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尚武精神雜議(1)

作者： 醉罷君山

在網站上看到一些憂國憂民的網友，高聲疾呼中國應有尚武之精神，以為中國之尚武精神缺失了兩千年。其實不然，蘇東坡嘗有一詩：“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這句詩來說中國人之性格，大概也頗為適宜，對中國人性格之分析，往往會得出截然相反的結論，表面與實際總有許多出入，對於中國人之尚武精神，余於此議題上饒有興致鑽研多年，之所以熱衷於此，乃因為一個國家民族有無一種堅忍不拔之精神，是這個國家民族能否立足世界強國之林的風向標。余在此議題上已掌握的資料甚多，不能一一陳列，在此僅作碎言片語的雜議，不成體系，望多多見諒。
既言尚武精神，先談中國之武學，武學含義有二，一曰武藝，二曰兵法。這裡說武藝，在漢及漢以前，中國尚武之風是上下帝王，下至百姓，那是中國真正徹頭徹尾的尚武時代，譬如莊子記：“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再如孟子記齊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史遷《秦本紀》：“武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這個秦武王夠尚武的，居然跟大力士比賽舉鼎，一不小心死了。這些是帝王的例子，至於布衣百姓，沒有詳舉了，可以參看梁啓超《中國之武士道》一書。從漢武帝獨尊儒術始，文人之地位開始凌於武人之上，再則專制時代之下，帝王對手握兵權的武人，大抵是很不放心，所以中國政局由文人主導遂成為二千年來之現實。然而中國之武學傳統並不因此而滅絕，而是走向民間化，在民間，一則是武術之盛行不衰；二則是武俠文學之興起，彌補了主流儒學文化的文弱化；三則是中國歷史之戰亂之多，遠非其他國家所以相比，特別宋朝以後，農民起義之頻繁，無疑使武學大有用武之地。
從李小龍開始，世界重新認識了中國之武術。我手頭上有一本小書，叫《武術入門》，是美國人羅西寫的，是一本圖文並茂的書，介紹了中國、沖繩、日本、菲律賓、巴西、朝鮮、泰國、印尼等國的技擊術，其中介紹中國武術部分，占了全書一半以上，在這本書中，羅西寫道：“所有其他亞洲武術或植根於中國或深受中國武術影響。”雖然中國武術在中國至少流傳一千年以上，然而在中國的官方的史料中，對其記載是微乎其微，而民間的傳承卻是常盛不衰，這就是文化表面與現實的矛盾，畢竟中國歷史的記錄者大抵都是揮毫者而非揮刀者。
除李小龍外，揚名海外的中國武術家不乏其人，下面介始一位當年名震泰國的中國人，此人姓李名德，字名樁，是海南人氏，因犯法流亡泰國，在泰國師從金成學武，金成也是華人，是泰國武學史上最偉大的宗師之一。1921年，泰國政府在玫瑰園舉行定期拳賽，是泰國水平最高的比賽，由於泰拳無敵於世界，故也可稱為世界最高水平之比賽，史稱玫瑰園拳場時代，當時泰拳中以東北和南部兩地技藝水平最高，而東北拳師中，最厲害的是號稱“高原虎”的乃央，泰國的中華總商會先為舉辦多次中泰拳術賽，乃央僅三招便擊敗香港的鷹爪功名宿子正，次年，乃央再度擊敗能徒手碎石的福建拳師賴鐵虎。一時間泰國華人無不大感失望，當時李德僅為無名之輩，公然挑戰乃央，時人以為李德必死於乃央拳下，殊知李德與乃央苦戰三局，乃央竟有九次倒地，雖然此役被裁定為和局，而李德亦得以跨入最強拳師之列。1930年，李德返回中國從軍，官職任到團長，在抗日戰爭中，與日軍浴血奮戰，最後血灑戰場，英勇殉國，此正其作為戰士之歸宿。
筆者之所以不惜文字以表彰李德，一則此則史料較少看到，二則感動於李德之愛國熱情，必不能使此事跡堙滅於國人之記憶，一人只能強身，眾人方可強國，追先壯之事跡，明吾儕之心志。
而真正讓國人感到武風日下，乃是自宋以來，中國之國勢愈發孱弱，先後兩次淪於異族手中，晚清又遭列強欺凌。然而此種現象，果真是因為國民喪失尚武精神麼？其實不然，宋以後中國國勢之衰微，真正原因在於專制制度之高度發達，自宋代吸取唐五代藩鎮之亂的教訓，而採取強幹弱之手段，亦即採取強有力的君主專制手段，這種政治制度極容易導致君主的昏庸無能，試看宋明兩代，皇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昏君層出不窮。強幹弱枝手段，作為維系統治國人之手段，大抵有些用處，固而宋、明、清三代歷時均較長，然後對於其所無法染指之異族，則屢屢敗北。故而借蘇洵之言：“滅六國者六國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則宋明之敗，非敗於異族，實敗於自身；非國民之勇武精神不足，實政府昏庸腐朽也。
余舉一例，試看元滅宋之後，原宋地遺民如何在極其艱難之條件下，猶不斷地自發發動反元之起義，其起義次數之多，歷時之長，與元代相始終。我手頭上有一本書《中國歷史大事編年》，其中第四卷是“元明卷”，依此書略述。
宋作為一個政府的最後抵抗終結於1279年，陸秀夫負宋末帝蹈海，至此宋王朝消失了；而元代後期群雄並起的標誌，是1348年方國珍起義與1351年劉福通與徐壽輝起義。我將元代開國前期與後期的大規模的戰爭排除在考察範圍內，只選中1280—1347年這共計68年相對政局穩定的時間段來作為考察，在此時間段，在歷史上最強大的王朝面前，南宋遺民們是如何英勇地進行反元的鬥爭。翻開編年史，這68年間，反元起義至少有200次以上，也就是說，平均每年有過3次的反元起義。比如宋亡後，1280年，福建漳州陳吊眼反元起義，人數多達10萬人；1283年，建寧黃華反元，聚眾數十萬，尊宋帝年號；1289年，楊鎮龍反元，建國名大興國，擁兵10萬，同年，廣東鍾明亮與漳州陳機察先後反元，人數都在萬人以上。在之後一段時間內，起義的規模有所減少，這個原因是元朝禁兵令與禁武令的結果，不過較大規模的反抗仍時有發生，如1331年海南王周起義，人數約2萬人，其他小規模的起義不可勝數了。
我舉這個例子，乃是說明民間百姓的勇武精神是十分可貴，因為無論在哪個朝代，要反抗組織嚴密的政府與武器精良的政府軍，那絕非易事，而在元朝，更非易事，因為元政府為鎮壓反抗，多次推出禁兵令與禁武令。1289年，禁江南民挾弓矢；1290年，括江南民間兵器；1293年，申嚴江南兵器之禁；1309年，申嚴漢人持弓矢兵仗；1322年，禁漢人執兵器出獵及習武藝；1325年，申禁漢人藏執兵仗；1336年，禁彈弓、弩箭、袖箭；1337年，禁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持軍器；1339年，申漢人南人高麗人不得執軍器、弓矢之禁；1340年，禁民間藏軍器。以上這些禁兵令與禁武令只是不完全的統計，可說明幾個問題：一是抗元鬥爭是於極艱苦之背景下進行；二是政府反覆重申禁兵令禁武令，正說明民風強悍，政府除此手段，別無良策；三是此法令是有效果的，其嚴厲打擊之下，反元鬥爭的規模變小，然而此法令又不是完全有效，因為反覆地復申，正說明民間的反元勢力仍在積蓄着，雖然規模變小，然而也僅僅是為更大規模的反元戰爭做好準備罷了。這難道不是一種尚武之精神嗎？
也許有許多人有這樣一種見解，中國是一個順民的民族，老百姓很聽話，很好統治的。這個見解我不能同意，而且歷史也否定這個看法的。中國其實是一個很有反抗意識的民族（這個民族的概念是廣義的，即所謂中華民族），我們可以跟鄰國日本作一個對比，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寫過一本書，叫《中國的思想》，這本書第12章“君主觀的轉換”中，列舉了兩個對比的例子，一是日本戰國末期思想家松永尺五與中國明末思想家黃宗羲，二是日本維新思想家吉田松陰與中國維新思想家譚嗣同。中國思想家的反叛性要遠遠在日本思想家之上，在吉田松陰看來，日本天皇即使象夏桀與殷紂一樣暴虐，日本人民也只能夠跪在其前仰祈他改過，不幸天皇震怒，盡誅億兆百姓，哪怕直到最後一個百姓，也只能繼續祈求。這個對比也正可以說明，為什麼日本天皇一系歷經千餘年之久仍尚存，而中國卻是“城頭變換大王旗”。中國最早的皇帝秦始皇倒是做過這種日本天皇夢，夢想着從秦一世到秦二世，一直到千世萬世，殊不料出了兩個人，一個叫項羽，說“彼可取而代也”，另一個叫劉邦，說“大丈夫當如此也”，這兩個人開創了中國兩千年專制時代的改朝換代的風氣，項羽代表一種叛逆，劉邦代表一種帝王英雄觀。試放諸世界，還有哪個國家有過中國歷史上如此頻繁與大規模的起義與叛亂？說中國人是順民，那是以儒家文化的眼光來看的，其實中國歷史與儒家之所規劃，又相去何遠！
再回到前面那個話題，中國有兩次是由少數民族所統治，而占人口百分九十以上的漢族人對此總有些耿耿於懷，所以有人認為是缺少勇武之精神。我前面分析過了，其實不是，宋朝與明朝的滅亡，不是因為這些少數民族，而正是因為其自身，自己已經全部腐爛了，如果不改朝換代，倒是沒有天理了。國民的勇武精神對於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彌足珍貴，然而僅有勇武精神是不夠的，美國南北戰爭之名將石牆傑克遜將軍嘗有一言：“士兵的勇敢是可貴的，然而勝利必須賴於紀律來取得。”換句話說，如果只是一群勇敢的烏合之眾，是成不了事的，而要把勇敢的烏合之眾以紀律團結起來，那麼必須有某個組織，而國家乃是最大的組織，而當這個國家組織的政府自身就腐朽不堪的時候，即便有勇武的國民，也不過是未有組織的一群群烏合之眾罷了。
我前面也提到了人民在蒙古帝國這個古代史最強大的國家裡的英勇反抗鬥爭，下面再說說在滿清時代，中國人民的另一種鬥爭方式：民間秘密組織。在清朝這個專制時代的鼎盛時期，表面上歌舞昇平，其實是暗流涌動，在民間有着無數的秘密組織與強大的政府分庭抗禮。清朝的秘密組織主要有兩大類：秘密宗教與秘密會社。
秘密宗教主要是白蓮教，後來的拜上帝會在太平天國運動之前，也算是秘密宗教。白蓮教還有一些分支，比如1774年在山東爆發的王倫起義，這支是屬於白蓮教的一個分支清水教；再如1813年的河南、山東、河北的李文成、林清的起義，是屬於白蓮教的另一分支天理教，這次天理教起義非常的英勇，非常值得一提，因為這次起義初期，有一個非常有創造力也非常英勇的行動，就是採取擒賊先擒王的策略，北京的天理教教徒在一些太監的幫助下，直接攻打皇宮，從東華門與西華門攻入，有一部分打到內宮，可惜這次行動雖然布局很巧妙，但一則人數太少，攻皇宮總計200餘人，二則武器落後，不少人死於宮廷侍衛的火槍之下。然而宮廷侍衛死傷也百餘人，使得嘉慶皇帝驚魂不定，哀嘆實“漢唐宋明未有之事”。不過要說起最大規模的白蓮教起義，則是1796—1804的川楚陝白蓮教起義，這次起義歷時九年，跨五省範圍，是清代最大規模的起義之一，這次起義頗複雜不詳述，這裡只寫些數據，清政府以九年時間，從十六個省徵調大量軍隊，花費二二萬兩白銀才將這次起義鎮壓下去，這個軍費，相當於政府四年財政收入的總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