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洋海軍是中國第一支現代化軍隊。1874年日軍入侵台灣事件，按滿清大臣文詳所述是"東洋一小國……僅購鐵甲船二隻，竟敢藉端發難"。在危機愈加深重的時刻，清廷終於發出了"大治水師為主"的決斷。從1861年決定投巨資向英國購買一支新式艦隊起，到北洋艦隊成軍的二十七年時間內，有人統計，不算南洋海軍和廣東、福建水師，僅建成北洋海軍就耗銀3000萬兩。就經費方面來講，清政府投入海軍的經費一點也不比當時日本投入的少！日本政府從1868年到1894年26年間每年投入海軍經費合計白銀230萬兩，相當於同期清政府對海軍經費投入的60%！

　　就硬件裝備方面來講，北洋艦隊的裝甲數量和質量都超過了日本聯合艦隊。北洋艦隊的定遠、鎮遠兩艘鐵甲艦堪稱當時亞洲最令人生畏的鐵甲堡式鐵甲軍艦，在世界也處於領先水平。清朝政府正是基於這種力量對比，才毅然對日宣戰。

　　因此，僅從武器裝備、經費投入等方面來看，日本聯合艦隊要戰勝中國北洋艦隊是困難的。但結果卻是，龐大的北洋艦隊全軍覆沒，日本聯合艦隊卻一艘未沉！“巨額軍餉堆砌起來的一流的海軍不經一戰，原因何在？” 到底是誰埋葬了北洋艦隊？ 勝利如果僅僅是人力與物力的算術和，舊中國的軍事何至於敗得如此之慘。

　　一、失敗首先從上層開始。

　　清政府的專制體制及其必然帶來的政治和經濟的腐敗。從身居要位的歷屆海軍大臣，到北洋艦隊普通的一員，大家首先考慮的不是民族國家和軍隊的利益，而是個人的利害。再強大的部隊，也難以抵禦這種腐敗的侵蝕。隨着滿族中央政權的衰弱，漢族官僚李鴻章等人紛紛崛起。他們辦洋務、興局廠、練新軍，轟轟烈烈。在相當一部分滿清權貴們看來，北洋水師就是李鴻章的個人資本。因此，朝臣們為了削弱李鴻章，不惜削弱北洋海軍！限制北洋海軍就是限制李鴻章，打擊北洋海軍就是打擊李鴻章。戶部尚書翁同，以太后修圓為藉口，連續兩年停止發放海軍裝備購置費，以限制李鴻章。後來恭親王失勢，李鴻章失去台柱，更加勢單力薄。他不得不與醇親王以及各位滿族朝臣和好，滿足醇親王挪用海軍經費(實際上削減海軍實力)的要求。李鴻章則欲借海軍重新獲得一片政治庇蔭，就是這樣一些人在掌握着北洋海軍的命運！1888年北洋水師成軍以後，軍費投資就越來越少。海軍只是他們各自政治角逐中的籌碼，誰還真正為海軍的發展考慮？
李鴻章這個早年對日本警惕性如此之高的大臣，事到臨頭，對危機的感覺卻變得如此麻木。丁汝昌戰前提出在主要艦船上配置速射炮，需銀六十萬兩，他聲稱無款。北洋艦隊在黃海海戰中戰敗，他才上奏前籌海軍巨款分儲各處情況:"滙豐銀行存銀一百零七萬兩千九百兩;德華銀行存銀四十四萬兩;怡和洋行存銀五十五萬九千六百兩;開平礦務局領存五十二萬七千五百兩;總、計二百六十萬兩。"無款的海軍和藏款的李鴻章形成了多麼矛盾的對照。挖空心思為海軍籌措經費的李鴻章，和同樣挖空心思"變通"海軍經費的李鴻章形成了多麼鮮明的對照。

　　清廷之所以下決心"大治水師"，是出於面臨危亡的考慮。失去海防幾近意味着失去政權，已被數次危局所證實。挪用海軍經費無異是削弱自己統治的根基，這一點精明的慈禧決不會不知。北洋艦隊黃海戰敗後，她迅即宣布"現當用兵之際，必應寬備餉需。除飭戶部隨時指撥外，著由宮中節省項下發去內帑銀三百萬兩，交戶部陸續撥用";

　　二、上行下效，結黨營私，派系爭奪，管理混亂

　《北洋海軍章程》規定:"總兵以下各官，皆終年住船，不建衙，不建公館。"但琅威理去，操練盡弛。自左右翼總兵以下，爭摯眷陸居，軍士去船以嬉";提督丁汝昌則在海軍公所所在地劉公島蓋鋪屋，出租給各將領居住，以致"夜間住岸者，一船有半";對這種視章程為兒戲的舉動，李鴻章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直到對日宣戰前一日，他才急電丁汝昌，令"各船留火，官弁夜晚住船，不准回家"。

　　章程同樣規定不得酗酒聚賭，違者嚴懲。但定遠艦水兵在管帶室門口賭博，卻無人過問;甚至提督也側身其間:"琅君既去，有某西人偶登其船，見海軍提督正與巡兵團同坐斗竹牌也"。

　　滿清兵部所定《處分則例》規定，"官員宿娼者革職";但"每北洋封凍，海軍歲例巡南洋，率淫賭於香港、上海，識者早憂之"。在北洋艦隊最為艱難的威海之戰後期，來遠、威遠被日軍魚雷艇夜襲擊沉，"是夜來遠管帶邱寶仁、威遠管帶林穎啟登岸逐聲妓未歸，擅棄職守，苟且偷生";靖遠在港內中炮沉沒時，"管帶葉祖圭已先離船在陸"。

　　章程規定的船制與保養也形同虛設。艦船一是不保養，一是作他用。英國遠東艦隊司令裴利曼特爾曾談過一段對中國艦艇的觀感:“中國水雷船排列海邊，無人掌管，外則鐵鏽堆積，內則穢污狼藉。"艦隊後期實行行船公費管帶包幹，節餘歸己，更使各船管帶平時惜費應付，鮮于保養維修，結果戰時後果嚴重。致遠、靖遠二艦水密門橡皮年久破爛。一直末加整修，致使兩艦在海戰時中炮後速即沉沒。

至於艦隊內部投親攀友，結黨營私。海軍大半閩人，水師提督、淮人陸將丁汝昌"孤寄群閩人之上，遂為閩黨所制"。甚至在黃海之戰後，"有若干命令，船員全體故意置之不理"，提督空有其名。而閩黨之首劉步蟾則被人們稱為"實際上之提督者”。總教習琅威理"督操綦嚴，軍官多閩人，頗惡之。劉步蟾乃以計逐琅威理"。"督帶粵人鄧世昌，素忠勇，閩人素忌之";"致遠戰酣，閩人相視不救"。這支新式軍隊的風氣，如此之快就與八旗綠營的腐敗軍風無二。

　　艦隊腐敗風氣的發展，很快發展為訓練中弄虛作假，欺上瞞下。最後發展到1894年大閱海軍時，定、鎮兩艘鐵甲艦主炮的戰時用彈僅存三枚(定遠一枚，鎮遠兩枚)，只有練習用彈"庫藏尚豐"。雖然"前此一年，鴻章已從漢納根之議，令制巨彈，備戰鬥艦用"，卻一直沒有落實。而這時戰爭已迫在眉睫，與備戰如此相關的事宜，既不見劉步蟾、林泰曾二管帶向丁汝昌報告，又不見丁汝昌向李鴻章報告。不管丁汝昌與其部下的矛盾有多大，但直至北洋艦隊覆滅，定、鎮二艦到底有幾枚十二英寸主炮戰時用彈，人人諱莫如深。如此巨大的疏忽，北洋海軍大口徑火炮方面的優勢立成烏有。不排除這種可能性:海戰中二艦之主炮在絕大部分時間內，一直在用練習彈與敵艦作戰。

　　軍風腐敗的結果，戰時必然要付出高昂代價。
　　在這種體制中的民族國家和軍隊，縱有銅牆鐵壁，最終也會被摧毀；縱有匹夫之勇，終究無力回天。多種資料證明，北洋水師1888年成軍以後，軍風被各種習氣嚴重毒化。當時，北洋軍艦上實行“責任承包製”，公費包幹，管帶負責，節餘歸己。因此，各船管帶平時把經費用在個人前途的“經營”和享樂，無暇對船隻進行保養和維修。打仗用的艦船不但不保養備戰，反而為了個人私利挪作他用。軍隊參與走私，艦船常年不作訓練，這已不是海軍的個別現象。

　　由於只對上、對個別掌握着自己升遷的權勢負責，而無須對下、對民族國家負責，因此，欺上瞞下，蔚然成風。平日裡演練炮靶、雷靶，惟船動而靶不動。每次演習打靶，總是預先量好碼數，設置浮標，遵標行駛，碼數已知，百發百中。不明真相者還以為自己強大無比、不可戰勝呢！
　　這樣一支軍隊，這樣一種軍紀和作風，這樣地腐敗和糜爛，一旦打起仗來，如何不敗？　　

　　三、訓練鬆懈，不敗才是奇怪的

　　先看布陣。當戰場不再是操演場時，面對逼近的敵艦，北洋艦隊首先布陣就陷入混亂。丁汝昌的命令是各艦分段縱列，擺成掎角魚貫之陣。而到劉步蟾那裡竟然變成了“一字雁行陣”。而實際戰鬥時的隊形卻又變成了“單行兩翼雁行陣”。短時間內陣形如此變亂，說明了什麼？即使如此勉強的陣形也沒有維持多久，待日艦繞至背後時，清軍陣列始亂，此後即不能復成型。

　　再看開戰。戰爭一開始，平日缺乏現代素質的官兵在有效射距外慌忙開炮，定遠艦劉步蟾指揮首先發炮，首炮非但未擊中目標，反而震塌前部搭於主炮上的飛橋，丁汝昌和英員泰萊皆從橋上摔下，嚴重受傷。一炮之始北洋艦隊就失去了總指揮！再勇敢的士兵，無人指揮，又有何用？這就是平日嚴陣以待、訓練有素的艦隊？

　　再看戰場廝殺。激戰中落伍的日艦“比睿號”冒險從我艦群中穿過，我定遠艦在相距四百米距離上發射魚雷，未中。日本武裝商船“西京丸”經過定遠艦時，定遠向其發四炮，又有兩炮未中。戰場上只有由硬件和軟件聯合構成的實力，沒有虛假和僥倖！黃海海戰中，日艦火炮命中率高出北洋艦隊九倍以上！

戰場上的北洋海軍諸方面如此失序，完全像一文末加訓練的艦隊。"旗艦僅於開仗時升一 旗令，此後遂無號令";而組建時間很短的日本聯合艦隊，在整個 作戰過程中隊形不亂，"始終信號相通，秩序井然，如在操演中"。 其中之經驗教訓，決不是海軍操典所能解決的。北洋海軍崩潰的速度，大大超出了日方的預料。
　　對軍人來說，很多東西僅憑戰場上的豪壯是不能獲得的。往往最為輝煌的勝利，孕育在最為瑣碎枯燥、最為清淡無味的平日訓練之中！金一南意味深長地說。

　　四、欺上瞞下，謊報軍情，臨陣脫逃

　　黃海海戰，丁汝昌跌傷，艦隊失去指揮，本因我方在有效射距外倉促開炮，震塌飛橋，奏報卻成為“日船排炮將定遠望台打壞，丁腳夾於鐵木之中，身不能動”！此戰北洋海軍損失致遠、經遠、揚威、超勇、廣甲等五艦，日艦一艘未沉。李鴻章卻電軍機處“我失四船，日沉三船”。 一場我方損失嚴重的敗仗，卻被丁、李二人形容為"以寡擊眾，轉敗為功"; 1894年11月，鎮遠艦在歸威海港時為避水雷浮標，誤觸礁石，"傷機器艙，裂口三丈余，寬五尺";管帶林泰曾見破損嚴重難以修復，深感責任重大，自殺身亡。這樣一起嚴重事故，經丁汝昌、李鴻章層層奏報，就成了"鎮遠擦傷"，以致清廷真以為如此，下諭旨稱"林泰曾膽小，為何派令當此重任？”
　　一時間除參戰知情者外，上上下下多跌進自我欣慰的虛假光環之中。不能戰，以為能戰；本已敗，以為平，或以為勝！北洋報沉的日艦後又出現在圍攻威海的日艦行列中。但直至全軍覆滅那一天，我軍謊報軍情未曾中止。1895年2月，左一魚雷艇管帶王平駕艇帶頭出逃，至煙臺後先謊稱丁汝昌令其率軍衝出，再謊稱威海已失。陸路援兵得訊，撤銷了對威海的增援。陸路撤援，成為威海防衛戰失敗的直接原因。

　　艱難的處境最考驗軍隊。北洋海軍在威海圍困戰後期，軍紀更是蕩然無存。金一南先生寫道：

　　首先部分人員不告而別。“北洋海軍醫務人員，以文官不屬於提督，臨戰先逃，洋員院長，反而服務至最後，相形之下殊為可恥”。

　　其次是有組織攜船艇的大規模逃遁。1895年2月7日，日艦總攻劉公島；交戰之中，北洋海軍十艘魚雷艇及兩隻小汽船在管帶毛平、蔡廷干率領下結夥逃遁，結果“逃艇同時受我方各艦岸上之火炮，及日軍艦炮之轟擊，一艇跨觸橫檔而碎，余沿汀西竄，日艦追之。或棄艇登岸，或隨艇擱淺，為日軍所擄”。一支完整無損的魚雷艇支隊，在戰爭中毫無建樹，就這樣丟盡臉面地毀滅了。

　　最後更發展到集體投降。“劉公島兵士水手聚黨噪出，鳴槍過市，聲言向提督覓生路”，眾洋員皆請降。面對這樣一個全軍崩潰的局面，萬般無奈的丁汝昌“乃令諸將候令，同時沉船，諸將不應，汝昌複議命諸艦突圍出，亦不奉命。軍士露刃挾汝昌，汝昌入艙仰藥死”。

　　只敢露刃向己、不敢露刃向敵。北洋軍風至此，軍紀至此，不由不亡。親歷戰鬥全過程的洋員泰萊，對這支艦隊評論如下“如大樹然，蟲蛀入根，觀其外特一小孔耳，豈知腹已半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