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讀到過的對中國經濟發展最合理的解釋。本人對此深有同感，集權和市場經濟的結合是效率極高的。上一世紀三十年代德國迅猛的經濟發展和厥起，亞洲日本和四小龍的經濟騰飛，以及一定程度上美國二戰後由高速公路帶來的快速發展，甚至蘇聯的快速工業化，都是這一結合的產物。用秦教授的語言，這一結合帶來的是低自由和低人權，從而低成本，加上市場調節，消除了計劃經濟的浪費，達到極高的經濟效率。本人在此列舉一些，或許秦教授不願說明的，中國特色的低成本，

1。甩掉負擔
美國國家財政最大負擔是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障。中國改革幾十年，通過通貨膨脹極
大的減少了對退休人員的支出。網上有人計算過三十多年的通貨膨脹為三十至四十倍。退休人員現在的一千元只是三十多年前的二三十元。無增長或減少。同時，國家通過推給個人成功減少醫療費用支出。減少了對老弱病殘這類無勞動力價值的支出。
2。廉價勞力
農民工，這點不用多提。
中國改革幾十年也提供了廉價腦力。雖然水平有待提高，中國現在提供了接近美國的大學畢業生，工程師，碩士和博士生。而培養費用不到美國的十分之一。
3。共享科技
科技是現代經濟的發展動力，中國奉行拿來主義，沒有付出巨大的研發費用。美國科技書籍文獻巨貴，更不用說有專利法保護的技術。對中國，這些是可以隨時翻譯拷貝，極為廉價。這對科技普及，極為重要，也是中國可以廉價培養出大量工程師，碩士和博士生的重要因素。專利法鼓勵創新，卻防礙經濟發展。
3。廉價原材料
廉價土地資源，國家控制土地資源，這點不用多提。
廉價環境資源，這點也不用多提。
廉價食品資源，這點由廉價農民提供。
能源不廉價，這是中國經濟發展頸瓶之一。
4。集中財力
國家和老百姓的錢都在銀行，國家把財力用在投資上，由市場決定的關鍵項目上。因而財力得到了很好的利用。雖然也有腐敗和浪費，總比美國發錢給老弱病殘和不勞者或少勞者好。因為投資是有回報的。這也是美國共和黨堅持給富人減稅的原因。財富集中在能人手中。

還是請看秦教授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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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奇蹟”的形成與未來

秦暉

在改革開放三十周年之際，在新一輪改革開放的恢弘歷史長劇正在揭幕之際，無疑，我們需要一場關於改革30年的大討論。總結三十年，反思三十年，甩掉歷史包袱，開創改革新局，這是對改革開放三十年最好的紀念，最好的繼承，也是我們在歷史新關頭最重要的使命。）

國際上轉軌經濟學界對所謂的“中國之謎”，即所謂的“中國奇蹟”與“東歐困境”的解釋，已成為最大的論題之一，而且各方似乎已經形成了“漸進－激進”的討論模式。古典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往往認為東歐的“激進轉軌”雖然付出很大代價，但一舉解決了實質性問題，將來會顯示出大效果；而中國的“漸進轉軌”雖然獲得了持續的經濟增長，但實質性問題繞不過去，將來會遇到大困難。相反，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則認為東歐轉軌恰恰陷入了“市場原教旨主義”的“激進”誤區，而中國的漸進轉軌似乎具有更多的凱恩斯式或福利國家式的政府干預成分，因而取得成功理所當然，將來雙方的對比也不會逆轉。

顯然，這種爭論的背後包含某種共同前提，即中國“漸進”——更多凱恩斯或福利國家或社會主義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增長，東歐“激進”——更多自由放任或市場競爭色彩——因而經濟（根本性地或暫時地）衰退。

但是筆者認為，這個前提是大可質疑的。首先就轉軌目標模式而言，中國明確地自認為是“摸着石頭過河”，很難說她的目標是什麼 （尤其難說是“福利國家”），而多數東歐國家倒是明確以加入歐盟為目標，而歐盟多數國家長期是社會黨執政，是當今世界上福利國家的典型，東歐各國入盟談判中的“福利門檻”、“勞工保護門檻”往往比“市場化門檻”還高。而現實就更不必說：恐怕沒有人能證明如今的中國比東歐更像“福利國家”，而作相反的證明倒是輕而易舉。（參見秦暉：《中國轉軌之路的前景》，《戰略與管理》2003年第1期，4-5頁）“劇變”後的中東歐，經互會國家轉軌戰略各有特點，其中像白俄羅斯與愛沙尼亞這兩個空間與歷史都相近的“前蘇聯”國家，其轉軌經濟政策的相差之懸殊實難以用“東歐轉軌”這個概念來包容：盧卡申科治下的白俄羅斯基本上拒絕市場化，其經濟面貌簡直比我們的南街村還“南街村”；而愛沙尼亞以“面向外資全賣光”方式實行的私有化堪稱東歐最激進之一。如果不考慮政治變革而僅從經濟上講，所謂中國與“東歐”轉軌政策的差異恐怕遠不及東歐內部（如上述的白、愛兩國）之差異來得大。

但是，不管是白俄羅斯還是愛沙尼亞，抑或中東歐的任何國家，劇變前後都出現了或長或短的經濟衰退。隨即它們先後幾乎都（除幾個發生戰亂的國家外）恢復了或強或弱的經濟增長，但與中國持續30年的經濟增長相比似乎都顯遜色。無論有多少水分，改革以來的中國經濟就其增長速度而言，的確是個“奇蹟”。於是，如今無論中國國內還是國際上的評論界，大都認為中東歐人犯了某種錯誤，而中國人則提供了正面的經驗。

的確，從事後分析的角度指出某些中東歐國家犯的錯誤並不難，但既然無論激進還是漸進、搞不搞所謂休克療法、左派執政還是右派執政，都經歷過衰退，整個中東歐從白俄羅斯到愛沙尼亞（更不用說從土庫曼斯坦到前東德）都出現過衰退，那麼它們與尚未經歷過這種衰退的中國之間的比較，就很難以“休克療法”是否錯誤之類的說法來解釋。

【上篇】雙重效率增益與走出“負帕累托”：中國奇蹟1978-1989

1984年國慶35周年遊行時，拖拉機載着“聯產承包好”的牌子通過天安門廣場。
“走出‘文革’”的改革
中國的改革進程，如果按通常的說法從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算起，已經歷整整30年。而鄧小平曾經有個說法：其實，“改革在1975年就開始了。那時的改革，用的名稱是整頓”。從個人角度講，鄧小平這樣說有其道理。因為1975、1978這兩個年份都是他復出掌舵之年。而從實際歷史進程來講，這個說法也有相當的邏輯根據，因為這兩個年份都是擺脫“文革”的標誌年：1975年是在毛澤東還在世但已漸失工作能力的情況下，鄧小平利用實際主政之機“暗渡陳倉”式地試圖擺脫“文革”，但被毛澤東生前最後一次政治鐵腕所挫敗。而1978年在毛去世後，鄧小平在人心所向的氣候下終於戰勝堅持毛澤東路線的“凡是派”，使中國真正擺脫了“文革”。所謂改革在其原初意義上就是擺脫“文革”，因此無論以1975年還是以1978年劃線，應當都沒有什麼問題。（中國社會科學院主辦：《為中華之崛起——紀念中國共產黨成立80周年》）

但是“擺脫‘文革’”並不等於走向市場經濟，尤其1975年的“整頓”實際上強調的是恢復計劃秩序，向如今被認為是“蘇聯模式”而“文革”時期被譴責為“修正主義”的那一套靠攏，而根本與市場化背道而馳。人們應當記得，甚至在“四人幫”倒台後很長時間，像溫州那樣在“文革”的混亂中自發出現的市場化苗頭，那時都是被當作“四人幫”統治的惡果而受到嚴厲譴責並成為“整頓”對象的。

而另一方面，“擺脫文革”又決不僅僅是擺脫1966－1976那十年，因為按照薄一波回憶錄的敘述，實際上早在1956年否定一長制、實行政工治廠後，“蘇聯那一套”就在中國吃不開了。改革前中國與蘇聯雖然都有相似的意識形態，其體制，尤其是經濟體制還是頗有區別。在工業方面，這種區別從1956年中國批判“一長制”開始凸顯，到大躍進時代出現與“馬鋼憲法”（當年中國人對以蘇聯馬格尼托哥爾斯克鋼鐵聯合企業經營管理模式為代表的工業體制的稱呼）對立的“鞍鋼憲法”，直到後來長期、全面的“反修”。實際上，“文革”前毛澤東與劉少奇等人的矛盾，除去純個人因素的成分，如果說還有所謂路線的分歧的話，那幾乎就是“農民戰爭式的命令經濟”還是“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經濟”，或者說是“鞍鋼憲法模式”還是“馬鋼憲法模式”、只講“政治經濟學”還是多少講點“計劃科學”的區別。

眾所周知，在蘇聯，改革前曾長期堅持以計劃經濟批判“市場社會主義”的教條傾向。而在中國，那時並沒有“市場社會主義”的問題，改革前20餘年間不斷的“反對修正主義”，與其說是以計劃經濟反對市場經濟，毋寧說是以胡鬧的命令經濟來反對理性的計劃經濟傾向。當時經濟上的“反修”舉動，除了反對“三自一包”帶有一點“反市場”色彩外，其他如反對“消極平衡”、反對“條條專政”、反對“托拉斯化”、反對“一長制”與“管卡壓”、取消所謂“不合理的規章制度”、推行消滅分工的“五七道路”和反優化配置的“五小工業”等等，都是反對理性計劃機制的。劉少奇、薄一波這些所謂“修正主義者”那時並沒有搞市場經濟的念頭，他們只是想要多一點理性計劃經濟，少一點大轟大嗡。但在那些年月中後者是優勢是主流。根據薄一波的回憶，在改革前的30年裡，除1956年以前局部（如東北）有較多理性計劃的成分、1962－1964年間又有更弱的“恢復”嘗試外，連“八大”到“反右”之間、“四清”到“文革”之間這些一般被認為尚屬正常的年月，理性計劃亦無力推行。更何況反右、大躍進與“文革”那些年月？（薄一波：《若乾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下卷，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年，961－982頁）

這一切造成了中國與東歐改革前體制的不同。雖然中蘇舊體制都是在落後的農民國家裡發生革命的結果，帶有希克斯稱為前市場的傳統時代“命令經濟”的特徵，但此前俄國受工業文明、市民社會的影響畢竟深一些，其體制較多具有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成分。從列寧欣賞福特製、泰勒制，斯大林時期的“馬鋼憲法”強調專家治廠、經濟核算、科層管理與一長制，直到勃列日涅夫時代大興數理經濟學，強調要素配置的最優化模型，逐步發展了一套“科學計劃”體制。該體制與規範的市場經濟相比固然既無效率也不人道，但與大轟大嗡的農民戰爭式的“運動經濟”和長官意志的“命令經濟”相比，至少在效率上要強得多。蘇聯把“科學計劃”的潛力發揮到了極致，以致在這一方向上已無發展餘地，而另尋出路則要付出打亂原有的“科學計劃”的代價。

中國則不然，其所建立的更多是帶有傳統農民戰爭色彩的、“無計劃的命令經濟”，體現的與其說是工業文明的科學主義和經濟理性，毋寧說是農業時代的長官意志與浪漫激情。中國的“鞍鋼憲法”與蘇聯的“馬鋼憲法”；中國的黨委負責制與蘇聯的一長制；中國的政工治廠與蘇聯的專家治廠；中國的群眾運動與蘇聯的科層管理；中國的政治掛帥與蘇聯的經濟核算；中國直到改革前仍只知道“政治經濟學”而不知數理經濟學，而蘇聯改革前數理經濟學或曰“計劃科學”已經是主流；中國的“小而全”、山頭經濟和“三邊工程”與蘇聯的強調優化分工、規模效應、科學布局……都反映了這種農業時代的“命令經濟”不同於工業時代的“計劃經濟”。

當然，再“理性”的計劃經濟，雖然可以做到運籌學與線性規劃下投入產出函數的“最優化”，卻無法適應每個人千變萬化的消費偏好；雖然可以做到靜態的“計劃均衡”，在極端的“分配經濟”中甚至可以消除市場試錯過程中難免的過剩與不足交相波動，但卻無法擁有動態均衡的市場競爭所產生的創新激勵；雖然在實物指標上它可以很有“效率”地生產出大量的產品，但在以可感知福利為基礎的效用增益效率方面卻遠不如市場經濟。而最根本的，正如布哈林當年所說：計劃經濟“必須消滅所謂勞動自由，因為‘勞動自由’是同正確組織起來的‘計劃’經濟和勞動力的計劃分配不相容的”。何止“勞動自由”，在無視個人偏好的情況下“消費者主權”不復存在，個人成為整體機器上的“螺絲釘”，勞動、消費乃至整個生活以至思想，在邏輯上都有被“計劃”的趨勢，在這一點上“理性計劃”與非理性的胡鬧並無本質區別。而這後果遠比科爾奈講的“軟預算約束”要嚴重。（布哈林：《過渡時期經濟學》，三聯書店1981年，126頁）

“喬廠長”比“普隆恰托夫經理”能幹？

因此，再“科學”的理性計劃體制雖可以有效地完成工業化原始積累 （非理性的命令經濟連這一點也做不到），但遲早也會面臨變革。而一旦變革，越“科學”的計劃被放棄所要付出的代價 （所謂改革陣痛）就越大。這代價包括“市場均衡”尚未建立，“計劃均衡”已被打破；效用增益效率尚未改進，實物投入產出效率卻下降了；競爭—創新激勵尚未形成，強制積累功能已經瓦解。而且，這些代價的大小與“漸進”還是“激進”並無明顯關係。從中東歐到前蘇聯的30個轉軌國家儘管在“漸進”與“激進”、左派掌權還是右派掌權等方面千差萬別，但轉軌初期無一例外地都出現了程度不同的經濟衰退。而且“漸進”國家付出的代價未必小於“激進”國家。計劃經濟固有的創新效率差、效用增益低以及“設計”人的行為這種思路本身的非人道性，是再鑽“最優化”的牛角尖也無法解決的根本弊病。進入1980年代後，“計劃最優化”已出現明顯的邊際效益遞減。而西方市場經濟卻在這時出現了信息技術革命、產業結構升級和“里根－撒切爾繁榮”。形勢迫使蘇聯人不得不改弦更張。但是，放棄這樣嚴密的“科學計劃”對經濟的衝擊是很大的。東歐人在這一過程中無疑有這樣或那樣的失誤，但即使避免了一切失誤，一個時期的經濟滑坡也在所難免——最明顯的是：甚至連並沒有面臨轉軌問題的芬蘭，僅僅由於她與經互會國家貿易比重很大，也受累於理性計劃的廢棄，在1989年後經歷了連續數年的經濟大滑坡。1991－1994年，芬蘭國民生產總值從1220億美元降至958億美元，降幅達21.5%。（Encyclopaedia Britannica, 1994 Book of the Year, Chicago: EB Inc., p.607; 1997 Book of the Year, p.605.）

反觀中國，一方面它在“計劃經濟”方面還有極大的改進餘地，不像蘇聯那樣已經走到盡頭，非得徹底改換“路線”不可；另一方面中國根本沒有享受過“科學計劃”的好處，當然也不必承受放棄“科學計劃”所要付的代價。中國改革前的“文革經濟”本來就具有“既無市場又無計劃”的特點，也就不存在蘇東那樣從理性計劃陷入“無計劃無市場”的轉型陣痛的問題。“文革”時期中國本來就沒什麼計劃均衡可言，實物投入產出效率已經十分低下，強制積累的功能雖不亞於東歐，但“瞎指揮”對這些積累的浪費更甚於東歐。因此“文革”後期的中國經濟實際上處於“只要不再胡鬧，怎麼幹都比以前好”的狀態。事實上我們從林彪事件後披露的所謂“571工程紀要”之類文件可以看出，毛澤東身後出現變革，幾乎已是呼之欲出的事。

正是這種“改革前的胡鬧”為後來的變革創造了“無代價增益”的前提。事實上，以1975年“整頓”開始的前期中國改革與其說是擺脫蘇聯模式，不如說在許多領域是放棄“運動經濟”而恢復甦式管理，放棄“鞍鋼憲法”而部分恢復“馬鋼憲法”，用鄧小平的話說就是：“把經濟搞上去，首先是恢復生產秩序。凡是這樣做的地方都見效。”而用“文革話語”說，那就是“修正主義”來了。事實上，改革初期我國國有企業採取的許多改善管理的措施，與蘇聯後期搞的“謝基諾實驗”、“茲洛賓方法”、“列寧格勒經驗”、“新波洛茨克方式”等等都可以說異曲同工。甚至那時流行的“大廠文學”，以著名的《喬廠長上任記》為代表，也與蘇聯後期的“大廠文學”如《普隆恰托夫經理的故事》等如出一轍。兩者都提倡專家治廠、“科學”管理，既抵制政工人員的瞎指揮，又完全沒有市場營銷的概念。

但是“停滯時代”的“普隆恰托夫經理”黔驢技窮回天無力，而“走出胡鬧”的“喬廠長”卻大展宏圖開始了“奇蹟”，這與其說是後者比前者更能幹，毋寧說是後者的前任比前者的前任更糟糕。在“喬廠長”上任的時代，中國無論是走市場化改革的道路，還是建立科學主義的理性計劃，都能帶來經濟績效的提高，而戈爾巴喬夫時代的蘇聯已經沒有這種可能了。

失去的只是鎖鏈：改革前期的公正性增益

理性計劃與非理性的命令如果對改革的效率增益有影響，那麼改革前體制的束縛——保障功能是否協調則有關改革的公平性增益。

某些自由主義者也許會認為一切“非自由”的安排都沒有正當性，但實際上，人們之所以接受某種束縛性共同體的安排，不盡然是因為強制。如果自由能夠交換“安全”，包括廣義的安全即社會保障，人們是會權衡的：假如犧牲較少的自由能換來較多的保障，那麼這種束縛可以被認為是公平的。如果自由的犧牲與保障的獲得程度相當，那麼這種體制至少也並不顯得太不公平。事實上，民主社會主義與福利國家的制度安排正是在這個意義上得到相當多的現代公民的擁護。中國與東歐改革前的舊體制當然不是民主社會主義，人們也沒有權力（通過選票）在這兩者間進行權衡和交換。但體制的束縛與保障功能仍成為“不自由”的兩面而給人以不同的感覺。一般地說，任何改革前體制都沒有實現所謂“共同富裕”的烏托邦，但很多國家這種體制具有的社會保障功能還是明顯的。而走出舊體制的“轉軌”過程，用馬克思的話說就是“兩種意義上的自由”過程：既擺脫了束縛，也失去了保護。

不同的利益群體在舊體制中受到的束縛與保護程度是不同的，相對而言，受到束縛少而得到保障多的群體會覺得這個體制比較公平，反之會覺得它不公平，並強烈地要求變革。同樣對於轉軌過程而言，如果某個群體在此過程中擺脫的束縛多於他失去的保障，甚至是只擺脫束縛沒有失去保障，他們會擁護改革並認為它是公平的。而如果擺脫的束縛很少而失去的保障更多，他們就會感到不公平了。這兩類群體孰眾孰寡，就決定了整個社會對改革的接受程度，或者說是改革的“公平”程度。

與民主福利國家的價值體系相比，改革前舊體制的社會保障在其價值體系中的地位本來就較低，儘管舊體制的意識形態基礎也有強烈的理想主義色彩，但這種“理想”的基礎是所謂“科學”而非人道，為了合乎科學、因而據說最終也合乎正義的目的而強制人們作出犧牲，是合乎邏輯的。蘇聯建國初期很有影響的普列奧布拉任斯基的《新經濟學》就把“蘇維埃經濟”的發展分為兩個階段，前為“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後為“社會主義積累”時期。他認為發展普遍福利那是到了“社會主義積累”階段的事，而在此之前的“社會主義原始積累”時期，蘇維埃的任務是“比資本主義更嚴厲地‘剝削’農民”來完成原始積累。因此蘇聯在整個斯大林時代，農民在受到嚴厲束縛的同時根本沒有什麼福利可言，甚至不只一次地出現過餓死大量農民的“體制性饑荒”。如果那個時候發生轉軌，農民的熱情恐怕不會亞於中國式的“改革奇蹟”。然而歷史並沒有這樣演進，而蘇聯畢竟在“理性計劃”的安排下相對有效地利用了犧牲農民利益乃至生命換來的“原始積累”，完成了工業化與城市化過程。到了勃列日涅夫時代，不僅農民人口已是少數，而且蘇聯工業的積累也已不必依靠“剝削”農民。相反地，工業“反哺”農業的過程已經出現。當時蘇聯農業中不僅國營農場比重已經超過集體農莊，而且自1966年最高蘇維埃通過“關於全蘇集體農莊實行有保障的工資制”決議後，集體農莊成員的福利保障水平也與城市國營企業工人大體相當了。於是當市場經濟轉軌開始時，蘇聯農民的感受與我國農民在1980年代改革時的感受相差懸殊，而與我國1990年代國企改革時工人的感受卻有類似之處：失去保障的“代價”成為出現嚴重問題和不公平感的根源。

而在一些東歐國家還有更為懸殊的情況：不僅捷克、東德等原來就已工業化的國家沒有原始積累問題，像波蘭、南斯拉夫等國，原來在共產黨時代就沒有搞集體化，他們的農民一直是私有小農，擁有不亞於我國農民改革後才擁有的種種自由，而當時的體制為了增加意識形態對農民的吸引力，在農民人口比例不大而且工業化水平較高的條件下給他們的小農提供了相當高水平的福利保障。如波蘭1972年全國農民實行公費醫療，1978年全國農民實行退休制，同時還建立了國家財政支持的農業產前產後服務系統（即所謂“農業圈”制度），而為了爭奪對農民的影響力，教會方面也與政府展開“支農競爭”。如1983年教會就建立了20億美元的農民援助基金，向農民提供各種生產、生活保障。這樣到了市場經濟轉軌時，他們的農民就與我國的農民處於完全相反的境況：他們原來就沒有多少束縛需要擺脫，而原來受到的高水平保障卻有失去的可能。因此毫不奇怪，波蘭轉軌初期最牴觸的階層就是農民。

與這些國家不同乃至幾乎相反的是：我國改革前體制的“原始積累”不僅力度大，而且由於缺乏“理性計劃”浪費嚴重，以至儘管從數字上看到改革時我國產值中工業的比重並不低，但它缺少自我積累的能力，一直處於靠“剝削農民”來維持的狀態，致使我國農民在舊體制下受到比蘇聯、東歐更嚴重的束縛，而基本得不到什麼社會保障。一個突出的事實是：除了眾所周知的三年大饑荒造成餓殍盈野的慘劇外，農村小規模的非自然原因餓死人現象從統購統銷時代一直到1975年在檔案中都時有發現。周其仁先生曾說，改革前我國的工農業都是“國家控制的經濟”，真正的區別不在於“全民”還是“集體”，而在於當時的國營企業是“國家控制、國家承擔控制後果”的經濟，而農村人民公社則是“國家控制、農民承擔控制後果”的經濟。這實際上指的就是農民只受嚴厲束縛，而幾乎得不到國家的什麼保障。在這種情況下，經濟轉軌初期對於農民而言幾乎是無代價的好事，套用一句老話，他們在改革中“失去的只是鎖鏈”。

改革前中國的人口80%以上是農民，僅這一點就決定了改革前期絕大多數人是受益者。而這一“公正性”又因改革起因於“走出文革”而進一步凸顯。

走出“負帕累托”：改革前期的社會共識

經濟學上有所謂“帕累托改進”的說法，指那種所有人都受益，只是受益多少而基本無人吃虧的過程。但是這樣一種過程的實現在歷史上其實很罕見。因為現實生活中存在種種利益衝突，所以現實的改進通常都是“非帕累託過程”：或者是多數人受益少數人吃虧——一般認為這就是可取的；或者是少數人受益多數人吃虧——這就不可取。而改變這些過程的“改革”或“轉軌”也就面臨兩種情況：或者是改變了上述可取的過程，那就成了多數人吃虧的“不公平改革”；或者是改變了上述不可取的過程，那就是多數人受益的“公平改革”。但是無論哪種情況，改革都有人吃虧，因而面臨吃虧者的抵抗，或者至少是不合作。也就是說，無論改革總體上“公平”與否，它都很難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換言之，改變一種非帕累託過程的改革，一般都是另一種非帕累託過程。這幾乎可以說是一個定律。

但是，如果有一種過程是所有人都吃虧，只是吃虧有多少而基本無人受益，那麼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負帕累託過程”。事實上，這樣的過程歷史上也很罕見，以至於一般經濟學著述只有帕累托改進和非帕累托改進的提法，根本沒人談論“負帕累托”的問題。但是如果出現了這樣的過程，那麼改變這種“人人都吃虧”狀態的改革自然就會使人人都得利 （儘管有多少之分）。亦即這種改革將具有帕累托改進的性質，這是不難理解的。

“文化大革命”恰恰就是這樣一個歷史上罕見的“負帕累託過程”。在那些年裡，中國的“當權派”與“造反派”、社會精英與芸芸眾生、知識分子與工農、漢族與少數民族、高乾子弟與“狗崽子”、“左派”和“右派”都先後被折騰得夠嗆，社會在一波波殘酷的鬥爭中也被弄得滿目瘡痍。古今中外，很少有哪個運動能夠這樣幾乎“得罪了一切人”。無論今天面對改革中的弊端，社會上對“文革”的看法出現多少分歧，一個應當承認的基本事實是：在1975-1978年間，除了“四人幫”等極少的若干人外，幾乎所有人都希望“走出文革”——儘管他們對於走向何方可能並無一致意見。因此，當時鄧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的社會基礎也空前地廣泛，而且幾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確實是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處。“改變負帕累託過程的改革自然就會成為帕累托改進。”

然而相比之下，絕大多數中東歐國家雖然體制弊病也很嚴重，卻沒有出現“文革”這樣的亂世。不僅特權階層是改革前“非帕累託過程”中的受益者，某些壟斷部門乃至受特殊照顧的集團也在集權體制中相對受益。因此他們的轉軌也只能是從一種非帕累託過程走向另一種非帕累託過程，很難得到像我們“走出文革”那樣幾乎是舉國一致的認同。尤其在民主制下，“非帕累托改進”式的轉軌充滿複雜的討價還價和艱難的博弈，所謂“休克療法”其實只是一種理論想象。民主國家豈是誰想“休克”就能休克得了的？倒是我們這裡的“仇和現象”屬於以鐵腕手段強行“休克”的典型。——當然，那是下一階段的事。1978年的帕累托改進是用不着仇和的。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