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开慧的惨死与共产党对地主的屠杀

亦文

文革开始的时候，我刚上读小学，从大字报上，第一次知道我家亲戚中还有这么多的阶级敌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社会的变化，我见到了这些长辈，不仅不觉得他们有大字报上说的那么可恶，反而感受到了他们的天真和正派。那年头，这些人都无事可做，长期在家待业，碰到一起，多以聊天打发日子。我没学可上，常常听大人们闲聊，渐渐地被他们的故事吸引，直到后来我上大学，还经常去听他们讲那些亲身经历和亲眼见到的人和事，从中我也得到了许多书本上没有的信息和启示。

我叔公和刘少奇是中学同学，但走的不是一条路。刘少奇中学毕业去了苏联，叔公考上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刚好参加了民国第一次在全国范围举行的县长资格公开考试，他是被录取的100名县长之一。那年头，军人当政，文人县长夹在军人中，很难有所作为，加之他刚出学校，有些年轻人的正气，对官场上的贪污腐败很看不惯，不愿同流合污，所以思想上很倾向共产党。国民党到处捕杀共产党员时，他还暗中给他所在县的共产党员通风报信，要他们赶快走人。

我父亲的姑姑，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在大学里就加入了共产党。红军两次攻打长沙之后，几乎和杨开慧同时被捕，也关在同一监狱。她们既是同窗好友，又是同一监狱的难友。国民党杀人，既不要证据，也不以法律量刑，，只要有人说你是共产党，或者在学校有左倾表现，抓到监狱里，很少有人能活着出来。那时，我叔公为了营救他妹妹，到处找关系都不管用。只好每天清早一起床就到长沙浏阳门外的识字岭等候收尸。为什么每天都要守在这荒郊野岭等收尸呢？

国民党杀人，受刑者有几种选择:要想死得痛快，死得有点尊严，保全尸，可选用枪毙，但要交两块大洋的子弹费；交不起子弹费的将被送去砍头。砍头也不是完全免费的，要交半块大洋的酒钱给刽子手，这样，刽子手行刑的时候会刀下留情，让砍下的头还连着脖子上的一块皮，不至于尸首分家，家里人领到尸体后，只要用针缝一下，就可以把头装回去。如果家里人不交这酒钱，砍头时，刽子手就会让受刑人身首异处，家里收尸的人来晚了，那头也许就被整日在这里游荡寻食的流浪饿狗们抢走了。即使选用枪毙，也要向刽子手交酒钱，家属要是不懂规矩，没让杀手喝好，那一枪下去，可能不会让受刑人立刻断气，要让他（她）痛苦地折腾一阵。碰上杀年轻，有些姿色的女共产党人，家属要是不等在那收尸，有些病态的士兵就会脱光她的衣服，玩弄死者的身体，甚至用树枝去戳她的下身。这种事，我叔公见过好多次，所以他不得不每天都去守候，怕他妹妹死后还受虐待。他只要听说杀了女犯，就要揭开看看是不是他妹妹。现在网上对骂，创造了“装逼犯”一词（1），那时国民党军队中却真有“戳逼犯”。

关在这所监狱里的杨开慧，自己并不知道，毛泽东早在两年前就与“永兴一枝花”贺子珍结成了夫妻，自己早已被抛弃和背叛。她还在牵肠挂肚地思恋自己的丈夫。她父亲杨昌济是伦理学教授，耳濡目染，旧理学“从一而终的观念”，实际上在这个看上去相当新潮的女性身上根深蒂固。为了名节，她宁愿死，也不同意在报上宣布与毛泽东断绝关系。现在，许多文章都说她是为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其实，何健并没在共产党的问题上做文章，而是要她在生命和毛泽东的关系之间作一选择。杨开慧毫不犹豫的选择了死，而且临死前不曾表现出任何对死亡的恐惧。她换上了早就准备好了的旗袍和鞋子，在判决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她唯一放不下心的就是它的三个孩子和母亲。从后来在她家的老屋的墙里发现她写的几篇感想来看，似乎她早就预感会有一死，篇篇都流露出这种情感。

杨开慧选择了比较现代的方式服死刑。她的家人是懂得国民党杀人的规矩的，交了子弹费。但是，她的家人毕竟是知识分子，对监狱里的暗箱作业不是很清楚，不懂得仅仅交了子弹费是不够的。从结果来看，应该是没有给刽子手打发酒钱。执行枪决的刽子手，并没一枪让她断气、让她痛苦地挣扎了一夜，没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时候断的气。第二天才发现她的双手把地下的泥土都抓进去很深，还爬了好长一段路。也不知道是家里的亲人没得到通知，还是不懂行刑后要马上收尸，或者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去收尸，杨开慧死后，行刑的士兵也没放过她，惨无人道地将她的衣裤统统剥去。我叔公听说杀了女犯，以为是他妹妹，赶去查看，才知道被杀的是杨开慧。当时就大骂这些国民党的刽子手作孽，将遭天谴！共产党夺取政权后，我叔公的处境并不好，这段经历，一直藏在心里，不敢说出去，我上大学时，还再三叮嘱不要外传，怕被上纲上线，反落个侮辱烈士的罪名，自找麻烦。

上次，我写《毛泽东与杨开慧之死》一文时，一名网友曾质问我，为何不指责杀杨开慧的何健，却指责毛泽东对杨开慧的抛弃，导致杨开慧被杀。我说，指责毛泽东并不表明何健没有被指责的罪行。只是每篇文章的重点不同。毛泽东领导了秋收起义，后来又带领红军攻打长沙，如果被何健抓住，要砍要杀，在法理上还说得过去。但杨开慧早就隐居乡下，以照顾母亲和三个未成年的孩子为己任，既没有参加过秋收起义，有没有攻打过长沙，仅仅以她是毛泽东的老婆，就要将她处死，死后还要受到如此的折磨，天理何在？人性何在？杨开慧之死，何健在前台行刑，蒋介石在幕后密令，两人都有直接的灭绝人性的责任。

那时，我叔公对国民党失望透了，不久就辞官回乡办教育去了。亲戚中，不少人都参加了共产党，去了延安，有的后来还成了共军的高干。那时，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共产党的干部廉洁奉公。抗战时，共产党的干部托人给家里带信连信封都是用废报纸糊的。令这些看不惯国民党胡作非为，贪污腐化的知识分子敬佩得五体投地。天天盼望共产党来，以为共产党来了，中国的贫穷，落后，愚昧，政府和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统统可以得到解决。

共产党终于来了。看过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新民主主义论》的叔公，自以为过去帮过共产党，资助过乡下共产党的游击队，袭击和骚扰过白崇禧的部队，又在乡下办教育，对社会和劳苦大众有所贡献，共产党来了一定会得到重用。没想到，土改时，秀才遇到了兵，有理说不清。

国民党杀人，还要通过法院做做样子，共产党杀人，连法院都省了，上面有规定每一乡要杀的数量指标。杀人像开玩笑一样，稍不留意，就超过了上面定下的指标。（2）开会时，只要土改工作组的领导把要杀的名单一报，与会者举手通过，就可执行了。被煽动起来的农民，虽然有的一辈子都没去过省城，但杀人的套路与国民党杀共产党的方法如出一辙。也分两种杀法，枪毙与刀砍，也要交子弹费和酒钱。乡长，保长，士绅和当地比较大点的地主都是杀头的对象。不同的是，国民党的刽子手是经过专门训练的，而共产党要杀的人太多，刽子手一般都来不及训练，大多是乡里的流氓无产者和天天杀猪宰羊的屠夫。你就是交了酒钱，也不能保证尸首不分家，更不能指望一枪致命。

对地主的斗争手段也极其残忍：为了逼迫地主交出可能隐瞒的财产，有把地主的老婆脱了裤子斗争和拷打的；有把地主的一根手指和一根脚趾用绳子绑起来，吊在屋梁上，称之为吊半边猪的；也有用竹尖钉地主的手指和脚趾的；还有大冬天把地主用楼梯绑着放到结了冰的塘里下冰锅的… …。各式手段，五花八门，可谓集中国五千年酷刑之大全。

去年回中国，与一退休老师聊天，他告诉我，土改那年他才6岁，农会想从他口中，逼出他父母那莫须有的隐瞒财产，曾把他吊到屋梁上，用烧红的烙铁烙他。我问他，痛吗？他说，那时吓得连痛都感觉不到了，只闻到烧焦的臭味。后来，烫伤的地方烂了一年多才好。不久前，接待过谢觉哉的一个秘书的女儿，她告诉我，她爷爷就是在土改中，被农会的打手用烧红的烙铁塞到嘴里，被活活烫死的。谢觉哉在延安就任过中共法律研究委员会主任委员、后任华北人民政府司法部长。建国后，历任内务部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等职，是中共内的法律专家，他的秘书的父亲竟死于如此荒唐的私刑，不能不说是对他搞了一辈子的法律的讽刺。

我叔公一看形势不妙，与他的一个朋友跑到城市去投亲靠友。那时，从乡下到省城没有汽车，只好昼藏，夜行。他的那个朋友，走到半路，想起了扔在家里的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妻儿，实在放心不下，决定不逃了。回到家的第二天，就被农民拿出去砍了。据说，他跪在刑场，被行刑的刀斧手一刀砍掉脑袋后，突然站了起来，拖着没头的躯体向自己家的方向狂奔，把围观的民众和行刑的刀斧手都吓瘫了。这人，是谢觉哉的学生，也是毛泽东在广州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学员，秋收起义时被毛泽东派到乡下发动群众，后来，阴差阳错，没赶上毛泽东的队伍，留在了乡下。由于祖上传下点土地，本人也有点文化，受共产党的指示，在乡里当过小学校长，利用乡里的资源帮助共产党。他这次出逃，本来是去找谢觉哉和毛泽东的，没想到放不下对妻儿的爱，使他丢了性命。人性之爱在暴力之恨的面前，是何等的苍白无力！粉碎“四人帮”后，上面说这是冤案，杀错了，平了反，但对死了几十年的冤魂而言，这有什么实际意义呢？

我叔公日盼夜盼的共产党不仅没给他带来任何希望，反而给他带来一场恐怖和灾难。靠着亲朋戚友的帮助和庇护，他虽逃过一死，但每次运动都要被整一整。好在他高寿，毛泽东死后，他还活着，晚年他还被拉入省政协当了个挂名委员，算是得了点回光返照。

我一直忘不了叔公在文革中说的一句话：过去，不反对国民党是没良心，现在还跟着共产党瞎起哄是没有理智。这既是他穷尽一生悟出的道理，也反映出那一代人左右皆误的悲哀和无奈。碰上了国共两个打得死去活来，本质上却完全一样的政党，无论选择了谁，抛弃了谁，都无法让人按与生俱来的本性自由自在的活下去，也无法走出惨遭蹂躏，践踏和羞辱的命运。

（1）参见《多维博客：牛乐吼文集》

（2）参见《黄克诚回忆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