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生 文 明 的 永 恆 光 焰
——秦亡兩千二百十五年祭
孫皓暉

　　公元前二〇七年秦亡，至今歲，兩千二百十五年矣！
　　漫漫歲月，滄桑變幻，人類文明在甘苦共嘗中拓展伸延，已經由我們在《大秦帝國》中走過的鐵器農耕文明，進境為工業文明與科學文明之交匯時代了。然則，文明的進境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人性，沒有改變人性的基本需求，更沒有改變人類面對的種種基本難題。人還是人，人類還是人類，國家還是國家，民族還是民族；貧困與飢餓依然隨處可見，戰爭與衝突依然不斷重演；先民曾經反覆論爭的人性善惡、法治人治、變革守成、貧富差異等等基本問題，並沒有因為工業與科學的出現而消弭。甚或相反，交通的便捷與信息的密集，使種種衝突更為劇烈，更為殘酷，更為多元，更為全面。我們在高端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依然是先民在原生文明時代面對的基本問題。
　　我們的腳步，依然是歷史的延續。
　　回首歷史而探究文明生發演變之軌跡，對於我們這個五千年綿延相續而守定故土的族群，有着重新立定精神根基而再造高端文明的深遠意涵。對於在各種文明的差異與衝突中不斷探索未來之路的整個人類，有着建設性的啟迪。深入探究足跡漫長而曲折的中國文明史，其根基點，無疑在於重新開掘中國原生文明的豐厚內涵。
　　深刻認知我們這個民族在文明正源時代的生存方式、生命狀態及其無與倫比的創造力，並從高端文明時代應有的歷史高度，給予正確客觀地解析，方能如實甄別我們面臨的精神遺產，恰如其分地選擇我們的傳統文明立足點，避免將古老糟粕當作稀世珍寶的難堪與尷尬。唯其如此，走完大秦帝國的歷史之路，再解析帝國滅亡的歷史奧秘，清點帝國時代的文明遺產，並回顧我們的歷史意識對原生文明時代的認知演變，便成為重新開掘的必要一步。
　　由於種種原因，我們的歷史意識已經長久地墮入了一種誤區：對繁雜細節的考據，淹沒了宏闊的文明視野；對具體事件的記敘，取代了高遠的剖析與甄別。年深日久，幾乎形成了一種怪圈：樁樁小事說得清，件件大事不明白。就事件的發端、經過、結局等具體要素而言，幾乎每一日每一事的脈絡都是清楚的，不存在諸多民族常有的那種動輒消失幾百年的大段黑洞。然則，對重大事件、重大人物、重大時代、國民精神、生存方式等等具有文明坐標意義的歷史核心元素的研究評判，卻始終不着邊際，沒有形成一種以國民意識體現出來的普遍認知。至少，在我們已經跨入高端文明的門檻之後，我們的浩瀚典籍中還沒有一部立足於文明史高度，對中國的傳統文明作出整體解析與評判的著作。作為中國原生文明時代的軸心，秦帝國所遭遇的歷史口碑，是這種偏狹的歷史意識浸漬而成的最大的荒誕劇。
　　我們每每驚嘆於地下發掘的宏闊奇蹟。
　　我們常常麻木於文明開掘的精神再生。
　　追溯秦帝國的歷史興亡腳步，我經常不自覺地陷入一種難以言說的迷茫。埋首檢索那些汗牛充棟的典籍史料，我每每驚愕於一個不可思議地現象：對於如此一個只要稍具歷史目光與客觀頭腦，便能評判其不朽文明價值的帝國時代，何以那麼多的歷史家學問家以及種種騷人墨客乃至市井演義，都充滿了怨毒的心緒，不惜以種種咒罵橫加其身？隋唐之後更是不分析，不論政，不甄別，凡涉春秋戰國秦之評判，大體皆統統罵倒。及至當代目下，仍有諸多學人秉承此風，屢屢說得口滑，言辭之輕慢戲侮幾近江湖套路，讀之既乍舌不已，又頗覺滑稽。
　　問題究竟出在了什麼地方？
　　何等歷史煙霧，使秦文明兩千餘年不為國人意識所認同？
　　這既是《大秦帝國》開篇序言提出的基本問題，也是這部作品在最後該當有所回應的基本問題。我力圖做到的，是以所能見到的種種史料為依據，解析國民歷史意識對秦帝國非議曲解的演變軌跡，並探究秦帝國滅亡的基本原因，發掘中國原生文明的精魂所在，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原生文明，對我所追慕的偉大的秦帝國，有一個誠實的說法。
是文為祭，以告慰開創華夏原生文明的偉大先賢們。
　　
　　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一）上

　　一、暴秦說：秦末復辟勢力的歷史謊言
　　
　　秦帝國的驟然滅亡，是中國文明史上最大的黑洞。
　　秦以排山倒海之勢一統天下，以變法圖強之志大規模重建華夏文明；使當時的中國，既一舉跨越了以奴隸生產為根基的夏商周三代古老鬆散的邦聯文明，又一舉整合了春秋戰國六百餘年劇烈大爭所醞釀出的全部文明成果，以最大的規模，以最快的速度，巍巍然創建了人類在鐵器時代最為偉大的國家形式，最為進步的社會文明。依照歷史的法則，具有偉大創造力的權力主體，其權力生命至少應當延續相當長的一個歷史時期。然則，秦帝國卻只有效存在了十二年（其後三年為崩潰期）。隨着始皇帝的驟然撒手而去，建成這一偉大文明體系的權力主體，也轟然潰滅了。
　　這一巨大的命運落差，給攻訐與謊言提供了歷史空間。
　　歷史的發展，已經顯示出固有的內在邏輯：權力主體的滅亡，並不等同於其所創建的文明體系的滅亡；權力主體在某個階段的突然沉淪，並不必然植根於其所創造的文明體系。歷史的事實是：作為文明建築師的秦帝國驟然滅亡了，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卻為後世繼承了；秦帝國政權因突發政變而突然崩潰了，其結局也並未改變秦帝國所創造的文明體系的歷史本質。
　　歷史的邏輯，已經包含了解析歷史真相的路徑。然則，我們對秦帝國滅亡之謎的歷史探究，兩千餘年卻一直存在着一個誤區：將秦帝國所創建的文明體系與秦帝國權力主體等同而一，論秦亡必以秦政為因，論秦政必以秦亡為果，以秦亡之速推論秦政之惡，以秦政之惡推論秦亡之速，互為因果，越糾纏越亂。由於這個誤區的存在，對秦亡原因之探究，長期陷入一種沉沉相因的主流定論：秦政暴虐，暴政亡秦。當然，這個誤區只是方法論意義上的誤區，是“暴秦”說的學理成因之一。兩千餘年來我們的歷史家始終集中於孜孜尋求“暴政”依據，並無數次地重複這則古老的論斷，直至當代依然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中自然有着更為深刻的社會歷史原因。
　　“暴秦”說其來有自，我們的梳理得從源頭開始。
　　對以秦政秦制為軸心的秦文明的評判爭議，其實自秦孝公商鞅變法之後的秦國崛起時期便開始了。就總體而言，戰國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是兩大主流：一則，是從制度的意義上，高度肯定秦國變法及其所創造的新型法治文明，並力圖效法秦國，由此形成了以趙國燕國變法為代表的第三波變法浪潮；一則，是從施政的意義上，對秦國法治作出了嚴厲指控，其代表性言論是“苛法”說與“虎狼”說。在戰國時代，尚未見到明確的“暴政”說法。就根基而言，這兩種說法的根基點是不同的。“苛法”之說，是具有“王道”價值觀的守舊學派的一種政治評判。儘管這一評判具有守舊學派反對一切變法的特質，並不具有認真探究的客觀性，但就其基本面而言，尚是一種法治與政論的爭鳴，不具有總體否定的意圖。“虎狼”之說，則是山東六國基於族群歧視意識，在抗爭屢屢失敗之後，以仇恨心態發出的政治詛咒，實屬攻訐性的非正當評判，自不當作為歷史依據。
　　從基本面說，戰國後期的秦滅六國之前，天下言論對秦政的評判是積極認定的。最基本的依據，有兩方面。一方面，戰國末期兼具儒法兩學，且學術立場素來公正的荀子大師，對秦制秦政秦風素有高度評價。在《強國》篇中，荀子依親自入秦的所見所聞，對秦風秦政作出了最高評價：“佚而治，約而詳，不煩而功，治之至也。秦類之矣！”在《正論》篇中，荀子則對“治世重刑”的合理性作了充分論證，實際是對“苛政”說的回應。荀子之說，沒有任何人提出反駁。另一方面，戰國末期“天下向一”的歷史趨勢日漸形成，“天下一統”的可操作戰略也由李斯適時提出；這種人心趨勢，意味着天下寄厚望於秦政，寄厚望於秦國“一”天下。如此兩個基本面充分說明：戰國之世對秦政的總體評判雖有爭議，但天下主流是肯定秦政秦制的。當然，這種肯定的後面，有一個最基本的社會價值原則在起作用：戰國變法只有秦國最成功，成功本身是“應時而變”的結果，是順應潮流的結果；在“求變圖存”與“大爭事功”成為時代精神的大背景下，整個社會對一個獲得巨大成功的國家，是沒有指責理由的。
　　秦帝國一統天下後，輿論情形發生了變化。
　　變化的軸心，是關於恢復諸侯制還是建立郡縣制的大爭論。由這一大爭論生發開去，牽涉出對夏商周三代文明與秦帝國擬建文明的總體對比，以及與之相關的總體評判。然則，這場大爭論及其餘波，仍然被爭論各方自覺限定在戰國精神所能容納的爭鳴之內：反對方並未涉及對秦政的總體指控，創新方也並未以對方對傳統諸侯制的讚美而橫加指責，更談不上問罪了。歷史聲音的突然變調，開始於“焚書坑儒”案之後。自儒生博士們紛紛從秦帝國廟堂“亡”去（不經正式辭職而私自離職），評判秦文明的言論中便出現了一種此前從未有過的聲音：秦政毀滅典籍，暴虐之道也。被秦始皇拜為少傅文通君的孔子八世孫孔鮒，以及諸多在秦帝國職任博士的名儒，都在離開中央朝廷後與藏匿山海的六國貴族們秘密聯結起來了。這種以“非秦之政”為共同點的秘密聯結，使原本並不具有真實政治根基而僅僅是廟堂論政一家之言的政治評判，不期滋生為六國貴族復辟的政治旗幟。
　　“暴秦”說，遂以極大的聲勢，在秦末之亂中陡然生成了。
　　自陳勝吳廣舉事反秦，對秦政的認知評判，便成為當時反秦勢力必須回答的緊迫問題。而最先反秦的陳勝吳廣農民集團，當時對秦政並無總體性仇恨。“閭左徭役”們直接仇恨的對象，首先是秦二世的過度徵發，尚不涉及對秦政如何評判。陳勝的“天下苦秦久矣”之嘆，所言實際內容也只是二世即位後的政治行徑。基於農民集團的直感特質，陳勝吳廣的發端路徑很簡單：先以為扶蘇、項燕鳴冤為事由，後又以“張楚”（張大楚國）為舉事旗號，最終達成以武力抗爭謀求最好的社會出路。演變的轉折點，出現於陳勝舉事後誰也預料不到的天下轟然而起的陡然大亂之局。陳勝農民軍迅速占據了陳郡，六國貴族與當地豪強紛紛聚來，圖謀借用陳勝力量復辟，這才有了最初的“暴秦”說。原發經過是：陳郡“三老豪強”們勸說陳勝稱王，並大肆稱頌其反秦舉事是“伐無道，誅暴秦”的大業。這是貴族階層第一次對秦帝國總體冠以“暴秦”之名，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暴秦”說。
　　就其實質而言，這是一個顯然的政治權謀：志在復辟的貴族勢力，利用農民集團政治意識的幼稚，以稱頌與勸進的方式，將自己的政治目標巧妙設定成農民集團的政治目標，從而形成天下共討“暴秦”的聲勢；其實際圖謀，則是使農民反秦勢力成為貴族復辟的強大借用力量。其後的歷史事實，正是如此演進的：除了劉邦、項燕、黥布、彭越四支反秦勢力，是借陳勝發端聲威而沒有直接借用陳勝兵力舉事外，其餘所有六國貴族都投奔了陳勝吳廣集團，直接以陳勝劃撥的軍馬為根基，以陳王部將的名義出兵，而後又迅速背叛陳勝，紛紛復辟了六國旗號。陳勝政權的迅速消失，其根本原因，正是被大肆滲透其中的貴族復辟勢力從內部瓦解了。
　　
　　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一）下
　　
　　復辟勢力遍地蜂起，對秦政秦制的總體攻訐，立即以最激烈的復仇方式爆發出來。六國復辟者們紛紛杜撰煽惑說辭，憤憤然將秦政一概罵倒。期間，諸多攻訐在史料中都是零散言辭，只有三則言論最成系統，因而具代表性。這三則言論，都是由張耳、陳余為軸心的“河北”趙燕集團所生發，既是當時最具煽惑力的言論，又是被後世“暴秦”論者引用最多的史料。唯其如此，我們將這三則言論全文引錄如下：
　　陳中豪傑父老乃說（陳涉稱王）……陳涉問此兩人（張耳陳余），兩人對曰：“夫秦為無道，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罷百姓之力，盡百姓之財。將軍嗔目張膽，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為天下除殘也！今始至陳而王之，示天下私。願將軍毋王，急引兵而西；遣人立六國後，自為樹黨，為秦益敵也！敵多則力分，與眾則兵強。如此野無交兵，縣無守城，誅暴秦，據咸陽以令諸侯。諸侯亡而得立，以德服之，如此則帝業成矣！今獨王陳，恐天下不解也。”武臣等從白馬渡河，至諸縣，說其豪傑曰：“秦為亂政虐刑以殘賊天下，數十年矣！北有長城之役，南有五嶺之戍，外內騷動，百姓罷敞，頭會箕斂以供軍費，才匱力盡，民不聊生。重之以苛法峻刑，使天下父子不相安。陳王奮臂為天下倡始，王楚之地，方二千里。莫不響應，家自為怒，人自為斗，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守尉。今已張大楚，王陳，使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於此時而不成封侯之業者，非人豪也！諸君試相與計之！夫天下同心而苦秦久矣！因天下之力而攻無道之君，報父兄之仇而成割地有土之業，此士之一時也！”
　　武臣（武信君）引兵東北擊范陽。范陽人蒯通說范陽令曰：“竊聞公之將死，故吊。雖然，賀公得通而生。”范陽令曰：“何以吊之？”對曰：“秦法重。足下為范陽令十年矣！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然而，慈父孝子莫敢剚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天下大亂，秦法不施，慈父孝子可剚刃公之腹中以成其名。此臣之所以吊公也！今諸侯畔（叛）秦矣，武信君兵且至，而君堅守范陽，少年皆爭殺君而投武信君。君若急遣臣見武信君，可轉禍為福在今矣！”范陽令乃使蒯通見武信君（又作了范陽令的使者，這裡又有了一大篇為范陽令辯護的說辭）……武信君從其計，因使蒯通賜范陽令侯印（注意，又成了武臣的的使者）。趙地聞之，不戰以下城者三十餘城。
　　這三則以攻訐秦政秦制為軸心的言論，具有顯然的不可信處：
　　其一，強烈的復仇心態與權謀目標，使其對秦政的攻訐具有明顯的手段性，喪失客觀真實性。簡單說，第一則是張耳陳餘利用農民集團在政治上的幼稚，對陳勝設置的巨大政治陷阱：不要急於稱王，農民軍當一面全力對秦作戰，一面同時扶持六國貴族儘速復辟。這一陷阱的要害，是誘騙農民軍抵擋秦軍，而六國貴族趁機復辟稱王。為了這一目標，張陳兩人將“破人國家，滅人社稷，絕人後世”列為“暴秦”首惡，而將復辟六國貴族作為“為秦樹敵”的首要急務。而後來的事實是：包括張陳集團在內的六國貴族，一旦借陳勝兵力出動，則立即迅速稱王，絲毫不顧忌“示天下私”之嫌疑了。這等因赤裸裸的權謀需要而蓄意生發的“暴秦”說，是典型的攻訐說辭，無法與嚴肅的評判相提並論。是故，後世說者大多悄悄拋棄了這一說法，不再將滅六國作為秦帝國的罪行對待。
　　其二，為達成儘速下城占地的實際利益，噓聲恐嚇，肆意誇大。蒯通說范陽令之辭，是“秦任酷吏”說的代表。其對民眾仇恨之誇張，其先前的恐嚇與後來的撫慰之間的自相矛盾，都到了令人忍俊不能的地步。顯然的事實是：蒯通為使自己成為縱橫名士，先恐嚇范陽令，再允諾自己所能給范陽令的前途：只要降趙為復辟勢力收服城池，便可“轉禍為福”；而後，蒯通再轉身變作范陽令特使，對武臣又大說范陽令苦衷，使武臣“從其計”；再後，蒯通又搖身變作武臣特使，賞賜范陽令以侯爵印並高車駟馬；至此，蒯通個人目標達成而成為名士重臣，范陽令也“轉禍為福”，武臣也藉此得到三十餘城。此等秦末策士捲入復辟黑潮，其節操已經大失戰國策士之水準，變成了真正的搖唇鼓舌唯以一己之利害為能事的鑽營者。即或大有“賢名”的張耳陳余，後來也因權力爭奪大起齷齪，終究由“刎頸之交”變成了勢不兩立。我們要說得是：此等實際利益爭奪中的噓聲恐嚇說辭，多有肆意誇大，不足作為史料憑據。
　　其三， 此類說辭大而無當，與當時事實有顯然的矛盾，其諸多紕漏完全經不起推敲。譬如武臣集團的說辭，其顯然的誇大胡謅至少有四處：一則，“吳廣周文將卒百萬西擊秦”。《史記》只雲“數十萬”，尚且可疑。百萬大軍攻秦，全然信口開河。二則，“陳涉王楚之地，方二千里”。其時，陳勝農民軍連一個陳郡尚且不能完全控制，何來方二千里土地？三則，“頭會箕斂，以供軍費”。秦帝國軍費來源頗多，說辭卻誇張地歸結描繪為“家家按人頭出錢，官府以簸箕收斂”這一殘酷形式。四則，“家自為怒，人自為斗，各報其怨而攻其仇，縣殺其令丞，郡殺其尉卒”。就實而論，舉事反秦之地在初期肯定有仇殺與殺官事實，如項燕劉邦舉事都是如此。然若天下盡皆這般，何以解釋章邯大軍出動後在大半年之內的秋風掃落葉之勢？
　　作為歷史謊言的生發，說者的動機、手法與怨毒的心緒，已經在上述特徵中得到了最充分體現。某種意義上，秦末復辟者的言行，恰如孔子指斥少正卯所描畫：言大而夸，辭偽而辯，行僻而奸，心逆而險。是故，其攻訐之辭無處不似是而非，幾乎沒有一條可以作為評判秦文明之依據。忽視這些基本特徵，而將其作為論證“暴秦”的歷史依據，意味着我們的歷史意識尚不具有高端文明時代應有的分析水準。

　　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二）上

　　二、歷史實踐與歷史意識的最初分裂

　　西漢以對秦文明的評判為軸心，歷史的實踐與意識出現了最初的分裂。
　　歷經為禍劇烈的秦末之亂與楚漢相爭，西漢王朝終於再度統一了中國。當此之時，如何面對秦帝國及其母體春秋戰國時代，成為西漢建政立國最為緊迫的實際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直接取決於主導階層的歷史意識。所謂歷史意識，其軸心是社會主導階層的文明視野，及其所能代表的廣泛的社會利益，而絕非領袖個人秉性與權力陰謀所能決定。文明視野與社會利益的廣泛度，有一個具體的基準問題：對待秦帝國所開創的大一統文明框架，是全面繼承還是另起爐灶？
　　從中國文明演進的歷史意義上說，西漢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具有特殊意義的時代。這一特殊在於：西漢處在中國原生文明之後的第一個十字路口，最具有發生種種變化的社會潛質，最具有重塑中國文明的種種可能。一言以蔽之，西漢王朝承擔着“如何承前，如何啟後”的最重大的歷史課題。唯其如此，西漢王朝的歷史抉擇，顯得特別的重要。
　　西漢的開國階層，基本是由秦末各種社會職業的布衣之士組成的。其中堅力量之中，除了一個韓國貴族張良，劉邦集團的文臣武將大多由吏員、商販、工匠、小地主、游士、苦役犯六種人構成。而劉邦個人，更是典型的秦末小吏（亭長）。雖有職業的不同與社會身份的些許差異，但就總體而言，他們都處於平民階層。這一廣大階層，是孕育游離出戰國布衣之士的社會土壤，其中的佼佼者，幾乎無不具有戰國布衣之士的進取特質。從社會意識與歷史意識的意義上說，當時的士人階層，是對歷史與所處時代有着相對全面、客觀、清醒認識的唯一社會階層。基於這種社會根基，劉邦集團的種種政治作為，一開始便與項羽集團有着種種較為鮮明的反差。對待秦文明的基本態勢，劉邦集團與項羽集團更有着重大的區別。項羽集團作為既得利益的喪失者，對秦文明恨之入骨，既徹底地有形摧毀，又徹底地精神否定，滅秦之後則完全復辟了諸侯制。劉邦集團則雖然反秦，卻對帝國功業與秦始皇始終有着一種實實在在的景仰；對於帝國文明框架，則一開始便採取了審慎地權衡抉擇的做法。
　　漢高祖劉邦到漢武帝劉徹，歷經百餘年，西漢終於完成了這種權衡抉擇。
　　這一過程，並不全部都是難題。對於中央集權、郡縣制、統一政令、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統一生產交通標準、移風易俗以及種種社會基本法度，西漢王朝都全部繼承了秦文明框架。所謂“漢承秦制”，此之謂也。事實上，重新確立的秦制，也被整個社會迅速地重新接受了。所謂權衡抉擇，主要集中於兩個核心：一則，如何對待具有強大傳統的諸侯分封制？二則，如何對這種實際繼承秦制而道義否定秦製做出合理闡釋？具體說，對待分封制的難點，是要不要仿效秦帝國廢除實地分封制，實行虛封制？合理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矛盾的難點，則是要在反秦的正義性與秦文明的歷史價值之間，做出恰如其分的評判與說明。
　　對於分封制難點，西漢王朝做出了有限妥協，至漢武帝時期基本確立了有限實地分封制。這一基本制度，比秦帝國有所倒退，也給西漢王朝帶來了長期的惡果。這是“漢承秦制”歷史過程中的另一個基本問題。儘管西漢的妥協是有限的，然由於分封制（即或是有限實地分封制）帶來的社會動盪連綿不斷，故在西漢之後，這種有限分封制一代比一代淡化，魏晉之後終於演變為完全的虛封制。也就是說，歷代政權對秦制的實際繼承，在西漢之後更趨完整化。這一歷史現象說明，歷經秦末亂世的復辟劫難，又再度經過西漢初中期“諸侯王”引發的動盪，歷史已經最充分地昭示出一則基本道理：從秦制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其結局只能導致中國重新陷入分裂動盪；歷經春秋戰國六百餘年激盪而錘鍊出的秦制，是適用於社會的，是有益於國家的，是有利於華夏民族長遠壯大發展的。從實際制度的意義上說，秦文明在本質上獲得了完全的歷史認可。
　　然則，在歷史意識的評判上，卻出現了巨大的分裂。
　　西漢王朝發端於反秦勢力。這一最基本的事實，決定了西漢政權不可能對秦帝國及秦文明在道義上給予認同。否則，西漢政權便失去了起事反秦的正義性。對於歷來注重道義原則而強調“師出有名”的古老傳統，這一點非常重要。中國古代社會其所以將“弔民伐罪”作為最高的用兵境界，其根源，正在於注重政治行為的道義原則。若對方不是有罪於天下的暴政而加之以兵，便是“犯”，而不是“討”或“伐”；既是天下“討秦伐秦”，則秦只能是暴政無疑。這便是中國古老的政治道義傳統所蘊涵的邏輯。
　　雖然，劉邦集團的社會根基不同，決定了其與六國貴族的復辟反秦具有種種不同。但在指斥秦政，從而使自己獲得反秦正義性這一點上，卻是共同的。其間區別，只是指斥秦政的程度與方式不同而已。如前所述，六國貴族對秦政是仇恨攻訐，是蓄意謊言。而劉邦集團的指斥秦政，則僅僅限於泛泛否定。
　　細察《史記•高祖本紀》，劉邦本人終其一生，對秦政的評判只有兩次，且都是同一句話。一次是最初的沛縣舉事，在射入城邑的箭書上說了一句：“天下苦秦久矣！”另一次，是在關中約法三章時，又對秦中父老說了一句：“父老苦秦苛法久矣！”另外，還有兩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一件事，是劉邦在稱帝后的第八年，也就是臨死之年的冬天，下詔為戰國以來六位“皆絕無後”的王者建立固定的民戶守冢制度：陳勝及趙悼襄王等四王，各封十家民戶守陵，信陵君封五家；只有對秦始皇，封了二十家守陵。在其後兩千餘年的歷史上，封民戶為秦始皇守陵，劉邦是唯一的一個。與之相對比的是，漢武帝泰山封禪時，儒家大臣已經可以明確提出秦始皇不能進入封禪之列，而漢武帝也採納了。另一件事，是劉邦在建政第六年，擢升秦帝國的統計官張蒼為“計相”，並“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者”。實際上，便是以蕭何為總政丞相，以張蒼為主掌經濟的副丞相。以秦帝國經濟官員為自己的經濟丞相，劉邦實際推行秦政的意圖是很明確的。這位張蒼，後來在漢文帝時期一直擢升至丞相，總政十餘年。其時，甚至連西漢王朝的曆法、國運、音律等，都一律秉承秦文明不動。這種原封繼承，一直延續到漢武帝。
　　與劉邦同代的開國重臣，也鮮有系統指斥秦文明的言論。最典型者，是大謀士張良。張良曾經是韓國末世的“申徒”（民政經濟大臣），純正的六國貴族，且其青年時期始終以謀殺秦始皇與鼓動復辟反秦為使命。但是，在投入劉邦集團後，張良卻只以運籌謀劃為任，從來沒有涉足實際政務，也從來沒有對秦政做出過公然指控。劉邦稱帝后，張良便事實上隱退了。身為六國貴族，張良的政治表現前後有巨大變化且最終退隱，頗值得探究。歷來史家與民間演義，皆以“淡泊名利，功成身退”說之。實則不然，張良的變化，實際與劉邦集團的政治氛圍密切相關。張良既不能使劉邦復辟諸侯制，又不願追隨劉邦實際推崇秦政，只有忍痛拋開歷來的政治企圖，而走入修身養性的“神仙”道路。此當較為接近歷史之真相也。
　　劉邦之後的呂后、惠帝、文帝、景帝君臣，情形皆大體相同：極少涉及評判秦政，但有涉及，也只是淡淡幾句寬泛指斥。也就是說，在漢武帝之前，對秦政秦制的理念否定尚停留在感性階段——出於必須的反秦正義原則，僅僅對秦文明有原初的必須性的感性評判而已。於是，“天下苦秦久矣”便成為籠統的代表性說法。
　　這種感性指斥，在漢武帝時期開始發生變化。
　　西漢對秦文明的評判，由感性向知性轉化，開始了大規模的理念探究。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西漢政權已經穩定昌盛，開始了結文治武功方面的種種難題。武功方面，是大力連續反擊匈奴。文治方面，則以闡釋繼承與否定秦文明的歷史矛盾為基點，確立國家意識形態的主流價值法則。在這一大背景下，文治目標的實現體現為兩個方面：既湧現了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系統梳理華夏足跡的經典史書——《史記》，又湧現了大量的審視秦文明的言論與文章。
　　從總體上說，西漢時代對秦文明的評判，以及對秦亡原因的探究，呈現出相對客觀的態勢。所謂相對客觀，是西漢評判大體擺脫了秦末復辟者充滿怨毒與仇恨的心緒，開始從論說事實的意義上評判秦文明。一個基本的事實是：西漢學人無論是肯定還是否定秦政，都極少引用秦末復辟者咒罵秦政的惡辭，都是在陳述自己認定的事實；儘管其中不乏大而無當的囫圇指責，但就其基本面說，相對客觀了許多。但無論客觀程度如何，西漢對秦文明的理念否定是清楚的，且由感性到知性，越來越趨於理論化。
　　具體說，為西漢官方認定的《史記》相關篇章中，尚很少對秦文明作總體指斥。在《貨殖列傳》、《河渠書》、《平準書》等綜合性敘述篇章中，都是鋪敘歷代經濟功績與地域風習，基本不涉及對歷代文明演進的階段性總體評判。即或在專門敘述意識形態變化的《禮書》、《樂書》、《律書》中，也很少指斥春秋戰國秦帝國時代。在《禮書》中只有一段隱約肯定又隱約指責的說法：“周衰，禮廢樂壞……至秦有天下，悉內六國禮儀，採擇其善，雖不合聖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濟濟，依古以來。至於高祖……大抵皆襲秦故……少所變改。”在《太史公自序》及人物之後的“太史公曰”中，偶有“秦失其道”“秦既暴虐”等言辭，但遠未達到秦末復辟勢力那般一體咒罵，亦遠未達到後世史家那般總體認定“暴政亡秦”。
　　漢武帝本人的態度，也是頗具意味的。
　　《史記•禮書》記載了一則基本事實：漢武帝大召儒術之士，欲圖重新制定禮儀，有人便主張恢復古代禮制；漢武帝便下詔說：“蓋受命而王，各有所興，殊路而同歸，謂因民而作，追俗為制也。議者咸稱太古，百姓何望？漢亦一家之事，典法不傳，謂子孫何！化隆者閎博，治淺者偏狹，可不勉與！”顯然，漢武帝對復古是敏感的，也是嚴厲的，即或僅僅是禮制復古，也依然給予很重的批駁，將話說得分外紮實：漢也是歷代之一家而已，沒有自己的法度禮儀，何以面對子孫！敏感什麼？警覺何在？其實際底線是很清楚的，便是不能因為否定秦政而走向復古。這次詔書之後，漢武帝沒有接受儒術之士的理念，而是大行更新：改曆法、易服色、封泰山、定宗廟百官禮儀，完成了既不同與復古又不同於秦制的“漢家禮儀”，“以為典常，垂之於後。”漢武帝的頗具意味處，在於其始終自覺地把握着一則施政理念：秦可否定，然既不能因對秦的否定而走向復辟，也不能如同漢高祖那樣全盤繼承秦制。如此理念之下，對秦文明的否定，自然很難如後世那般走向極端化。
　　這一基本事實，透漏出一則值得注意的歷史信息：即或已經到了漢武帝時期，西漢對秦文明的總體性評判已經明確持否定原則，然其基本方面依然是謹慎的，依然避免以系統形式作最終的簡單否定。《史記》中“非秦”言論的感性閃爍，以及這一時代諸多思想家對秦政秦制的評判，都在否定中包含着肯定，幾類漢初的賈誼。凡此等等，足證這一時期對文明演進史探究的相對慎重與相對客觀。
　　西漢的官方歷史意識，在漢武帝之後開始了某種變化。
變化的標誌，是在官方聲音中開始出現總體否定秦文明的說法。所謂總體否定，是否定中不再包含肯定，而是全部一概否定，對秦文明的分析態度開始消失。最基本的事實，是漢昭帝時期的鹽鐵會議大論爭。作為會議記錄的《鹽鐵論》，如實記載了“賢良文學”與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爭論。其集中涉及評判秦文明的篇章，有《誅秦》、《周秦》、《伐功》、《申韓》、《備胡》等。賢良文學者，西漢之職業理論家也，儒生之群體也。他們對秦文明的評判，是總體否定而不包含任何肯定的。其典型言論有：“商鞅反聖人之道，變亂秦俗，其後，政耗亂而不能理，流失而不可復。”“秦任戰勝之力以並天下，小海內以貪胡、越之地。”“秦力盡而滅其族，安得朝人也！”等等。連反擊匈奴這樣的正義之舉，也被說成“貪地”，其荒謬可見矣！中央主政大臣桑弘羊的評判，則截然相反，這裡不再列舉。雖然，從形式上說，這種整體指斥秦文明的論說，只是中央會議的一家之言，並不絕對代表中央朝廷的聲音。但是，能以全盤否定秦文明的歷史價值觀為基準，以群體之勢向朝廷正在奉行的實際政策發難，其中蘊涵的轉機是意味深長的。

　　原生文明的永恆光焰（二）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