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ZT “獨尊儒術”是中國歷史的“中世紀”之“釘” |
| 送交者: jinji 2008年02月18日07:50:19 於 [史地人物]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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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尊儒術”是中國歷史的“中世紀”之“釘” 什麼是人類文明的歷史?人類文明的歷史,即是大量單個不斷生死輪替的人在社會的交往中,漸次留下的智慧狀態(水平)不斷向上(也包括停滯、倒退)的總過程的記錄。所有的人都在不斷交往的“驗”中。圍繞着這個“驗”,每一個人都有“先驗”、“經驗”和“超驗”的輪迴,並在這種輪迴之中,漸次顯示出個人的先驗的推動力、經驗的維持力和超驗的導向力。個人具有這三種原動力,社會的整體也同樣具有這三種原動力。這也就是人類文明歷史發展的原動力。 下面,我們就來逐個定義這三種最基本的歷史原動力。 第二種,經驗理性唯善(有用)的持動力。這是人們在自然、社會中與外界交往的過程中逐漸形成的習慣性的,乃至制度性的維持性的原動力。這種原動力比較集中地反映在人類為權力、權利、財富、金錢、名望、榮譽等等而進行的種種鬥爭實踐之中,是一種帶有明顯相對性的實踐行為性的原動力。 第三種,超驗感性唯美(未來目標)的導向力。這是人們在嚮往未來時所逐漸形成的克制自我意志的某種具有導向的原動力。比較集中地反映在宗教信仰方面,或某種帶有終極性道德追求目標的學說中。由於其經常的獨斷性,故超驗性也屬於絕對性範疇。 一切人類的歷史,都是在上述三種基本原動力互相摩盪的過程中,在最終合力的作用下發展變化的。 一般而言,先驗動力是向前的推力,經驗動力是維持現狀的持力,超驗動力是導向的牽引力,導向不必向前,也可能向後,或者原地循環造成實際上的停滯。說得更直白一點,先驗邏輯的(思維的)力量是最重要的向前發展的推動力,經驗的政治的、經濟的乃至文化的實踐力量是維持現狀的最重要的維持力,超驗的宗教的、道德的力量是向着烏托邦、美好未來導向的牽引力。 上述三種力量彼此之間相互錯雜,對於它們全都存在着三種最基本的判斷,即:真存在的必然性判斷、善(有用)存在的實然性判斷和美存在的應然性判斷。但更主要的,真存在的必然性判斷主要針對先驗性推動力,善(有用)存在的實然性判斷主要針對經驗性持動力,美存在的應然性判斷主要針對超驗性導向力。 先驗性推動力、經驗性維持力和超驗性導向力,這三種力量在每個人身上或每個社會中的出現,一般來說順序均為:首先出現的是經驗性維持力,接着是超驗性導向力,最後出現先驗性推動力,然後再彼此相互循環或輪迴形成影響。儘管如此,可是對於不同的個人或不同的社會來說,這三種動力之間彼此出現的時間間距,或早或晚,顯然不會相同,而且這三種動力之間的互動的合作用也顯然不會相同,這樣一來,每個人的智能發展,每個社會的文明發展,都會有各自非常不同的歷史表現。作為個人來說,有的人更聰明一些;作為社會來說,有的社會更文明一些。但聰明、文明不是命定的,能夠及時反饋信息、及時總結經驗教訓的人或社會,將一定可以後來者居上。 剛才介紹了一些基本的歷史發展動力理論,下面,我們就用這種理論來具體分析、比較西方和中國的已經獲得了基本確認的歷史,並藉此來得出我標題中的結論:“獨尊儒術”是中國歷史“中世紀”之“釘”。 西方的歷史主要分為四大段:希伯來—希臘時期;羅馬時期;中世紀時期;近代時期。 中國歷史主要分為三大段:先秦時期;秦漢至清末(中國的中世紀)時期;近代時期。 公元前十二世紀在希伯來人中產生了一神論信仰,神的信仰固然具有超驗感性,但希伯來人更關心此生的救贖,而且惟一神的高度抽象性也使之具有一定的先驗知性的啟示。 公元前八—五世紀,希臘人中產生了元素論、原子論、邏各斯、理念、邏輯、公理等等哲學的觀念,這些顯然是人類中較早出現的先驗知性的觀念。 希伯來—希臘時期(公元前12世紀—公元元年)是西方人的超驗感性導向力和先驗知性推動力各自獨立發生的時期。重要的現象是第一,一神論猶太教的誕生和較後基督教的出現,這是西方超驗感性導向力較早產生的標誌;第二,古希臘哲學的誕生,是西方先驗知性推動力較早發生的標誌;第三,經驗理性維持動力主要表現為城邦制奴隸社會中民主、法治的演示,以及相應的經濟、文化活動。 羅馬時期(公元元年—公元470年)分三期,前期是羅馬共和國和羅馬帝國的擴張,集中表現為受希臘先驗知性推動力和奴隸制度下的政治權力鬥爭的經驗理性的持動力的合力作用。中期,基督教傳入,超驗感性的導向動力開始動搖羅馬帝國的奴隸制度,同時也表現為羅馬統治者對基督徒的迫害和屠殺。後期,超驗感性導向動力的基督教影響趨強,羅馬帝國政治腐敗,經驗理性的持動力轉弱,先驗知性推動力更是趨弱,加上北方日耳曼蠻族的入侵,西部羅馬帝國滅亡。 中世紀時期(公元470年—公元1517年)是超驗感性導向動力趨於超強的時期,壓過經驗理性持動力並取而代之,先驗知性推動力幾乎近於消亡,其現象即神權壓過俗權,乃至取代俗權,成為西方世界神權的極權專制時代。所以可以認為,神權獨大,教皇制度的確立,是西方歷史的“中世紀”之“釘”,這顆“釘”子把西方人的歷史釘牢了整整一千年。這顆“釘”子,西方人自己在近代時期把它拔了。 近代時期(公元1517年—現在),文藝復興運動是復興希臘時代的先驗知性推動力的運動。新教改革運動則直接瓦解了教皇的極權專制,也是拔“釘”子的最重要的運動。啟蒙運動則是先驗知性推動力超出錯誤的超驗感性導向動力,宣告人類新紀元誕生的運動。正是在這近代時期的五百年中,西方人在全人類的歷史中脫穎而出,成為了世界文明的最亮點。 再來看看中國的歷史。 先秦時期,尤其春秋戰國時期(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21年),是奠定中華文明基礎的重要時期,類似於西方的希伯來—希臘時期。老子的“道”、“德”,墨子的“名、實、合、為”、“表”等觀念,其實已經為中華民族奠定了最初的先驗知性推動力的萌芽,與古希臘人的邏各斯、理念、邏輯、公理等概念相當。孔子的“仁”、“義”、“禮”、“樂”等觀念雖然源自經驗,但其中“仁者愛人”的獨斷,的確具有一定的超驗感性導向的意義,儘管孔子“不語怪力亂神”。而韓非子等法家的“法、術、勢”等觀念則標誌了經驗感性持動力的形成。由此可見,中國在先秦春秋戰國時期,所擁有的文明動力源在全人類中是最完備的。 秦漢—清末(中國的中世紀)時期(公元前221年—公元1911年),中國的中世紀整整兩千多年,是西方中世紀的兩倍時間以上。秦始皇焚書坑儒之後,激起了後來儒家的極力的反彈。漢武帝時期提出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從此,老子、墨子的先驗知性推動力的觀念萌芽被摧毀,幾乎完全從中國歷史中消失。老子的“真正”宇宙的“道德”完全被孔子的人心的“真誠”的“仁義道德”所取代,墨子的“真實”的“名、實、合、為”和“表”的邏輯的知性,也同樣被“仁義道德”的知性所取代。這實質上等於說,秦漢之後直至清末的中國,幾乎只具有經驗“禮”性的儒家和經驗“法”性的法家的經驗性持動力和不完全的儒家的“孝悌忠恕”的超驗感性的導向動力在維持着中國的歷史,而完全喪失了先驗知性推動的最最重要的“唯真”的歷史原動力。正是因此,中國在這兩千多年的“中世紀”時期,幾乎完全喪失了歷史前進的動力,中國的歷史在這兩千多年中幾乎完全被“釘”在了一個位置上不得動彈。而這顆“釘子”,正是極權專制統治者為中國人選擇的“獨尊儒術”,類似於西方中世紀的“釘子”——宗教神權的獨一性。不幸的是,西方歷史中的“釘子”,西方人有能力自己拔掉它,例如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啟蒙運動。而中國歷史中的“釘子”,中國人卻無力自拔,因為中國人壓根就把自己傳統中的先驗知性的推動力消滅得乾乾儘儘,而惟一隻剩下了超驗感性導向動力的偽學——漢代以後的儒學。這種偽學惟一隻維護極權專制本身,然後再給人們加上一點點虛偽的“道德”安慰。中國歷史中的“釘子”,只有等待西方人的手來幫助我們拔掉它。也正是因此,西方人憑藉“船堅炮銳”打進了中國。即使如此,一些迷信、愚頑的中國人,在這顆“釘子”面前,還依舊是那麼戀戀不捨,似乎沒了它,就丟了自己的魂。 近代時期(公元1911年—現在),“五四”運動是中國人的第一次啟蒙運動,最初驚醒的中國人喊出了拔“釘子”的口號——“打倒孔家店”,雖然這對孔子是一大誤解,讓他做了漢代以後儒家偽學的替罪羊。可是後來的新中國,選擇了缺乏先驗知性推動力,但卻具有新法家的新經驗性持動力的“蘇維埃”。六、七十年代,一部分中國人(主要是港台和海外華人)重新又扯起了“新儒家”的旗號,它更多繼承的是宋明理學的偽學,他們錯誤地為“獨尊儒術”再一次叫魂。上個世紀八十年代國內興起了從西方引進先驗知性推動力的新的啟蒙運動……。可惜“八九”風波之後,相當一部分人在失望中仍舊依附了“新儒家”。直至今天,人們又在叫囂“讀經”、“國學”,甚至“儒教”了。已經進入新的世紀了,迷信、愚昧的人們仍在懷念和捨不得那顆把中華文明長期釘牢在恥辱柱上的“釘子”。是不可悲,孰為可悲?我期待新的世紀第三次啟蒙運動的到來,為拔除這顆“釘子”,為中華民族文明真正的崛起做好充分的準備。 現代的中國,先驗知性推動力依然非常薄弱,超驗感性導向動力也同樣薄弱,惟一強大的是經驗性的金錢持動力和習慣性的權力持動力。如此的歷史原動力狀態,中國的未來將怎麼崛起呢?將崛起什麼呢?真正的崛起應是先驗知性推動力的崛起,也就是中國人掌握真理的力量的崛起。 這就是我為什麼要批判儒學(但不拋棄孔子的價值),要徹底取締“獨尊儒術”,要為老子、墨子伸冤,要為中華民族的真正偉大的傳統正本清源的根本原因。 (待續) 2006年1月19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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