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袁世凯是否向慈禧太后告密？

一、传统说法留重重疑团

　　戊戌变法中袁世凯的告密是关键情节,传统的说法是 :　因袁世凯告密而导致慈禧政变。究竟袁世凯怎样告密 ?　至今众说纷纭,留下重重疑团。变法运动,从戊戌年四月二十三日 (　即 1898　年 6　月 11　日,以下均用旧历 )　光绪下《明定国是》诏谕开始。接着新政上谕,如雪片飞下,频频颁发,而守旧派推宕拖延,全力阻挠。新政无法实行,诏谕全成空文,两党形同水火,势不两立。七月三十日,光绪帝颁密诏给杨锐,嘱维新派妥筹良策,推进变法。密诏中说 :"　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 ?"　光绪帝意识到将有变故,自己处在危险地位,流露出焦急心情,要维新派筹商对策。八月初二日又由林旭带出第二次密诏,令康有为"汝可迅速出外,不可迟延。"康有为、梁启超、林旭、谭嗣同等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痛哭失声,誓死搭救皇帝,不得已铤而走险,决定实行兵变,包围颐和园,迫使慈禧太后交权。八月初三日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会见袁世凯,说袁举兵杀荣禄,围颐和园,对慈禧太后则或囚或杀。此后事情的发展有不同说法,传统说法是 :　袁世凯是个两面派,一面假意和维新派周旋,骗得光绪帝封他为侍郎,另一面看到慈禧的势力根深蒂固,决定投靠旧党。他用假话哄走了谭嗣同。八月初五日向皇帝请训,当天乘火车回天津,向荣禄告密,出卖光绪帝和维新派。当夜,荣禄赶回北京告变。八月初六日晨,慈禧临朝训政,囚禁光绪,捕拿维新派,杀六君子, 百日维新遂告失败。

1.一个谜 :　政变之初,慈禧为何不捉拿谭嗣同

　　以上传统说法长期流行于史学界,但近几十年来,不少历史学家对此提出疑问,否定了因袁世凯告密导致慈禧政变之说,其理由如下 :　八月初六日慈禧实行政变时,如果是袁世凯告密导致政变,则政变上谕中必定指名捕拿谭嗣同,因谭是往说袁世凯围园劫持太后的人,属于"逆首"。慈禧太后绝不会放过他。何以上谕中只命捉拿康有为、康广仁兄弟,没有谭嗣同在内 ?　而且上谕中康的罪名是"结党营私,莠言乱政 ",　罪名较轻。如果有围园劫太后之谋,则是大逆不道,罪在不赦,上谕中,何以轻轻放过 ?　

2.又一个谜 :　荣禄不可能乘火车连夜赶回北京

　　还有,袁世凯在八月初五日上午觐见光绪后,即乘火车回天津 ,"　抵津,日已落 "(　袁世凯《戊戌日记》 ),　袁赶到荣禄处告密,已在夜间,荣禄得知围园消息后,万难在当夜赶去北京,把消息反馈给太后。因为,当时北京、天津之间的火车,通行不久只有白天行车,没有夜车,也缺乏夜间行车的设备、经验与技术。即使荣禄以直隶总督之尊也不可能下令加开一次夜车。荣禄于八月初五日夜间万万赶不到北京,而慈禧太后实行训政却在初六日上午,可见太后的政变并非由袁世凯告密所引起,政变时还不知道康有为等有围园劫太后之谋。政变是新旧两党长期矛盾积累的结果,守旧大臣杨崇伊等认为维新派乱政妄行,请求慈禧太后出而训政,这是守旧派的一个既定步骤,与袁世凯告密无关。

3.疑点重重的袁世凯《戊戌日记》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说,谭嗣同深夜来访,再三要求袁世凯举兵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并说 :"　不除此老朽 (　指慈禧太后 ),　国不能保。"袁世凯闻言大惊,推辞敷衍,不肯答应。

　　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并未讳言自己告密,并且他告密是积极的、主动的,回天津后立即找了荣禄。袁写此日记时是在清朝统治时期,告密是忠于皇太后、忠于清朝的表现,毋庸讳言。

　　可是《戊戌日记》存在几个疑点。第一,包围颐和园,杀西太后,这是何等重大而紧急的事件,袁世凯告密如果是积极的、主动的,可以在第二天,即初四日在北京告密,守旧党庆王奕 、刚毅都是西太后心腹,也是袁世凯的朋友。如果袁决心告密,他可以初四日在北京找到北京的大臣告密,何必一定要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　初三夜,谭嗣同找他密谈,提出围园杀太后之谋,初四日一天何以袁无所动作,没有在北京告密 ?　第二,据袁世凯说,初五日返津见荣禄,即要告密 ,"　略述内情 ",　忽有客人叶祖入坐,因此欲言又止,只好等明天再说。此是何等大事,谭嗣同已募勇士数十人在京,事态一触即发,慈禧有旦夕之祸,却因为座上有客人,把此事延宕一天,难道袁世凯不能禀明荣禄有要事相告,设法把客人支走 ?　袁世凯是何等精明人,办事却何其拖沓、糊涂 ?　第三,第二天,即八月初六日上午荣禄来访,袁世凯和盘托出围园杀太后之谋,按理荣禄应立即行动,驰京报信,两个人"筹商良久,迄无善策"。商量的是什么 ?　听袁世凯之言,似乎在商量如何保全光绪,当时处在危险中的是慈禧而非光绪,他们不是为处在危险境地的慈禧担忧,却在筹商保护光绪的办法。荣禄同样变成一个糊涂蛋,听到这样紧急的消息,并不马上向北京报告,却在那里瞎操心光绪的安全,白白又耽搁了一整天,这岂不蹊跷 ?　袁世凯在以上所引《戊戌日记》中所谈的告密情形存在疑点,因此,不可相信。 　　

二、两名亲信泄露真情

　　袁世凯告密的真相如何?事属机密,缺乏真实可信的记载,但可以从其他史料中窥测到一些痕迹。

1.袁世凯的亲信张一麐的记述

　　张一麐(lin,　音林 )在《心太平室集》卷八所记。袁初五日返津,隔一天后,杨崇伊来天津,向荣禄报告训政的消息,但所记袁告密时,杨崇伊已在荣禄处,荣禄已知政变消息。且" 令卫兵夹道罗列 ",　这三点很值得注意。由于袁世凯刚从北京回津,受光绪帝封为侍郎,荣禄也心存疑虑,故而见袁时"已令卫兵夹道罗列"。袁世凯从杨崇伊那里得知太后训政,捉拿康有为、康广仁的消息,一定吓坏了,害怕康有为供出初三夜谭嗣同访袁于法华寺,密谈兵变围园之谋。遂将当时守旧派尚不知道的围颐和园、杀西太后的密谋,和盘托出,故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的举动。这样看来,袁世凯的告密并非积极、主动,而是在他已听到西太后训政消息之后,怕受连累被惩罚,被动告密。如果袁是积极主动告密,那就不会有"卫兵夹道罗列 ",　不会有"杨崇伊在座 ",　也不会有"袁乃跪求荣为作主"。因此,不是袁世凯的告密,导致西太后政变,而是西太后政变导致袁世凯告密。张一 颇有作证的资格。他 1903　年入袁世凯幕府,长期随袁工作,为袁亲信,所说必在北洋幕中所闻,或是袁世凯亲口所说。但所记告密真相与袁世凯《戊戌日记》不同,《戊戌日记》实为袁世凯后来所记,当有所讳饰。

2.荣禄的亲信陈夔龙的记述

　　陈夔(kui,　音魁 )龙在《梦蕉亭杂记》中所记与张一 有几点符合 :　一是袁世凯告密在杨崇伊到天津之后,荣禄已知太后训政,但"佯作不知 ";　二是袁世凯当时受到很大压力,虽未记"卫兵夹道罗列 ",　但荣禄对袁世凯已怀疑 ;　三是张一 记"袁乃跪求荣为作主 ",　而陈夔龙记"袁知事不谐,乃大哭失声,长跪不起"。陈夔龙亦有作证资格,戊戌政变后不久,即调到荣禄幕府,是荣禄的亲信,官至湖广总督、直隶总督。他和袁世凯不睦,消息来源应是从荣禄处来而不像张一从袁世凯和北洋幕府中来。但两人所记袁的告密情形却很相似。从张、陈二人所记,袁世凯本来没有告密的念头,是在初六晚听到杨崇伊带来太后训政捉拿二康的消息,怕受到牵连,故而告密,这是他的保命之计。这告密消息又由杨崇伊带回北京,守旧派才知道兵变围园的密谋。八月初九日遂有旨 :"　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均著先行革职,交步军统领衙门,拿解刑部治罪 "(　光绪二十四年八月初九日上谕 )　。由于袁世凯告密,事态扩大,继续搜捕,并不经审讯于八月十三日处决六君子,八月十四日宣示罪状,有"包藏祸心,潜图不轨,前日竟有纠约乱党,谋围颐和园,劫制皇太后及朕躬之事,幸经觉察,立破奸谋"。这道谕旨说明袁世凯的告密已反馈到了北京。

　　袁世凯虽非主动告密,但把围园密谋和盘托出,总算将功补过,不但被旧党宽容,而且受到重用。荣禄进京,袁世凯奉命护理直隶总督,其新建陆军得赏银四千两。以六君子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的顶子,但守旧派对他并不完全信任,慈禧太后因袁参与围园密谋,并未主动出首,欲加重惩。荣禄却看中了袁的才能,为袁力保。慈禧太后起始时,认为袁世凯是维新一党,由于荣禄力保,袁才能够保全官位。如果袁世凯是主动告密,慈禧怎么会认为袁世凯"存心叵测,欲置之重典"呢 ?　

三、袁世凯与维新党的关系

　　应该说,慈禧把袁世凯认作维新党人是有道理的。事实上袁世凯与维新党人联系密切,不但与闻兵变之事,而且参与密谋,做出投向维新派的承诺。他在维新变法问题上和康有为的思想十分接近。甲午战争以后,他即和康有为结交。 1895　年,在康有为发动公车上书以后,袁世凯时在督办军务处当差,也曾向光绪帝上书,条陈变法事宜,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和康有为很接近。

　　1895年夏,康有为第四次上书,都察院、工部不肯代递,袁世凯曾帮助向督办军务处要求代递。不久,强学会成立,袁世凯积极参加,是发起人之一。后来袁世凯奉派赴小站募新建陆军,康有为等为袁设酒饯行,康有为对袁的印象也极好,认为 :"　袁倾向我甚至,谓吾为悲天悯人之心,经天纬地之才……"

1.袁世凯的越级提升是由于维新党的大力举荐

　　袁世凯与维新派建立了联系。维新派要借重袁的兵力,而袁则想通过维新派的荐举,升官晋爵。当然,袁世凯官位已高,不便和维新派公开来往,他的联系人即是徐世昌。袁世凯从三品按察使升为二品候补侍郎即是徐世昌向维新派活动的结果。

　　袁世凯通过维新派的荐举,越级提升。袁对维新派感激不尽,他们之间的关系拉得更近了。维新派内部议论的机密事,也不避着袁,而且袁表示支持。不管怎样, 光绪帝是合法的君主,袁世凯除了思想上与维新派有一致之处,无论从忠于君主的伦理观念说,或是为个人名利地位计,他也会向维新派靠拢。

　　八月初三日,当光绪帝的密诏带到康有为那里,语气紧迫,有"朕位且不能保"的话,维新派的几位核心人物聚在一起,捧诏痛哭,商议救光绪的办法,其中竟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在内。

　　维新派的核心人物跪诵密诏,相与痛哭,谋划救光绪的策略,这是何等机密的大事,却有袁世凯的心腹徐世昌参加,徐是袁的代表,如果不是袁已对维新派做出全力支持的承诺,维新派是不会让徐世昌参加这一秘密活动的。

2.袁世凯对维新党的承诺 :"　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袁世凯对维新派做过全力支持的承诺,从毕永年的记载中可以证实。毕永年是谭嗣同的好友,为人豪侠,谭嗣同邀请他到北京来实行兵变,待劝说袁世凯杀荣禄, 围颐和园后,即由毕永年率领勇士,拘执太后。康有为对他说 :"　袁极可用,吾已得其允据矣 !　乃于几间取袁所上康书示仆,其书中极谢康之荐引拔擢,并云赴汤蹈火,亦所不辞。康曰 :　汝观袁有如此语,尚不可用乎 ?　仆曰袁可用矣。"袁世凯给康有为的信中 :"　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　这分明是愿意执行极危险的任务,袁写信时不一定知道要围园劫后,但必定已知道康有为要借重他的兵力,去对抗守旧派,故而做出"赴汤蹈火,亦所不辞" 的承诺。这样我们才可以理解,为什么八月初三维新派核心人物,跪诵密诏,谋救光绪时,这是多么机密的大事,竟会有袁的代表徐世昌在座,正因为袁世凯已做出十分肯定的承诺,维新派才会对他完全解除戒备。维新派与徐世昌跪诵密诏,商量救光绪时,自然会谈到杀荣禄、包围颐和园、劫持太后的密谋,因为这是维新派既定的策划。毕永年七月二十七日到北京,二十九日,事态紧急,维新派走投无路,就要把策划多日的密谋付之实施。他们请徐世昌一起看密诏,就是要说服徐同意进行兵变,围园夺权,据康有为的说法"吾乃相与痛哭以感动之,徐菊人亦哭,于是大众痛哭不成声"。但是,实行兵变的关键人物是袁世凯,徐世昌不能决定这样的大事,于是就有当夜谭嗣同夜访法华寺,与袁世凯面谈之举。因此,谭嗣同夜访法华寺就不是一桩突然的、冒失的行动。如果袁世凯与维新派交往甚少,属于圈子以外的人,谭嗣同会那样冒冒失失地去夜访他,向袁谈极机密的消息,要袁去做极危险的举动吗 ?　谭嗣同是血性汉子,豪侠任气,为事业而不惜自己牺牲,但他是读书明理的人,不是莽撞的冒失鬼。据毕永年说,谭嗣同不赞成围园劫后的举动。谭云 :"　此事甚不可,而康先生必欲为之,且使皇上面谕,我将奈之何 ?"　为了挽救维新事业,执行光绪与康有为的命令,谭答应夜访袁世凯,不惜一走龙潭虎穴。如果袁世凯事前没有"赴汤蹈火,亦所不辞"的承诺,他未必肯如此冒失从事。尤其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中把谭嗣同写成突然闯入的不速之客 ,"　气焰凶狠,类似疯狂 ","　腰间衣襟高起,似有凶器 ",　并非事实。这样的描写只是袁世凯为了掩盖自己和维新派的密切关系而编造出来的。

3.为保全自己,袁世凯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党

　　袁世凯虽早已参与维新派的谋划,并承诺要支持维新派,但八月初三日提出了杀荣禄,调兵入京围颐和园劫持太后之谋,袁世凯犹豫了。因为执行此计划极其冒险且难度很大。袁军虽精锐,但周围有聂士成、董福祥的军队牵制。聂、董的军队人数远在袁军之上。且袁军驻扎小站,离北京二三百里,要长途行军,突破聂、董二军的阻拦,奔袭颐和园,成功的把握实在太小了。袁提出到天津阅兵时,光绪帝走入袁营中的设想。这一计划可能维新派与袁世凯早已商量过,袁主张实行这一计划,成功的可能性较大。袁世凯握精锐之师,有天子在营中,以静制动,谁敢有异言 ?　但当时形势已迫在眉睫,维新派知道等不到天津阅兵,慈禧太后就要下手了,对袁世凯表示失望。故翌日 (　八月初四 )　康有为即奉旨离京,留在北京的谭嗣同、梁启超等没有想到袁世凯告密,而事实上袁亦并没有立即主动告密。

　　荣禄一直在窥测事态的发展,袁世凯被召进京,封为侍郎,荣禄很紧张。谎称英俄在海参崴开战,大沽口外,战舰云集。故调动军队,把聂士成军调到天津,把董福祥军调到长辛店,以防不测。并写信给袁世凯,催他赶快离京返津,袁世凯回到天津,并没有发生像他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与荣禄的谈话,而荣禄只是把他留天津,未让他回小站营中。并且像前文引张一、陈夔龙所记,荣禄对袁世凯严密防范。袁世凯听说北京发生政变。慈禧太后再出训政,捉拿康有为,吓得魂飞天外,以为密谋已经败露,故"大哭失声,长跪不起 ",　向荣禄表示忏悔,并将谭嗣同夜访之事,和盘托出,为保全自己,出卖了光绪帝和维新派。

4.袁世凯的《戊戌日记》写于荣禄死后

　　荣禄是守旧派中极有头脑的人,他认为袁世凯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一心想笼络他。而且袁供出了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给守旧派提供了进行镇压的借口,故而宽恕和庇护了袁世凯,从此袁死心塌地追随着慈禧太后和荣禄。

　　谭嗣同夜访法华寺的重要史料,一是梁启超的《戊戌政变记》,一是袁世凯的《戊戌日记》。梁启超讳言围园劫太后的密谋,称此为守旧派的诬陷,其实维新派确有此密谋,最近发现的毕永年《诡谋直纪》是不可辩驳的铁证。但袁世凯在《戊戌日记》中所说亦非事实真相,他隐瞒了和维新派往来的事,讳言曾参与了密谋,而且诡称自己告密在前,听到政变的消息在后。可能因为当时社会上有戊戌年袁世凯与维新派勾结兵变的传言,袁世凯为平息传言,洗刷自己,写了《戊戌日记》,证明他一直忠于慈禧太后。好在荣禄已死,袁世凯何时告密 ?　怎样告密 ?　已死无对证,不为人知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在《戊戌日记》中叙述八月初三日以后的活动中露出了破绽。其他史料中的蛛丝马迹也透露了他通过徐世昌和维新派的联系,以及从北京觐见皇帝回津后受到荣禄施加的压力。 　　

四、从现存史料中得出如下看法 :

　　袁世凯在戊戌变法期间一度倾向于维新派。他通过徐世昌与维新派保持联系,与闻和支持他们的密谋。并且做出了使用兵力的承诺,当事机紧迫时,他又不敢做杀荣禄、兵围颐和园、劫持西太后的冒险举动。八月初五日回天津后尚未告密。八月初六日晚,听到杨崇伊带来的政变消息,袁世凯以为事情泄露,为保全自己,和盘托出围园劫太后的密谋,致使事态扩大,大批维新派被捕、被革、被逐和六君子被杀。袁世凯的告密真相及他和维新派的关系即是如此。

慈禧、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启示

——戊戌维新百年祭

袁伟时

　　百日维新，百年沧桑。百年前的戊戌变法既是系统改革的英勇尝试，又是近代中国第一次启蒙运动(维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影响深远的政治和思想文化运动仍有不少问题有待深入研究。窃以为甚至当前的一些思想文化争议亦可从当年的成败中得到有益的启示。

从谁是罪魁祸首谈起

　　是谁断送了戊戌维新?这是史家们至今仍聚讼不已的问题。

　　政变是慈禧的断然措施，老佛爷自然难逃罪责。

　　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史家们认为，没有慈禧首肯，光绪皇帝根本不敢干这么大的一件事。包括《定国是诏》在内的不少“圣旨”，下达前都曾送慈禧审定。康有为呈递的变法条陈和《俄彼得政变记》、《日本变政考》和李提摩太等撰译的《泰西新史揽要》、《列国变通兴盛记》均曾由光绪帝“恭呈慈览。” [1]百日维新期间，光绪帝曾12次专程赴颐和园朝拜慈禧，这些会见绝不仅是礼仪性的。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

　　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对康氏的指摘集中在这么几点：

　　1．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冀图短期内“全变”。百日维新期间发出有关的“上谕”竟达110多件，绝大部分成为各级官员奉而不行的具文。

　　2.重符号，轻实质，重形式，轻内容，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侵犯传统的神圣符号，授人以柄。他认为，只要皇帝驾临乾清门，召集各大臣在此宣誓， “令群臣签名具表，咸去守旧之谬见，力图维新。……重罚一人以惩其后……一日之间，风云俱变，更月得数诏颁下，则海内皆动色奔走矣。”[2]服式、发式、纪元都是无足轻重的形式，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却一贯视为神圣不可侵犯乃至包含某种神秘意义的象征。清帝国建国之初，便有“留发不留头”之说，那条辫子，尤其敏感。时至9月，维新事业已岌岌可危，康有为偏偏郑重其事上书，请求“皇上先断发易服，诏天下，同时断发，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并“大集群臣誓于天坛太庙，上告天祖，下告臣民……即以今年改元为维新元年”![3]他甚至鼓动皇帝，把国号改为“中华二字”。[4]这些虽未被光绪皇帝采纳，已流言广布，徒增阻力。诸如此类稚拙言行，无非表明他缺乏一个政治家应有的驾御全局的才能。

　　3．在康氏“以皇上之圣武行之，中国之强，可计日而待也”等取快一时的言词鼓动下，光绪皇帝在条件不成熟之时，匆忙裁减和严厉处理官员，四面树敌。没有通盘筹划和妥善安置、耐心说服，突然下令裁去一大批闲散衙门和冗员。有知情者写道：“戊戌变政，首在裁官，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连带关系因之失职失业者将及万人，朝野震骇，颇有民不聊生之戚。”[5]加上各地亦有不少官员面临被裁的威胁，一下子把众多官员推向反维新阵营。与此同时，因礼部主事上书受到压制，把该部满汉尚书和其他主要官员全予革职，新旧矛盾更加激化。本已势孤力单的维新派，陷于日益孤立的困境。

　　4．热衷于军事政治投机，没有切实做好基础工作。

　　任何有显著成效的改革，必然以思想变革为先导。甲午战败后，办报、办学、组织学会的热潮虽然有助于一些官僚、士绅特别是年轻士人的觉醒，但这个基础非常薄弱。康有为等人没有以转变观念特别是“开官智”为中心环节，而把力气花在无益大局甚至极其有害的事情上去了。

　　首先是混淆学术与政治，在并非必要的情况下主动去触犯主流社会的大忌，哗众取宠地鼓吹“托古改制”、“三世”说、“伪经”说，疏远了一大批有可能参与维新的大臣和士绅，引起革新派的冲突和分裂。[6]

　　再则致力于军事、政治投机，开创了近代中国的恶劣先例。

　　与一些人的指摘相反，康有为及其追随者也在积极组织武装斗争。通过谭嗣同、毕永年，他们与三合会结合，冀图运用这一民间秘密组织的武力为政治斗争的手段。利用民间秘密组织在中外历史上屡见不鲜，问题在于是不是以思想教育为基础，把这些民间会社作为组织下层民众的手段。如果缺少切实的思想教育，这些举动就不过是政治权谋。就现有史料看，康有为不过是打算利用他们作为拘禁慈禧的工具。

　　最足以体现康氏军事活动性质的是他们对待军事将领的态度。在改革迟滞不前之际，康有为等人不是冷静地分析全局，而是把阻力完全归结为慈禧一人。于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密谋付诸实施：勾结武将，兵围颐和园，捉拿慈禧。民间武装则作为辅助力量。拉拢的对象有三：淮军首领聂士成、甘军头子董福祥、新建陆军督练官袁世凯。要是说袁世凯参加过强学会，与严复时相过从，有过同情和支持改革的表现的话，董福祥可是忠实的顽固派。拉拢的手段是许以高官和其他利益。这些情况充分表明，他们已把赌注压在军事投机上了。实施的结果是众所周知的：谭嗣同与袁世凯谈判，袁氏虚与蛇委。慈禧接到密报，发动政变，悲剧结束。[7]

　　不能轻视康氏这些作为的影响。翻一翻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人们不难发现康有为等人的这些活动方式（包括他们后来组织的自立军和暗杀活动）一再为包括孙文、蒋介石等在内的后来者所仿效。不少“起义”靠的是绿林好汉或会党，而在“国民革命”旗号下的颇多活动(不是全部)不过是纵横捭阖的游戏。结局是一再高喊革命，一再“尚未成功”。

　　这些观点不无道理，且认同者越来越多。不过，我们还应进一步追问：这些历史现象背后蕴藏着什么?人们可以从中得到哪些不应忘怀的启示?

愚昧吞噬了生机

　　无论怎么说总不能抹煞一个基本事实：政变是慈禧发动的。那么，慈禧究竞是维新的支持者还是反对者?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历史作全景式的观察。

　　19、20世纪之交的清帝国接连发生了四件大事：甲午战败、戊戌维新、义和团、新政。这是密切相关的四件事，也可以说是一条因果链。

　　史家们已注意到，维新不是从戊戌开始的。[8]甲午战败，人们痛定思痛，纷纷提出何以自处的问题。应向西方学习的呼声在朝野上下迅速蔓延。最有代表性的说法出自顺天府尹胡燏棻：“今日即孔孟复生，舍富强外亦无治国之道，而舍仿行西法一途，更无致富之术。”[9]这个奏章比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稍晚一些。但“公车上书”的各项主张在同时期好些大臣的奏章中也提出来了(如刘坤一、袁世凯、盛宣怀等)。更值得重视的是清政府对这种主张不以为忤，且发出“上渝”，把应兴应革各事归纳为16项，连同胡氏及张百熙、陈炽、康有为等人的七份奏章发给各大臣，要他们“悉心妥筹”、“实力讲求”。[10]

　　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从甲午战败至戊戌变法前的三年间，清帝国在学习西方，除旧布新方面确实迈出了切实的一步。着重发展私营工商业开始成为朝野共识。与欧战使列强无暇东顾才使中国资本主义乘机发展的流行多年的观点相反，1894?913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工矿业以平均每年15．3％的速度在增长。[11] 1897年，商营的中国通商银行经清政府批准成立，中国从此有了国人自办的现代银行。各地正在逐步设立促进工商业发展的商务局。在文化教育领域，九十种报刊破土而出，并出现了举办新式学堂的热潮。1895、1896年，清政府批准盛宣怀先后在天津、上海创办北洋大学堂(天津大学前身)、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中国人开始有了自己的现代意义的大学。科举制度的改革日益成为大臣们议论的焦点之一，连以保守著称的荣禄也说：“自火器盛行，弓矢已失其利，习非所用，与文科举时文试帖之弊略同。”[12]要求逐步废止原有武举考试，以新式的武备学堂和京师大学堂取代。这个建议很快就被采纳了。[13]大体说来，百日维新期间光绪皇帝打算推行的各项改革措施，除政治体制(如带国会雏形的开勤懋殿、准各级官员和百姓给朝廷上书)和政府机构改革等内容外，大都已着手进行。同甲午战争前连要不要修铁路都辩论十多年的状态比，朝廷明确地把学习西方作为国策，主流文化正在悄悄地起着非同小可的变化，而这些变化是在慈禧卵翼下实现的。作为儿皇帝光绪亲政不久，对“圣母皇太后”奉命唯谨，大事都及时请示报告，没有留下什么对抗的记录。在和战问题上两人态度一致，说甲午战争中有帝党主战、后党主和之争的论断，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人们热衷于编造路线斗争史的又一案例。

　　有清一代施政的最大变化莫过于本世纪最初十年的新政。认真研究过这一段历史的学者大都认为，戊戌维新的各项未能实现的改革大都已一一付诸实施，有些方面且已远远超过当年的预期，影响最为深远的有两项：

　　一是稳妥地废除了科举，为现代经济、科学技术、文化、政治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二是开始系统地进行现代法制建设。《刑律》、《民律》、《刑事诉讼律》、《民事诉讼律》都已编成，《刑律》且已颁布实行，加上《各级审判厅试办章程》的实施，中世纪的行政兼理司法的体制终于废弃，迈出了司法独立实行现代法制的第一步。这些法律包括已编好而尚未颁布的法律为辛亥革命后的政府长期沿用，影响极为深远。更引人注目的是，《商人通例》、《公司律》、《破产律》、《商会简明章程》、《大清银行条例》、《商标注册试办章程》等等商事单行法律的实行，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要的法制保障。

　　这些新政是慈禧“垂帘听政”的成果。它意味着大清帝国古老的中世纪社会制度正在向现代社会蜕变。如果把慈禧生前已认可的预备立宪的有关措施包括在内，则困扰20世纪中国的最大问题——政治体制改革，也在设立资政院、咨议局及有关的请愿活动中露出曙光。这有力地表明，如果措施得当，慈禧可以支持向西方学习，促进国家的现代化，把她说成是维新变法的天敌没有足够的根据。

　　可是，还有另外一个慈禧。

　　这个慈禧在发动政变后虽然在“实事求是”的口号声中，仍然准许学习西方的“实学”——科学技术，批准把部分书院改为新式学堂，在经济领域继续支持发展资本主义甚至主动开放一些口岸，但是禁止言论自由，查封报纸；不准集会结社；不准一般官员和老百姓上书；不准改革科举考试办法，在思想文化领域大发专制主义淫威。

　　也是这个慈禧居然支持用最愚昧的神术“扶清灭洋”，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主动围攻使馆，主动向列强宣战，把敢于非议其蠢行的五大臣立即斩首，闯下八国联军人侵，首都再次被占，赔付巨款，几乎亡国的大祸。

　　后面这个慈禧逆历史潮流而动，扼杀改革，杀戮志土。

　　两个慈禧都是真实的。老佛爷为何有副阴阳脸?这既有社会制度性的原因，又有个性因素。前者是决定性的，但必然与偶然交错，非常复杂。

　　慈禧不是孤立的个人，她是传统文化和教育制度培育出来的社会上层人士的代表。与稗官野史的描绘相反，她生长在一个富有的满族官僚家庭，养尊处优，入宫后也一帆风顺。[14]虽然少年时代没有受到足够的文化教育，执政初期出现过错别字连篇的笑话，但通过学习臣子为其编写的总结历代统治经验的《治平宝鉴》，学习书画，阅读小说、听说书和看戏，到了晚年，她居然敢自告奋勇给贴身女官补习中国文化了。无论在经典文化和通俗文化方面，她都具体而微地体现了中国土绅阶层所传承的中国文化。与此同时，在她身边还有一大批大臣和亲贵具体参与决策和施政，他们都是传统文化孕育出来的官僚。这些都是制约慈禧言行的决定性因素。

　　当时的传统文化已形成僵硬的体系和制度。知识内容固定化、信条化，自我更新机制非常薄弱，且缺乏与异文化平等交流的传统。而它又是士阶层荣辱沉浮的基本凭借，令他们不敢越雷池半步。于是，整个国家必然出现制度性的群体愚昧。在这样的文化制度下，了解和吸收外来的先进文化通常是少数人的行为，且往往伴随着或大或小的风险。对外来文化深闭固拒，甚至用义和团式的暴众去对抗，都是这个制度的必然产物。

　　症结在制度，但制度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变的。慈禧在她执政的大部分时间里没能扮演这样的角色，那就要从个人品格中去寻找答案了。

　　她同中国历代多数帝王一样，把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和享受放在首位。为了享受不借牺牲海防，这是众所周知的。而为了维护个人的权威，她也干了几件贻误国家的大事：一是挑选幼儿做皇帝，二是既违反清代不让女主垂帘的定制，又违反不准宗室参政的祖制，攫取最高权力，并把军机处的大权接连交给几位王爷，不管他们如何昏庸贪墨，只要忠诚恭顺就行。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无法冷静地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她大权在握，本来非常容易一面采取措施让这几个狂妄书生安静下来，一面稳妥地继续推进已经来得过迟的改革。

　　她不是安份守己之辈，不然就不会两次发动政变夺权了。但权力到手后，她却宁可守成——在原有制度下按部就班地运作。

　　当臣下把意见比较一致，阻力不是很大的新措施呈请批准时，她会点头批准。从办同文馆、派幼童出国留学、建造船厂到清末新政都属这一类。于是，一个支持改革的慈禧便出现在历史舞台上。

　　可是，就个人品格而言，她是不思进取的人物。她掌握最高权力近半个世纪，既没有主动提出重大的施政措施，也没有认真更新和补充自己的知识（在她那个位置上，有很多可供利用的渠道)。于是，她便不能不在历史上留下一连串因愚昧无知而贻误国家大事的记录。

　　从60年代开始，有识之士一再呼吁要修铁路，但在破坏风水等愚蠢的反对声中，慈禧不敢支持。直至1881年才修成长约7英里的用于运煤的唐山至胥各庄的铁路。而且“虑朝议禁驶机车，乃声明以驴马拖载，始得邀准”。[15]最初也确实是用马拖着车厢在轨道上跑，留下了世界铁路史上令中国人脸红的又一记录。

　　70年代初，一些大臣已发现，官办企业不在市场上求生存，是财政无法填满的无底洞，一再建议走西方的道路把这些企业交给私商去经营。这个建议如被接受，19世纪中国史可能随之改写，不幸却被束之高阁。

　　多年来不少有识之土都痛切地指斥过科举考试内容的陈腐和不切实用。明治维新前一年，丁日昌在应诏陈言中谈到士人“所用非所习，所习非所用”，建议把科举考试改为八科：“一曰忠信笃敬以觇其品；二曰直言时事以觇其识；三曰考证经史百家以觇其学；四试帖括诗赋以觇其才；五询刑名钱稻以觇其长于吏治；六询山川形势、军法进退以觇其能兵；七考算学格致以觇其通，问机器制造以尽其能；八试外国情事利弊、语言文学，以视其能否不致辱命。”[16]这个建议既照顾了科举考试的原有基础，又有适应时代要求的重大改进。一旦采纳，晚清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将发生根本性的变革，对整个社会的运作机制也会产生深远影响。慈禧对这个奏章却无动于衷。智慧之光一闪而过，愚昧的头脑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在进一步探讨之前，不妨再看一段慈禧召见盛宣怀的记录：“上 (慈禧)问：何谓学堂?奏对：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17]1895、1897年。盛宣怀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两件事都曾奏请朝廷批准，也就是说得过慈禧认可的。这次召见时在1899年10月6日，政变已一年多。这一年全国已有中国人自办的学堂175所，遍布全国17省，且通常都曾上奏朝廷批准或知悉。此时此境老佛爷居然不知道“何谓学堂”!这不是把国事当儿戏吗?

　　从几次夺权斗争的情况看，慈禧颇为果敢机敏。但从国家和历史发展的全局看，她又非常愚蠢。她随着潮流摇摆，没有主动驾驭全局。她的心思主要用在维护自己的权力和尊荣上去了。如果生在承平年代，她可以成为不坏的最高统治者。她的私欲也不比以“风流天子”著称的丈夫(咸丰帝)和儿子(同治帝)更厉害。可是，她生不逢时，大转变的年代要有观念和知识的大更新，要有敢于冲破传统思想文化羁绊并有足够胆识的人物去开拓未来。她没有成为这样的人物。她的愚昧贻误了民族生机。为什么不愿孜孜求知?专制制度的最高权力不受监督，没有经久不息的挑战，丧失了不断改进自己的内在动力。决定统治者个人品格的主要因素是文化和制度。没有强大的外在压力，很难改变专制统治者通常具有的不愿打破陈规、不求上进的惰性。对慈禧说来是每10年一次的外来战争，惹下八国联军入侵这样的弥天大祸，才走上推行新政的道路。这不仅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人为摆脱传统文化体系带来的愚昧所出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