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人趙佶的代表作
　　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祧隔絕如千年.
　　衰病殘渴那能久,茹苦窮荒不怨天.
　　茸母初生認禁煙,無家對景倍淒然.
帝城春色誰為主,遙指鄉關涕泗漣　

這是徽宗被俘北上途中的詩作。對於國破家亡，想必此時已是悔恨交加了。悔恨歸悔恨，詩還是要做的。趙佶性嗜書畫，其詩詞章句工整不遜歐蘇。”北狩”時還有一些詩詞之作，茲錄片羽聊作把玩。

　　燕山亭
　　裁翦冰綃，輕疊數重，冷淡燕脂勻注。
　　新樣靚妝，艷溢香融，羞殺蕊珠宮女。
　　易得凋零，更多少、無情風雨。
　　愁苦。問院落淒涼，幾番春暮。
　　憑寄離恨重重，這雙燕何曾，會人言語。
　　天遙地遠，萬水千山，知他故宮何處。
　　怎不思量，除夢裡、有時曾去。
　　無據。和夢也、有時不做。

　　據說《燕山亭》是趙佶的“絕筆”。他以杏花的凋零比喻自己橫被摧殘的命運；婉轉而絕望地傾訴出內心無限的哀愁。楊慎《詞品》稱其“詞極悽惋。”

　　坊間言道君皇帝乃後主李煜轉世，這話當是無稽之談，不過道出其共性-------這般極富詩人氣質的風流才子做皇帝，既非社稷之福，必為人民之禍！
　　今有趙佶《宋徽宗詞》傳世。

　　畫家趙佶
　　趙佶(公元1082～1135年)在位25年，終年54歲。在位時廣收古物和書畫，並使文臣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對繪畫藝術有很深造詣，譽之開一代風氣當不為過。他平生著作也多，在位時廣收古物和書畫，並使文臣編輯《宣和書譜》、《宣和畫譜》、《宣和博古圖》等書。據說，國破之時，趙佶聽到財寶物品被擄掠毫不在意，但聽到皇家書畫、藏書也被搶去，卻仰天長嘆。

　　趙佶是開宗立派的書畫大家。他不僅雅好書畫，在位時還擴充畫院，網羅畫家。據載，當時他身邊有許多畫家，但要想進入皇家畫院卻不容易，要通過他親自主持的考試。有試畫題曰“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一般應考者是畫岸旁泊舟，船舷間站着鷺鷥或船篷上棲着烏鴉，意在表現船上無人，以烘托“孤舟盡日橫”意境。但趙佶認為最能表情達意的是畫一個船夫倦睡於船尾，船夫身旁還有一管笛子。因詩中所說“孤舟”並非船上無人，而是說沒有過渡的行人，顯得環境非常荒僻安靜。畫面上的情景正好顯得環境非常荒僻安靜，表明終日沒有過路的“渡人”，船夫顯得疲倦不堪，以至丟下短笛懶慵慵地睡去了。不難看出，這一獨具匠心的構思是最能突出“孤舟”的寂寞和“野水”的荒僻。

　　某次，趙佶擬題“亂山藏古寺”令畫師作畫。有些畫師為表現古寺“藏”在“亂山”中，特意露出古寺一角。而趙佶認為畫得最好的一幅，卻是在滿幅荒山的畫面中，只畫了一根作佛寺標幟的幡竿。這樣，“藏”的境界更巧妙地表現了出來。

　　趙佶在繪畫上的造詣由此可見一斑。他每次所擬畫題都力求新意，作為是書畫家，又是詩人的他，特別講究詩書畫的結合，特別在意畫面有無意境。有次他擬的畫題為“踏花歸去馬蹄香”，應試者大都畫馬、畫花，卻有一位應試者畫了幾隻蝴蝶飛逐馬後。趙佶看後很滿意，認為這一構思最能反映詩意。他對書畫的挑剔源於他對書畫的精深研究，他別出一格的“瘦金體”自不必說，就他的畫，謝稚柳先生評價為“精巧深微，天機盎然”。當時的人說得更具體：“妙體眾形，兼備六法，獨於翎毛猶為注意。”他曾對大臣們說：“朕萬機餘暇，惟好畫耳。”

　　趙佶對當時的“翰林圖畫局”直接領導，並進行改革，他曾下詔：“書、畫、算、醫四學並罷，更不修蓋，書畫學於國子監擗截屋充宇，每學置博士各一員，生員各以三十為額。”還規定：“書學生入翰林書藝局，畫學生入翰林圖畫局。”當時的翰林圖畫局近似一所學校，由他直接傳達自己的藝術旨意，訓練學生寫生與摹古，考試用的就是上面說到的方法，用詩句為題來考驗學生們對“詩情畫意”的把握。

　　趙佶領導的畫院從事寫生研究，很多記載說他們創作的“孔雀上墩”、“正午月季花”等很是不少，他自己對花、竹、鳥獸的寫生合集為《宣和睿覽冊》，積累至千冊，可謂洋洋大觀了。畫史上稱他的畫為“宣和體”，而翰林圖畫局的創作被稱為“院體”。當時，宋徽宗周圍繪畫高手雲集，他們都能“代御染寫”。時至今日，宋徽宗留下的作品，哪些是親筆染繪，哪些是代筆染寫，已經很難辨別，研究其間的細微差別是十分高深的學問。

　　趙佶的藝朮造詣和對中國書畫的貢獻，可謂空前而絕後。其可圈可點的僅此而已！

　　亡國之恨
　　靖康國難以《靖康稗史箋證》所載為詳。書中所記多為正史不載，故史料價值極高。此書由宋人確庵、耐庵編纂，輯有七種稗史，即：宋人鍾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宋人無名氏《瓮中人語》、《開封府狀》、金人李天民《南征錄匯》、金人王成棣《青宮譯語》、宋人無名氏《呻吟語》、金人無名氏《宋俘記》。除《宣和乙巳奉使金國行程錄》外，其餘六種均記載汴京淪陷、金兵北歸的史實。且皆是作者親身見聞，多是逐日記錄。如《瓮中人語》記載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開寶寺火。二十五日，虜索國子監書出城。”次年正月：“二十五日，虜索玉冊、車輅、冠冕一應宮廷儀物，及女童六百人、教坊樂工數百人。二十七日，虜取內侍五十人，晚間退回三十人。新宋門到曹門火。二十八日，虜索蔡京、王黻、童貫家姬四十七人出城。”金兵圍攻陷汴京前後，大肆燒殺擄驚，姦淫婦女，無惡不作。除金銀財物之外，他們大量俘虜宋朝官員和百姓，其中女性尤多。如上文所引，金人特意索要“女童六百人”，卻沒索要男童。又如《瓮中人語》載，靖康元年閏十一月“二十七日，金兵掠巨室，火明德劉皇后家、藍從家、孟家，沿燒數千間。斡離不掠婦女七十餘人出城。”斡離不即金兵統帥完顏宗望。又據《南征錄匯》，同年十二月初十，宋臣“吳幵、莫儔傳宋主意，允以親王、宰執、宗女各二人，袞冕、車輅及寶器二千具，民女、女樂各五百人入貢。”這些女性被大宋作為貢品獻給金人。金兵將帥有時為了爭搶美女，甚至會兄弟相殘。據《南征錄匯》記載，守城千戶陸篤詵殺死其兄尚富皂，原因是尚富皂在把守汴京南薰門時，“踞大宅，淫及陸所掠女”，可見這些被俘婦女儼然成了他們的”慰安婦”。

　　金兵大規模索要宋國婦女是在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金人以壓境之重兵，先是索要幾近天文數字的軍費，如無軍費則以女人抵質。《南征錄匯》載：“原定犒軍費金一百萬錠、銀五百萬，須於十日內輪解無闕。如不敷數，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錠，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錠，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錠，宗婦一人准銀五百錠，族婦一人准銀二百錠，貴戚女一人准銀一百錠，任聽帥府選擇。”顯然，金人不僅意在宋朝國土和財物，更屬意於宋朝的女人。所謂帝姬乃是公主，王妃為皇帝之媳，宗姬是諸王之女（郡主），族姬是皇族女子（縣主）。欽宗趙桓竟然一一應允，於是開封府也一一照辦。《開封府狀》載：
　　“選納妃嬪八十三人，王妃二十四人，帝姬、公主二十二人，人准金一千錠，得金一十三萬四千錠，內帝妃五人倍益。
　　嬪御九十八人，王妾二十八人，宗姬五十二人，御女七十八人，近支宗姬一百九十五人，人准金五百錠，得金二十二萬五千五百錠。
　　族姬一千二百四十一人，人准金二百錠，得金二十四萬八千二百錠。
　　宮女四百七十九人，采女六百單四人，宗婦二千單九十一人，人准銀五百錠，得銀一百五十八萬七千錠。
　　族婦二千單七人，歌女一千三百十四人，人准銀二百錠，得銀六十六萬四千二百錠。
　　貴戚、官民女三千三百十九人，人准銀一百錠，得銀三十三萬一千九百錠。
　　都准金六十萬單七千七百錠，銀二百五十八萬三千一百錠。”
　　被抵押折價的各類女子竟達11635人！

　　《南征錄匯》記載，“自正月二十五日，開封府津送人物絡繹入寨，婦女上自嬪御，下及樂戶，數逾五千，皆選擇盛裝而出。選收處女三千，余汰入城，國相自取數十人，諸將自謀克以上各賜數人，謀克以下間賜一二人。”所謂國相就是金兵的另一統帥完顏宗翰。從此，這些女子只能是任人宰割，身心都受盡凌辱。次月五日夜，完顏宗翰宴請手下將領，令宮嬪換裝侍酒，不從者即予處死，手段極其殘忍。當時，有鄭氏、徐氏、呂氏三位婦女抗命不從，被斬殺，又有“烈女張氏、曹氏抗二太子（完顏宗望）意，刺以鐵竿，肆帳前，流血三日。初七日，王妃、帝姬入寨，太子指以為鑑，人人乞命。

　　《青宮譯語》載，完顏宗翰的長子設也馬看中宋徽宗的女兒富金帝姬，在一次宴會上，完顏宗望要宋徽宗將富金帝姬給設也馬，宋徽宗不同意，理由是富金帝姬已經出嫁為蔡京的兒媳，不能不顧廉恥，再嫁二夫。完顏宗翰聽後大怒，嚴厲斥責道：“昨奉朝旨分虜，汝何能抗令？堂上客各挈二人。”趙佶抗顏申辯道：“上有天，下有帝，人各有女媳。”然而他最終也無法改變他女兒的命運。金兵撤退途中，設也馬迫不及待地公然以富金帝姬為妻，回到上京之後，更是得到金太宗的進一步詔許，“賜帝姬趙富金、王妃徐聖英、宮嬪楊調兒、陳文婉侍設也馬郎君為妾。”

　　被擄婦女受到金人姦淫侮辱，《呻吟語》等多有記載：“被掠者日以淚洗面，虜酋皆擁婦女，恣酒肉，弄管弦，喜樂無極。”《青宮譯語》載，宋欽宗的朱慎妃在中途解手時，遭到千戶國祿的威逼調戲，其他婦女則可想而知了。慘遭蹂躪而死者甚多。一支三千多人的宗室隊伍，到達燕山後，只剩下一千幾百人，而且十人九病。《宋俘記》記載臨行前俘虜的總數為14000名，分七批押至北方。其中第一批“宗室貴戚男丁二千二百餘人，婦女三千四百餘人”，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自青城國相寨起程，四月二十七日抵燕山，存婦女一千九百餘人。”一個月內，死亡1500名婦女，死者近半。

　　未死者一部送往金國上都（今黑龍江阿城），聽從金太宗的處置。徽宗鄭皇后、欽宗朱皇后被換上女真服裝，上千名婦女被賜給金人，另有三百人留住洗衣院(即官妓院)。這些婦女都被迫入鄉隨俗，“露上體，披羊裘”。朱皇后不堪其辱，回屋後隨即自縊，被救後又投水自盡。一部則留在燕山由金帥賞賜給部下，許多婦女隨即被賣進娼寮，甚至還被完顏宗翰拿去與西夏換馬，以十人換馬一匹，有的還被賣到高麗、蒙古作奴僕。《呻吟語》引《燕人麈》之語，說那些被分賞給金兵將帥的婦女，“十人九娼，名節既喪，身命亦亡”，“甫出樂戶，即登鬼錄”。作者稱他的一位鐵匠鄰居，“以八金買倡婦，實為親王女孫、相國侄婦、進士夫人”。被扣留的北宋使臣宇文虛中、吳激就曾遇見淪為歌妓的北宋宗姬，並分別為之作詞，宇文虛中稱這位歌妓是“宋室宗姬，秦王幼女，曾嫁欽慈族”（《念奴嬌》），吳激《人月圓》詞曰：“南朝多少傷心事，猶唱後庭花。舊時王謝，堂前燕子，飛向誰家。恍然一夢，仙肌勝雪，宮髻堆鴉。江州司馬，青衫淚濕，同是天涯。”這位宗姬引發了吳激同是”天涯淪落人”的感慨！

　　然而,解押至東北的趙宋宗室成千累萬男女，畢竟要在彼處落地生根，滋繁人口，據稱趙姓己成滿州望族。當地滿族趙姓（滿姓伊爾根覺羅）居民傳說都是當年隨徽宗、欽宗二帝押解北上的三千宋皇室後代，伊爾根覺羅家為滿洲滿族第一大姓。

　　他鄉何處五國城

　　據《宋俘記》記載：“靖康二年三月二十九日黎明，太上(徽宗)啟蹕，共車八百六十餘輛，發自劉家寺。”徽宗被金兵編為第四組，走河北路，即太行東路；而欽宗被編為第七組，四月一日起程，走的是西路，由河南經山西，在西京(山西省大同市)住三個月後，繼續北行。徽宗先期到達燕京，欽宗遲到52天。建炎二年(1128年)七月十日，徽欽二帝於三個月後相會於燕京。九月十三日，金人押着徽欽二帝一起繼續北行。《宋俘記》記載:“(1128年)八月二十一日二帝抵上京(黑龍江省阿城市白城)行幄。”從汴梁至金上京，途中共走了一年四個月。三天后，即金天會六年(1128年)八月二十四日，金人舉行獻俘儀式，男女宋俘均坦胸赤背，身披羊皮，跪拜金太祖完顏阿骨打陵前，獻俘儀式畢，金帝吳乞買封徽宗為昏德公，封欽宗為重昏侯。二個月後，金人將徽欽二帝遷往第一個囚禁地---韓州(遼寧省昌圖八面城)。《宋俘記》記載：“(1128年)十月二十六日虜徒二帝、諸王、駙馬、內待、宮眷於韓州。”在韓州，金人將城內的女真人住戶全部遷出,只供二帝等二千餘宋俘居住。據《宋俘記》載:“給田四十五頃,種蒔自給。”在以後的幾年裡，金人每逢喪祭節令總要賞賜給二帝一些財物、酒食，因此生活還不算拮据清苦。金天會八年(1130年)，金國立劉豫為偽齊皇帝，考慮到韓州離燕京太近，金人便將徽欽二帝遷往大北方五國城(黑龍江省依蘭縣)。日本學者外山軍治在《金朝史研究》中認為：“金人主要是擔心宋人奪回二帝，才採取防範措施的。”幾經輾轉，歷時三年半，徽欽二帝於建炎四年農曆九月初二到達流放地-------金國的胡里改路五國城（今依蘭縣依蘭鎮五國城村）。到達五國城時，隨行男女僅140餘人。對於徽欽二帝來說，五國城是他們人生的終點站。

　　關於五國城，據史料記載，遼滅渤海後，生女真人在松花江沿岸直至烏蘇里江口，建立了五個部落聯盟，史稱“五國部”。現依蘭鎮“五國頭城”遺址是當時“五國部”中“剖阿里、盆奴里、越里篤、奧里米、越里吉”的越里吉部。依蘭是五國部第一城之越里吉城，為五國部會盟之城，因此稱為五國頭城。

　　五國城地名始見於《宋史•徽宗本紀》。:靖康元年,金滅亡北宋，“二年二月丁卯，金人脅帝(指徽宗)北行。紹興五年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高宗本紀》又記，十二年“夏四月甲子朔，遣孟忠厚為迎護梓宮禮儀使，王次翁為奉迎兩宮禮儀使。丁卯，皇太后偕梓宮(徽宗靈柩)發五國城，金遣完顏宗賢護送梓宮，高居安護送皇太后”。《大金國志》卷二十二則說：“宋二帝自韓州如五國城。”據此可知，北宋徽欽二帝被金軍擄至金本土五國城是其最終囚禁地，此後不再見有轉徙他處的記載。《金史》不載五國城一地，在《金史•太宗本紀》裡僅載八年“七月，徙昏德公、重昏侯於鶻里改路”。金代鶻里改路又作“胡里改路”。《金史•地理志/上》載:“胡里改路，國初置萬戶，海陵例罷萬戶，乃改置節度使。承安三年，置節度副使。西至上京六百三十里，北至邊界合里賓忒千戶一千五百里。”合里賓忒即元代的哈里賓，明代的哈爾分，該地在黑龍江下游今俄國境內阿紐依河口北岸敦敦莊。金上京(今阿城市)與合里賓忒千戶之間沿江古城很多，但惟有今依蘭縣城西北之遼金古城遺址，其通達兩地間的距離與金史相合。至於五國城的所在方位，《寧古塔紀略》稱:“再東三百里，名衣朗哈喇。今設土城，有官守，與金時五國城相近，略存其形而已。”衣朗哈喇即今依蘭城，證明五國城故址在依蘭城郊，與金胡里改路治同處一地。

　　在五國城，在這個極北極寒之地，徽欽二帝也只能權將他鄉作故鄉了。

　　五國城裡“陸秀夫”？

　　徽宗平生愛寫詩，北狩以來，金國內地異鄉的風土人情加上做囚徒的傷感，自然流溢於詩詞之中。如“徹夜西風撼破扉，蕭條孤館一燈微。家山回首三千里，目斷天南無雁飛。”(《雪舟唑語》)詩中反映了作者淒涼、傷感之情，也可以看出二帝在五國城過着“坐井觀天”生活的實際情景。詩中點出了“破扉”應是破舊的房門，道出了徽宗住在有破門的房子裡,而不是枯井裡。“蕭條孤館一燈微”，描繪出夜裡在微弱的燈光下，徽宗驚心寒膽的徹骨的孤獨之感。另外幾首詩，也大半是在五國城時寫成的。如:“國破山河在，人非殿宇空。中興何日是?搔首賦車攻。國破山河在，宮廷荊棘春。衣冠今左衽，忍作北朝臣。”這首詩是兩闕五言詩，第一闕寫出對山河破碎，人去樓空的感慨，期望復興，搔首無期的失望感情。第二闕描寫國破之後，到了全國穿上了女真人左衽的袍子，忍痛作敗臣的內心苦痛。下面這首詩，是值得很好研究的。“杳杳神州路八千，宗祧隔絕幾經年。衰殘病渴那能久?茹苦窮荒敢怨天?”(《北狩行錄》)在這首詩里首次反映了徽宗疾病纏身，身體孱弱的悲苦心情。自北遷以來，徽宗表現的比較樂觀，身體一直很好。但從這首詩里說明了徽宗開始有了病。因此，可以判斷這首詩是在五國城去世前不久寫的。

　　“太上喜為篇章，自北狩以來傷時感事形於歌詠者千有餘首，以二逆告變之後舉畀炎火，以今所灰燼之餘者僅有數十篇，類之為集”(《北狩行錄》)。流放期間共寫詩千餘首，只因為1132年，徽宗十五子沂王趙懊(左木旁,右粵.下同)與駙馬都尉劉文彥誣告徽宗謀反，徽宗怕引起不必要的麻煩，忍痛把一千餘首詩都燒了，僅剩下十幾首。

　　徽宗怎麼也沒料到會禍起蕭牆之內。此事發生在徽宗一行到達五國城的第三年，即金天會十年，宋紹興二年(1132年)癸丑六月二十四日。當時徽宗十五子沂王趙懊與駙馬都尉劉文彥(徽宗七女顯德帝姬趙巧雲之夫)首告徽宗預謀反金國。這是徽、欽二帝在五國城囚禁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事發後，駙馬都尉蔡絛先得到消息，並會同徽宗十二子趙植和另一個駙馬宋邦光令徐中立轉達徽宗。徽宗得知消息後雖然驚慌，但並未以為然。第二天徽宗派蔡絛過松花江赴江北金人軍帳，以詢問告狀事宜。只見女真千戶孛堇八打曷將軍早已陳兵松花江邊(大約在今依蘭迎蘭鄉西敬老院小古城內)。他們已看見原告趙樽與劉文彥已經來到軍帳之中，蔡絛回到江南，向徽宗稟報實情，徽宗立即召集所有大臣開會商計討論對策，當時僅徐王趙棣因病未能參加，其餘的人都參加了。當大家得知二逆上告事後都十分驚慌與懼怕，在會上蔡絛說:“吾輩前日不死國難，二帝播遷，已有愧於前人，不意逆黨出於至親至愛之間，捐軀效命正在今日,絛身以貫高自處，願諸公盡力以徇急難。”(《北狩行錄》)蔡絛話講得慷慨激昂，在場之人無不為之感動，人皆潸然淚下，同仇敵愾。

　　過了一個月，到了七月中旬，金國派了兩個使臣前來調查此事。徽宗派十二子莘王趙植與蔡絛過松花江去江北金兵軍帳會見二位來使，二來使要求徽宗親自渡江來軍帳問話，徽宗拒絕前往，又派十四子徐王趙棣和駙馬宋邦光渡江去江北軍帳會見來使，可是來使仍堅持讓徽宗親自來江北問話。徽宗仍然不去，最後還是派欽宗、徐王趙棣、駙馬宋邦光、向子展、信王趙榛以及王若沖、蔡絛等一同前往江北金人軍帳。經過眾人力爭，金國使者才答應明日將親自至囚禁行宮之側蔡絛的寓所了解事件的真相。翌日兩位使者來江南審問了三日，二逆終於承認系誣告。兩使者又見徽宗並徵求如何處置誣告者，徽宗給二位來使答覆曰：“二子悖逆，雖系誣告，天倫之屬豈忍為之。”使者曰：“若如此自有宣命懊死之!”(《北狩行錄》)就這樣，二逆於第二年,即天會十一年二月被金人處以極刑。

　　這個事件過後，全體流放人員都鬆了一口氣，事後,蔡絛給徽宗寫了一本上疏:“乞深自悔禍以畏天戒”，太上嘉訥。徽宗以誥答曰，“老夫自聞男懊等有誣告之事，深悟眾叛親離，反求諸己，罔自所措，若非洗心革慮，則何以全身遠害？寡悔寡尤，顧惟一體，其害尚輕。苟使坐累諸人何而可以自存？”(《北狩行錄》)

　　在這次事件中,駙馬蔡絛”攘外安內”，出謀畫策，多方奔走，力盡犬馬之勞；無論是在江北軍帳或者二使來行宮調查時，他都是據理力爭，鼎力保護徽宗一行。徽宗自然十分感謝他，當日，徽宗以書示大臣李康曰：“予平日待蔡絛以國士,今日報我殊不?德。”

　　蔡絛，六賊之一蔡京之子，所謂”北狩”之際，一直伴隨徽宗左右。在趙氏家族覆卵之際、在眾多生命繫於一線之時，尚能不計個人安危，這對徽宗一家來說，可以稱之功同再造！稱之為五國城裡”陸秀夫”亦不為過。

　　二帝之死
　　徽宗到達五國城後第三天，鄭後就病故，這對徽宗的精神打擊非常大。雖然徽宗身邊還有喬氏、崔氏等妃嬪，但鄭後聰穎賢惠，與徽宗一起經歷了許多風雨，感情很深。然而“二逆”污告事件，對徽宗精神上的打擊更大。令徽宗想不到的是，兒子趙愕竟和女婿聯合誣告父親謀反。精神上的一次次打擊，再加上時常思念遙遠的家鄉，以及對自己過去種種過錯造成的江山破碎的愧疚，致使徽宗的身體狀況越來越差。徽宗鬱悶、痛苦、絕望的心情和身體已患重病的情形在他的詩中多有流露。徽宗已預感到自己再無回到家鄉的可能，而且也知道自己將不久於人世了。徽宗終於在離開汴京八年之後，於悲憤中死在五國城。

　　《宋史•徽宗本記》載：“紹興五年(1135年)四月甲子，崩於五國城，年五十有四。”《金史•熙宗本紀》中記載：“天會十三年四月丙寅昏德公趙佶，遣使致祭賻贈。”《宋史》與《金史》記載有二日之差，甲子為二十七日,丙寅為二十九日。日本學者園田一龜認為,應以四月二十七日為確。

　　關於徽宗之死與埋葬一事，野史《南燼紀聞》記載，金天眷元年(公元1138年,高宗紹興八年)二月，徽宗“由五國城改發西筠從州，或日(原注:以下能詳紀其日,故云或日也)早，少帝(欽宗)自土坑出視太上(徽宗)，則礓踣死矣。號淘大慟，阿計替曰：‘可就此中掩埋。’後具申聞土人云，‘此間無葬埋事，凡死者必燒其屍，及半即棄之州北石坑中。由是此水可以作燈也。’語未竟,即有數人入室中，以木棒共架太上而出。少帝從之北至石坑，架屍於上，用茶郁焚之，焦爛將半，復以水滅之。用大木貫其殘骨,曳棄坑中，墜入坑底沉沒不見。少帝止之不得，乃大慟,亦欲跳入坑中，眾人拉止之曰：‘昔年曾有活人躍入此水，頓清不可作油’，爭共阻之。少帝問土人，‘今日是何日’，答云：‘天眷三年正月十八日。’”

　　《南燼紀聞》認為，徽宗由五國城又改發西筠從州，是不可信的。因為宋金史料均記載徽宗死在五國城，沒有徽宗到五國城又徒別處的記載。

　　《南燼紀聞》載徽宗葬儀，即坊間所傳之”熬油點燈”，實則為其時女真人的火葬與土葬結合的葬式，並非羞辱徽宗之舉。

　　關於宋欽宗之死亦有多種版本。野史中有說完顏亮命欽宗騎馬狂奔，因體力不支墜馬，被馬踐踏而死；也有說是完顏亮命被俘的遼朝末帝耶律延禧和欽宗打馬球，欽宗不善騎馬，從馬上掉下來，被馬踩死；還有說金人將遼末帝和欽宗當箭靶，被亂箭射殺而死。如梁羽生在《狂俠天嬌魔女》第四十六回中就采其說法：“完顏亮生性殘忍，在正隆六年，有一天忽然想起這個被囚了三十多年的未帝，將他捉弄，竟然要這個六十三歲的者頭，到校場去與另一個被囚的遼國皇帝耶律延槽賽馬，完顏亮命手下用箭先後穿過耶律延槽與欽宗的心胸，欽宗墜馬死，金主不准收屍，用馬蹄踐踏到泥中，作為葬禮。”此說在民間流行頗為深廣。

　　然而上述幾種說法均不可信。這是因為:一是金國向來有較好的俘虜政策，對俘虜一般不殺，況且欽宗是宋朝的一位皇帝，更不會隨意被殺掉；二是金國知道欽宗是何等重要的人物，將欽宗作為人質，一直是金國同南宋討價還價，並可以向南宋施加壓力的一張牌，欽宗的作用勝過千軍萬馬。如在金皇統八年(1148年)金兀朮臨死時寫的《臨終遺行四帥書》中，還不忘提出用趙桓“安坐汴京”，以兄制弟，即用挾持欽宗對高宗施加壓力；三是縱觀完顏亮當皇帝的十三年(1149～1161年)間，金宋兩國並沒有發生大的戰事，也沒有發生南宋激怒金國的重要事件；四是欽宗在金囚禁了近三十年，金兵對其嚴密看管和監護，欽宗不具備逃跑的可能。綜上所述，完顏亮毫無緣由地將欽宗殺掉是不可信的。在《大金詔會釋注》(董克昌主編,黑龍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出版)海陵王諭宋旨中記載：“⋯⋯自朕即位後，一、二年間，帝曾差祈請史巫及等來，言及親屬及增加帝號等事(海陵王天德三年二月，宋高宗派巫及使金，請求歸還宋欽宗以及皇族，並請求增加帝號)，朕以即位之初，未暇及此，當時不允許。其所言親屬中，今則惟天水郡公昨以風疾身故外，所請事，後因熟慮，似不可以。”根據海陵王這一諭旨可知，欽宗是因中風在金國而死的。在《續資治通鑑》中,記載紹興三十一年(1161年)五月辛卯(十九日)金使王全到臨安向宋高宗奉報海陵王諭旨時，也提到了宋欽宗是因中風而死的。關於欽宗死亡的時間，在《金史•海陵王本紀》中記載：“正隆元年(1156年)六月庚辰(九日)天水郡公薨。”在《宋史•欽宗本紀》中記載：“紹興三十-年(1161年)五月辛卯(十九日)，帝崩問至。”《金史》與《宋史》記載欽宗死亡時間相差五年，在一些文學作品或一些欽宗傳記中，欽宗的死亡時間有採用1156年的，也有採用1161年的。那麼，究竟哪一個時間為準呢?很多學者認為應以1156年為確。因為欽宗囚禁在金國，《金史》中對宋徽宗、宋欽宗以及後人的重要情況均作記錄，欽宗死亡是很重要的事件，因此，在海陵王本記中予以記載，故記載的時間很具體詳細。《宋史》中記載欽宗死亡的時間為什麼會晚了五年呢?這是因為金國為繼續利用欽宗作談判的籌碼，以便處於有利地位，以獲得更多的利益，才故意隱瞞了欽宗死亡的消息，遲遲不通報南宋。另外，從字面上看，《宋史》記載為：“帝崩問至”，也就是欽宗死亡的消息傳來的意思。因此，1161年並不是欽宗死亡的時間，而是南宋得知欽宗死亡訊息的時間。

　　《宋史》和《金史》均是由元朝曾任過監修國史官的大臣脫脫主持撰修的，脫脫沒有將欽宗死亡時間統一為一個時間，而是按宋金兩國史官的原始記錄如實記載，在這裡可以看出脫脫修史的原則，也可以讓後人領略金國在同南宋的和戰中所運用的策略。

　　關於徽宗和欽宗死後歸葬問題，《呻吟語箋證》記載：“四月二十一日甲子，太上薨於五國，遺命葬內地，虜主徇宮中意，欲許之，廷議不可。”自被俘之後，徽宗時時都在盼望在有生之年能回到家鄉，他的這一願望終成泡影。徽宗在臨死之前仍懇請金人將他歸葬內地，他所希望歸葬的內地，是指位於今河南省的鞏縣(現為鞏義市)宋陵。北宋皇陵是宋太祖趙匡胤選定的。當時鞏縣一帶山青水秀，山環水抱,是位處“峻極於天”、“山高水來”的吉祥之地。故而先期葬在這裡的陵墓均建在低平之處，面朝嵩山，背負洛水，集中分布在北起鞏縣孝義鎮，南至鞏縣西村，中貫芒田鎮的範圍內，占地總面積約三十平方公里。關於宋徽宗死後的埋葬事宜?正史中並無記載。因徽宗死在金國,又是俘虜,當然不可能按中原皇帝的規模進行安葬,只能按金國的習俗葬之。《金史•初興風土》載:“死者埋之,而無棺槨。”據考古工作者對松花江下游、黑龍江一帶金代墓群發掘證實，金代已有土葬與火葬相結合的葬式。屍體火化後，將骨灰及隨葬品裝入木棺下葬，再在墓穴內將木棺、骨灰和隨葬品一同焚燒。有野史說鄭後和徽宗死時皆用生絹裹屍直接埋於土中。正因為徽宗死時是按金俗火化的，或者雖未火化，但由於不留封土，找不到遺骨，才在後來徽宗靈樞南歸時出現了空棺之謎。

　　紹興十二年(金皇統二年,1142年)三月，宋金議和。宋每年向金輸銀二十五萬兩、絹二十五萬匹，以淮水為界，宋帝向金帝稱臣，金朝冊封宋高宗為帝。金同意歸回徽宗、鄭皇后、高宗妻邢後(死於紹興九年,1139年)梓宮，同時准許高宗生母韋太后歸國。1142年三月，韋太后連同裝有徽宗、鄭皇后、邢後的十餘輛牛車踏上了回歸之路，直到八月方到臨安。十月，南宋以隆重的儀式將徽宗暫葬於會稽(今浙江省紹興市),名曰永固陵。因為宋朝祖陵還在金人占領之下，南宋只得將徽宗臨時安葬在會稽，指望以後能收復失地，再歸葬鞏縣宋陵。誰知南宋共歷九帝，一個跳海，一個出家，一個葬在廣東，其餘六個也都葬在了會稽。

　　據元人陶宗儀(號南村)所撰的《輟耕錄》載，元朝至元二十三年(1285年),住在杭州的一位姓楊的江南和尚在盜掘南宋諸帝陵墓時，發現徽宗棺內只有一根朽木，從此徽宗空棺之說流傳了下來。其實金國同意歸還徽宗靈柩，是因死去的徽宗已沒有使用價值，並在籌辦徽宗靈柩時，因金國已將徽宗火化，屍骨無存，只得尋一段相當人體重量的園木放入棺內，使人不會感到是個空棺。金人知道南宋是不會開棺檢驗的，誰知一百四十三年後露了餡。

　　徽宗死後，欽宗同其他宋俘仍囚禁在五國城。皇統元年(1141年)二月,金熙京為改善與南宋的關係，將死去的徽宗追封為天水郡王，將欽宗封為天水郡公。欽宗改封號後,是否還囚禁在五國城?據《呻吟語箋證》載：“紹興十一年(1141年)二月，虜主贈太上天水郡王，復靖康帝天水郡公，賜第上京。”根據這一記載可知，金國在為欽宗授新封號的同時，在金上京賜給欽宗一處上等房舍，將欽宗及身邊的妃嬪、子女一同遷到了金首都上京城居住。

　　1153年，完顏亮遷都於燕京，極有可能也將欽宗遷往燕京。一是便於監督看管，二是隨時利用欽宗向南宋施加壓力，三是仍想按金兀朮死時所獻之策，爭取將欽宗立為傀儡皇帝，幫助金國統治淮河以北宋半壁江山。另外，一些野史在記載欽宗死亡時，也都將欽宋死亡地點說在燕京。

　　欽宗死後葬地，《金史》中曾有記載：“大定十一年(1171年)三月，辛已，命有司以天水郡公旅梓依一品禮葬於鞏洛之原。”宋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三月，金世宗遣人至臨安，向南宋通報安葬欽宗的事，諭旨曰：“汝國即知鞏、洛陵寢歲久難遷，而不請天水郡公之柩，天義安在?朕念天水郡公嘗為宋帝，尚爾權葬，深可矜憫。汝國既不欲請，當為汝國葬之”(《續資治通鑑》卷142)。以此諷刺南宋。據《宋史•禮志》載：“孝宗乾道七年(1171年)辛卯二月，金以一品禮葬欽宗於鞏洛之原。”可見，金國在葬欽宗時還是很隆重的，將本是二品級別的欽宗以一品級別葬在鞏洛之原。據清乾隆年間修撰的《鞏縣誌》載：“永佑陵，在縣西南。宋徽宗虜去，同欽宗梓宮奉還行在，葬於此。永獻陵，宋欽宗陵，事同徽宗。”在《朝野雜記》中載：“欽宗之喪，舉哀於天章閣南，以學士院為几筵殿，上陵名曰永獻。暨乾道中，朝廷遣使求陵寢地，金人許以遷奉，且並歸靖康梓宮，朝廷難之。金人乃以禮陪葬於鞏縣雲。”據元人馬端臨撰《文獻通考》記載：“金人徒葬欽宗於鞏洛原。而荊襄諜報及謂：‘金以十萬騎奉還陵寢以來，中外洶洶，邊塞咸請增戍。’後卒無事。”因鞏縣離宋金邊界並不遠，當金國用十萬騎護送欽宗靈柩時，宋朝守邊將領為防金兵犯境，要求增加兵力。金朝動用十萬騎也是怕南宋藉機收復失地。

　　根據上述史料證實，徽宗二帝均死在金國。徽宗於1135年死在五國城，1161年靈柩歸回南宋，暫葬會稽。1171年金人葬欽宗於鞏縣宋陵時，同時為徽宗修建了一個衣冠冢。依上述記載，徽宗實際上曾葬三處，最初葬五國城，屍骨按金葬習俗火化，屍骨留在了五國城。遷葬會稽時，棺中實為一朽木。徽宗真正意義的墓地還是在五國城，即黑龍江省依蘭縣，徽宗的屍骨已永遠地留在了五國城。由於徽宗已死近千年，當年埋葬徽宗的具體位置已無法考據。如今在浙江紹興市東南寶山南宋陵區，當地人稱為“宋六陵”。葬在這裡的是南宋九位皇帝的前六位，後三位皇帝沒有葬在紹興。宋六陵里並不包含徽宗。南宋陵現已是中日合資的茶場，昔日的陵墓碑刻已不復存在。

　　靖康之難的影響
　　“靖康恥，猶未雪”。對於北宋亡國的靖康之難，人們耳熟能詳的莫過於岳飛的《滿江紅》。如果千百萬人民國破家亡的一段痛史僅繫於一首詞，這歷史便也不能稱之為歷史。

　　金國對宋朝的了觧比宋對金的了觧深刻得多。金國知道經濟文化高度繁榮的宋帝國，卻畸形地重文輕武，因而敢於以武力征服為國策。宋朝對金屢處弱勢而又積弱不返，以至靖康二年四月，徽、欽二帝連同國庫財產、無數珍寶、皇親國戚同時被金人擄去。宋朝的財政儲備沒入金人之手。《靖康要錄》、《大金吊伐錄》及《建炎以來系年要錄》等書記載，金兵占領開封前後，迫使北宋皇帝下詔徵集金銀等物，先後被金人掠走數百萬兩黃金，數千萬兩白銀，其他匹帛等財物更是不計其數。在靖康之難中，中原發達地區損失尤為慘重。莊綽《雞肋篇》描繪了宋朝統治區廣大地域被野蠻人破壞的慘狀；“建炎元年秋，余自欀下由許昌以趨宋城，幾千里無復雞犬，井皆積屍莫可飲。金人亂華，六七年間，山東、京西、淮南等路荊榛千里，斗米至數千，且不可得，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據張善余主編的《中國人口地理》記載：靖康之難使宋人口減三成，約三千六百萬人！由於人口和財產的巨大損失，這是南宋難以振作的重要原因之一。更何況還會對國民心理產生強大的精神壓力。

　　1127年，高宗倉促即位於建康（沒有上一任皇帝詔書，合法性問題一直困擾着這位皇帝），他的政策先是搖擺於和戰之間，繼而確定對金以和政策。不幸的是，這一政策最終釀成岳飛下獄，並屈死。一項令華夏民族蒙羞的和議終於在激烈的反對聲中完成。宋必須向金稱臣，這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漢人的政權向蠻族政權稱臣；以淮河河流中間為界，意味着丟失了大批國土。每年向金國輸送更多的歲幣。這顯然是一個令人屈辱的和約，但終於使南宋得到某種法律意義上的認同（在此之前，金是不承認南宋政權，並在北宋各地建立不少忠於自己的漢族地方政權，如張邦昌的大楚國和劉豫的大齊國等）。也即是說，這個令人蒙羞的和議，也換取了趙構稱帝的合法性。當然趙構亦有說辭，如果對金用兵，二帝及諸皇親大臣性命難保。關於二宋之際是和是戰，至今亦是史學界聚訟的一大問題。

　　金朝統治中國淮河以北達一個世紀之久，華北漢人一時同化於女真人。陸遊曾有詩云：“上源驛中槌畫鼓，漢使做客胡做主。舞女不記宣和妝，廬兒盡能女真語。”而女真化更深的是幽囚在東北的趙氏皇族，他們改姓為伊爾根覺羅氏，為滿洲滿族第一大姓。同時，中原女真人也迅速漢化。金海陵王漢化尤深，能漢詩，名句有：“屯兵百萬西湖上，立馬吳山第一峰。”

　　其實，歷史上清朝的滿洲族就是女真族的後裔。但是，由於歷史上發生的“靖康之變”，清太宗爲了再次入主中原，出於政治上的需要，將國號“金”改爲“清”；將“女真”改爲“滿洲”。並且諱言女真和金朝的那段歷史。因此，清朝的200多年來研究女真成爲禁區，女真文字在消亡之後的400年間，無人知曉。即使滿文老檔，也不一定記載了滿族人祖上的”輝煌”。

　　靖康之難促進了文學創作新體式的發展。如兩宋之際南渡時期的詞壇以豪放為主，可謂之為”南渡體”，這是由高宗時期的一些詞人組成，靖康之難、宋室南渡和家國之痛是這個時代的主旋律，其詞人組成，或是中興名臣，或是英雄豪傑，或是文官詞人，或是隱逸詞人等等，代表詞人有岳飛、趙鼎、李綱、李光、胡銓，也含有張元干、張孝祥等，因其中任何一位詞人，均不能成為這一詞體的代表人物，故而，以南渡這一時期為詞體名稱。南渡體大多慷慨悲涼之作，是東坡體與稼軒體的重要紐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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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說不盡的靖康，說不盡的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