送交者: BestWishes 2007年12月20日00:25:22

永不言悔的共產黨員――張聞天的最後歲月

ZT: From People.com

By 於繼增 劉秀娟

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張聞天被撤職罷官，從此離開了中國的政治舞台。在他最後17年含冤受屈的晚年歲月里，頂住一次又一次的批判，背着沉重的思想包袱，依然爭取機會深入調查研究，探討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矢志不渝地提出糾“左”建議。他臨終也沒有看到為自己平反，但那九死不悔的精神已經銘刻在一個共產黨人的豐碑上。

　　共產黨員不言後悔

　　張聞天筆名“洛甫”，是早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留學時俄文名字“伊斯美洛夫”的諧音。他還曾留學日本和美國，能用英語和俄語演講。所以在建黨初期馬列翻譯著作不多的情況下，張聞天便成為黨內為數極少的造詣很深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之一。建國後雖然轉入外交領域，但他對社會主義基本理論的研究始終非常重視，在調查研究中思考中國的現實問題。

　　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上，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使得風聲日緊。此間張聞天曾就自己的發言提綱徵求過田家英、胡喬木等人的意見，因此他們7月20日曾分別打電話給張聞天，婉轉地透露“上面”有不同看法，勸他“有些問題就別講了”，張聞天的秘書也勸他還是不講為好。但張聞天聲稱不能退縮，仍然堅持要講，並在7月21日的華東組講了3個多小時。他指出了“大躍進”、人民公社化以來的“左”的錯誤等13個問題，並明確表示贊成彭德懷信中的意見。張聞天由此換來了兩頂帽子：“彭德懷反黨集團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他百思不解，獨自來到牯嶺山中，默默坐了很久。

　　8月20日，張聞天回到北京，夫人劉英已經在家等待。劉英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人事司長、部黨組成員兼監委書記，她已然獲悉廬山風暴。所以張聞天一進家門，她就急切地問他犯了什麼錯誤，埋怨他捅了馬蜂窩，“你做外交工作，經濟問題何必去多講呢！”張聞天開始有些激動，說自己非講不可，老百姓沒有飯吃，經濟這樣搞下去怎麼行，人民生活怎麼得了，“後悔就不對了，後悔又有什麼用呢？事情已經發生了。共產黨員不言後悔。”他又平靜地說，“廬山那篇講話，談思想方法和民主作風的一些話可能尖銳一些，但這個問題非解決不可，不然難免要犯斯大林晚年的錯誤。”（類似的話他還與別人講過，成為“裡通外國”的把柄）。劉英聽了，說這事最犯忌，他卻說：“封建社會都提倡犯顏直諫，共產黨員還怕這怕那嗎？如果大家都不講，萬馬齊喑，會出現什麼局面呢！”

　　晚上散步，來看他的秘書何方也為他廬山發言惹禍惋惜，張聞天說：“不上山也可能不發這個言，但那是偶然性；有意見就要講，則是必然性。”他還引用韓愈的話說，“物不得其平則鳴。腦袋裡裝了那麼多東西，心裡有那麼多話，能夠不說嗎？我是共產黨員，應該講真話！”

　　所以，這時的張聞天還是有所期待的。他在下山之前，曾給毛澤東寫了一封短信，表示“希望能在北京，再見到你，並希望你多多指導”。毛立即批示：“我以極大的熱情歡迎洛甫這封信。”還表示：“必須有溫暖，必須有春天”。廬山會議決議中也說，對犯錯誤的同志“應該採取滿腔熱情的態度”。

　　但事實上，春天並沒有到來，下山以後接踵而至的卻是一場暴風雪。外交部召開全國性會議，集中批判鬥爭張聞天。主題不是針對廬山發言的是非，而是翻歷史老賬，追查根本就不存在的所謂“軍事俱樂部”和“裡通外國”。對這個問題，在廬山時張聞天就嚴正聲明：“這是完全沒有的。現在沒有，將來也不會有。”想不到下山以後還糾纏這種子虛烏有的事，張聞天感到受到莫大的侮辱，傷心之至。在會場上，他的眼淚只能往肚裡流；回到家裡，同親人默默相對，就禁不住潸然淚下。他哽咽着對劉英說：“說別的什麼，那是觀點不同，說我‘裡通外國’，真是冤枉！”自從長征途中他們結婚以來，劉英還是第一次見到丈夫落淚。

　　花甲之年的張聞天經受不住如此沉重的打擊。先是血壓猛增，暈眩，心悸，還得硬撐着去接受批判。接着尿毒症威脅着他的生命，被送到醫院搶救。外交部對張聞天的批判這時才轉入“專案審查”。城門失火，殃及池魚。許多同志受到株連，張聞天的秘書以及被認為與他關係密切的幹部，都被打成“張聞天反黨集團”成員和“右傾機會主義分子”。

　　夫人劉英也因無從揭發“裡通外國”而被定為“嚴重右傾”，不僅被撤銷了黨內外一切職務，還要以反對毛主席的罪名開除她的黨籍。劉英不服，就上書毛澤東申辯。在毛澤東的批示和周恩來、陳毅的保護下，這才作罷。劉英從此離開了外交部，被貶到中科院近代史研究所做研究工作。他們惟一的兒子張虹生，也在就讀的北京師範學院被戴上“右傾”的帽子，定性為“壞學生”，被退學送往新疆建設兵團農一師勞動。臨別那天，劉英忍住淚水，為兒子打點行裝。張聞天囑咐道：“年輕人應該多吃苦，要都不去新疆，誰去呢。”張聞天此時說的仍是“豪言壯語”，但他心裡清楚，是自己連累了年幼的愛子。

　　請求中央給我分配一點工作

　　廬山會議決議指明：“把彭德懷同志和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同志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是完全必要的。”9月中旬張聞天被撤銷外交部常務副部長之職。此後，他雖然名義上還是中央委員、政治局候補委員，但實際上一切工作都沒有了。對於淡泊名利的張聞天來說，權位一向並不重要，但失去工作的權力才是令他最痛苦的。他神色黯然地對劉英說：“我不能閒着！我要工作。大的工作幹不了，就做小的工作。”劉英完全理解這位奮鬥了大半輩子的職業革命家的心情，就鼓勵丈夫給中央領導寫信“申請工作”。

　　1960年元旦，張聞天大病未愈，就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表示：“我還是一個要革命到底的共產黨員，我還是想改正錯誤，改造自己，並繼續為黨做點工作的人……希望早日投入到戰鬥的行動中去。”3月7日，張聞天剛剛出院，又寫信給黨中央和毛澤東、劉少奇，“要求中央給我分配一點工作”，表示“願意在中央政治局研究室當一個研究員或通訊員”，或“到下面做點地方工作”。

　　張聞天又找到總書記鄧小平，請求安排工作。鄧建議張聞天，今後可以找幾個助手，研究一些國際問題。張即於10月8日致函毛澤東、黨中央：“我希望在最近時期內能夠給我分配一點工作”，並提出“能在國際問題研究方面出一點力量”。此後又找主持中央一線工作的劉少奇談，劉對他說最好不要做外事工作了，勸他以後在中蘇關係一類問題上採取迴避態度，“你還是找富春同志談談，研究經濟問題吧。”

　　張聞天從劉少奇的談話中意識到，所謂“裡通外國”還是一個“懸”着的問題，不過，搞經濟工作他還是樂意干的。10月21日他約見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計委主任李富春，李很快與張聞天見面並很熱情，說我們這兒正需要像你這樣懂經濟理論的人，歡迎你來呀，可以擔任國家計委副主任。哪知過了兩天，李富春給張聞天回信說，什麼也不要做了，有人不滿意你，連我也不滿意了。他在信中表示歉意。張聞天這樣的“求職”信寫了不下10封，大都石沉大海。好容易得到李富春的支持，可他又做不了主。這讓張聞天萬分苦悶。

　　1960年11月中旬，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帥孟奇找張聞天談話，說中央決定讓他到經濟研究所當“特約研究員”。經濟研究所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部，是一個學術研究機構。掛“特約”二字的唯有一個張聞天，這意味着並不需要他擔負實際的研究任務，只是一個“閒職”而已。好在張聞天對這種安排也不介意。回家後告訴劉英，笑着說：“只要有事做，就行。”並立即通過中科院黨委，介紹到哲學社會科學部，同經濟研究所所長孫冶方接上了頭，於11月21日就去經濟所報到了。

　　幾經周折，張聞天的工作總算有了眉目。且不管這工作是否重要，“有事干就行”，這反映了張聞天一貫的求實作風和能上能下的崇高精神。

　　1935年前後，王明、博古、張聞天被共產國際派回國內工作，組成“三大常委”。但張聞天與他們的分歧日漸加深。長征途中，張聞天向毛澤東談了他的苦悶心情。遵義會議後張聞天被推舉為黨的總負責人，但在大政方針上，他都按照毛澤東的意見辦。他說：“實踐證明，用馬列主義解決中國革命問題，還是毛澤東行。”而毛澤東也充分肯定他的歷史功績，曾說：“如果沒有洛甫、王稼祥兩個同志從第三次‘左’傾路線分化出來，就不能開好遵義會議。同志們把好的賬記放在我的名下，但絕不能忘記了他們兩個人。”張聞天那時感到自己並不適合於領袖地位，1935年4月主動要求離職到白區工作，而毛澤東不同意，改派了陳雲。同年夏天，紅一、四方面軍會師後，張聞天又提出將自己的位置讓出來，被毛澤東制止。1938年秋天，張聞天在六屆六中全會後又誠懇“讓賢”，推舉毛澤東為黨的總負責，而他改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兼宣傳部長。“七大”以後，他仍是政治局委員，卻主動提出到東北去，擔任了東北局常委、組織部長。

　　張聞天從來就沒有把權力和地位看重過，而且敢於“自貶”。儘管擔任過多項要職，但他從不居功自傲，總以革命利益為重，以謙和的態度和一副平常心對待自己的沉浮。因此廬山罷官對於他來說並沒有激起什麼“波瀾”，他要的是“有事干”，這是他的最低要求和底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