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難測
（二零零三年）
人生難測，有走運也有落魄的時候。我曾經遇到過一個這樣的人。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有幸考入安徽大學就讀英語專業，當時我朝氣蓬勃，好像早晨八九點鐘的太陽，那時中國像我這樣的幸運兒不多。星期天我喜歡到合肥街頭逛逛，因為多年的軍營生活，使我很少與外界接觸，如今我總算可以同老百姓自由自在地聊天了。

一天我在市郵電局旁註意到幾個以寫信為生的老人。我發現他們個個寫着一手好字，走筆如行雲流水，常常一氣呵成。我靠近一位骨瘦如柴的老人，他戴着個十分破舊的老花鏡正在為一位女青年讀信。當時合肥市民中有許多人看不懂信，需要上街請人來讀，然後回信。這一讀一寫老人只收一毛錢。我主動上去搭訕，問幫我寫封信多少錢？老人抬頭看看我，眼裡流露出歲月的滄桑和異樣的精明，隨手從兜里掏出一個煙屁股抽了起來。

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對於這些人不用問，就知道是“地富反壞右”一類分子，軍人是不能隨便同他們接觸的。我大膽地問他過去是幹什麼的，怎麼寫着這麼一手好字。由於已經是七八年了，估計他也敢說話了。他告訴我他以前作過南京政府財政部秘書，其父是安徽軍閥段其瑞的交際處長。

我看得出他想與我交個朋友，也許能幫他點什麼。他接着說，“我看你挺聰明，到我家來坐坐，我給你接風，身邊還有一個小兒子。”他停了一下，又看看我是否感興趣。接着說，“我是中國的活歷史，當年什麼花天酒地的日子都過過。我知道吳佩浮怎麼去的四川，段其瑞怎麼下的台。”那天他看我穿着軍衣，接着說，“你能不能給我帶些信紙來，你們軍隊肯定有的是。”老人流露出懇求的眼光， 我問他這些年你們是怎麼過來的。老人又摸出一個煙屁股，滿不在乎地說，“其實我們家在國民黨時期已經衰敗了，新政府沒太管我們。有歷史問題沒單位敢要，就這樣幫人寫寫信，為法院寫寫狀子。”當時正是“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聽老人這麼一說我倒害怕起來，生怕他是國民黨留下來的特務，把我拉下水而毀了我的前程。

兩年過去了，學校里不少因出身不好受到長期壓抑而不敢大聲講話的同學許多都冒出了海外關係，他們在親友的擔保下紛紛準備出國留學，好像畢業分配對他們早已無關緊要。我望着他們羨慕極了。而我們這些出身好，根紅苗壯的同學留學連想都不敢想。真是風水輪留轉。我有一位才學實在一般的朋友，在美國姨媽的擔保下早早去了美國，後來居然拿到文學博士學位，現在在麻州一所名校教中文，過着旱澇保收的生活。我見到他的時候，早已是開口 Hi,閉口 ????,Gosh,No Shed。那天他見我正給人刷漆，他 隨口說出，這家人膽子真大，沒綠卡也敢雇。我半天才回過味來，人怎麼都這麼十三點，不就是早來幾年美國嗎。當時我想起了那位寫信的老人，也許他有海外關係。我再去郵電局打聽，旁人說那人剛剛被女兒接到美國去了。我懊悔極了。

等我有機會來美國打拼時，已經十五年過去了，早已與博士學位無緣。唯一讓我得着的是華人三把刀創業的艱辛和人生的痛苦，孤獨，危險和喜樂。也許我們的人生都會像那位合肥寫信老人一樣，撲朔迷離，難以預測。也許每個人都會遇到一次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只要活着，就能看到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