大順軍摧枯拉朽式的進軍，使滿洲貴族們既為之眼紅，也感到極大的不安。他們不僅考慮到一個新興的、朝氣蓬勃的漢族政權代替原來腐朽沒落、不堪一擊的明王朝之後，自己將無油水可撈；而且一旦大順政權完成了漢族地區的統一事業之後，必將憑藉強大的人力和物力資源，重新解決遼東問題。因此，清廷在攝政王多爾袞等人的策劃下，決定乘大順軍立腳未穩之時出兵干涉。

四月初，清廷得到大順軍占領北京、明朝覆亡的消息，便急不可待地大舉興師。《朝鮮李朝實錄》中，記載了朝鮮使臣鄭太和四月十四日在安州同清朝使節談話後寫的一件緊急報告，其中說：

“……（清使鄭命壽）又曰：‘頃日九王聞中國本坐空虛，數日之內，急聚兵馬而行。男丁七十以下，十歲以上，無不從軍。成敗之判，在此一舉。’臣問：‘所謂本坐空虛者何事耶？’曰：‘為土賊所陷’雲，而更不明言。所謂本坐似指中原皇帝而言矣。”(86)

四月初九日，多爾袞和豫郡王多鐸、武英郡王阿濟格等，帶領滿洲、蒙古八旗兵員的三分之二以及全部漢軍大舉“伐明”(87)。進軍路線是採納漢奸洪承疇的建議，準備由薊州、密雲地區破邊牆而入。四月十五日，清軍行至翁後，遇上了吳三桂派來的使者副將楊坤和游擊郭雲龍，告以山海關形勢危急，“若及此時促兵來救，當開山海關門以迎大王”(88)。同時面呈書信一封，內稱：“王以蓋世英雄，值此摧枯拉朽之會，誠難再得之時也。乞念亡國孤臣忠義之言，速選精兵直入中協、西協。三桂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門，滅流寇於宮廷，示大義於中國。則我朝之報北朝者豈惟財帛，將裂地以酧，不敢食言。”(89)多爾袞大喜，除留下使者楊坤外，還派妻弟拜然隨郭雲龍前往山海關探其虛實。同時下令改變行軍路線，向山海關兼程進發。在給吳三桂的回信里，多爾袞避而不用“合兵”一詞，卻趁機向吳三桂進行招降：“今伯若率眾來歸，必封以故土，晉為藩王。一則國讎得報，一則身家可保，世世子孫，長享富貴，如河山之永也。”(90)吳三桂得到回書後，果然決定投降，並決心驅迫關遼兵同大順軍惡戰一場，藉以提高自己在滿洲貴族面前的地位。

四月二十一日，大順軍到達山海關，吳三桂只留下少數軍隊和反動鄉紳防守關城，把主力已拉到關內石河，擺開陣勢。李自成除了把主力用於石河以外，還派出部隊進攻山海關的東羅城、西羅城和北翼城(91)，對吳軍實行包圍。雙方晝夜激戰，至二十二日晨，吳軍已困憊難支，據守北翼城的一支吳軍向大順軍投降，吳三桂的全軍已面臨崩潰之勢。清兵於二十一日晚趕到山海關後，屯駐於歡喜嶺。此時的多爾袞並不急於參戰，他“蓄銳不發”(92)，要等到吳三桂部支持不住、大順軍也疲憊時再一鼓作氣奪取勝利；同時，他也要觀察一下吳三桂的誠意，以免上漢人的當。二十二日晨，吳三桂感到形勢嚴重，帶着屬官和鄉紳們出關，至歡喜嶺上的威遠台(93)謁見攝政王，請求清軍立即來援。多爾袞諭以“汝等願為故主復仇，大義可嘉，予領兵來成全其美。先帝時事，在今日不必言，亦不忍言。但昔為敵國，今為一家。我兵巡關，若動人一株草、一顆粒，定以軍法處死。汝等分諭大小居民，勿得驚慌。”(94)繼之又對吳三桂道：“爾回，可令爾兵以白布系肩為號。不然，同系漢人，以何為辨？恐致誤殺。”(95)說完，讓吳三桂等先行回去，自己隨即下令清軍，從南水門、北水門、關中門三路進關。布好陣勢後，即向大順軍陣地發動猛烈衝擊。大順軍雖然奮勇迎敵，無奈清兵以逸對勞，而且在數量上也占了很大的優勢(96)，故不久便敗下陣來。清軍乘勝追擊，大順軍大敗，兵員器械損失慘重，大將劉宗敏也負了傷。李自成只好連夜撤退。他們行經永平范家莊時，把吳襄處斬。二十六日回到北京，又殺吳三桂全家三十四口。而吳三桂本人卻在山海關戰役結束這一天，被清攝政王承制封為平西王。這樣，由於吳三桂的背信棄義，大順軍終於被滿漢地主階級聯軍擊敗。從此明末農民戰爭由盛轉衰，進入了以抗清為主的新時期。

山海關戰役是順、清之間關鍵性的一戰，它決定着究竟是大順朝還是清王朝建立對全國的統治。大順軍的失敗，除了上面已經提到的因素以外，主要的原因是：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在一片凱歌聲中滋長了驕傲輕敵的思想，對於隨着明王朝的土崩瓦解而必然出現的滿洲貴族的武裝干涉，缺乏清醒的估計。這首先表現在，大順軍渡河東征時調集的兵員不夠。當時，大順軍兵力總數在百萬以上，但平定西北地區後派駐各地的軍隊數量過多，占領山西、河北、山東等地後，又在各戰略要地分別駐軍，使兵力進一步分散。因而在北京地區集結的軍隊，用於對付吳三桂等部的明朝官軍雖然勝任有餘，但要同強大的滿洲貴族軍隊決一雄雌，就顯得力量不夠了。

其次，在用政治手段招降吳三桂之後，李自成派往山海關鎮守的，只是剛剛投降過來的明將唐通所部八千人，沒有派出農民軍大將率領重兵協防。派到山海關地區的文官兵政府侍郎左懋泰和山海關防禦使張若麒，都是大順軍進京以後從明朝官僚中選拔的。這也反映了大順政權領導集團對遼東軍事形勢可能出現的新情況估計得很不夠。按情理分析，從萬曆末年以來，遼東軍事衝突連綿不斷，特別是崇禎年間清兵幾次攻入畿輔地區，造成朝野震驚的局面。要說李自成等人對此一無所知或漠然視之，是絕對不可能的。然而，他們的行動卻給人一種強烈的印象，似乎在他們心目中明、清之戰是“前朝”的事情，自己並沒有同清方交惡，完全可以井水不犯河水，各自安心過日子。因此，他們頭腦中的遼東問題只是吳三桂等人統率的關寧邊兵，吳三桂投降之後東北方面的問題就已經基本解決，關外虎視眈眈的滿洲貴族被置之於度外。如果李自成在山海關地區部署了重兵，吳三桂發動叛亂的可能性勢必大大減少，即便叛變也不可能輕易地奪得關門重鎮。這種麻痹輕敵不能不說是李自成等起義軍領導人犯下的一個重大錯誤。

清廷方面的情況卻正好相反。從皇太極到多爾袞等人都一直密切注視着中原地區階級鬥爭的演變，並隨時根據獲得的情報而決定自己的對策。到大順軍以排山倒海之勢向北京進軍之時，清廷已經認準農民軍是自己的真正對手，緊張地籌畫出兵干涉了。順治元年初，范文程在《致攝政諸王啟》裡明確指出：

“蓋以為明勁敵者我國也，抑則流寇也。正如秦失其鹿，楚、漢逐之，雖與明爭天下，實與流寇角也。”(97)

到了大順軍攻占北京，明王朝覆亡之後，清廷就在極短的時間裡幾乎空國而來，“前後興師未有如今日之大舉”，因為多爾袞等人深知，“成敗之判，在此一舉”(98)。

一方是對迫在眉睫的危險視若無睹，一方是處心積慮以求一逞。在這種情況下，前者的慘敗和後者的大獲全勝就是必然的了。李自成農民軍在山海關戰役中用鮮血寫下的教訓，直到現在仍然值得記取。

注釋：

(74)乾隆三十九年《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又，順治元年七月清灤州同知趙鍾瑞奏本中自我表功說：“即前平西親王兵丁分居本城，盡皆安置得宜，兵民帖服。”（見第一檔案館所藏《順治朝奏本》第九號），也是指吳三桂降清以前的事。

(75)《明史》卷三○九《李自成傳》，就用了“聞山海關總兵吳三桂兵起”的措辭。

(76)見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四，《官職志》。

(77)《清史列傳》卷七九，《唐通傳》；《平寇志》卷一○。

(78)匿名：《吳三桂紀略》，見《辛巳叢編》。行至永平府的時日是根據乾隆《永平府志》卷三，《封域志》，《紀事》。

(79)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又，《臨榆縣誌》所載當時人佘一元《述舊事詩》云：“進抵無終地”，無終即玉田縣的古稱。

(80)吳偉業：《梅村家藏稿》卷三，《圓圓曲》。這類講法極多，充斥於史籍。

(81)張怡：《謏聞續筆》卷一。《甲申傳信錄》卷八也說：“聞其父為賊刑掠且甚。”楊士聰則說：“吳襄者，三桂父也，在京為都督，被獲將夾，復宥而宴之。吳知終不免，遣人貽書與子云。”

(82)佘一元：《述舊事詩》第二首，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九，《輿地編》四，《紀事》。

(83)同上《述舊事詩》中有一聯是：“二三紳儒輩，早晚共趨迎。”可見參加吳三桂叛亂的人只是當地為數有限的幾個紳士。請參看程儒珍《關門舉義諸公記》（見光緒四年《臨榆縣誌》卷二一，《事實編》四，《鄉型》下）和佘一元《潛滄集》卷三《曹捷音傳》，卷四《朱太母諸氏墓志銘》、《賡庭馮先生墓志銘》。

(84)關於山海關戰役期間留守北京的大順軍將領是誰，各種史籍說法不一致。趙士錦《甲申紀事》說，“惟留李岩居東城，牛金星居朝中，以為守備。”陳濟生《再生紀略》說，“偽相牛及賀（有威）、郭（之緯）兩偽將留守京師”《甲申傳信錄》說，“制將軍李過（過）及賀錦二將留守京都，禁約軍丁。”楊士聰《甲申核真略》說，“惟留一姓李偽都督居東，與牛金星共為守備。”在《平寇志》和《懷陵流寇始終錄》說，李牟和牛金星“以老弱萬人守京師。”《鹿樵紀聞》則說李過留守。《國榷》記“牛金星、李牟、李友等居守。”這些說法不盡可信。如李岩、李牟本無其人，賀錦已犧牲於青海西寧。《國榷》卷一○一記四月十七日有人在京師宣武門外偷偷張貼“大明運當中興”的反動榜文，“偽都督李友捕榜之，左右民殺之。”《甲申傳信錄》卷六記四月“二十三日，都中微聞闖敗。制將軍劉將城外房屋督居民盡行拆毀，並及佛寺，運兵器上城守城。”制將軍劉當指左營制將軍劉芳亮。如果這兩條記載屬實的話，李友和劉芳亮是留守北京的大順軍將領。此事尚待繼續查考。

(85)《明清史料》丙編，第一本，《清帝致西據明地諸帥書稿》。

(86)吳晗:《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

(87)《清世祖實錄》卷四。按，據李 《沈館錄》卷七，清廷在三月二十六日以前即已準備“西征” (即伐明)，並命李 從行。不久，得到大順軍攻占北京的消息，在出兵時間和調集兵員數量上大概都作了調整。

(88)李 ：《沈館錄》卷七，引自《遼海叢書》。

(89)《清世祖實錄》卷四。

(90)同上。

(91)按：山海關是東西向的，南翼城近海，故不作為進攻的主要目標。

(92)劉健:《庭聞錄》卷一，《乞師逐寇》。

(93)威遠台遺址尚在，稱作“威遠城”，距山海關城極近，大約不過二三里。威遠台建造在歡喜嶺上，所謂歡喜嶺只是略高於平地的一條小丘陵。當地人士說，明時官軍返自遼東，行至該嶺則關門近在眼前，心中歡喜，故名。

(94)康熙八年《山海關志》卷五，《政事志•兵警》。

(95)《清世祖實錄》卷四。

(96)李粹以當事人的身份說:“以臣所見，胡兵似倍於流賊。”(見《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加上吳三桂的軍隊雙方兵力懸殊更大。

(97)繆荃孫:《雲自在龕筆記》。

(98)《朝鮮李朝實錄中的中國史料》上編，卷五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