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降低交易費用”的獨特方式：中國奇蹟1992-2001

■ 如果有一種過程是所有人都吃虧，只是吃虧有多少，而基本無人受益，我們可以說這是一種“負帕累託過程”。“文化大革命”是一個歷史上罕見的“負帕累託過程”。因此，鄧小平“走出‘文革’”的“改革”當時的社會基礎空前廣大，而且幾乎所有人在改革初期也確實得到了或多或少的益處。

■ 匈牙利經濟學家沙巴說：東歐的前計劃經濟運行得相對成功，這使轉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中國“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遊”。

■ 1992年開始第二波改革，鄧小平談到中國改革經驗時就認為：現存體制“有個最大的優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決心，一作出決議，就立即執行，不受牽扯”。

改革的“凱歌行進”與矛盾的積累

匈牙利經濟學家沙巴說：東歐的前計劃經濟運行得相對成功，這使轉軌成為“一次痛苦的長征”。而中國“文革”式的倒行逆施，則使得轉軌“成為一場愉快的郊遊”。（Laszlo Csaba,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form Strategy: China and Eastern Europe Compared'. Communist Economies &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8:1(1996), pp.53-65）這確實有相當的道理。改革前中國式命令經濟與中東歐理性計劃經濟相比的極端無效率導致她可以“無代價放棄”和“放棄即受益”（無論是改行理性計劃，還是改行市場機制都能得到純增益），以及包括絕大多數國民（農民）處在有束縛而無保障的狀態，而“文革”的“負帕累託過程”更使改革初期出現了人人受益的帕累托改進，於是無論在效率還是在公平性方面，改革頭十年都相當成功，而且無需付出什麼明顯的“代價”。

從1975年的“整頓”開始，中國在“走出文革”的基礎上一方面蘇式社會主義（理性計劃）有一定程度發展，另一方面市場經濟的因素也隨之而興。在這個時期，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都給經濟帶來改善，而此兩者亦漸由互補而至牴牾。大體而言，1975－1992年經濟體制的演變軌跡是：

1975－1978年：工農業恢復經濟核算，“唯生產力論”興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成為基本國策。

1978－1984年：以“大包幹”形式下自負盈虧的家庭農場復興為標誌，農業首先開始出現市場化趨勢。而城市工業進入“喬廠長”時代：強化科層管理與經濟核算，追求計劃平衡與最優化。但是，“喬廠長”的能耐很快出現局限性，加上這時東歐的匈牙利、南斯拉夫乃至蘇聯自身都開始出現計劃經濟的末世特徵和改革的嘗試，而在當時“反蘇反霸”的國際大背景下這種嘗試很快在國內得到回應。同時在國門打開後，發達市場經濟國家乃至新興工業化地區與蘇聯東歐的興衰對比也刺激了國人。而且，由於改革前我國並未發展起蘇東式的“計劃科學”與數理經濟學，流行的舊式政治經濟學除了宣示“政治正確”外的確缺乏學術魅力，甚至連促進“計劃理性化”的功能也沒有，因而很快在西方經濟學傳入後顯得陳腐不堪。就這樣在農村因素、國際因素乃至經濟思想因素的綜合推動下，市場經濟因素很快向城市與工業領域傳導。

1984－1989年：我國工業出現在國有體制下引進“市場調節”的趨勢，即所謂“政企分開”。它包括財政分配上的“利改稅”、投資上的“撥改貸”、流通上的“雙軌制”與經營上的承包製，乃至發生1988年的價格“闖關”。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出現第二波：鄉鎮企業興起，並且很快突破畫地為牢的“拾遺補缺三不爭”限制，發展到“三分天下而有其一”的地步，在農村產值中的比重開始超過農業（種植業），農民也開始由“離土”而“離鄉”，“非農化”之潮開始興起，傳統的身份壁壘開始動搖乃至局部坍塌。

但是在這一過程中，改革初期的計劃理性化與初步市場化雙重增益現象開始逐漸淡出，計劃與壟斷（哪怕是“理性”的）與體現人們個性發展的市場自由趨勢日益產生矛盾。鄉鎮企業擺脫“給國有大企業拾遺補缺”和“不與國企爭資源、爭市場、爭人才”的桎梏就是一個例子；而同時工業承包製導致的“短期行為”、“公雞下私蛋”、“個人負盈公家負虧”，雙軌制下導致的“官倒”，也使改革的公正性開始出現問題。而導致1980年代末的改革危機。直到1992年“南巡講話”，改革才在新的基礎上重新開始。

這樣，依靠“過去的糟”來凸顯“現在的好”這個中國奇蹟的第一階段便落下帷幕。依靠市場化與計劃科學化雙重增益提高效率、靠走出“負帕累托”實現相對公平的帕累托改進，這樣無論在效率還是公平方面似乎都“無代價”的改革，已經近於尾聲。

靠什麼降低“交易成本”？

1992年改革“第二階段”起步後，形勢已經發生變化：一方面，蘇聯東歐體制的相繼崩潰使得“計劃經濟”聲譽掃地，在我國本來就先天不足的“計劃科學化”也失去了進一步發展為主導機制的可能。市場經濟逐漸成為明確的發展方向。另一方面，1990一年後建立的體製成功地排除了左右兩邊的“爭論”，也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許多利益群體的博弈能力。中國這個“命令經濟大家庭”在“父不慈子不孝”的狀態下，“是否分家”的爭論逐漸淡出，而“如何分家”的爭論則被壓制，於是用一些經濟學家的話說，“體制變革的交易成本”大大降低了。

這裡應該指出，西方經濟學中所謂的“降低交易費用”，是指保證各方交易（討價還價）權利前提下，以整合契約的方式減少交易費用，而不是用剝奪一些人討價還價權利的方式為另一些人降低“費用”（用科斯的話說，就是用自由契約的企業，而不是用奴隸制來降低“交易費用”）。或者說，它是要降低全社會為維持交易體制而付出的總費用，而不僅僅是用壓制一部分人的辦法為另一些人節省“出價”。但是在我們這裡，“交易成本”理論的運用往往變形。

不過無論是否合乎原意，在我國既有制度約束下，這樣的“降低交易成本”的確是“中國奇蹟”在1992年後重新出現，乃至進一步發展的奧秘所在。如前所述，民主轉軌的東歐國家儘管在市場經濟轉軌中的“漸進”“激進”情況不一，但是都做不到我們這樣的“降低交易成本”。不管是左派還是右派主導，轉軌時期在她們那裡常見的景觀是：“民主分家麻煩大，福利國家包袱多，工會嚇跑投資者，農會趕走徵地客。”這種“東歐困境”與“中國奇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於是，從1992年開始的第二波改革，其基本特點有二：其一是改革的帕累托改進色彩不復存在；其二是“在市場化進程中以集權降低制度轉換的交易成本”成為“奇蹟”的主要原因。

這個時期通過幾次重要的大會，主流理論已從1980年代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調節為輔”改變成“放棄計劃經濟，建立市場經濟”。通過價格並軌而基本實現了產品價格的市場化。在“現代企業制度”的名義下，我國的大批企業從承包製到“明晰產權”、“置換身份”，在“掌勺者私占大飯鍋”色彩濃厚的背景下完成了“轉制”與“重組”。反思改革開放三十年，客觀上呈現出如下特點：

與民主轉軌國家一般都先搞民主私有化、後搞重組“增效”相反，我國一般都在產權改革之前先用國家權力來排除工人的討價還價，實現了“減員增效”，避免了私家老闆裁員要克服工會阻撓的尷尬；然後已完成減員的企業才脫去“國有”帽子，恰在這時出台的“就業優先”（只要不繼續裁員可以不計較資產賣價）客觀上給規避市場經濟中正常的公開競價機制，為“能人”以內定價格“置換”資產創造條件創造了空間。於是想裁的工人都裁了，要送的資產也都送了。如此交替呈現的“科斯主義”和“凱恩斯主義”，加上仇和式的鐵腕，就比許多民主轉軌國家更順利地完成了大批企業的產權改革，而且據說“交易費用”很低。產權改革配合“招商引資”，使投資日益強勁，經濟日趨繁榮。

與此同時，農村改革又先行一步：1996-1998年間主要採用管理層購買方式基本完成了“鄉鎮企業轉制”。在多數農村，那些老百姓無法監督，因而也難以公平分配的“公產”已經被不明不白地瓜分完畢，只剩下擺在光天化日之下、無法盜竊和隱藏，但卻最便於公平分配的土地，卻一直保持“公有”而不能落實為農民的財產，而客觀為後來提供了以備將來“圈地”之便。同時，1994年開始的分稅制改革強調財政上中央集權但不集責，出現所謂“財權上收，事責下放”的趨勢。一方面上級財政的“汲取能力”迅速擴大，國家得以“錦上添花”強化投資，大城市基礎設施日新月異，另一方面基層教育、醫療等公共品供應出現短缺，尤其以農村為甚，而在維持“事責”的名義下，農民負擔卻日益加重，以至出現“農村真苦，農民真窮，農業真危險”的呼聲。這樣改革初期農民“失去的只是鎖鏈”的情況明顯地逆轉，農民成為新一輪發展中主要的受損者。儘管高層注意到農民問題的嚴重性，並且下了大決心，通過2003年以後的免稅改革減輕了農民負擔，但是方興未艾的“圈地運動”又成為農村緊張的新土壤。

這個時期各種金融工具與虛擬經濟也獲得了空前的發展。國有壟斷加上虛擬經濟金融工具的有效組合，一方面為大批金融-房地產富豪用“批地加貸款，空手套白狼”方式的崛起創造了條件，另一方面使國有壟斷部門進一步疏離公共職能而凸顯其特殊利益，形成“新國有化”與“權貴私有化”左右手聯動的“原始積累流水線”。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秦暉)