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官手工業中的工匠，經常在三十萬人左右。這些工匠主要的是從元代的匠戶沿襲下來的。

但是在明代仍有不少的手工業者，甚至非手工業者被劃入匠籍，這以住坐民匠最為突出。永樂時，“成祖北遷，取民匠戶二萬七千以行，[南京]減戶口過半”。考南京的匠戶，絕大部分是洪武時代江南富戶的壯丁。太祖鑑於元末豪強惡霸橫行鄉曲，造成了社會的不安，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證農民的生產，曾於“洪武十三年(1380年)，起取蘇淮等處上戶四萬五千餘家填實京師，壯丁發各局充匠”①。至於南京龍江船廠的工匠，“皆洪武、永樂年間取江西、福建、湖廣、浙江、南直隸邊江府縣熟於造船者，挈家於提舉司隸籍”②。此外又有“招收”的③，罪犯習匠的④和籍充的⑤。

至於軍匠，有不堪征差的軍士被令習匠的⑥，有徵調的⑦，有民匠犯罪被籍充的⑧，有招選的⑨，此外各衛所有幼匠之設置⑩，這些幼匠長大之後也就成為軍匠了。

③《明會典》卷一八九《工匠二》載：“成化間，住坐民匠額存六千餘名，自後招收，過倍原額。”

④《皇明紀略》載洪熙元年呂震奏言：“建文中，奸臣正犯已受顯戮，其家屬初發教坊、錦衣獄、浣衣局，並習匠為功臣奴者，悉宥為民，給還田土。”

⑤《明會典》卷一七二《工律》：“凡民間織造違禁龍鳳文、芝絲、紗羅貨賣者……機戶及挑花挽花工匠同罪，連當房家小起發赴京，籍充局匠。”

⑥《明會典》卷一九二《軍器》載：洪武二十年(1387年)“令天下都司衛所各置局，軍士不堪征差者，習弓箭、穿甲等匠，免致勞民”。

⑦《明會典》卷四○《賞賜》有不少“調去入伍軍匠”之語。

⑧《明會典》卷四一《月糧》有“洪武……二十一年，令民匠充軍者，月支糧八斗”之記載。《宣宗實錄》卷六三載：“逃匠全家充軍當匠”。

⑨《嘉靖實錄》卷三○三，甘為霖有“不論軍民招選一千人”為軍匠的建議。

⑩《明會典》卷四一《月糧》載：“成化二十一年(1484年)，令永清等衛所余丁幼匠，月支米五斗。”

據前述，早於洪武二年清理戶口時，王朝就下令“凡軍、民、醫、匠、陰陽諸色戶，許各以原報抄籍為定，不許妄行變亂，違者治罪，仍從原籍”。同時命令各處漏口、脫戶的人，許赴官府自首，“免去本罪，收籍當差”。到了洪武三年(1370年)，又“令戶部榜諭天下軍民，凡有未占籍者許自首。軍發衛所，民歸有司，匠隸工部”①。這裡已經把戶籍分為軍、民、匠三類，並指出它們不同的隸屬機關。戶籍的分類，就此確定下來了。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全國攢造黃冊，仍按這個分類，並規定全國人民“畢以業為籍，人戶以籍為斷”。從此以後，凡是原報匠戶的手工業者，都被束縛於匠籍，子子孫孫提供手工業勞動力於統治階級，不得轉業。

工匠被編入匠籍之後，不但在服役時間內的工作自由完全喪失了，即居住的自由也隨時有被剝奪的可能，有時甚至連全家大小都要聽從統治階級的調配。比方工部內織染局織羅匠役，如遇缺乏，得申工部行文南直隸、浙江撫按於蘇州、杭州揀選“年方少壯、藝業精通”的織匠，“隨帶家小赴部審實送局”②。至於北京、南京的住坐工匠，都是從各省起移而來的。

此外，統治階級還制定了一系列的法律來鞏固對工匠的剝削制度。為了防止工匠隱冒脫籍，規定：“凡軍、民、驛、灶、醫、卜、工、樂諸色人戶，並以籍為定。若詐冒脫免，避重就輕者，杖八十。”③對於逃亡避役的工匠，懲緝很嚴。《昭代王章》“逃避差役”條規定：“若丁夫、雜匠在役及工、樂、雜戶逃亡者，一日笞一十。每日加一等……”宣德以前，凡逃匠則全家起發充軍當匠。《宣宗實錄》卷六三載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行在工部尚書吳中的奏文稱：“昨山東禹城縣木匠告有弟充匠逃回，今全家起發京衛充軍當匠，緣家口眾，不能贍給，乞令以弟充軍供役，而釋其餘，以待後繼。”結果宣宗以“逃匠充軍，用示警戒，全家起發，則使之失業。即從所請，與之分豁，事同者皆如之”。這才廢止了全家起發充軍當匠的殘暴規定。

明又規定：“凡造作不如法者，笞四十。若成造軍器不如法，及織造緞匹粗糙、紕薄者，各笞五十。若堪用及應改造者，各並計所損財物，及所費僱工錢；重者以坐贓論。其應供奉御用之物，加二等，工匠各以所由為罪。”又規定：“凡各處額造常課緞匹、軍器過限不納齊足者，以十分為率：一分，工匠笞二十，每一分加一等罪，止笞五十。”甚至連“監臨主守官吏，將自己物料輒於官局帶造緞匹者”，被迫造作的工匠也要“笞五十”①。為着便於追究，有些製成品還強迫工匠留下姓名，如永樂十三年(1415年)，“令各處造車務用乾燥、堅壯木植，依降去樣車成造，就予車上編號烙印，附冊開寫看驗提調官吏並匠作姓名。日後有不堅固者，照名究治”②。外織染局“歲造緞匹，俱令腰封編號，開寫提調及經織造官吏匠作姓名，不堪用者照號問罪，責其賠償”③。

明代工匠時間的劃分首先表現在輪班辦法的確立上面。輪班工匠，自洪武十九年到二十六年(1386—1393年)，一般規定三年輪流赴京服役三個月；到景泰五年(1454年)後，則一律改行四年輪班三個月。據此規定，班匠每年只有二十二天半的時間在封建主控制之下，其他三百四十多天的時間名義上完全是屬於他們自己的了。在自己的時間內，只要他們不脫離匠籍，他們有自己的工作自由。就是被剝削比較嚴重的住坐民匠，其服役時間，每月也只有十天，每年亦有三分之二的時間是工匠自己的時間。這和元朝統治下的工匠比較起來，顯然有了很大的不同。其中以占全部工匠百分之八十以上的輪班工匠服役時間為最短，他們有較多的時間從事自由勞動，這對於明代手工業的發展是起着很大的作用的。

明初工匠的境遇，較諸元代是改善了一些，但他們所受奴役的痛苦還是相當嚴重的。先說班匠。班匠服役的期間雖然不長，但因往返京師操作，極受苦累。景泰五年(1454年)，六科給事中林聰等奏稱：“天下各色輪班人匠，多是災傷之民，富足者百無一二，艱難者十常八九。及赴京輪班之時，典賣田地子女，揭借錢物、絹布。及至到京，或買囑作頭人等而即時批工放回者，或私下占使而辦納月錢者，甚至無錢使用，與人傭工乞食者。求其着實上工者，百無二三。有當班之名，無當班之實。”①

住坐民匠也受嚴重的摧殘。《宣德實錄》卷六十三載：“近年在京工匠人多有逃者。蓋因管工官及作頭等不能撫恤，又私縱其強壯者不令赴工，俾辦納月錢入己，並冒關其糧賞，止令貧難者做工，又逼索其財物，受害不已，是致在逃。及差人勾取，差去之人，又逼取財物，工匠受害，弊非一端。”住坐民匠每月除提供十天的正差外，還要遭受額外的剝削，如成化六年(1470年)“令京城官旗匠役之家，丁多者皆坐鋪”②。

至於殘暴官吏對工匠人身的傷害，尤不堪言。嘉靖十四年(1535年)，禮部尚書夏言劾奏管工員外郎胡思忠云：“忠管工二日，而箠傷工匠十三人，諸役不勝其苦!”①這是一個典型的事例。還有，工匠服役時間雖有規定，但官府仍可依仗封建特權強制工匠延長工作時間。如景德鎮御器廠的工匠，有“服役二十餘年未得停止”的②。

工匠們因受定額的與額外的剝削，一般生活都很窮困，上舉林聰報告班匠的情況，已是“富足者百無一二，艱難者十常八九。及赴京輪班之時，典賣田地子女，揭借錢絹布”。龍江船廠的工匠，“既無恆產，率多貧弱，能不累衣食者僅什一耳”。這就迫使工匠不能不於自己的本業之外，兼營他業，藉以糊口度日。從許多零碎的史料中，可以看出當時一般工匠都和農業相結合。《明會典》許多有關工匠的法令中，常常涉及逃匠遺留田地處理的問題。嘉靖《仁和縣誌》也有軍、匠、灶人戶田土“例皆開報戶下”的法令，林聰也說班匠輪班時有“典賣田地”之舉。工匠兼營農業最典型的材料莫過於龍江船廠的匠戶。據南京工部督造主事李某呈稱：龍江船廠原堆竹木地方廣大，尚余未墾荒地一半有餘。為着彌補造船歲用油麻地課之不足，建議交給所屬匠戶開墾，歲辦油麻，以舒公帑。呈云：

提舉司所屬匠戶，俱系先年起取外京人民來京造船，原無恆產工資，生齒日繁，貧不能給。……該司油麻官地，理應比照各衛所屯田止許軍士領種事例，通行分給匠戶，以為恆產。然召佃之時，每為有力者奪去，貧匠束手無策，自甘窮餓，良可憫。……今未開墾之地，合無候本部委官勘明，查審各匠丁力多寡，量分承佃，不許豪家如前霸占。其原佃過田地，候有事故更佃之時，改給匠戶，漸次更張，使歸畫一。③

這一段材料，說明在此之前，匠戶已有佃耕船廠土地之舉，然“每為有力者奪去”，並建議今後所有田地，“通行分給匠戶，以為恆產”，“庶使積荒無用之地，既得以裨國用，而貧不聊生之匠，皆得藉此為業，而不至於流散矣。”很明顯的，分給匠戶一點土地，其目的並不是給工匠“保證”生活資料，而是給封建主“保證”勞動人手。這從手工業發展前途說是不利的，因為這對手工業的獨立發展起着阻礙的作用。

工匠除經營農業外，也有經營其他行業的。龍江船廠的匠戶，好些都是靠着撐船載運來補貼生活的。

工匠既因生活困難，不能不兼營其他行業，這就逐漸喪失了原有技術。龍江船廠的工匠，“原系起取赴京造船匠人，今(按指嘉靖時)多不諳祖業”，“知藝者百無一二”①。復因“船政督察近苛，雖宿弊漸除(?)，而匠作不樂其業，率趨他役以求脫。賴版籍素定，罔敢輒改，雖有力量，亦莫行其志雲”②。官手工業的破壞，到了這種情況，已到達嚴重的境地了。

在強制勞役下的工匠們，其社會地位也特別低。工匠因為世代不得轉業，永受奴役，所以極受歧視。他們除非獲得最高統治者皇帝的特許，不能脫籍，超登仕流。永樂時有一個五墨匠，名陳宗淵，和中書舍人二十八人在翰林院學書，他的字雖然學得很好，但仍日跪階下臨拓，不能和中書舍人為伍。後來成祖知道了，覺得很可憐，才下特旨削去他的匠籍，升作中書舍人③。明代的工匠，像陳宗淵那樣脫離匠籍、超升仕流的還有些人，如永樂時的蒯祥“位至工部侍郎，子孫猶世工業。弘治間有仕為太僕少卿者”。天順八年(1464年)，修隆善寺工竣，英宗授工匠三十人官；弘治時“匠官張廣寧等一傳至百二十餘人，少卿李綸、指揮張圮等再傳至百八十餘人”①；正德時，“畫史工匠濫授官職者多至數百人”②；嘉靖時，“官匠趙奎等六十八員名，內升職五十四員，冠帶一十四名”。這些人大都是具有高度藝術天才的優秀手工業者，他們在祖國藝術工程上完成了許多卓越的創作；但是因為他們出身於工匠，所以受到一般官僚們嚴重的歧視和攻擊。如弘治時李綸等八十餘人以“內降得官”，吏部尚書耿裕、給事中呂獻等都上疏論爭，認為不合。嘉靖時，胡世寧的《乞停工匠等升賞疏》，反對工匠趙奎等的升官。他的理由是：“自古國家建官分職，下至百工技藝之人，皆有月給俸糧，使之各食其食，而事其事……至於升官，止惟武職論功，蓋因用其死命，其餘則皆遇缺掄材銓補，非以酬勞也。今趙奎等歲人官廩，成此工作，乃其職分，豈應更加升賞?”③這裡所說的“成此工作，乃其職分”，就是官僚士大夫們用以反對工匠做官的唯一理由。經這一反對，到嘉靖九年(1530年)居然有“宣德年後……以技藝勤勞傳乞升職世襲者俱查革”的法令④。嘉靖十年(1531年)甚至規定：“匠官升級，悉照見行例支與半俸，奏擾者治罪。”嘉靖二十三年(1544年)又補充規定：“匠官加俸後又升級者，止照今品級支半俸，其節次所加之俸，不許重支。”⑤這說明了工匠們雖經特許脫籍，超登仕流，但仍不能享有一般官僚們應有的待遇。工匠們社會地位的低下，由此可見。工匠之特許脫籍，甚至超登仕流，這是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而已，至於永被束縛於匠籍中的工匠，其社會地位如何，更不難想象了。

明代工匠鬥爭的主要形式有怠工、“失班”、隱冒和逃亡。南京龍江船廠的工匠，怠工表現是相當突出的。《龍江船廠志》記載該廠修造船隻的情況：“夫戰艦自裁革之後，僅止二百隻，以常期計之，每歲所當修造者不過二十隻耳。然工役之興，靡有寧日，是何其成之難若此耶?!蓋遲速無期，勤怠莫別，於是愒日避勞者得行其私，而一船之工，至有經歲未報者。”結果，致使“江防小警，輒有缺乏之憂，至以馬船充數”。“偈日避勞”，這是怠工的主要表現。此外，對於工作則馬虎從事，使製成品不堪應用。工匠們“視船為官物，無誠心體國之義，如悶頭之內，嚴堂之下，查看所不及；虛稍等處，波濤所不至者，皆艙其外而遺其中……則一經振動，灰皆脫落，水即入之”②。至於軍器的製造，也粗糙不堪。萬曆三年(1575年)，兵科給事中趙世勛疏言：歲造盔甲弓箭，“給散諸軍，直為棄物”③。萬曆九年(1581年)，“上諭兵工二部，近年兩廠(盔甲、王恭二廠)所造盔甲，俱粗糙不堪，徒費錢糧，無益實用。著照昨營中式樣另造五千副給與官軍披戴”④。軍器工場怠工的情況於此可見一斑。

其次是避不當班，即所謂“失班”。失班情況到宣德時已很嚴重。宣德六年(1431年)，“工部奏准：差官查理浙江、南直隸、蘇、松等府失班工匠……其丁多失班一次者，赴部補班，二次、三次以上，並前後不當班者，送問罰班。”⑤其後，隨着政權的腐敗而更趨嚴重。嘉靖以後，班匠改徵匠班銀，工匠則改用抗繳班銀的手段對封建主繼續進行鬥爭。

再其次是隱冒。隱冒的現象是很普遍的，隱冒的目的在規避匠役。成化年間，據統計全國僧道達五十餘萬人，其間有大批的工匠，所以馬鈞陽上疏說：“軍、民、匠、灶自披剃而隱於寺觀者，又不知其幾!”①至於“父母存若亡，而兄弟出分及贅婿、乞養子歸宗另爨者聽異籍；惟軍匠有清勾，以異籍為規避，禁不聽”②。景泰時，工匠冒民籍的更多，所以明政府不斷發出命令，禁止軍匠戶的分戶，凡軍匠冒民籍者發還。

工匠們鬥爭的主要形式是逃亡。遠在宣德元年(1426年)，工匠逃亡的人數就有五千餘人之多③。宣德五年(1430年)就有“近年在京工作匠人多有逃者”的記載④。正統以後，政治更加腐敗，工匠逃亡也就更嚴重了。正統元年(1436年)，朝廷令山西、山東、湖廣、陝西等府、州、縣造逃戶周知名冊，“備開逃民鄉里、姓名，男婦口數，軍、民、匠、灶等籍……”“原系軍匠籍者，仍作軍匠附籍。該衛缺人則發一丁補役。該輪班匠則遣一丁當匠”⑤。正統三年(1438年)，各處有司逮捕逃匠四千二百五十五人⑥。景泰元年(1450年)，逃匠總數達三萬四千八百餘人⑦。由此可見當時工匠逃亡現象的普遍。從此以後，逃亡情況日趨嚴重，這可以從下面兩件事實中看出。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軍器局軍匠金福郎報該局工匠逃亡情況時說：“正統年間，本局官軍民匠共有五千七百八十七員名……近年以來，人匠逃亡、事故，止餘二千餘名。”①龍江船廠的造船戶，洪武、永樂時共有四百餘戶，到嘉靖二十年(1541年)只剩下二百四十五戶。官府“視戶責役，貧者不能堪，流亡日甚，至三十年而戶不及二百矣”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