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曾经留学苏联多年，却连一句俄文都没学会。来到革命圣地延安后，他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写了《评〈中国之命运〉》和《人民公敌蒋介石》两本小册子，一举成名；解放后参与了“毛选”的编辑整理及“九评”的写作。但他自私自利、投机取巧的本性一直未变，终于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上“翻车”，沦为林彪阴谋集团的同党。

留学苏联连俄文“好”也说不清

我从莫斯科回到延安的第二天见到了毛泽东，会见以后，毛泽东请从苏联回来的同志吃饭。毛泽东、陈云、张鼎丞陪周恩来、任弼时一桌；柯庆施和陈伯达陪我。我就是在这里认识并逐渐接近和了解了他们。当时，柯庆施任统战部副部长，陈伯达在他手下工作。

上世纪30年代初，柯庆施在天津做地下工作时，也是负责统战工作。1931年陈伯达从苏联回国以后，也到了天津，但找不到党的关系，幸而遇到他在苏联留学时相识的柯庆施，总算接上了关系。但因为他说一口福建惠安的土话，一般人听不懂；他的个性又古怪，很难同别人合得来，柯庆施只好把他留在自己身边工作。柯庆施曾派他到抗日名将、我党秘密党员吉鸿昌那里执行过任务。

陈伯达在北京被国民党宪兵三团（当时对付共产党最凶恶的组织）被捕过，但发现他有病，确诊为 “老鼠疮”。宪兵三团一方面怕被传染；另一方面认为患了“老鼠疮”反正活不长，就把他释放了。随即他就离开京津，往西北而来。陈伯达到达延安时，柯庆施已先于他回到了延安，并担任了统战部副部长。陈伯达是他的“老部下”，所以仍到他那里工作。

统战部位于杨家岭后沟，出出进进总有机会遇到毛泽东。陈伯达不放过一切同毛泽东说话的机会，哭着鼻子诉说他的委屈，说他1926~1928年在莫斯科受王明的“排挤打击”。

其实，陈伯达在莫斯科，就是在中山大学学习。据和他同期在中山大学的同志说：陈伯达在中山大学和谁都不来往。和苏联人之间固然因为语言不通不便交往，和中国人之间呢，因为他那福建惠安的方言，也很难交往。日常生活中，他是只顾自己，从不关心他人，于是他在中山大学实际上是“孤家寡人”。在苏联几年，他仍听不懂俄语，连个俄文“好”也说不清。那么他在中山大学怎样学习马列呢？他读的是中文书。

好“偷”文章，外号“臭虫”

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使用是费了一番心思的，先是让他到马列学院去上课，但他的话学员听不懂，开会时本来讨论很热烈，他一发言，会场就涣散了。实在很难找到适合他的工作。

任弼时对陈伯达的品德是有看法的，对他不感兴趣。但因毛泽东要用他，又无法安置，在任弼时担任中央书记处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时，只好自己来管，于是在中央办公厅下面成立了一个政治研究室，约20人，让陈伯达任研究室主任。有时毛泽东出题目，让他写文章，《评〈中国之命运〉》和《人民公敌蒋介石》就是这样产生的。

陈伯达担任了政治研究室主任，从不领导室里同志，只顾自己写文章，还利用研究室的同志替他搜集资料，甚至把他们写的初稿拿了去自己用，写成文章却是他一个人的。这就引起研究室的同志不满。他窃取别人的劳动成果这一嗜好无法改变，所以有人给他起了个“臭虫”的外号。

延安“抢救运动”中被打成“王实味反党集团”成员的成全、王里、宗铮、潘芳4人都是政治研究室的，他们是王实味的好朋友，但在陈伯达手下施展不开自己的才能，憋了满肚子的气。整风开始后，成全给毛泽东写了一封长信，建议不仅要整“三风”，还要整“人风”，对陈伯达提了一大堆意见。也有人给任弼时写信，也是反映对陈的意见。但他们的信被压下来了。于是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作了进一步发挥，把本来是对陈伯达的意见，变成了对党的不满。在康生的一手策划下，王实味被打成了“反革命”，成全、王里、宗铮、潘芳被打成王实味“集团”。这些人被整得很惨，只有陈伯达，没有触动一丝毫毛。

整风后期，大多数被整的同志得到了甄别平反。政治研究室的同志得到平反后，都以各种理由要求调去了前方，政治研究室也就不复存在了。

整风以后，我被调到社会部第一室（情报室）任主任，住在枣园。毛泽东住在枣园前部的围墙内，社会部部长康生住在枣园后沟，我住在围墙外，就近围墙有一小门可以通行，这样我离毛泽东比离康生更近，为的是毛泽东找我方便些。我的近旁是副部长李克农。

我在社会部办了个“书报简讯社”。那时，边区要订外面的报刊很困难，但在我们那里，通过各种渠道，竟集中了国统区、敌占区和国外的许多报刊。这些报刊除社会部本身使用外，还供总参谋部使用。为了有序工作，安排了几个人管理这些书报，并作研究摘录，印送给中央领导和“七大”部分代表参阅。书报简讯社为了管好这些书报，建立了一些必要的制度，如：限制阅读范围、不准带出室外等等。我特地告诉陈伯达：书报简讯社不对外；阅览时要办手续；不得进入书库；不得携出室外，希望他自觉遵守。陈伯达口头上答应了，实际上依然我行我素，不仅随便进入书库，还把书报拿走，进而又令工作人员为他搜集资料。工作人员很为难，向我报告，我只好这样答复：“你们任务很重，有时间可以帮他干。”

有一次，他把拿走的资料又偷偷摸摸送了回来，在书报简讯社门口遇上了李克农，他自己心虚，又想讨好李克农，便说：“你守着书，一定看了许多。”

李克农因为眼睛不好，恰恰看得并不多，便以为陈伯达在挖苦他，于是回敬道：“阁下，不恰当的假谦虚，比虚伪更讨人嫌！”

《评〈中国之命运〉》让他成名

《评〈中国之命运〉》一书是陈伯达写的，但那是毛泽东授意和修改的。毛泽东的本意是：让无名之辈陈伯达去评，以示看不起蒋介石。毛泽东说：“让陈伯达把他评了！”但在贬低蒋介石的同时，却抬高了陈伯达。这本书的出版，使陈伯达的地位骤然升高了许多。

1945 年为“七大”起草文件，刘少奇领导的一个组有廖鲁言、胡乔木、安子文等。搞了几个月，起草了几次，都不理想。有人提出请陈伯达执笔，又怕请不动，刘少奇说：“人家有本事，就给人家磕个头嘛！”于是，任弼时和刘少奇一起找陈伯达做工作，陈伯达果然略作推辞之后接受了。他将起草小组收集到的资料和几次初稿拿去，不到一个月，写出来了。经讨论，没做大的修改，一次敲定。

康生和陈伯达关系密切，他们都称自己是受王明“排挤、打击”的。陈伯达写东西之前，几乎总是先请示康生，康生给他出主意。陈伯达写好后，也总是先请康生审阅，然后才送到毛泽东那里。直到写“九评”时，依然是这样。康生曾打开他的柜子让我看他为“九评”准备的材料和意见，并说这都是提供给陈伯达写文章的。

康生给陈伯达出点子、供材料，为什么不自己写呢？这正是康生的狡猾之处———他实现了自己的意图，又得到陈伯达好感；更重要的是：一旦政治风云起了变化，他不留一点痕迹。

陈伯达的第一个妻子到延安不久，无法同他生活，离开他到前方去了；第二个妻子可能是抗大的一个学员，只凭听到的陈的名声，便接受了他的追求，可是到一起生活之后，她受不了了，也离他而去。似乎在此之后，他还有一次婚姻，时间更短促，女的也跑掉了。

他婚姻多变的原因，主要是他除了读书和写文章之外，再也没有其他生活内容，从来想不到别人，更谈不上关心照顾别人。陈伯达的住处，我从来不愿意去，只有一次，是曹轶欧（康生的老婆）拉我去的，我才领教了一回：他的屋里臭烘烘、乱糟糟，桌子上、床上、地上堆满了书，根本无处下脚。似这等样子，谁也无法同他生活。

第一次访苏时出洋相

1949年末至1950年初，毛泽东第一次访苏时，陈伯达也去了。

周恩来奉毛泽东之命到达莫斯科之后，有一次中国代表团应邀到克里姆林宫赴宴。苏联人在宴会时为了高兴，通常要找一个嬉戏、捉弄的对象，斯大林捉弄的对象通常是米高扬，这次也不例外。他们很快发现中国人中也有可捉弄的对象，那就是陈伯达。于是斯大林说：他读过《人民公敌蒋介石》，然后笑指陈伯达说：“这是个危险分子！”

陈伯达当然知道这是夸奖他骂蒋介石骂得痛快，于是就昏昏然了。他酒量本不大，被劝着猛饮，苏方其他人也一杯一杯地灌他。陈伯达还以为有了表现自己的机会，根本无视毛泽东、周恩来的存在，径直向斯大林碰杯，异常张狂。

回到住处孔策沃别墅，毛泽东把陈伯达叫到自己的房间，怎么谈的不知道，只是叶子龙进去了一下，出来以后，向着我用两根指头从眼睛往下划，意思是：陈伯达在哭。

苏联方面也安排陈伯达这位理论工作者一些活动，共有三次，都是费德林陪他并为他翻译的。

第一次是与学者座谈，因此陈伯达应该有一个相应的名义，费德林出了个主意：就说陈伯达是“教授”吧。是哪一门学科的教授呢？这就难了。因为他哪一门都不专，和人家的专家一交谈就会露馅。还是费德林出主意：就算“哲学教授”吧，因为“哲学”是个泛称。

第二次活动，就是所谓的“《红罂粟花》风波”。《红罂粟花》是苏联的芭蕾舞剧，苏联人认为这是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内容，然而，它却和中国人的感情相悖谬！因为罂粟花是鸦片的原料，中国人曾经深受英国输入鸦片之害，林则徐烧鸦片，是中国妇孺皆知的民族英雄。而剧中象征苏联的海军，同中国革命的联系竟是通过一个妓女，这又是中国人极为反感的。陈伯达确实很不高兴。我们都看不下去，从包厢跑到休息厅去了。陈伯达的第三次活动是参观莫斯科东方博物馆，该馆以中国展品居多。

参与“毛选”的编辑整理

毛泽东同斯大林的多次会谈中，斯大林特别重视和关心毛泽东著作的编辑、翻译和出版，毛泽东对此很满意，并要求斯大林给他派一位理论上强的人帮助编辑整理。所以斯大林派到中国的顾问团，经济建设方面的总顾问是阿尔希波夫，政治理论方面的总顾问是尤金。而尤金的主要任务就是帮助《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工作程序是：田家英、陈伯达等人整理毛泽东手稿，毛泽东亲自审阅定稿，然后我和费德林译成俄文，尤金再根据俄文在理论上把关。所以《毛泽东选集》第一版是中、俄文同时出版的。

1950年3月初，毛泽东一行回到北京，尤金和费德林随后也来到北京。田家英和陈伯达等人在城里立即着手整理毛泽东的著作，我和费德林住在香山原青年疗养院翻译。最先定稿的是《矛盾论》和《实践论》。这两篇论文的译文很快到了斯大林手里，斯大林读后极为推崇。他认为文字活泼、通俗、新鲜，与欧洲哲学著作的僵化形式形成鲜明的对比。他亲自批示在《布尔什维克》杂志（苏共中央理论刊物）上发表。发表后是一片赞美声。

在莫斯科期间，欧洲共产党情报局的机关刊物《争取世界和平争取人民民主》的主编米金曾向陈伯达约稿。陈伯达为此写了稿，要我们为他译成俄文。他那篇文章的题目是《斯大林与中国革命》。我读了他的文章，总觉得似曾相识，后来想起来了，那是1949年12月《人民日报》上发表过的，是庆祝斯大林70岁诞辰的，他拿来稍加改动，再往外发。费德林发现文章前后有矛盾，就把陈伯达找来，指给他看，并问他：“你看前后矛盾不？”

陈伯达一把抓过就要改。费德林挡住道：“不忙，你先把思想弄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

陈伯达一答，他又一问；陈伯达再答，他再问……反正陈伯达未能自圆其说。费德林耍够了，让他走了。费德林说：“‘教授’的本事就这么一点，给他捏拢算了。”

在庐山会议上“翻车”

1959 年的庐山会议，毛泽东本来是要纠“左”的，陈伯达也看准了这个风向——既是毛泽东的本意，又是民心所向，于是他就支持了彭德怀。这就是毛泽东在《我的一点意见》中说的，陈伯达“跑到彭德怀那里去了”。但毛泽东突然变成了“反右倾”！虽然陈伯达“反戈一击”，暂时保住了自己，但他投机的本质却暴露无遗。

1961 年9月的庐山会议，讨论工业60条，其间陈伯达干了一件蠢事。在会议期间，他既不请示，也不请假，便自己下山去了。他下山时，无意中遇到刚从苏联回来不久的贺子珍。陈伯达告诉了她，说毛泽东在山上开会，如果想见毛泽东，这是极好的机会。贺子珍听了陈伯达的话，便向毛的住处走去，他们相会了。陈伯达到山下又遇到了江青，他又把贺子珍去见毛泽东的事告诉了江青。于是江青“杀”上山去，大闹了一通。

1970年在庐山召开的九届二中全会，是陈伯达投靠“林副主席”最紧密的时候，也是他彻底走向“翻车”的时候。1971年4月“批陈整风”推向全党全国，历时1年有余。

摘自《毛泽东的翻译——师哲眼中的高层人物》师哲口述师秋朗整理人民出版社2005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