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經濟史學家貢德.弗蘭克在《白銀資本》一書中說：“宋代中國在重要技術、生產、商業發展方面和總的經濟發展方面尤為突出。麥克尼爾認為中國是當時世界上最重要的‘中心’……自11世紀和12世紀的宋代以來，中國的經濟在工業化、商業化、貨幣化和城市化方面遠遠超過世界其他地方。”法國著名漢學家謝和耐在《南宋社會生活史》一書中說：“13世紀的中國在近代化方面進展顯著，比如其獨特的貨幣經濟、紙幣、流通證券，其高度發達的茶鹽企業。……在社會生活、藝術、娛樂、制度、工藝技術諸領域，中國無疑是當時最先進的國家，它具有一切理由把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僅僅看作蠻夷之邦。” 美國伊利諾伊大學東亞研究及歷史學教授漢學家伊佩霞在《劍橋插圖中國史》一書中說：“11、12、13世紀的中國是當時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國家。”

曾擔任亞洲研究協會主席的美國學者羅茲.墨菲稱宋朝是中國的“黃金時代”，在《亞洲史》中這樣評價宋朝，“在許多方面，宋朝在中國都是個最令人激動的時代，它統轄着一個前所未見的發展、創新和文化繁盛期。……從很多方面來看，宋朝算得上一個政治清明、繁榮和創新的黃金時代。……宋確實是一個充滿自信和創造力的時代。”

美國學者L.斯塔夫里阿諾斯也認為宋朝為“黃金時代”，在《全球通史》中說：“宋朝時期值得注意的是，發生了一場名副其實的商業革命，對整個歐亞大陸有重大的意義。商業革命的根源在於中國經濟的生產率顯著提高。技術的穩步發展提高了傳統工業的產量。同樣，水稻早熟品種的引進，使作物在過去只能一季一熟的地方達到一季兩熟，從而促進了農業。此外，宋朝興修的新的水利工程，大大擴大了水田灌溉面積。據估計，11至12世紀，水稻產量增加了一倍。生產率提高使人口的相應增長成為可能，而人口增長反過來又進一步推動了生產。經濟活動的迅速發展還增加了貿易量。中國首次出現了主要以商業，而不是以行政為中心的大城市。”

美國學者費正清和賴肖爾在合著的《中國：傳統與變革》說：“宋朝經濟的大發展，特別是商業方面的發展，或許可以恰當地稱之為中國的“商業革命”。這一迅速發展使中國經濟發展水平顯然高於以前，並產生出直至19世紀在許多方面保持不變的經濟和社會模式。”

日本學者攄藪內清在《中國.科學.文明》中說：“北宋時代是中國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在這個時代，儒學方面興起了後來被稱作宋學或朱子學的新儒學；文化方面，在古文復興的同時，口語文學也興盛起來；印刷術得到了空前的發展，而且發行的書籍不僅僅是儒教經典，還有歷史書、詩文集等。在這裡值得特別一提的是科學書籍的出版發行。可以說，自古以來沒有像北宋皇帝那樣重視醫學的。……總之，在這個文化發達的歷史潮流中，有許多驚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認為，北宋時代可以和歐洲的文藝復興時期以至近代相比。”

日本學者宮崎市定在《東洋近代史》說：“中國宋代實現了社會經濟的躍進，都市的發達，知識的普及，與歐洲文藝復興現象比較，應該理解為並行和等值的發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東方的文藝復興時代’”

英國著名經濟學家安格斯.麥迪森在《中國經濟的長遠未來》中認為：“中國從漢到唐，人均產值均保持在這一水平上。宋代是一個發展的高峰，人均產值增長了1/3。從十四世紀到十一世紀，極有可能又降了下來。假定歐洲和中國公元一世紀時經濟發展水平相近，到了宋朝時，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歐洲已大大落後於中國的水平了……一般認為宋朝是一個向縱深發展的時期，而在宋以後的五百年裡，主要特徵是橫向發展。” 2004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的經濟學家愛德華.普雷斯科特在《中美新市場經濟（北京）論壇》發表《克服國富的障礙——經濟政策與經濟周期》的主題演講時說：“宋朝的時候中國很富裕，比世界平均水平富裕一倍。”

英國劍橋大學李約瑟研究所名譽所長英國科學院院士李約瑟博士認為宋代文化和科學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可稱之為成熟時期。深奧的散文代替了抒情詩，哲學的探討和科學的描述代替了宗教信仰。在技術史上，宋代把唐代所設想的許多東西都變成了現實。”在《中國科學技術史》中所說：“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顛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平。”

美國密歇根大學歷史系博士歷史學家黃仁宇在《中國大歷史》中說：“公元960年宋代興起，中國好像進入了現代，一種物質文化由此展開。貨幣之流通，較前普及。火藥之發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針，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隻使用不漏水艙壁等，都於宋代出現。”

美國耶魯大學中國現代史教授喬納森.斯彭斯在2000年1月1日《新聞周刊》刊登文章，這樣評價宋朝：“上一個中國世紀是11世紀。當時，中國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成功的國家。它的領導地位源於一系列的因素，從技術上的發明到工業企業的興起和管理良好的農業，從普遍的教育和行政管理試驗的傳統到對宗教和各種哲學思想的寬容。……上一個1000年的中國，是世界超級大國，也是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當時宋朝的首都在東京汴梁，就是現在的河南開封，人口達百萬，是世界最先進最繁榮最龐大的城市。”

美國學者尤金.安德森在《中國食物》中說：“宋朝時期，中國的農業和食物最後成形。食物生產更為合理化和科學化。到宋朝末年，不再由漢人統治的華北已在農業上成熟。此後直至20世紀中期，就很少再發生變化了。華南在此後歷朝中擴大了農耕，並增加了新的農作物，但那裡的模式還是在宋朝確立的，而且並未伴有多少技術上的基本變化。”

美國著名學者阿諾德.湯因比在《人類與大地母親》中說：“10世紀、11世紀、12世紀的後起蠻族，也強烈地為中國文明所吸引。除了自身採納中國文明，他們還在自己統治的領土上傳播了中國文明，而這些領土又從未納入過中華帝國的版圖。因而，中華帝國的收縮由於中國文明的擴張而得到了補償--不僅在中華帝國周邊興起的國家如此，在朝鮮和日本也是如此。”

美國歷史家麥克尼爾在《權力的追求》中說：“本書的假設是：中國在一千年前後轉向市場調節的行為顛覆了世界史的一個關鍵性的平衡。我相信中國的例子啟動了人類的一個千年探索，去發現在協調大規模行為這一點上，從價格和私人或小團體（合夥或公司）對私利的看法出發，會有些什麼成果。”

北宋被20世紀末的美國人譽為人類第二個千年的“領頭羊”。日本文史家內藤湖南認為 “唐代是中國中世紀的結束，宋代則是中國近代的開始。”法國學者埃狄納稱宋朝為“現代的拂曉時辰”。法國學者、著名漢學家、國際宋史研究的開創者埃狄納.巴拉茲明確指出：“中國封建社會的特徵，到宋代已發育成熟；而近代中國的新因素，到宋代已顯著呈現。因此，研究宋史，將有助於解決中國近代開端的一系列重大問題。”……

外國一些貫通中外的�界最富有和最先進的國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華文明在許多方面都處於它的輝煌頂峰，而由於此次入侵，它卻在其歷史中經受着徹底的破壞。 ”

元朝的所謂成就、輝煌都是宋朝的遺留，都是掠奪的不是自己創造的。元朝開始禁海還禁夜市，致使人民民生失去活力，中國商業發生大倒退。蒙古人把良田變成牧區，弄得境內到處都是養馬場，甚至兩淮都有養馬場。宋朝經過上百年興建的水利良田變成草場，致使中國農業大倒退。元朝的等等政策與措施都是明顯的倒退與衰落。是處在原始社會階段的蒙古、滿清，屢次把正向資本社會前進的中國從新拖回到半封建半奴隸的社會階段。如果沒有原始野蠻民族的干擾、破壞，中國文明早已發揚光大，中國依然會遠遠領先於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