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亞晚清的時代有兩個很獨特的民族。一個是嶺南的廣東大唐而另外的一個就是東
渡扶桑的正漢大和民族。這兩個民族是當時東亞所有民族之中對現代國際體制視野
最進步的民族。

日本正漢的自豪感對中國的情結是日本出兵入侵中國的主要原因。日本人輔助嶺南
廣東大唐孫中山推翻清朝就是大和正漢希望能夠回到大陸繼承漢統。在日本人回漢
策劃的頭一個階段就是把清朝統治下的中國領土利用國際法理定位為沒有國家定位
(non State hood )的地方，以西方的Cina概念翻譯為支拿地區.。不過西方對Cina一
辭的應用並沒有侮辱的辭意。因為歐洲人發現Cina的時候歐洲根本是一個落後的地
區，還沒有國家 (State hood )的概念。歐洲人當時的Cina還包括新疆以北蒙古四
大汗國的中亞地區。由於歐洲人自己都不懂有國家 (State hood )的概念，所以Cina一
辭不是對中國有任何侮辱的含意。到了清末，國家 (State hood )的國際法理概念
在西歐各國的概念開始成熟。在開發非洲、美洲、東歐、南歐和中東殖民地的過程
中的出兵或侵略方面的用辭就是以有沒有 (State hood )國家法理定位來界定的。
日本人在清末對中國用支拿和出兵一辭的政治意義就是否定了滿清、中國 (State
hood )國家法理的定位，以方便日本回漢的法理鋪路。他和今天的美國、以色列否
定巴納斯坦的國家 (State hood )定位同一個政治意義。

可是當日本拖着封建的天皇心態，策劃推翻清朝回漢的同時，嶺南廣東大唐的思潮
已經到了研究共和的法理意義了。這是日本對了解中國，輔助孫中山推翻清朝的第
一個失誤。

日本人以正漢大和民族回大陸繼承漢統的單純心態，以很簡單的支拿7塊理論，心中
只有漢唐疆土中原那一塊，而沒有全盤的怎樣處理解決蒙滿回苗的定位是第二個嚴
重的失誤。

當孫中山推翻清朝的時候，孫中山為了全盤解決蒙、滿、回、苗的定位乾脆把中國
推上了中華共和的體制一了百了，連皇帝都不當了。廣東人為了中華五族共和還要
棄唐歸漢。這個決定完全超出了封建的大和民族思維心態，所以日本人逼着要繼續
否定共和中國的法理定位是他們保留回漢的唯一的民族意識。

到了WW2，日本人提出大東亞共榮圈就是想補救他的第二個的失誤。可是已經太晚了，
共和中國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民族意識，跟清朝的臣民意識不一樣了。 WW2 基本上
是唐漢最後之爭，日本回漢是敗在封建的單一民族情結低估了廣東大唐共和的胸懷
和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