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主与维新领袖的内在矛盾

　　统治者的愚昧是可怕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改革一定失败。瓜分危机惊醒了越来越多的中国人，对西方了解的增加又提供了越来越清晰的参照系。机遇化为泡影不能简单归咎于客观，康有为等改革者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从公车上书到百日维新，康有为及其友人写下非常辉煌的一页。他们的历史功绩主要是推动了近代中国第一次群众性的启蒙运动。在四年中，这群来自民间的士人和中下层官僚组织学会、办报、办学、出书、演讲、上奏章……终于汇合成为震动朝野的文化运动和政治运动。除了历史条件为这次中华民族的觉醒提供了客观基础外，康有为等维新志土的献身精神和他们宣扬的思想的震撼力也是不可缺少的重要推动力。这个思想震撼力来自何方?他的学生梁启超认为是其师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和《大同书》等三部书是当时“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18]但当时《大同书》尚未出版，其余二书则颇具争议性。真正的震撼来自他们宣扬的西方先进思想。康有为的四次上书在社会上流传甚广，加上他的《日本书目志》以及梁启超《变法通议》等著作，《时务报》、《知新报》等与严复等人办的《国闻报》南北呼应，维新思潮形成席卷沿海波及内地之势。

　　与此同时，他特地为光绪皇帝编写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大彼得变政考》、《法国变政考》等书；用多位大臣名义上送了许多奏章，成为维新变法一系列“上谕”的直接渊源。

　　这些论著不失为一代中国人学习西方先进思想的总结。不少观点和主张并非康氏首倡，但他集纳成系统，反复呼号，职是广为人知。一个维新领袖由是矗立于历史舞台。

　　但在戊戌时期还有另一个康有为。这个康有为冀图创立自己的中国式的思想体系，把孔学推到国教的位置上，而自己则成为创立新孔教的马丁．路德。戊戌年春出版的《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学》和再版的《新学伪经考》(1891年初版)就是这一活动的代表作。

　　从梁启超到当代学者都对这些著作赞声不绝。笔者却宁可赞同一些学者的否定意见，确信其负面价值是主要的。

　　从学术层面看，这些著作牵强附会，可信程度很低。1889年后，受到廖平思想的影响，康氏改宗公羊学，这种学术思想的转向是可以理解的。在清代，公羊学的复兴是儒学内部的一个重要动态，当时的士人亦以平常心看待这一学术歧见，并未视为洪水猛兽。可是，康氏没有以学人应有的严肃态度去论证自己的观点。例如，他认为董仲舒的《春秋繁露》独得孔子大道的真传，“然则是皆孔子口说之所传，而非董子之为之也。”[19]宣布一部书是孔子口说的记录，这是学术史上的一件大事。证据何在？康氏似乎认为没有认真论证的必要，仿佛是口含天宪的圣人，他说是就无不是。他的《孔子改制考》等书一再引用荒诞不经的伪书为证，以早已确认为伪书的今本《列子》为论据，对一个以反“伪经”的旗手自居的康氏说来，这又是极不严肃的。

　　也许有人会为之辩护，认为这些著作不能在学术上苛求，主要应从思想层面上去理解其在社会转型中的巨大意义。那么，是不是这些论著提出的观点体现着超前的眼光，人们虽为世俗所囿，一时无法接受、但从长远看却有振聋发愦的巨大作用呢？

　　这些著作确实是刻意为现实斗争服务的。它无疑包含着为当时的变革及现代政治制度寻找依据的内容。如说：“惟《尧典》发民主义……辟四门以开议院，……素王之巨制，莫过于此。”[20]托古改制，企盼民主，溢于言表。但这些著作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冀图建立一个以孔教为中心的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首先，康氏鼓吹要绝对服从孔子。他说：“无教者，谓之禽兽；无道者，谓之野人。道、教何从？从圣人。圣人何从？从孔子。”[21]也就是说，任何人不想做禽兽，就要追随孔子。“盖天不能言，使孔子代发之。”于是，人们对孔子只能“服从而已”。[22]这个思想文化王国是不容许各家各派并存的。

　　其次，他要从上到下建立一个国教系统，他建议清政府下令信仰诸天神佛的“乡落淫祠，悉改为孔子庙，其各善堂会馆俱令独祀孔子……扶圣教而塞异端。”且向国外“派设教官，立孔子庙”，实现“用夏变夷”的盛举。[23]除劝牖愚民外，士绅治学亦“皆以孔子经学为本”，[24]且每十日要举行一次拜经会。

　　再次，把“保教”提到根本目标的高度。从1895年组织强学会到1898年的保国会都念念不忘“保教”。在《保国会章程》中五次提及保教，而且“保全国地、国民、国教”三个目标是并列的。[25]这个教虽然不是古代孔学或公羊学的简单复活，但总的说来没有超出传统文化的范围。

　　最后，在这个国教系统中，康有为是顺应天意阐发真理降世救民的教主。他断言，孔子被贬低，“降孔子之圣王而为先师，公羊之学废，改制之义湮，三世之说微，太平之治，大同之乐，阐而不明……而中国之民遂二千年被暴主、夷狄之酷政。”中国贫弱的根源在没找到孔学真传。不幸之中大幸的是：“天哀生民……予小子(康有为)梦执礼器而西行，乃觇此广乐钧天，复见宗庙百官之美富，门户既得……不敢隐匿大道”，[26]于是，救世主康有为衔命降临人间，小民合该顶礼膜拜! 章太炎就留下这样的实录：“康党诸大贤，以长素为教皇，又目为南海圣人，谓不及十年，当有符命，其人目光炯炯如岩下电，此病狂语，不值一笑。”[27]所谓宣扬孔子思想，其实是宣扬康氏自己，神化孔子归根到抵亦无非是神化自己。

　　康氏要建立的是与现代思想文化格格不入的思想文化专制制度。它不但不能祛愚扫暗，反而要扼杀生机，闭目塞聪。这是与历史行程背道而驰的。

　　再从实践的后果去看看这套理论吧。利用传统典籍资源，无非是寻求合法性的依据，减少阻力；或是寻求智慧启迪，弘扬民族原创精神。在康氏那里，后者失败了，前者又如何呢?

　　他宣布：孔子是“托古改制的改革家”，儒家主要经典都是不可信的“伪经”。这等于把整个士阶层赖以安身立命的文化根基立即炸毁。反对改革者找到了最好的口实，攻击康氏离经叛道，是当代少正卯，要求连同康氏的其他正确主张立予禁毁。一般的守旧者也视若寇仇。而损害最大的是支持改革的中坚力量也因此心存芥蒂甚至“背盟”。

　　翁同龢作为光绪皇帝的老师和军机处大臣，是连结维新派与朝廷的重要枢纽。康氏《新学伪经考》给他留下的印象却是 “真说经家一野狐也，惊诧不已”。[28]管学大臣孙家鼐“颇言变法”，曾面请康氏出任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也“上诏劾《孔子改制考》，并谓康某才气可用，以为宜如汉文之待贾生，老其才折其气而后大用之。”[29]

　　地方大员中，维新不遗全力的湖南巡抚陈宝箴亦“奏荐我(康氏)而攻《改制考》。”湖广总督张之洞曾多方联络维新人士，强学会的活动和《时务报》都曾得到他强有力的支持。但张氏“不信孔子改制，频劝勿言此学”，[30]并坚决反对康氏用孔子纪年，康氏不听，最终“以论学不合背盟”，[31]从而使维新派失去了最具实力的支持者。

　　在民间，康氏的这些言行也导致本已薄弱的维新势力的分裂。章太炎与康氏门人相遇，“论及学派，辄如冰炭”。[32]“章太炎不同意康有为‘倡言孔教’。康有为门徒竟至‘攘臂大哄’，章太炎愤而离开《时务报》”。[33]此事发生在1897年上半年。

　　作为维新领袖的康有为与装扮成孔教教主的康有为存在着深刻的内在矛盾。前者是宣扬先进思想的启蒙者。后者却把人们引向蒙昧。康氏是介于传统士绅与现代知识分子之间的过渡型人物。当他以当代孔教教主自居时，西方的耶教是他模仿的对象。可是，牢固的传统专制思想，使之成了逾淮之枳。他和洪秀全殊途同归都在模仿耶教中走向思想文化专制王国。

　　人们也许会感到奇怪，为什么康氏在维新中会两眼只盯着没有实权的皇上?为什么他会那么鲁莽灭裂? 说到底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在他头脑中作怪。他不是现代政治家，没有想到改革的最可靠的基础是民众的觉醒。按照传统文化的思维模式，只要皇上“乾纲独断”就能使全国面貌大变，妨碍皇上揽权的是慈禧，因此他就要密谋围捕。按照传统，他的位置是国师或“大傅”，是教育皇上和出谋画策的，于是，频频上书就成了他推进维新的主要手段。康有为的维新事业被落入传统思想文化窠臼的另一个康有为亲手葬送了。

建立现代文化教育制度

　　百年过去了，非常沉重的百年。慈禧母子、清帝国、康梁……都已成了历史陈迹。戊戌维给我们留下的最主要的教训是什么?历史悲剧的主要根源在僵化、封闭、缺乏自我更新机制的传统文化教育制度。那是阴阳两面的慈禧、自相矛盾的康有为以及层出不穷的阴谋、阳谋赖以存在的思想文化基础。因此，国家长治久安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是建立以开放、自由交流和与世界接轨为基本特征的现代文化教育制度，把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臣民提升为具有现代文明素质的公民。

　　不幸，中国人有健忘的习性。谁不相信，请细听一下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行话语。

　　“文明只有不同，而没有优劣之分。”对中国这样有悠久文明史的落后国家说来，这是可以满足民族虚荣心的非常中听的一句话。可是，文明除了民族性以外，有没有时代性呢?如果不承认16世纪以还，中国已经落后于西方，从徐光启开始，特别是鸦片战争后百多年来一批又一批志士仁人百折不挠学习西方文明不都成了庸人自扰吗?承认一定历史时期的不同国别的文明有优劣(先进落后)之分，指的是那时这些国家的社会制度和文化有先进落后之差，而非人种上的优劣。承认落后，旨在改革和赶上。笼统说文明没有优劣之分，比慈禧之流高唱的“中华文明教化远非蛮夷可比”的高论自然略胜一筹，但其实质并无差别：在国家落后的年代，拒绝学习海外的先进文化。

　　反对“文化侵略”或“文化殖民”。近代中国列强侵略中国主要在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进行。在文化领域则并非所有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和所有外来文化的进入都是侵略。两者在时间上的重合，不过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自我封闭和实行闭关锁国政策的恶果。把文化交流与侵略混为一谈，正是晚清权贵和士绅鼓吹狭隘民族主义贻误社会转型和无知愚民的义和团情结产生的重要基础。在国家主权已有充分保障的今天提出反对文化“侵略”或 “殖民”，这意味着什么?是反对那些充满暴力和色情的下流文化吗?这在西方也受到批评乃至法律管制；同时在我们自己的传统中也不乏这类货色，沉渣泛起，不能全怪洋人。是反对来自别国的价值观念吗?此事却颇为复杂。任何现代国家其公民的价值观必然是多元的，只能让公民在自由交流中自行选择，“反侵略”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至于学术领域只存在是非之分，而不管提出者的国籍；反“侵略”、“殖民”云云，不过是利用狭隘民族情绪哗众取宠的游戏。

　　“传统文化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窃以为这是一个颇具迷惑力的假问题。提出这个论断的背景是针对所谓“全盘西化”的危险。而这样的所谓“危险”不过是唐吉诃德想象中的敌人。任何非西方国家都不可能“全盘西化”。因为传统文化可以蜕变但不可能“全盘”消逝，除非有关民族“全盘”斩尽死绝。不管提倡者主观意图如何，这个论题的必然后果是构筑起某种文化封闭的堡垒。在全球一体化趋势日益强劲的年代，这种中体西用论的新变种有可能延误而不是加速现代化事业。

　　这样说不等于反对人们研究和运用中国文化。但是，也必须同时一视同仁地让人们自由研究和运用西方文化、不中不西文化及其他文化。应该让各种文化和平共处，自由交流，自由竞争，由公民自由选择，各适其适。就传统文化的所谓现代化而言，也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中才能去伪存真。

　　总结戊戌以来的历史经验，在思想文化领域只有一项是现代化事业绝对不可缺少的，这就是现代文化教育制度。基础在健全的义务教育制和全民终身教育体系，核心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大学制度。还应有国内外都畅通无阻的信息传播和交流体系。有了这样的制度和体系，中国的文化和科学技术才能具备不断自我更新的机制；中国人才不会在全球一体化的信息时代被淘汰。这是根绝国民群体愚昧现象的保证，也是防止在社会管理阶层中再出现慈禧这样的阴阳怪物和康有为式的不新不旧的政治家的基础。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现代化离不开这个条件，更是不言而喻的。

　　原载《东方文化》l998年第1期

　　陈敏强先生扫描输入

注释：

[1]孔祥吉：《百日维新失败原因新论》，《戊戌维新运动新探》，360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2]康有为：《请御门誓众摺》，汤志钧编：《康有为政论集》，292页，中华书局1981年北京
[3]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招》，《康有为政论集》，369页。
[4]康有为：《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摺》，同上，342页。
[5]陈夔龙：(梦蕉亭杂记》，中国史学会主编《戊戌变法》(一)，48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
[6]汪荣祖：《论戊戌变法失败的思想因素》，《晚清变法思想论丛》，台北联经出版社1983年。
[7]毕永年：《诡谋直纪》，《近代史资料》第83号；胡思敬：《戊戌履霜录》；王照《关于戊戌政变之新史料》；《戊戌变法》（一）、（四），上海人民出版社。
[8]闻小波：《论“百日维新”前的变法及其历史地位》，上海《学术月刊》1993年第3期。
[9]《顺天府尹胡燏棻条陈变法自强之道》，《光绪政要》卷21，16页。
[10]光绪二十一年闰五月甘七日上渝，《光绪朝东华录》，391页，中华书局1958年。
[11]许涤新、吴承明主编：《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二卷，682页，人民出版社1990年。
[12]《光绪朝东华录》，4015-016页。
[13]同上，4044-048页。
[14]徐彻：《慈禧大传》，29页，辽沈书社1994年。
[15]密汝成：(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第一册，121页，中华书局1963年。
[1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55。
[17]盛宣怀：《己亥年(1899)九月初二日奏对自记》，《盛宣怀未刊信稿》，279页，中华书局1960年。
[18]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梁启超史学论著四种》，78页，岳麓书社1985年。
[19]康有为：《春秋董氏学自序》，《康有为全集》(二)，63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0]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卷十二，288页，中华书局1958年。
[21]康有为：《春秋董氏学》，《康有为全集》（二），62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
[22]同上，774页。
[23]康有为：《上清帝第二书》，《康有为政论集》，132页，中华书局1981年。
[24]康有为：《上海强学会章程》，同上，175页。
[25]康有为：《保国会章程》，同上，233页。
[26]康有为：《孔子改制考》叙，中华书局1958年。
[27]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82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
[28]《翁文恭公日记》第33本，43页。
[29]《康南海自编年谱》，48页，中华书局1992年。
[30]《康南海自编年谱》，31页，中华书局1992年。
[31]《康南海自编年谱》，52页，中华书局1992年。
[32]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2页，中华书局1979年。
[33]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4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