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诗词见证历史

　　　　　　　　　　　　　　梅振才

　　中国是一个诗国。中国诗歌与中国历史同生共长。如沈约所言：“歌咏所兴，宜自生民始。”历史衍生了诗歌，诗歌亦印证了历史。当代著名史家、诗人陈寅恪倡导“以诗证史”，即以诗歌作为重要的史证之一。

　　被定论为“十年浩劫”的“文化大革命”，在漫长的中国历史进程中，虽然只是短暂的一瞬间，然这是一个“史无前例”残暴和荒诞的时代。在这个特别的历史时期出现的诗歌，也可为这段历史作出佐证。

　　我是一个文革时代的亲历者，一个旧体诗词的爱好者。近三年来，我致力于发掘、收集和研究文革诗词，每周写一篇在纽约报刊的诗词专栏发表。为纪念文革发生四十周年，选取其中１２６篇汇成一册《文革诗词钩沉》出版。在伏案写稿时，似重温旧梦，腥风血雨尚历历在目，哀歌悲吟犹在耳边，我时有触摸诗史的真切感。这篇《文革诗词见证历史》一文，只是抛砖引玉，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中国诗史中极为重要的段落——文革诗史，没有“文革诗史”，中国诗史是不完整的。

一、文革诗词产生的时代原因

　　文革浩劫伊始，一个“破四旧”的口号响彻大江南北。所谓“四旧”，即指所谓“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无疑，旧体诗词也是属于“旧文化”　之列，在近、现代已逐渐式微。奇怪的是，文革未能灭绝旧体诗词，相反，却刺激了旧体诗词的创作，以至在十年浩劫时期，留下了大量的旧体诗词作品。出现此种“反常”的现象，似有多层复杂的原因。

１、“大批判”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

　　文革时期，全国遍地文字狱。文革以“大批判”开路，“反动诗词”即为大批判的对象之一。六十年代，邓拓写有一首咏东林党人的七绝：

　　东林讲学继龟山，事事关心天地间。莫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此首咏史诗，被文痞姚文元批判为企图以暴力推翻无产阶级专政。邓拓有口难辩，最后以死抗争，成了文革时期因旧体诗词殉难的第一人。此后，按此模式，很多诗词被“上纲上线”，莫须有成了“反动诗词”。当然，首当其冲的便是那些谙熟诗词的文化人。然而，这些“大批判”，却助长了旧体诗词的传播，这些“反动诗词”私下成了人们学习和欣赏的活教材。

２、“毛泽东诗词”之普及推动了旧体诗词的复兴

　　文革期间，毛泽东诗词与《毛主席语录》一样，被捧到类似“圣经”的地位，被奉为“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最高典范。毛泽东的诗词，当时在中国家喻户晓。至于毛泽东诗词的艺术性和思想性，不在本文探讨之列。但毛泽东诗词的普及，使旧体诗词重新得到重视，令旧体诗词重现生机。文革时期产生了大量诗词作品，从另一角度记录了文革的历史，这是毛泽东和毛泽东诗词的鼓吹者所始料未及的。

　　其实，诗词也成了毛泽东推动、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道具之一。１９７３年夏，为以后开展“评法批儒”，把矛头指向“现代大儒”周恩来，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３、专制的利刃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

　　中国诗歌源远流长，延绵不绝，即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年代，专制的利刃亦不能切断诗歌的长河。“诗言志，歌永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的诗道由来已久。文革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冤狱遍地，暴力与恐怖皆“史无前例”。正所谓“愤怒出诗人”，“国家不幸诗家幸，吟到沧桑句便工。”诗词，也成了人们表达愤怒，宣泄情感的工具之一。文革诗词，有的是用笔和纸写成，有的是用血和泪凝成。如《出身论》青年作者遇罗克，临刑前留下悲壮豪雄的遗诗：

　　神州火似荼，炼狱论何足。义举惊庸世，寄文愧烂书。
　　山河添豪壮，风雨更歌哭。唯念诸伯仲，时发一短呼。

　　文革时期出现大量诗词，当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我以为，上述三项是主因。

二、文革诗词作者的社会属性

　　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其内容则反映了文革的整个进程。为进一步研究分析，我作粗线条的归纳分类，希望能理出一个文革诗词的纲要。

１、中共领袖和高干的诗词作品

　　中共的高级干部中，具文学素养和喜好诗词者，为数不少。在文革残酷的斗争较量中，起落浮沉，成功失败，皆决定了这些高干诗词的内容、倾向和格调。

　　１９６６年６月，正是文革拉开序幕之时，毛泽东写了一首七律《有所思》：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芳枝。青松怒向苍天发，败叶纷随碧水驰。
　　一阵风雷惊世界，满街红绿走旌旗。恁栏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

　　这是毛泽东有关文革题材公开发表的唯一一首诗词，其生前曾反复修改并予审定，可见其本人对此诗的重视。此诗的基调是歌颂文革，而文革已受到历史的鞭挞。故有方家评之：“于今看来，它是一首有遗训价值和无可替代的文献价值的代表作。”

　　而毛泽东的一批战友，在文革中跌落万丈深渊，他们的诗词又是另种情景。如被判为“叛徒”、“中国最大保皇派＂的陶铸，身患绝症，与妻子曾志生离死别之时，写下一首《赠曾志》：

　　重上战场我亦难，感君情厚逼云端。无情白发催寒暑，蒙垢余生抑苦酸。
　　病马也知嘶枥晚，枯葵更觉怯霜残。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此类“蒙垢余生”后之作，皆沈郁苍凉，甚有感染力。然就以陶铸而论，其当年在广东大反“地方主义”，害死不少地方干部，“如烟往事”，是不应该忘却的。

２、作家、学者、文化人的诗词作品

　　这类文化、教育界的高级知识份子，多擅长诗词，在文革中，多有遭批斗、抄家、下放干校劳动的经历，所历所感，随时入诗。故在文革诗词中，这类人的作品所占的份量最大，艺术性也最高。

　　此类文化人中，史学家、学者、诗人陈寅恪颇具代表性。１９６６年４月，即处于“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文革前夕，陈寅恪写下此生的最后一首诗《丙午清明次东坡韵》，为其《诗集》的压卷编。此诗尽抒“丙午清明”“魂已断”的凄清、沉痛和愤慨：

　　史书既欲尽烧灰，何用今朝上冢哉。南国高楼魂已断，西陵古渡梦初回。
　　贤妻孺仲恹恹病，弱女渊明款款来。翻忆凤城一百六，东风无处不花开。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３曰下午，北京红卫兵把市文化局收存的一大批珍贵的京剧戏装和道具，堆在国子监孔庙大院焚毁。萧军、老舍、骆宾基等二十九个著名作家、艺术家，分别挂上了“黑帮分子”、“牛鬼蛇神”的大牌子，被勒令跪在火堆前，头杵地，挨了三个多小时毒打。老舍被打得头破血流，晕倒在地，折磨至翌日才释放。老舍，当日就自沉于太平湖中。萧军为此写下《国子监》一诗，描绘了文革中极为惨烈的场景：

　　烈火堆边喊“打”声，声声入肉地天惊。藤条皮带翻空舞，棍棒刀枪闪有风。
　　俯伏老翁呈瘦脊，恐惶妇女裂褫裎。“英雄”猛士多年少，袒露臂章耀眼红。

３、普通干部和平民知识份子的诗词作品

　　以人数而论，这部份人在中国社会中是一个十分浩巨的阶层。他们也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而在十年浩劫中，虽然处境各有差异，但多数人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冲击，他们在文革中皆有痛苦的经历和苦涩的回忆。

　　游街示众，乃文革一大景观，大江南北，随处可见。当年为哈尔滨六中教师的叶昌，当然难逃此劫。被批斗游街之时，叶昌有感而口占《游街四首》，此为其中一首：

　　头戴高冠颈挂牌，牛鬼蛇神伫列开，草索系腰成串串，敲锣打鼓上街来。

　　平民知识份子也算是“臭老九”。如赵振新是一个普通干部，但１９５８年因直言贾祸，曾被戴上“右派”帽子，在文革的风雨中更是提心吊胆，坐立不安。其所写的《无题》三首，道尽平民百姓、知识份子在文革中的悲凉、无奈和愤慨。其中一首云：

　　满城金鼓震心肝，隐隐悲歌挟重寒。寄语故人钳口好，冬来难得是平安。

４、青年学生和红卫兵的诗词作品

　　文革时期，特别是文革前期，大量涌现了红卫兵、造反派撰写的“颂毛诗”、“战斗诗”和“口号诗”。红卫兵的“战歌”，充斥“杀、杀、杀”之声。这些诗歌属新体诗的范畴，不在本文讨论之列。但是其中一些青年，已开始学习写作格律诗词，虽然末臻成熟，但其中也有精彩的篇章。

　　１９６６年８月１８日至１１月２６日，在三个半月时间内，毛泽东在天安门共八次接见红卫兵。一般青年学生，视毛泽东的接见为“最大幸福”。然而，青年学生中也有清醒者，如来自广州市的大学生何永沂，写下振聋发馈、掷地有声的《接见》诗：

　　手捧红书不住扬，真真假假满场狂。天安门下欢呼罢，识得人间有帝皇。

　　何永沂之诗词结集《点灯集》，选录其写于文革时期的诗三十五首，皆富文革色彩。除《接见》一诗外，又如“发配深山为学农，方知水瘦与山穷　。登高纵目开生面，处处山镶大字‘忠。’”诗家周退密有评：“诗无激情，非诗也；诗无形像，非诗也；诗无境界，非诗也；诗无历史反思，更非诗也。《点灯集》之诗，有激情、有形像　，有境界、有历史反思，此真诗也。”

　　当年为北大历史系学生的李树喜，在文革中也写下五十多首旧体诗词，其中有３３首收入其《杂花树》诗集中之《文革印象》卷。此阕《水调歌头·骂声歌》，即为其中之一。

　　挨骂不须怪，争斗伴人生。恰如雨落风过，处处时时听。强敌高声叫骂，一似披花戴彩，哲人已叮咛。任他昏天黑地，波澜不须惊。
　　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真金何惧烈火，重担压骨身才硬。人生风霜雨雪，更兼天翻地覆，何处是安宁？芽烽火正未了，握笔亦从容。

　　骂，有口骂和笔骂，贯穿文革全程。骂，是文革的“胜景”之一。李树喜此阕词，乃从青年学子角度抒怀：“坚意志，长本领，须骂声。”文革亦影响了李树喜的史学观：“史家的笔墨不可不信，未可全信。一是为自己的视野能力局限，更是为时代和掌权者局限。史家也要食人间烟火，经常要求和掌权者保持一致，就主观或违心地篡改了历史，不足为怪。”

５、上山下乡知青的诗词作品

　　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２曰，《人民曰报》刊登了毛泽东关于“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此后，在全国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其中一些知青，后来成了著名的知青作家。他们认为：“中国知青的生命世界是最应该被挖掘的，是最为独特的、最集体的、最个人的、最生命的，属于三千万少男少女精神世界的、在五千年文明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些知青在那段特殊年代，也留下不少诗词，真实记录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狂热、迷惘和悲壮，以及他们于自身的成长和反思。如知青作家之一的木斋，在文革中写下不少诗词，此首《无题》是写于文革的后期：

　　少年壮志何处寻？塞北高歌不可闻。明镜伤心我憔悴，农乡惆怅锁青春。
　　饮酒狂欢偷欢乐，吟诗寂寞解销魂。人生已觉不宝贵，莫论低沉与认真。

　　此诗真实地描绘了其当时的心境：“伤心”，“惆怅”与“寂寞”，“壮志”不再，“高歌”不闻，“人生已觉不宝贵”！此诗以“莫论低沉与认真” 作结，乃回应当时广为流行的“最高指示”：“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一部分清醒的知青，对毛泽东的“崇拜”，已转向“怀疑”，甚至于“反对”。

６、“阶级敌人”的诗词作品

　　地富反坏右，即是阶级敌人，文革前已有“五类分子”的称谓，文革中又称之为“黑五类”。而“地主”，位于“五类分子”之榜首，在中共夺权前和建国后的数十年间，始终是革命和专政的首要物件，在文革中更是不许“乱说乱动”。因此，文革诗词，最难收集的，是“阶级敌人”的诗词。下面所录的《无题》诗，是一位经历文革的诗词爱好者所提供的：

　　迷蒙春雾剑光寒，折得梅花带笑看。楚汉而今争逐鹿，韩侯何日振师还。

　　此诗作者姓甚名谁，生年卒曰，皆已无从稽考，只知是广东台山人，下川岛上一个地主分子。当年此诗被红卫兵抄家发现，上交“军代表”，被作为 “反动诗词”而公开批判。当时全国各地正处武斗高潮，到处刀光剑影，枪林弹雨。置身局外的“五类分子”，稍得喘息，故在“迷蒙春雾”中，“折得梅花带笑看”。“军代表”批判曰：“韩候，就是指蒋介石国民党，此诗作者盼望‘复辟’、‘变天’，国民党军队反攻大陆‘振师还’。”

三、最具影响力的文革诗词作家

　　如前所述，文革诗词数量繁多，内容丰富，其作者几乎涵盖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然以最具影响力和代表性而论，笔者从中选出四位诗人，作进一步剖析和研究。

１、“骨头如故作铜声”的李锐

　　１９１７年生于北京的李锐，１９３４年考入武汉大学工学院。１９３７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于民族危亡之际投笔从戎，转战南北。建国后曾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是最有影响的三峡工程反对派人物，曾兼任毛泽东的秘书。在庐山会议上因言贾祸，被定为“彭德怀反党集团”成员，被放逐长达二十年。李锐与毛泽东的其他秘书，如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诸人，皆文章华国，才华横溢。李锐十六岁时就开始写小说，以后写杂文、散文、传记、诗词，数十年间从未辍止，著述甚丰。

　　据李锐对笔者所述：“文革发生时，我早已是贱民，流放乡野，后又关入秦城监狱八年。为保持脑力不衰，思想健康，在单监狱室中，曾吟得诗词四五百首，１９８０年以《龙胆紫集》出版。呻吟诗词，让我度过这难以言说的岁月……”其诗稿结集名为《龙胆紫集》，源自其于秦城坐牢时，用护士发下的棉花签，蘸着龙胆紫药水，把一首首“铁窗诗作”写在《列宁文集》上的空白处，以掩人耳目。

　　《龙胆紫集》收有李锐写于１９６７年４月的《五十自寿》一诗：

　　依然一个旧灵魂，风雨虽曾几度经。延水洪波千壑动，庐山飞瀑九天惊。
　　偏怜白面书生气，也觉朱门烙印黥。五十知非尤未，骨头如故作铜声。

　　此诗之首联“依然一个旧灵魂”，显然是回应毛泽东的“最高指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颔联之“延水”及“庐山”，乃李锐革命生涯之两大转折点。颈联慨叹多少知识分子、革命干部在“文革”中沦为阶下囚。尾联以“骨头如故”之壮语作结。诗如其人，信然！

　　被关在牢中的李锐，曾写下“关怀莫过朝中事，袖手难为壁上观”的联句。他曾言及：“外面的世界我全然不知，只是从报纸上感到这种最强烈的印象：只有一种声音——最高指示；只有一种形式——早请示、汇报，跳忠字舞；只有一种忠诚——四个伟大，大海航行靠舵手；只有一种信仰——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因此，《龙胆紫集》中有几十首诗是为此而作。”

　　赵朴初曾为《龙胆紫集》题《临江仙》词一阕：

　　不识庐山真面目，几多幽谷晴峰。只缘身在此山中。峰头刚一唱，谷底坠千重！
　　度尽劫波才不灭，诗心铁壁能通。莫将此道比雕虫。血凝龙胆紫，花发象牙红。

　　李锐，代表了在文革的风雨中，“骨头如故作铜声”的老一代革命者。

２、“天地古今诗刻划”的聂绀弩

　　聂绀弩（１９０３－１９８６），湖北京山人。１９２４年入黄埔军校，１９２５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学，１９２７年归国，长期作报X编辑。曾在上海参加左翼作家联盟，得识鲁迅。１９３４年加入中共。著作甚丰，体裁多样，尤以杂文饮誉文坛。建国后，曾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等职。然于１９５５年因“胡风事件”牵连，受到留党察看和撤职处分。１９５７年被划为“右派”。文革中以“现行反革命罪”入狱，出狱前夕独女海燕自杀。

　　聂绀弩的旧体诗词，包括文革时期作品，虽散佚一些，但大部份都能收入《散宜生诗》集中。据其挚友除凤兮言：“散宜生本是西周一个大臣的名字，绀弩借用它，是取‘散’和‘宜’两个字，表明自己的一生的散放状态。”连中共文胆、才子胡乔木也为此诗集作序，有评：“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李慎之评曰：“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寓悲情于旷达、寄忧伤于诙谐的诗，以为有诗人以来所未有，赞叹之余，称之为‘绝世奇诗’”。

　　聂绀弩的诗，多是逆境中的产物。１９６７年１２月，聂绀弩因“攻击林彪、江青”，被捕关入北京功德林监狱，后转入北京半步桥监狱。聂氏的监狱诗、流放诗，笔调潇洒与逍遥，此源自其豁达的哲人襟怀，而聂氏却常自嘲为“阿Ｑ气”。如《岁尾年头有以诗词见惠者赋谢》，即为其在文革初期所写的狱中诗之一首：

　　奇书一本阿Ｑ传，广厦千间Ｋ字楼。天地古今诗刻划，乾坤昼夜酒漂浮。
　　燕山易水歌红日，曲妇词夫惦楚囚。多谢群公问消息，尚留微命信天游。

　　聂绀弩之诗，颇多与“落难”文化人的唱和之作。如聂绀弩曾先后写下十三首诗赠胡风。胡风夫人梅志曾言：“这些诗不仅表现了他们的友谊，也表现了他对胡风一生坎坷遭遇的不平和感慨，读这些诗能使人感到一个正直人的伟大灵魂。”１９６６年初，正处于文革暴风雨的前夕，聂绀弩亦有诗赠即将遣往成都的胡风：

　　武乡涕泪双雄表，杜甫乾坤一腐儒。尔去成都兼两杰，为携三十万言书。

　　聂绀弩的诗得以传世，有其狱中难友李世强一份功劳。被囚临汾监狱期间，被判无期徒刑的聂绀弩常李世强学诗，并把自己的诗也给李世强看。李世强感到，“这些诗句是血泪凝成的，这是整整一代人的血泪……这是千古绝唱，我一定想办法带出去！”１９７５年夏天，李世强获释，利用“一藏二背三抄”的好办法，把聂氏的诗稿偷偷带出监狱，回京后马上交给了聂氏的夫人周颖。李世强离开监狱与聂绀弩诀别时，聂氏塞给李氏一张小纸条，内有聂氏留给李氏最后一首七绝：

　　难事逢轻当为重，霉时斗短不如长。堪破浮云未了事，何须夜赶嫁衣裳？

　　最近读到章诒和所著的《往事并不如烟》，书中有对聂绀弩生动的描述和精辟的论述：“聂绀弩在小说、诗歌、杂文、散文、古典文学研究方面的贡献，是继鲁迅之后的第二人。特别是他的旧体诗，形类打油，旨同庄骚，读来令人欲笑而哭，自成一格，人称‘聂体’，是‘异端’诗的高峰。”

　　聂绀弩，是老一代文化人在焚书坑儒的年代，力创旧体诗词“新声”的杰出代表。

３、高唱“红日照乾坤”的郭沫若

　　郭沫若（１８９２－１９７８），四川乐山人。早年留学日本。“五四”期间，积极从事新文化运动。曾参加北阀战争、南昌起义、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建国后，曾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等职。郭氏集诗人、剧作家、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诸桂冠于一身。生前身后，毁誉相交。周恩来赞其为“革命文化的班头”，鲁迅骂其为“才子加流氓”。又有称其为“御用学者”、“无耻文棍”。

　　郭沫若与毛泽东相交数十年，多有诗词唱和。郭有词赞毛：“诗词余事，泰山北斗。”毛视郭为诗友，其诗词曾请郭“加以笔削”。在文革中，虽有毛泽东之保护令，郭及其家庭仍遭巨创。郭曾提出“全部烧掉”其作品。而其两个儿子，受迫害致自杀。故郭氏年，其内心之惶惧、苦涩与痛苦，难以言表。

　　在文革的腥风血雨骤发之时，郭沫若无疑是十分惶恐，为求自保，再也不分是非，不管善恶，不辨正邪，只是一股劲“紧跟毛主席”。故其在此时期所作之诗词，皆是歌颂文革之作。在文革中所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郭氏往往都写诗词表态，因此，有人称郭氏此类诗词为“表态性诗词”。而这些“表态性诗词”，郭氏常喜用《水调歌头》这个词牌。且看郭氏写于文革伊始的《水调歌头·文革》：

　　文革高潮到，不断触灵魂。触及灵魂深处，横扫几家村。保卫政权巩固，一切污泥浊水，荡涤不留痕。长剑倚天处，高举劈昆仑。
　　铲封建，灭资本，读雄文。大鸣大放，大字报加大辩论。大破之中大立，破尽千年陈腐，私字去其根。一唱东方晓，红日照乾坤。

　　至于随后所写的“见红日，见新月，见救星”，“伟力来何处，四卷太阳书”等肉麻词句，不必细表。直到文革后期，郭氏又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

　　四海《通知》遍，文革卷风云。阶级斗争纲举，打倒刘和林。十载春风化雨，喜见山花烂漫，莺梭织锦勤。茁茁新苗壮，天下凯歌声。
　　奋螳臂，走资派，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案不得人心”。“三项为纲”批透，复辟罪行怒讨，动地走雷霆。主席挥巨手，团结大进军。

　　郭沫若的文革诗词，大量借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生硬地运用一些政治概念，可说是意趣卑俗的作品。郭沫若的文革诗词，不管是自觉或不自觉，客观上已成了毛泽东推行文革的罪恶道具。唯有其名传一时的《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不属违心之作。它确实表达了人民的愿望，喊出时代的呼声。它勾划出“四人帮”的丑恶嘴脸，形象且传神。此词在当时的同类题材作品中，可称之为颇具特色的上乘之作。

　　得一提的是，１９７３年春，据说毛泽东写了一首批评郭沫若、赞扬柳宗元的顺口溜：“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 １９７３年夏，毛又写了一首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诗中有云：“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郭沫若写于抗战时期的《十批判书》，虽大骂秦始皇的残暴独裁，其实是影射当权的蒋介石。孰料此书却获罪于自诩已超越秦始皇的毛泽东。对毛的诗批，郭氏难有招架之力。于是在１９７４年２月７日，抱病捉笔，写下题为《春雷》的七律：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胆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郭氏此诗，彻底推翻自己坚持一生的尊孔反法的学术观点，其言不由衷与痛苦难堪的心情可想而知。１９７７年，文革结束后，郭沫若编印《沫若诗词选》，宁愿１９７４年留空白，也不把这首自我批判的诗列入去。

　　郭沫若，为求自保成为“跟风派”诗人的代表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